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子论文,农民论文,军旅论文,军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疑，“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是一个大主题，很难指望我在这样一篇作家论中把它说得透彻──我只不过是借谈阎连科的小说之机来提出这个重要论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借这个题目为坐标，来给阎连科的军旅小说创作一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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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给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定位？
我认为，衡量一个批评家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他能否及时地给一些相比较而言是重要的或有个性的作家“定位”──不仅仅是一般地荐举他或赏析他的某一部作品，而是毫不含糊而又恰如其分地指出其或在思想上或在艺术上的独特性，指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是他的贡献所在，再在综合指数上，在一定的参照系之中，给定出一个明确的位置。
阎连科就正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早已赢得了一席位置但又始终未得到有说服力的确认因而也就尤其显得亟需予以定位的愈来愈有份量的青年实力派小说家。
说“亟需定位”当然不是就阎连科本人而言，而是从我── 一个军旅批评家的立场来说的。多年来对阎连科创作关注的不足一直被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失职。三年前，我曾在为他的小说集《两程故里》所作的序言《阎连科将会怎样》一文中表达过这种心情，并籍此吁求更多的批评目光，当时我就比较强烈地感到过阎连科的“文运不佳”。其实他在80年代末之前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作品，其中也不乏臻于成熟的上乘之作如《祠堂》、《两程故里》等，这些作品虽然也被一些重要选刊转载过，但依然为当时追新求异的浪潮所湮没。相对传统的表达策略使他不入时髦无疑是他在80年代“背运”的原因之一。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新潮”退去之后，“新人”或“新生代”（特指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或“新写实”又迅速成为了批评界的聚光焦点。阎连科再次被遗漏──阎连科的大体情形就是这个样子，比起那些因一二篇作品就“打响”就“出道”的作家来说，他算得上是够“背时”的一个了。
当然，话再说回来，真正的好作家好作品是不会被埋没的。之所以暂时被埋没（一部文学史证明，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埋没”尔后重放光彩的作品，往往是一些在思想或艺术上过于超前的天才作品，作家生前乃至更长时间的被埋没不乏其例。但那毕竟只是少数“特例”，不在我们谈论的一般情形之内），除了种种外部原因外，总有其自身原因在。80年代的阎连科至少有一条不足，即灵活多变多产有余，厚重稳定精致不足。我在上述的那篇序言中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由于他在选材方面的变动不居，在艺术表达方面满足于轻车熟路而陷入一种惯性制作，在主旨思想方面还缺乏一种总体的构想和明晰的追求，因而还少有具备较强艺术打击力的“拳头产品”，即便像《两程故里》这样的佼佼者也还不能让人怦然心动而难以释怀。严格地讲，或者说换一角度讲，80年代的阎连科还处在“出线”的边缘──似出还未出，未出又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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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进入90年代以后，阎连科笔下的文学气象豁然明朗。
首先是“瑶沟世界”的呈现。
这是由《瑶沟的太阳》、《瑶沟人的梦》等六部系列中篇组成的一个关于北方乡土中国的袖珍艺术世界。而且它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它以一场无情的洪水残酷地卷走了一个十二岁农村少年透明的梦幻为开篇，尔后逐次记录下了主人公在瑶沟的土地上为读书、为爱情、为求职而苦苦挣扎艰辛倍尝的沉重历程，直至二十岁上以无尽的屈辱作为代价换来了当兵这一“光荣”的“逃离瑶沟”的结局作为落幕。在主人公成长心史的周边，漶漫着浸透了土地的瑶沟人的血泪和汗水，而支撑着他和他们流血流汗而又无怨无悔地去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个卑微而渺小的梦想，无情的现实是这样的梦想的无情的破灭。导致悲剧反复上演的是那块土地上生长和积淀了数千年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法的历史和现实，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巨大怪圈，是一个农民心理的阴郁投影。任何个人企图冲决它都几乎是徒劳的和无望的。作家借此表达的惟一愿望是，瑶沟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象征，将随着现代中国的转型而逐步向明天的新生痛苦地蜕变涅槃。它记录了作家情感的储存和依恋,它也传达了作家理性的批判和抉择。瑶沟是阎连科生命的摇篮，也是阎连科“情感的炼狱”（“瑶沟系列中篇”最后组合成长篇出版单行本，书名就叫《情感狱》）。瑶沟系列小说是他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生命体验的感性再现，也是他对乡土中国的富于当代意识的重新关照与认识。
对于瑶沟、对于故土、对于乡村文化既怀恋又诅咒、既眷念又反叛的矛盾心态；既强烈渴望逃离它，而一旦在时空上完成“逃离”之后，在现代都市中漂泊无依之际又不得不在感情上强烈渴望皈依于它，把它当成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祭起在心灵的一隅，借以来对抗物化进程中的压抑与困惑的悖反情结，无疑是阎连科创作瑶沟世界的主要动因。但是，这种矛盾心态和悖反情结又不仅仅是属于阎连科个人的，稍稍拓开视界来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是差不多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从它的开山人物鲁迅、沈从文一直经由解放区文学、人民公社文学、农村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直至当前文坛的所谓“新乡土小说”，几代作家无一不是在这种集体意识或潜意识的驱策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当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但总观起来看，无非是乡土中国在漫长的现代转型中发出的一阵阵时高时低的呻吟、叹息或吼叫。而所谓“新乡土小说”不过是把这种历史激荡的回声反映得更为急切、更为迫近、更为尖锐罢了。此乃时势使然，历史进程的加速使然。
但不管怎么说，阎连科毕竟以瑶沟人的“梦”和“弹唱”，以自己的“故乡的叹息”加入和丰富了“新乡土小说”的合唱，并被视为“领唱”之一而逐渐引起评家的关注。不仅如此，提出“新乡土小说”的人们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可“他们创作中所体现的共同倾向，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就这批作家作品外部风貌来看，颇近似于‘新写实小说’，但方方、池莉、刘震云等大都取材于当代城市生活，他们的作品中也没有那种火热的‘乡土情结’，因而也没有谁把这批文学新人列进“新写实’作家队伍里去以壮大其声势。……他们没有加入‘先锋派’行列，也没有完全站到‘新写实’的旗帜下，而是以表现自己在社会转型期的乡土情思为共同特色，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坛小气候，这就很值得研究”。（见陈继会、董之林、蒋守谦《文学本土意识的一种体现──“新乡土小说”三人谈》，载《作家报》1993年9月4日2版。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新乡土小说”传达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十年的引进、借鉴、摹仿之后，开始了冷静的主动向本土回归的意向。宏观视之，作为欠发达国家的文学发展策略，也许当代拉美文学比当代西方文学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借镜意义：即以立足母语立足本土的创作来对抗发达国家的文化倾斜和包围，以更加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创造来参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并在此一进程中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如此看来，该文的敏感倒是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关于“新乡土小说”的吁请或议论似乎也还没有得到更为广泛的共鸣和认同，或者说它作为一种倾向还没有蔚成大气象；但是，阎连科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进入90年代集中在乡土小说领域中有出色表演的小说“新秀”，无疑已经诱发了读者和评家的多方面的兴趣。阎连科的“火候”到了，他似乎终于成为了部分文坛扫描者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而一束束略有差异的不同“追光”就大致给定了他的基本位置：一个正在稳健崛起的实力派乡土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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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给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定位，只不过是完成了半个阎连科的定位，另外还有甚至是更重要的半个──即阎连科的军旅小说创作，仍然亟需定位。只有把这两半合起来（事实上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加完整、清晰和独特的阎连科。
阎连科进入9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90 、1991两年侧重以瑶沟为基地的乡土小说创作；1992年开始迄今侧重以刻画农民军人系列形象为旨归的军旅小说创作。如果说在“新乡土小说”作家群体中阎连科还仅仅是比较出色的一分子，而且不乏容易与他人的混同之处并因之显得面目模糊的话，那么，在“新军旅作家”（此处特指90年代以后的“新人”）群体中，他就是十分出类拔萃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一员大将了。也即是说，就后者而言，从一个相对收缩因而也就相对单纯的范围来考察，阎连科的身影将显得更加突出和醒豁。这不是为了制造“效果”，而是因为精确的“定位”最需要的常常不是大而无当或大而化之，而恰恰是具体细微的经纬度和坐标系。
下面，我对阎连科的“定位”将界定在特定的军旅文学范畴内进行展开。在这个范畴内，我们将主要面对如下8部中篇──
《中士还乡》《小说月报》91/6；
《从军行》 《莽原》92/3；
《和平雪》 《花城》92/4；
《寻找土地》《小说月报》92/10；
《夏日落》 《小说月报》93/2 ；
《和平寓言》《收获》93/2；
《自由落体祭》 《作家》93/3；
《和平战》 《中国作家》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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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全部近作的意义必须置放在军旅文学运动整体格局的大背景下才可能被充分地显示出来。
背景之一：“军旅文学运动”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后的日渐消解。
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说的是军旅文学作为一种“运动”或者一种集群现象的消解；一方面说的是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形态的淡化。
现在先说第一方面。
如所周知，由于70年代末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导引和南线局部战争的契机，新时期军旅文学迅速启动大呼猛进，在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而又有过短暂辉煌的文学奇观。我曾用“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即“南线”的当代战争，历史战争，和平时期军营）概括此一时期的军旅文学基本格局。此一格局发端于80年代初（以《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和《射天狼》等为标志），形成于80年代中期（以《皖南事变》、《红高梁》等为标志），而由于种种文学和非文学的原因，到80年代末便趋于瓦解。进入90年代以后，虽曾有过种种振兴或突围的努力与苗头（如“特区军旅文学”的倡导，“90方队”的行进等等），但终未能成大气象，或多或少又不可避免地露出了或孤掌难鸣或捉襟见肘或拔苗助长的窘迫与尴尬。遥想当年刘白羽振臂一呼且身体力行反复组织作家代表团赴南疆上前线的雄心与壮举；徐怀中亲率首届文学系的精锐军团集体“冲浪”并宣称“无须等待托尔斯泰”的大气与豪言；还有《昆仑》编辑部的“青年军人首都笔会”、《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长征笔会”，等等，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无坚不摧。一言既出，一军既发，文坛必有震动……俱往矣，军旅文学那种动则“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集群运作方式早已成为了残留在80年代的历史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活动”。
而在另一个方面，“军事文学”（请允许我暂时使用这个提法，这样也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多年来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的存在，它的内涵与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约定俗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它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常常联姻或暗合之际（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改革文学”与改革大潮等），它总能占天时地利而得风气之先。可随着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转轨换型，意识形态语境迅速嬗变为商业化语境，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顽强崛起的“先锋派”和“新写实”都以疏离或淡化主流意识形态为某种表征，并且在文坛逐渐被认可甚至取得某种“主导”位置。所谓“后新时期文学”中潜藏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转换，使军事文学感到了一种失落，一种无所附丽空无所依的惆怅和困惑。军事文学原有的庄严与神圣日益被掏空被消蚀，它终于从一个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个平面上，即还原为一种题材的专门指称──专指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罢了。也正是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我更愿意用“军旅文学”来取代它或区别它（仔细琢磨一下，我个人觉得至少从字面上来看，“军旅”也比“军事”更宽泛、更软性因而也更具有文学意味一些）。在我看来，已有相当多的军旅作家正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所修饰过的“军事文学”，而接纳回归了文学自身的“军旅文学”。这种观念的转换绝非一种文字游戏，大凡明白人都该会一目了然的。只是观念的转换和实践的转换不能互等，它还关涉到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即如何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的文学特质，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问题。作家们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以寻求新的出发基点。有的适应了，肯定也有人将被淘汰。
总之，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组织形态”，一从“观念形态”两方面消解了在80年代建筑起来的军旅文学基本格局（关于军旅文学的“消解”，亦是一个大题目，我将另写专文展开论述，这里只能点到为止。）如今，军旅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镇，都已经是不复存在了。人们与其说是关注它的整体，还莫如说是关注它的个体。而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个体又实在是寥若晨星，尤其是在小说领域里，在严格以反映现实军人为旨归同时又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和质量的小说家当中，我想我大概也只能举出朱苏进和阎连科来了（虽然我也注意到了南有何继青孜孜以求的“特区军人系列”，北有张卫明的最亲佳构《双兔傍地走》、《英雄圈》，等等，但比起朱、阎二位来，或在数量或在影响方面，终要稍逊一筹）。
经过以上也许过于繁复而在我看来却是必不可少的推导之后，我们终于把阎连科推到了当今军旅文学的前台。
然而，阎连科和朱苏进又是截然不同的。虽说他们基本上是同代（同于50年代出生）作家，但成名时间却相去近十年之久（朱氏以1982年的《射天狼》一举成名），个中原因复杂多样，我无意在此进行讨论。但我却愿指出他们在创作路向上的两点不同。其一，朱苏进自80年代末开始“视点上升”──从《绝望中诞生》(1987)、《炮群》(1990)、《金色叶片》(1991)，直到《醉太平》(1993)，聚焦点主要对准团队主官乃至大军区司令等中高层指挥员，为人们展开了一轴军旅文学中的独特画卷。而阎连科似乎和朱苏进打了一个“时间差”，他正好接替了朱苏进前此的“位置”，他将瞄准镜牢牢盯着基层主官连长指导员身上──从《和平雪》、《和平战》到《夏日落》等，莫不如斯（当然，他也有一些描写老兵的作品如《中士还乡》等，但其侧重点就多少有些从军营中逸出了）。对当前军旅文学人物画廊来说，阎连科是一个填充、是一个衔接，是一种承上启下。他“填充”了朱苏进、刘兆林、简嘉们离去以后的“空缺”，他又和比自己更年轻的所谓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陈怀国、石钟山、赵琪、陶纯们作了一个自然的沟通。前者的“视点”早已由基层浮升而去，后者的“视点”却由于自传性的一己化的切入角度，更多的还扎在“底层”（士兵行列中）超拔不出来，阎连科就定点在他们二者之间，既区别了他们，又打通了他们。他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之交，曾经在两代军旅作家之间遗失了自己（如前文所述），如今恰恰在这里找到了自己。
其二，阎连科和朱苏进更加重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朱苏进是所谓职业军人的理想的书写者，而阎连科则是现实的农民军人的代言人。这就涉及到了我在前面提出的为阎连科“定位”的军旅文学整体运动的第二个大背景：即新时期以来“农民军人”主题的深化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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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80年代军旅文学格局的消解对阎连科有“水落石出”的意义，使他逐渐被显示出来了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阎连科的军旅小说创作，才使“农民军人”主题在90年代得到了延续与推进。关于这后一方面，我不妨再略作一点回溯。
我最早注意到的，不是农民军人的形象或主题，而是农民军人的作家──即农民出身的新军旅作家，如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周大新、唐栋、雷铎等等。这是一个活跃的群体，是80年代军旅文坛的“两大主力”之一，它和另一大主力──即出身军门的军旅作家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简嘉等等分庭抗礼，一度呈“双峰并峙，双水分流”之态势，共同支撑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辉煌。正是这种奇特的文学景观吸引了我的研究目光，我从两类作家表层的不同点着手，切入到了“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等深层命题，提出了寻找“合点”──寻找军人与农民之合点，寻找军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合点等说法（参见拙文《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和军事文学的中国化》，载《文艺报》1986年1月15日；《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并从此确定了以“乡土中国”和“农民性”作为我观测与研究当代中国军人和军旅文学的重要理论视角。
显而易见的是，此时此刻的阎连科还没有进入我的关注视野，虽然他作为一个农民军人作家的后起之秀已经初出茅庐，但思想和艺术水准都欠火候，尤其是他还丝毫没有意识到所谓“农民军人”主题以及这个主题对他日后创作的深远意义。此一时期，在农民军人主题的开拓和发展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李存葆、莫言。
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农民就是天然的革命主力军。诚如毛泽东所言，“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农民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巨人的高大形象。在进城以后的岁月里，在如何“反修防修”或防止“李自成式的悲剧”重演的严肃思考中，毛泽东也始终是将“不要脱离人（农）民”作为一个战略措施提出来的。他反复强调广大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甚至将他们驱入“五七干校”或组成“五七大军”，和青年学生一起“上山下乡”，为的是保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一种从“农民革命”到“革命农民”的逻辑推演和思想路线几乎就成了这一个历史时期内革命文艺尤其是“军事文学”的主线──雇农出身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从一个传奇人物一跃而变成一个“高大全”的“神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一个“样板”。新时期之初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其实也并没有触动农民的崇高地位，它在军事文学中的延续只不过是更加“现实主义”而已，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真实感人的准悲剧或悲剧取代了过去严肃的正剧和高调的“颂歌”而已。《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里的郭金泰、彭树奎等，都是农民军人的革命代表。尽管作者也意识到，有些悲剧“不能完全归结于极左路线的重压，也在于他们的无知。……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但是，“嘲讽这些普通可爱的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后记》，昆仑出版社1984年版）于是，弘扬“优根性”，回避“劣根性”，就成了此一阶段塑造农民军人的“原则”和方法，这与其说是作家认识的片面所致，还莫如说是时代的局限使然。
1985年的“寻根”文学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自身，它导致了一次对国民根性的重新审视和对民族文化的重新批判，实则是五四运动的余绪，是鲁迅精神的返照。韩少功诸君笔下的丙崽等人物（《爸爸爸》）和阿Q何其相似乃尔。农民身上的负面开始被频频曝光，农民头上的光环开始日渐暗淡，并从一个巨人的高度降至为一个平面乃至一个凹地，被人们平视乃至俯视。这股思潮波及到军旅文学界，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军人作家，传统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抽空，惶惶然之间既无法给作为农民之子的自我定位，也无法给作为描写对象的农民军人定位，双重的失落就导致了心态的失衡，从一种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迅速滑向了一种自卑、自虐和自嘲。莫言成了此一阶段的代表，《苍蝇·门牙》中的荒唐，《金发婴儿》中的滑稽，无不带有漫画的色彩；大老粗的团长，农民出身的指导员，无不是洋相出尽丢人现眼，和梁三喜、靳开来们形成了一种反差强烈的比照，也和进了城的陈奂生（《陈奂生进城》）与最终没有“进城”的高加林（《人生》）形成了一种呼应或沟通。──赚了钱也罢，读了书也罢，参了军也罢，农民的根性却不能因此而迅速改变。莫言的认识可以说将农民军人的主题往前推进了一步，但也囿于心理的失衡和情绪的偏激，影响了描写的客观、公允与平和。到了80年代末，随着整个当代文学运动的疲软和军旅文学格局的解构，农民军人主题的发展也就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
军旅文学事业在呼唤新人；
农民军人主题在期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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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在《涌动的潜流──近年军旅小说形势分析》（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一文中谈到阎连科时曾经指出：“以着力描绘中原市井文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中篇和悉心探究故土之根的‘瑶沟人’系列中篇而引起广泛注意的阎连科，在研究地域文化背景和把握当代农民心理的两个方面展示了与同代人相比的卓尔不群的优势，加上他的对小说技巧运用的娴熟，如果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切入当代农民军人形象的塑造，肯定会有不同凡响的表演。”──这是当时我对阎连科的一个希望或预言，而这预言又不仅仅是基于对他自身条件的一种分析，同时也是基于对进入90年代以后“农民军人”主题的新的可能性的一种判断。
20世纪末，当代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真正进入“冲刺”阶段，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特色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在农民革命胜利多年以后的今天，恰恰是要以改造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给“农民军人”这一历史主题注入了丰富的现实内涵，或者说它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暗合的对应关系。第一，当代农村青年纷纷以应征入伍作为“逃离土地”的主渠道之一，大批涌入军营，成为了穿上军装的农民。反过来说也一样，由于中国农村的幅员辽阔和相对贫困，当代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仍然在于农民；第二，当代军营作为一座青春之门，一个人生舞台，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军人的中介环节，它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做出“中和”反应，并尽情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冲突、相碰撞、相妥协、相转化的复杂过程。因此，“农民军人”就成了一个双重身份和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成为了一个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具有双向视角的绝佳角度：既可以从乡土和农民的视点来观照当代军人并加深对其理解与把握，又可以从兵营和军人的视点来返观中国乡土的深层结构和当代农民的最新动向（可参见拙文《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新时期的“农民军人”给新时期的军旅文学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前景。
1991夏天，当阎连科从文学系毕业的前夕，我们有过一次长谈。我们谈到了阎连科及整个军旅文学创作的现状与未来，当然，“农民军人”主题是一个谈论的焦点。而且，我们也谈到了“新写实小说”的启示，谈到了刘震云的《新兵连》和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等作品在这方面捷足先登的意义，谈到了阎连科与众不同的雄厚本钱，以及他可能择取的切入角度……今天回想起来，那次交谈大概为阎连科小说创作的“战略转移”提供了一个刺激或契机，事实上，从此至今，阎连科的“主攻方向”开始转变──从乡土（“瑶沟”）突进军营，从农民切入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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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横向（“解构”以后的军旅文学现状）和纵向（“农民军人”主题的历史溯源）两大“背景”的勾勒或两大“经纬”的交织，我想应该可以说是已经大致给出了阎连科在军旅小说创作中的基本“定位”。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这个“定位”上的阎连科究竟为我们贡献出了什么呢？
当然，首先是在数量上颇为庞大的一个“农民军人”的形象谱系，他们如此集中地出现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几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这个谱系中的农民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暧昧的复杂面目。面对他们，传统“军事文学”中惯用的诸如正确／错误、先进／落后、革命／保守之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难以推行，常常使得我们只好和作者一道“悬置判断”，在困惑中陷入更深的思考。这种变化看似平淡实则深刻，并非出自随意和偶然。一方面，它是“农民军人”主题演进到90年代的必然。如前所述，这一主题先是经过了80年代初期李存葆式的热泪盈眶的“颂歌”式书写，后又经过了80年代中期莫言式的心态失衡的“喜剧”式书写，无论是作为对前者“仰视”角度的反弹，还是对后者“俯视”角度的校正，阎连科们冷静而自然地择取了一种“平视”的角度，获得了一种心平气和地回归自我的心态和姿态。也就是说，先前那种被自我放大了的“自豪感”和被自我缩小了的“自卑感”，都被一种清醒而平静地正视自身的坦然而代替，被一种“原来不过如此”和“本来就是如此”的“发现”所平衡和慰籍。于是，那一群群灰头土脸而又聪明狡黠的农家子弟兵们便也带着深重的人生背景和累累伤痕，带着奋斗的决心和对军旅生涯的光明憧憬，满腹心事地走进了阎连科的军旅小说世界。
另一方面，与这种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农民军人自身的变化；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有了农民军人的变化，才有了农民军人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这些农民军人虽然也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但已远远不同于李存葆、莫言笔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军入伍的）那些农民军人，这是一批新时代的农民军人，是处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军人。这个转型期最深刻的表征之一，就是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就是人的种种欲望的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实现，并且得到认可。这种社会思潮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和军营的渗透是潜移默化和强有力的，影响之一就是他们的“入伍动机”变得多少有些“不纯”起来，既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不是随后简单的“保家卫国”、“奉献”、“牺牲”，而是一种藏掖了个人小九九的“公私兼顾”，一种渴望“逃离土地”的人生二度选择。──眼光短浅的，希望以当兵作代价换回一个老婆（《中士还乡》）；志向远大一点的，则企图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再大胆一些的，是幻想自己当了团长，“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这种种愿望或信念当然远不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拿破仑格言的中国翻版，它只是一些来自贫瘠土地上的中国军人对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最朴实的向往。然而此前，它总是要被一种精神万能的超现实的道德律令所压抑所否定，从而变得隐蔽、变得委琐、变得鬼鬼祟祟，一旦暴露出来，不是受到批判便是受到嘲讽，常常导致农民军人的人格分裂或心理病态。（请参阅《自由落体祭》）现在阎连科恰恰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精神，重视与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尊重与理解农民军人对于切身利益的需求和渴望，准确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觉醒的一般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者从来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相反，他们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
当然，帮助阎连科”平视“农民军人”也罢，“理解”农民军人也罢，其中重要的因素决不仅止于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有更关键的一条，即阎连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军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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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读过“瑶沟人”系列中篇的话，我们也许还记得，那里面的主人公“我”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还是逃离了瑶沟，而逃离的出路就是“参军去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不防想象，阎连科的“农民军人”系列中篇就是他的“瑶沟人”系列的“续篇”，其中的中士、排长、连长和指导员们不过是“我”的一个又一个“化身”，在这里面虽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写的却正是阎连科自己的心灵轨迹和情感历程，这是一部部隐藏了“我”的“自传小说”。
再换一角度看，又可以说，阎连科的“农民军人”小说主人公仍然是农民，是那个瑶沟人“我”的长大而已，只不过是穿上了一身军装，活动在军营罢了。他的着眼点仍然在于农民。如此一来，他无形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写军营而不囿于军营，写军人而实则解剖农民乃至国民性。以此观之，还可以说，阎连科其实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农民军人咏叹调，加入到了现代以降以鲁迅为开山的“乡土文学”大合唱之中。换言之，阎连科的农民军人小说正是当代新乡土文学的别一分支，抑或是某种补充。
人所共知，在一个有着深厚的农业文明传统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往往只有乡土文学最能本质和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兴衰和民族的衍变，只有农民形象最能集中和准确地折射出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之火花。因此，自从鲁迅先生以《阿Q正传》等系列作品身体力行倡导乡土文学以来，它经过了解放区作家、“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代代接力，在大半个世纪的文学长河中始终是浪浪相推、生生不息。如今阎连科卷入其中，击溅出的浪花也许还不够壮观，不够璀灿，但是多少是带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色彩的，这“特色”首先还不在于他主要描写的是一批穿着军装的农民，而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是一滴从中原大地深处流出来的水珠。
纵览五四以降蔚为大观的乡土作家群，真正出身农民并从农民转而成为作家的又有几人？“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只不过是客居他乡暂时地当过几年农民自不待言，即如五四时期的一代开山巨匠鲁迅、茅盾，以及后来的沈从文、路翎诸君，不是官宦人家，就是小康子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知识者本来大半出身于小康温饱之家，即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儿女们……五四一代尽管高喊‘劳工神圣’，赞美人力车夫，但最终仍然是坐了上去，‘拉到内务部西’”（胡适《尝试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以此观之，阎连科可算得是这支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个特例。“农民作家”和“非农民作家”有什么区别吗？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我这里只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明──如果说农民是一个“病人”，那么，非农民作家就是“大夫”，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看病人，冷静诊断，从容下药，并开出处方或诊断书；而农民作家则不然，他兼有双重身份，既是病人又是大夫，他自己给自己诊断，如果要开诊断书，他就是把自己撕开来给人看，还有谁能比他自己更清楚他的痛苦和悲哀吗？就像阎连科借他的作品主人公所说：“你不是农民，你就不知道农民心里想的啥”（《夏日落》）。
再具体一点来说，“精神还乡”几乎成了一个或深或浅地郁结在所有乡土作家心隅中的核心情结。无论是祖居乡村后来走入都市的五四一代，还是落难乡村最终又返回都市的“右派”和“知青”，他们总是把故土或乡村当成对抗都市文明和物化进程的一个“精神家园”，一条浸润着美好的青春情感的记忆之河，常常在精神上、在情感中去思念它，去咀嚼它、去诗化它，把它视为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乌托邦。即使是冷静如铁，意在“疗救”的鲁迅，写起和雇工的儿子闰土去看瓜的场景，也是眼中生情笔底生花，捧出了一个月色如银沙滩似金的童话世界；就更遑论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荷花淀”，古华的“芙蓉镇”，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和史铁生的“清平湾”了……“他们渴望返乡却又事实上不曾返乡，于是不断唱着村歌，诉着乡愁，时时在‘精神还乡’。……他们痛苦而又幸福。因为，既不是粘滞于乡土过于守成的‘农民’，又不是耽于安乐过于短视的‘市民’，这种特异的相对自由的文化存在方式，使他们得以超越世俗的精神制约，自由地起飞歌唱，为乡土，为都市，为未来，吟咏‘醒世’之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陈继会：《永恒的诱惑：李佩甫小说乡土情结》，载《文学评论》93/5）。
与他们重在精神层面审美地重塑乡村有着显著差异的是，阎连科重在物质层面“审丑”地直面乡村。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局限所在。因为他还是“粘滞于乡土的农民”，还不能“超越世俗的精神制约”。尽管他已经从军十五年，但二十年“瑶沟”生活的悲惨记忆已刻骨铭心，每回忆一段都无异于走过一段“情感的炼狱”之路，那里几乎没有什么美好的人生的或情感的“风景”值得眷恋。这是一种农民式的世俗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他更注重形而下的生存环境，存在决定意识，“饱暖”然后“思”其他。在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那里，对故乡的记忆或回想，常常并不是一种情感的小憩或精神的皈依，恰恰相反，它总是一种现实的鞭策和人生的警醒：千万不要再回到那里去，你逃离得越远、越干净、越彻底越好。正是有了故乡的现实作为参照，才更加激发出他们在部队腾跃拼搏向上“爬”的决心与动力。于是，战士便想入党、立功、提干，干部便想从排到连、从连到营，目的都只有一个，逃离故乡，逃离土地。这是一种痛若的“张力”，你思念它，结果是你必须更加远离它。为了它，或者说是为了远离它，他们身上的农民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坚韧不拔、智慧聪颖的一面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当他们的个人设计和工作需要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和平雪》中的祁连长、杨指导员和苗副连长，面临年终的评比、提拔之机，“各自想拳经”，但又统一在争先进党支部这一点上，于是，群策群力，主动请战，顶风冒雪“扒阅兵台”，并或明或暗地以提升以入党以表彰为许愿为刺激，把全连上下协调一致，鼓动得嗷嗷直叫，终于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大家都各有所获如愿以偿。然而一旦遇到了与此相反的情形，他们身上农民性的另一面──短视狭隘、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冷酷残忍、委琐卑下的品质也将暴露无遗。《夏日落》开篇那声自杀的枪响，猝然将赵连长和高指导员对个人及连队美妙前景的想象击成粉碎，由此拉开了一场互相诿过、互相算计、互相攻讦的人性悲剧，读来也是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农民军人身上的种种根性就是一柄这样的“双刃剑”，锋利无比也危险无比，因此常常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引起我们兴味的是，农民军人身上的一切优长劣短对于阎连科来说都如同己出，否则，他便不能写得这样地道准确，这样精微传神，这样匪夷所思；他也不能如此深切地了解、理解他们，尊重、宽容他们，乃至爱他们和恨他们。当然，这种“恨”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恨。恨的背后还是一个爱，爱之愈切，恨之愈深。他恨农民军人们身上暴露出来的人生的一般弱点，但他更恨他们总是以农民的心计、手段、方略和思维而企图去战胜对手（通常也是农民），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或自伤，最终被“农民”所击倒。农民即便成为军人或军官也总是不能战胜自身的结局，无疑地使阎连科很气恼、很困惑、也很痛苦。往往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情不自禁也极不情愿地想起“乡土”，不得不“中士还乡”，或去“寻找土地”。但这种“还乡”或“寻找”并不是一般乡土文学意义上的去返回一个精神的“憩园”，去寻找一首乡村的牧歌来慰籍受伤的心灵。而是在那深厚的土壤中有千年淤积下来的农民“无意识”或“集体意识”，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乡风民情和礼仪风范，他要去寻求一种传统的道德评价尺度，用以来匡正或批判农民军人们为了逃离土地而不择手段地采用的种种行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批判的力量常常连阎连科自己也难以置信──《中士还乡》中的田旗旗恪守乡村道德放弃立功提干“无功而返”（乡）之后，不是连亲人们都鄙视他吗？《寻找土地》中那个同样无缘建功立业的灵魂回到故乡之后不是连区区骨灰的立锥之地都难以找到吗？道德批判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他们的肉体或精神还乡之后的境遇只会比在部队上或参军前更为窘迫更为尴尬。当兵又“爬”不上去（或不屑不忍“踩着什么”往上爬），“还乡”就更是前途暗淡，那么怎么办呢？阎连科深感迷惘。于是，在他最近的新作《和平战》中，警卫连长郁其林在确诊为癌症的生命晚期，生活的热情全部冷却之后却按理想的道德将一个军人、一个情人、一个丈夫的行为做到完美的极致。尔后，再申请休假回到故乡山村，准备在那里平静地等待生命之火的熄灭，叶落而归根。这是一曲农民军人人生奋斗的挽歌，也是一曲乡村文明与传统道德的挽歌。阎连科为郁其林选择了死亡也就是选择了解脱，郁其林魂归故土才得到了彻底的安宁。他既不想再为“逃离土地”而挣扎，也不想再回到土地上来挣扎，那就只好升入天国吧，让生命和精神都从土地和苦难中永远地超度出来。（与此同时发表在今年第4期《收获》上的非农民军人题材中篇《天宫图》写人生阴阳二界的对比，而极写阴间之平和与安逸，是否也隐隐传达了阎连科此间的某一种悲观情绪？）阎连科是否太悲观了？是呵，两年前他就已经对乡土和农民的局限与怪圈，表示出了一种深刻蚀骨的无奈──
我们谁都想从那泥潭走出来……朝着我们向往的粉红色的境界走过去，洒脱地走过去……可是，我们始终还是走不出那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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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的“无奈”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症结，即幅员辽阔的广大农民和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如何完成他们的现代转型。尽管沿海开放地区和少数都市正在谋求与国际接轨，但更广大的僻远闭塞的农民的土地才是真正滞后或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阎连科的农民军人系列小说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通过对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状况的写真，观测到了当代农民走向明天的复杂而痛苦的转化与蜕变过程。至于作家个人认识的局限，也是当前整个社会认识的局限，理论的总结总是有待于实践的发展，何况目前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别指望谁能开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可资指南的百科全书。
但是，如果从一个文化批判者或哲学家或大作家的高度来要求阎连科，我们又会企望更多，并且很快发现，他的长处在这里变成了短处──即过于农民化，过于“将心比心”，过于“粘滞于土地”而不能飞腾起来。这“不能飞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不能飞腾，由于与农民贴得太近，缺乏距离感，缺乏一种非农民文化与思维的比较和参照，因此只能“平视”农民，虽然有了真情、真实与真切，但还不能超越农民，获得一种富于当代色彩的主体意识与历史高度，像鲁迅一样放出一种犀利、透彻、入木三分的批判眼光，击中要害，警醒国民，从而成就大家之风范。二是审美的不能飞腾，由于在“泥潭”中陷得太深难以自拔，被一种过于深重的苦难意识所缠夹，从而自悲自怜，甚至失去了反抗、挣扎和“逃离”的勇气，放弃了对生活的执著、爱心和憧憬（就如前文分析到的《和平战》、《天宫图》中所泄漏的那种情绪），因此也就难以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在苦难中寻觅诗意，像沈从文先生那样以博大的爱心将一个莽荡多灾的湘西点化成一个绚烂奇谲的诗画世界，达到钱钟书所谓“写忧而造艺”的化境。极而言之，思想和艺术的“比翼双飞”，应该是阎连科下一步小说创作所努力的目标，无论是他写农民，写农民军人，或写别的什么人，都是一样。
前面，我曾以阎连科和农民或农民军人的“浑然一体”作为论点，并简单论述了由此所带来的他的特色、优势或与众不同；现在，我又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了他由此所形成的局限所在。这种论述是矛盾的，然而又是毫不奇怪的，“特长即特短”，从来如此。最后我要特别提醒他的是，警惕优势的蒙蔽或者说力戒优势的负效应，从现在起，就要和他的书写对象──譬如说农民军人罢──拉开距离，拉开一段审视的和审美的距离，从一种农民化的单一、单向的角度和思维，变成多元多向多层的角度和思维，对农民军人进行全新全方位的观照与重塑。舍此，阎连科将难以脱出现有窠臼而步入更加雄沉阔大的艺术新境界。
给阎连科全方位“定位”之余，我忽然想起三年前我对“阎连科将会怎样”的回答──“大器晚成，其时虽晚，其器却大者也！”如今其时未晚，连科的气象却颇大矣。作为今日中国军旅小说界的一员大将，阎连科任重道远。
1994年夏秋之交于京西黑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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