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评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行政论文,唐西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的西州，从贞观十四年(640)设立，到贞元十一年(795)被吐蕃占领，存在了150多年时间。虽然西州存在的时间不太长，没有与唐朝共始终，但西州存在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比唐朝其他任何地方所提供的历史资料都丰富得多。这些资料，目前统称为“吐鲁番出土资料”，主要包括出土文书和墓志等。利用这些资料，学术界在唐代的土地制度、军事制度和人口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大有进步。唐代前期的地方制度，传世史籍虽有简略的介绍，但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吐鲁番资料这方面的内容，则是空前丰富的。遗憾的是，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比较薄弱。李方的大作《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充分利用这些新的出土材料，结合传世的史籍文献，深入进行研究，成为今天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吐鲁番有关唐代地方制度的历史资料虽然十分丰富，但由于这些材料当年作为废弃的官府文书制成葬具，或剪成鞋样，或裁成帽状，埋葬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个古墓群中，文书的残片断字太多，真正利用这些资料，首先有一个艰难的识读过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土的官府文书，都是当时行用的原始实物，文书的格式、简称、略语、习惯用法等等，对于今人而言，都是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于是，构成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的制度，但不明白当时的制度就很难阅读这些资料；大家都知道吐鲁番文书中蕴藏着重要的地方制度资料，但阅读的艰难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李方却知难而上，于是有了《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的出版。
李方很早就开始了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她本科时就学于武汉大学，而武汉大学历史系是研究吐鲁番文书的中心，这种教育背景是不容忽视的。工作以后，她曾出版《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虽然属于古籍整理类，但由于此书乃整理研究近七十种敦煌、吐鲁番文献而成，因此，实际上也涉及到古文书的识读工作。她参加过唐代出土墓志的整理工作，对于别字、俗字等也有学术上的训练。她又主持过《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的编撰工作，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全面系统整理，更奠定了后来研究的基础。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是李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在博士论文之前，她已经有了许多相关研究，特别是一组西州官吏的系统考证论文，赢得了学界的公认和好评，甚至成了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李方已经成为最熟悉吐鲁番文书的学者之一，尤其是西州部分的吐鲁番文书。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共有五章：第一章是西州都督府（州）县司机构；第二章是西州上佐、参军的职掌；第三章是西州官吏的兼摄及升迁；第四章是西州官府的运作及相关制度；第五章是西州的少数民族部落及其相关问题。这些章节利用新资料，或者推陈出新，或者另辟蹊径，不仅注意讨论官制中的具体问题，而且重视体制的整体运作；不仅注重西州地方的特殊性，而且注意与唐朝地方制度的总体关系。因此，《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虽然讨论的核心是西州地方行政体制，但实际上对于唐朝特别是唐前期的地方制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西州地方与内地相似的有关制度，这部专著提供了目前唯一系统的论证。
贞观十四年(640)，唐朝灭高昌王国设立西州，同时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后来，安西都护府迁移到龟兹（今库车），中间又有几次回迁。安西都护府的军事职能很明确，那么它与西州是什么关系呢？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当安西都护府驻地西州时，西州不再设都督府，而降格为西州。李方不同意这种看法，并提供了足够的资料，证明西州从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以后，就一直是都督州。唐朝地方建制最重要的是州、县两级制。州一级以长官名称区别，可以分为都督州与刺史州。都督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如果都督（动词）多州，则长官都督（名词）同时担任首府州的刺史，而其他一般州的长官只是刺史。在特殊地区，虽然只都督一州，也是都督州。长官的名称既可以称为都督，也可以称为刺史。而这样一来，容易造成与一般刺史州长官的混淆。李方辨明资料，确证西州为都督州。
利用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共同考证历史，是历史学的二重证据法。但是，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记载有时会有出入或矛盾，这是历史考证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传世的典籍记载，唐代的县级机构中，除京县、畿县之外，一般只有二曹，即户曹和法曹。但在西州的资料中，李方经过认真考证，发现除了户曹和法曹之外，还有兵曹，这就超出了历史文献的记载。于是，联系到学界曾经讨论过的敦煌县是否存在司兵的问题，大谷文书2840号表明，敦煌县是有一个司兵机构的，但学者多不认可。从吐鲁番到敦煌，都出现了县级司兵，李方因此肯定新资料的价值，指出县级设立司兵，在唐代并不是偶然现象，不能因为传世史籍没有记载就否认出土史料的意义。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县级机构的新认识，而且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新启示。
当然，吐鲁番出土地资料并非都与传世史籍的记载相冲突。李方指出，比如州上佐（长史、司马和别驾）这一职务，根据《唐六典》等文献的记载，其主要职掌是辅佐州长官纪纲众务，具体责任是充当朝集使入京奏计，在处理文书时充当通判官。这些在吐鲁番出土资料中都有证明。再比如别驾，史籍记载通常由皇族担任，而且多不赴任。吐鲁番文书中，别驾确实少于长史和司马，与史籍记载相吻合。这些都反映出西州在制度上与内地一般州总体上是一致的，西州的资料可以证明内地相同的问题。另外，西州属于边州，又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问题在上佐的职掌上也充分地反映出来。比如，长史的具体职掌，在西州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是负责民族事务，负责差兵，甚至判县事。而司马，掌兵员配置，专知仓库，判勾官等。中原地方的上佐是闲散冗官，西州的上佐工作却很繁忙。
这一类问题，当然不仅表现在西州上佐的职掌问题上，参军的职掌也一样。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参军的职掌主要是“出使、检校及引导之事”。李方通过吐鲁番出土资料，为理解这个记载提供了翔实的证明。比如她指出，参军检校就是兼任其他职务，西州参军不仅检校勾官、检校功曹、检校仓曹、检校户曹、检校兵曹，而且还检校仓督等职事。而在中原，传世文献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参军事多是休闲无事，在西州，参军却很繁忙。新出考古资料，提供了更丰富的证明，经过李方的论证，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唐代地方体制的认识，或者有助于我们对传世资料的认识，或者提升了我们的认识，至少不会再局限于传世文献的记载。
设官分职，在政务分工的基础上设立官职，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这是我们对官制甚至政治制度的通常想法。我们了解的中央集权体制，更把这个行政原则推广到各个地方，以至于地方与中央的机构往往对应存在。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会出现粗疏的过错，因为在地方上，官吏之间的兼摄十分多样化，如果完全按照官吏的名称去理解他的日常工作，可能完全不着边际。是李方对唐代西州的具体研究，纠正了我们过于简略的印象。李方研究西州的兼摄官，分成参军检校、差遣官、摄官、一般代理等四种类型，同时指出西州兼摄官的特点就是临时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原来制度的因素，如参军检校本来就是制度的规定，说明制度之中原本就存在地方官员的兼摄基础；又有盛唐以后新情况的因素，即差遣官系统的发展；还有西州独特的地方因素，即边疆地区阙官多，战事多，官员之间互相兼职，有不得已的理由。
西州因为资料相对丰富，李方把西州当作了解唐代地方体制的一只解剖的麻雀，所有的论题既有西州特色但又不局限于西州。地方官员的升迁，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唐代，对于官员的任命和升迁，有一定的回避制度，但是吐鲁番出土的资料却显示，这种回避制度是很有限的，因为西州更多的地方官员都是就地升迁的，对此，李方搜集了大量证据，并进而区分出两种类型，一是胥吏升为判官，一是品官升为高级官。一般官员如此，高级官员也如此。比如最高的地方长官西州都督，裴行俭就是先当西州都督府长史后来升为西州都督的。文官如此，武官也如此。为什么会是这样，李方不仅提供了资料，而且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方面“与唐前期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同时“与西州地处边疆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一部著作因为涉及到太多的资料，在具体资料的理解上难免有仁智之见。论证过程中，资料的取舍问题也会因人而异。但是，这些对于这样一部建树甚多的学术著作而言，都不是必须举证的问题。
李方研究西州行政体制，是把西州作为唐朝前期地方制度的一个特例来进行分析的，所有章节的基本思路都是如此，给我们的启发也是如此。通过阅读，我们不仅了解了西州的具体问题，透过西州，更了解到唐代前期地方体制的基本状况和差异。这里，不必再把这部著作的各个章节都一一介绍，因为每一章节的学术价值都是很高的：既有新资料，又有新问题，更有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