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条件下并购政策效应的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国际竞争论文,效应论文,模型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37(2004)02-0044-04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在逐步提高。自2002年11月起，《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相继出台，我国对外资在华并购限制逐步放松，规范和鼓励外资并购的政策基本完备。那么，在我国企业直接面对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应该如何看待企业的（跨国）并购呢？对（跨国）并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规制政策呢？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关涛、胡浩以两国模型讨论了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并购政策的福利效应。[1]在这个模型中，出口国家的企业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比在自给自足条件下会具有更为强烈的并购动机。此外，如果说在自给自足条件下并购往往会降低出口国家的社会福利，那么，只要出口企业出售的产品并不是高度差异化的，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并购会提高社会福利。如果产品是同质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就会变得很激烈，利润由此会降低。在此基础上，笔者假定有第二个出口国，并且假定进口国的贸易政策是沉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各方的利润而在一个出口国发生的并购会对另一个出口国的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搭便车效应）。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企业自由竞争而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发生并购的时候，这种搭便车效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个国家的福利都会提高。这样，正如进口国会提升关税由此带来威胁一样，国外竞争的出现实际上对出口国的并购政策构成了有力限制。
二、模型的构建
考察三个国家中的一个处于寡占市场状态的行业，在其中企业出售不同的产品。在两个出口国家，有一个行业是由两个对称性的异质产品构成，每种产品由一个单独的企业来生产。进口国家不生产任何产品。对于各自生产的产品，各个企业具有垄断技术。同时，忽略掉规模经济效应并假定每个厂商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相同。基于相同的原因，笔者假定对于企业来说并购并不能导致成本的降低。同其他的关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的文献一样，我们也假定市场是相互分割的，这样企业就可以对不同的市场进行独立的决策。
这个模型是有三个国家参与的均衡模型。国家用K来表示，其中K=H（本国），F（外国），I（进口国）。除了没有产出发生的进口国家之外，一个国家用市场的大小和需求来衡量。每个出口国家均有一个行业，该行业中又由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两个厂商组成。企业用i表示，其中i=1,2,3,4并且每个企业都具有它们所生产的这个型号的产品的专有技术。每个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为定值（c≥0）。
根据Shubik[2]的论述，对于每个市场笔者均采用如下的需求函数：
其中
、是企业i所定的价格。
是它的销售量，而N代表市场上的企业数量。参数γ≥0是对产品间可替代性的一种度量。当γ接近0时，产品是不可替代的。当r为无穷大时，产品之间是完全可替代的（注意到任何两个产品之间的差异化程度都是相同的，当企业只有一个的时候，所谓的界限γ将要突破）。
由于市场是分割的，企业在一个市场中的决策不会影响它们在其他市场中的决策。在每个市场中，每个企业都在其他企业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价格以达到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出一个企业的反应函数：
由于企业生产同类差异化产品，可以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均衡，在此均衡中，每个企业选择相同的
价格
。故有：
三、国际竞争条件下并购政策的福利分析
假定本国企业同外国企业在第三国市场上进行竞争，拟分析两阶段的博弈，其中两个出口国的企业决定在第一阶段是否进行并购然后在价格上进行竞争。笔者假定进口国的贸易政策持一种沉默的态度。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可能出现四种市场结构：(1)有两个国家的企业参与的跨国双寡头垄断(D);(2)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参与的跨国三寡头垄断(HM);(3)只有一个外国企业参与的跨国三寡头垄断(FM);(4)没有并购者参与的跨国寡头垄断(O)（这就是当下的情况）。
1.贸易自由和国外竞争条件下的并购政策的福利分析
正如Stigler[3]首先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寡占市场中，一部分企业之间的并购产生了一个对其他企业来说的正的外部性，因为并购所带来的价格上升对所有的企业都有利。在模型中，当市场结构从O转变为FM或者从HM转变到D的时候，搭便车效应就产生了。在模型中这种搭便车效应在本质上是国际层面的，而这一事实本身有着意义非常的政策内涵。
为了很好的表述这个模型的均衡，需要对两个特定的情况进行考察。一种情况是没有企业发生并购，另一种情况则相反。我们要分别对在这两种情景下的企业对并购的积极性进行探讨。首先，考察市场结构从O型转变成FM型的情况。当外国企业发生并购，他们会将价格的竞争内部化。在价格竞争阶段的反应函数如下所示：
其中i代表外国企业，而j=1,2代表国内企业，相应地：
其中
代表本国的其他企业。由于反应函数的斜率为正，当外国企业发生并购的时候本国企业所确定的价格也会上升，当上升幅度低于并购后的外国企业所确定价格的上升幅度（比如，本国企业反应函数的斜率大于1）。在均衡的条件下，外国并购企业会索要一个比本国竞争企业更高的价格：
国外的并购对国外的企业有利，同时对于本国的企业也产生了一个正的外部效应。令
分别代表在跨国三寡头垄断情况下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进口国市场上从并购中（外国企业并购）获得的收益。同时，令
代表在单寡头垄断情况下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从并购中所获得的收益之和，这种单寡头的市场结构是没有并购发生时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状况。正如Deneckere & Davidson[4]所指出的，并购所产生搭便车效应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参与并购的企业的获益超过了参与并购的企业的获益：
。
当市场结构从HM转变到D的时候，可以应用于类似的分析。两种搭便车效应的大小可以量化，这个数量正是在市场结构从O转变到FM或者是从HM转变到D的时候没有参与并购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增加量。就是：
换句话说，伴随着市场更加集中，搭便车效应变得更大。
由于在模型中一个并购总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如果对并购没有政策限制，两个国家的企业将会发生并购。这些并购会引起什么样的福利效应呢？在不同市场结构中本国的福利效应如下（由于是对称的，相似的结果可适用于外国）：
上式展示了搭便车效应的情况：当国外企业发生并购而本国企业不发生并购的时候，本国的福利效应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本国的企业从出口利润的上升中获利，而本国消费者相对于市场结构O来说并没有从价格的上升中遭受特别大的福利损失。与寡头垄断相比，双寡头垄断对总福利的负面影响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反竞争的效果，同时还因为它产生了搭便车的效果：如果国外的企业已经发生并购，国内并购将会使得企业的利润大幅增加而消费者剩余大幅减少。最后，HM的市场结构会给消费者带来高的价格，同时把由于高度集中而带来的大量利润拱手让给外国企业。
为了使上述关于福利变化的内在含义得到更为充分的阐述，笔者假定公司之间的任何并购都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于是在均衡状态中，两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允许国内并购，而只要其中一个国家批准了国内并购，另一个国家必然从中获利。当然，如果一个政府相对于消费者剩余来说赋予企业的利润以更大的权重，有可能会对国内并购持许可态度。但有趣的是，这样的并购会为自己的出口竞争国带来更大的收益。
由于并购政策在不同的国家里都是对称的，所以有必要追问一个国家内并购的福利损失如何会依赖另外一个国家的政策容忍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分别计算在两种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并购给该国带来的福利损失；一种情况是外国企业处于竞争状态，另一种情况是外国企业已经发生了并购。很容易看出：力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两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允许本地企业发生并购。进一步说，只要γ＞9.27，出口竞争国的并购会使本国的福利损失上升。
如果允许跨国并购，将出现什么情况呢？首先，从世界福利的观点来看（或者说从福利的观点来看），参与并购的双方是否来自一个国家并不是最要紧的。在模型中，并购总是降低世界福利。所以惟一关键的问题是两个出口国对于跨国并购究竟持什么态度。这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力求福利最大化的两个国家的政府将会允许跨国并购。
跨国并购使两个出口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每个国家的企业都从搭便车效应中获益，而每个国内市场的竞争水平相对于没有并购的状态来说并没有降低。因此，跨国并购使每个国家都从世界市场的竞争减少中获益，但同时又没有造成本国市场的竞争减少从而遭受损失。当然，相对于自由竞争而言，跨国并购使进口国受损并减少了世界总福利。
2.国际竞争条件下针对并购行为的最优贸易政策
为了完成分析，现在去掉进口国不采用贸易政策的假设，而设定当外国企业决定并购以后允许进口国对之征收一定的类似于抽租的关税。在市场结构既定的情况下，进口国要解决以下问题：
令
代表当市场结构为z(z=O,HM,FM,D)时的最优关税。很容易看出，当市场结构变得更为集中的时候
，进口国的最优关税会上升。换句话说，出口国采用宽松的关税政策意味着进口国将采用严格的贸易政策。这一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出口国的并购行为对于另外一个出口国产生两种相互冲突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由于每个并购企业产品的价格的上升产生的正的效应即搭便车效应；第二个结果是由于进口国的反应所引起的负效应，就是进口国征收的关税的增加提高了所有出口国（参与并购的和未参与并购的）的出口成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没有参与并购的企业在有外生性的关税（进口国征收的）存在情况下是否能够从它的竞争对手的并购行为中获益实际上取决于产品的差异化程度。
上述结果表明，尽管关税因素的存在会使得并购中的搭便车效应不断减弱，但这种搭便车效应对绝大多数参数的影响依然为正。只有当产品几乎完全不相关的时候，关税增加所带来的负的成本效应才会超过并购所带来的正的价格效应。即便是最优关税率随着市场的集中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在完全分散化的市场结构中进口国仍可以获得最大福利，而在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则福利最小：
最终，世界福利将按照预期的顺序而排列：
市场集中程度的增加降低了社会福利，这部分是由于价格的上升，部分是由于关税的增加。
四、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模型可以看到并购所引起的出口竞争对手之间的国际溢出效应。事实上，这种正的溢出效应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并购会给没有参与并购的企业带来巨大收益，从而使得力求福利最大化的政府默认跨国并购，尽管这个政府同时强烈反对国内并购。最后，国际竞争的存在对一个国家企图采用以邻为壑政策构成有力限制，因为此时搭便车效应的存在会使国内并购的好处耗费殆尽。
Dixit[5]指出，外国竞争的存在会使本国的反托拉斯政策失去意义。然而，在我们的框架里，正是并购所带来的搭便车效应（在有国外竞争存在的条件下）使国内并购变得无利可图。而一个进口国的关税实际上产生了这样一个机制：一个出口国内发生的并购可以影响另外一个出口国的竞争对手。其原因在于进口国关税的增加提高了所有企业的出口成本。因此，当进口国征收的关税作为外生变量存在的时候，一个国家内发生的并购会对没有参与并购的企业产生正的价格效应和负的成本效应。而当产品是高度差异化的时候，负的成本效应会超过正的价格效应。
本文探讨了贸易政策和并购政策之间的国际层面的关联，尽管没有将并购政策通过模型进行精确的说明，但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为政府并购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指向。在我国，由于有关（跨国）并购的规制体系仍然不健全，因此，本文的结论可以为我国（跨国）并购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