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的政治风格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试论论文,风格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现代中国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以鲜明而独特的风格，在群星灿烂的政治家星空中大放异彩，光芒四射。本文试图探讨周恩来政治风格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因，并对其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的政治活动，他的政治风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实际、审慎务实。 这是周恩来政治风格的思想基础。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种正确路线指导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积极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过程中，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周恩来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其注重实际、审慎务实的政治风格，这里似乎无须加以具体阐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由于种种原因而偏离或根本脱离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周恩来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制约，但他的注重实际、审慎务实的风格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来。
1927年底至1928年初，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当时的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制定了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不少地方党组织，为了贯彻中央的总策略，出现了不顾主客观条件而盲目暴动的倾向。周恩来当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本身就是错误的，但他注重实际，认识到许多地方并不具备暴动的条件，主张对暴动采取审慎务实的态度。为此，他在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中，不仅注意纠正和制止一些不切实际的、冒险的暴动计划，还力图引导党内同志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暴动。周恩来指出：“暴动这一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31页。）强调只有在党组织领导下，群众斗争发展到激烈形式，“客观主观的条件逐渐齐备”（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35页。），然后才能发展成为暴动局面。而“暴动的时期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36页。）。如果“斗争还没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33页。）。他反复强调“不应每次都将暴动列为第一议事日程”（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 ），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33页。），而应迅速恢复或建立党的组织，艰苦细致地发动群众斗争。
在革命开始复兴的有利形势刺激下，在共产国际“左”倾指导影响下，从1929年春开始，党内“左”倾思想逐渐抬头，到1929年秋冬，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内一部分同志身上，已经相当严重了。1930年3 月周恩来离国赴苏后，“左”倾思想恶性膨胀，终于形成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尽管周恩来当时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以“反右倾”为中心的“左”倾指导思想，也未完全从党内“左”倾急性病中摆脱出来，但他注重实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在采取行动时特别审慎务实。如周恩来并未完全照搬共产国际指示，一味地反左，他两次提出“在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左倾盲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72页。）。1929年秋冬，周恩来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是否组织暴动问题上，与李立三多次发生争论。他认为中国已有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反对李立三关于布置夺取一二省胜利的武装暴动的主张。1930年春，李立三提出要搞南京暴动，遭到周恩来的反对。经中央讨论和研究，认为暴动条件不成熟，否定和制止了南京暴动。周恩来离国后，李立三把其“左”倾冒险主义付诸实施，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这种不顾一切的蛮干是周恩来所不能接受的，他虽远在国外，立刻站到反对立三路线方面去。
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周恩来主要从事当时最为紧张的军事斗争。虽然他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认识进而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他注重实际，审慎务实，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以进攻路线为特征的“左”倾军事战略有所抵制和抗争。在攻打赣州问题上，1932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接触实际后，不再赞成一味集中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为此，他致电临时中央，明确提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在第四次围剿中，周恩来与朱德等主张在运动中歼敌，多次建议避免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坚城，但均遭拒绝。于是，他迫不得已率军进围南丰，然而他并未一味强攻，而是在强攻受挫后，随即改为佯攻，调动敌军增援，抓住战机，取得了两次伏击战的胜利，粉碎了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不赞成分兵抵御、处处设防，反对以阵地战和堡垒战与敌人硬拼，为此他与李德争论多次。中央红军长征后，特别是湘江之战后，周恩来更加自觉地抵制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战略。从通道转兵时，他就基本上站到反对“左”倾军事战略的毛泽东一边。
此外，周恩来的注重实际、审慎务实的风格，在1956年“反冒进”中得到发充分体现，后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本脱离了中国实际的文化大革命中，仍在相当程度上顽强而艰难地表现出来，这里不拟作具体阐述。
由上可知，注重实际、审慎务实，是周恩来一贯的风格。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核心领导人也具有注重实际，审慎务实的特点，但象周恩来那样长期一贯保持这一特点的并不多，如毛泽东晚年就明显脱离了现实。这既与周恩来在成绩和胜利面前从不骄傲自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有关，也与他长期负责具体执行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统揽全局，总理一切具体事务。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发挥重要而独特作用而形成的政治风格
国外有人评论说，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在政策决定之前他是顾问，在政策制定之后，他又是政策执行人。”（注：（英）威尔逊：《周恩来传》，封长虹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304页。）的确如此，周恩来集宏伟远大的战略眼光和精明卓越的组织才能于一身，他既能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参与制定政策和作出重大决策，又能全面地执行政策和组织实施决策。如果说，在中共领导集体中，周恩来在制定政策和进行重大决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往往并非决定性的，那么，他在执行政策方面则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从他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层后，就一直担负着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总执行人。他统揽全局、总理一切具体事务，在中共领导集体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他统揽全局，而不象有些领导人只主管某一领域的事务。但他统揽全局是就执行政策而言，需要处理大量具体事务，这也不同于毛泽东在制定政策上统揽全局，只抓大政方针。
早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就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其统揽全局、总理一切具体事务的风格已初露端倪。
在1927年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遭到了惩办主义的打击，以他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受到警告处分。但是，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以来特别是在领导南昌起义过程中所显露的杰出组织才能为党内公认，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并从此参与了中共的核心领导。六大以后，周恩来花了大量精力，整顿了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特别是妥善地处理了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区域的秘密工作。此外，他还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六届四中全会前，周恩来和瞿秋白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等人的猛烈攻击。为了顾全大局，消除党内分岐，他们主动提议退出政治局。对此，米夫、王明等人采取了“拒瞿留周”的策略，没有接受周恩来的辞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尽管受到严厉的批评，但还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绝不是米夫、王明等对周恩来的偏爱，而是周恩来的组织才能在党内无人可以取代，党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正如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周恩来是党内的人才，他的艰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军事上、组织上的才能，是否还有第二人呢？
在王明统治期间，周恩来主要在中央苏区负责指挥军事作战。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对“左”倾军事战略的抵制和批评，触怒博古、李德等人，于1934年初被调回后方，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权。但因周恩来具有党内无人可以替代的组织才能，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夕，中央为准备长征组成了“三人团”，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而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全面担负起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开始确立其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周恩来除了积极参与制定党的政策和作出重大决策外，则进一步发挥他的卓越组织才能，其统揽全局、总理一切具体事务的风格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过程中，周恩来主要协助毛泽东领导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几乎每一个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中央集体研究作出决策，交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与毛泽东共同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他不仅协助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而且担负着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注：《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416—417页。）此外， 在抗日战争及其前后，周恩来还出色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谋求国内和平制止内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人民政府总理和党的副主席等一系列要职。可以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的设计者，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绘制了宏伟的蓝图。而周恩来则是一砖一石地把设计蓝图变成现实的建筑师。作为政府总理，周恩来统揽全局，掌管着国家的日常事务。从党务到政务，从内政到外交，工业、农业、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无不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他日理万机，精心治国，承担着极其繁重的组织工作。他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而且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国外有人称他是“北京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注：方钜成、姜桂侬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38页。），有人赞他是“贯彻执行政策的能手”（注：方钜成、姜桂侬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45页。），有人誉他为“世界上伟大的政府总理之一”（注：方钜成、姜桂侬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8页。）。
周恩来的统揽全局、总理一切具体事务的政治风格是他的个人才能和党内分工交互作用的产物。周恩来精力过人，工作勤奋，知识广博，深切地了解现实，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执行政策一抓到底，善于处理复杂问题，长于协调，这一切使他的组织能力在党内无人能出其右。毫无疑问，周恩来也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注：（美）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304页。），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他也能够看到森林”（注：（美）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305页。）。然而，相对毛泽东而言，周恩来在战略上毕竟稍逊一筹，有时不如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对于自身的局限，周恩来有着清醒的认识。1943年在延安时，他曾认为自己应从“专而精入手”，不要包揽许多，不要浅尝辄止，要“宁务其大，不务其小”。（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563、3、253、454页。）由于周恩来上述才能特点，在中共领导集体内部分工中，周恩来长期主要负责具体执行工作。与此相适应，周恩来的工作方法是“举轻若重”，事无巨细，必自躬亲，拿得起就不肯放，放不下。这与毛泽东不同，毛是“举重若轻”，超脱于具体事务，只抓大政方针。反过来，在党内分工格局既定的情况下，周恩来长期负责具体执行工作，既进一步锤炼和完善了他的组织才能，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他的战略才能的发展和发挥。1950年，周恩来在与薄一波谈话中就曾表示，由于长期负责具体执行工作，他实在做不到“举重若轻”。
三、谦让自制，顾全大局。 这是周恩来在党内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风格。
谦虚和礼让是周恩来一贯的作风。在童年时期，嗣母陈氏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周恩来有着深刻的影响。（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563、3 、253、454页。）在南开读书时，他的谦虚就表现出来了。尽管品学兼优，在各种活动中都是活跃分子，“但他从不骄傲自大，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绝不曾有令人敬而远之的领袖权力欲。当时他已能正确地对待个人“名位”，在《论名誉》一文中，他流露出这样的思想：人应当追求具有道德意义的“名誉”，而不能追逐反映个人利益的“名位”。这种崇高的思想和优秀的品质，在周恩来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并一直保持到终生，尤其在党内生活中表现更为明显。
尽管拥有杰出的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但周恩来从不追逐个人权力和名位。相反，他在权力和荣誉面前，总是一再谦让。1930年，周恩来与瞿秋白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周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同志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注：《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8页。）。因此，六届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人。1931年12月，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7月， 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对此，周恩来先是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即以毛任总政委”（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563、3、253、454页。）。接着，他又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苏区中央局，强调说明“泽东的经验和长处”是指挥作战，“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563、3、253、454页。）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以其举足轻重的影响， 支持毛泽东实际登上中共的最高领导岗位。从此，他自觉而心甘情愿地充当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处处和时时尊重和维护毛泽东的领袖权威。
自制是周恩来在党内生活中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严于律已，对自己的错误，总是真诚地再三再四地检讨。他具有坚强的党性，从不闹个人意见和情绪，总是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领导。这使得周恩来在党的异常困难的特殊时期，能够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竭力维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从而使党安然度过难关或为党度过难关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一生两次经历了党的异常困难的特殊时期。第一次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前后。1930年底，王明等人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号，公然向当时的中央发难。以何孟雄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内同志出于对立三路线的激愤，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人出于对中央的长期不满，都共同卷入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对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周恩来四处解释，舌敝唇焦，仍无济于事。12月米夫来华后，公开支持王明和指责三中全会，更使当时的中央事实上陷于瘫痪，而主持三中全会以来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也越来越成为攻击的对象。对此，周恩来极力忍让，没有为自己作什么辩解，而是从大局出发，一再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和瞿秋白一起对三中全会以来的问题承担责任，提议退出政治局，但周恩来的辞职未被接受。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更加剧了党内的混乱和纷争。一些不满于王明的党员自动离党了，很多人消极动摇了。而罗章龙等人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第二江苏省委，全党面临大分裂的危险。在这种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下，周恩来内心充满苦闷，但还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拚命地工作。尽管他当时还不为许多同志所谅解，但他依然四处恳切劝说许多同志不要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帮党度过难关。同时，他与罗章龙等人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样，周恩来起了砥柱中流的作用，他影响和说服了大量同志留在党内，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发动和领导，林彪、江青集团的利用，党和国家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中。当时造反浪潮四起，极大地冲击了生产建设，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打倒，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一度几乎陷于瘫痪。在这种复杂而艰险的环境下，周恩来不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而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尽可能地挽救危局。他既要对形形色色的造反派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并在具体政策上作出种种可能的限制，力图稳定局势，又要审时度势、殚精竭虑地保护大批老干部，还要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地苦撑危局，维持经济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当时他的处境是艰难的，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注：《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页。）。他不仅要小心谨慎， 力图使自己的行为能为毛泽东所接受，还得提防林彪、江青集团的明枪暗箭。他的心情是郁闷的，但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而英勇的气概，毅然投身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去。尽管周恩来生前未能亲手结束这场动乱，但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通向这一目标的曲折而艰难的道路，为最终结束这场灾难奠定了基础。
四、博大真诚，坚定灵活。 这是周恩来在对外活动（包括统一战线和外交）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风格。
周恩来在少年时期便养成了温厚谦和、善与人同的个性。加之，他在青少年时期由南国而北疆，由国内到国外的丰富阅历，使他心胸开阔、气度豁达，较少封闭意识和很少狭隘观念。投身革命后，周恩来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形成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博大胸怀和恢宏气度。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主张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党外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人士都团结起来。他不但能广泛地团结各种进步人士，还善于团结和争取与我党有“宿怨前嫌”、政治倾向迥异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一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和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在这些人士中，有的曾经镇压过革命，屠杀过共产党人。但他们出于民族大义和不满于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周恩来不计前嫌，极力团结和争取他们，在抗日和民主问题上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后来，他们中有的人在反蒋民主运动中，与我党坚定地站在一起，有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毅然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在外交上，周恩来也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国家，其中包括一些与我国有过很深积怨和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国家，极大地开拓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如70年代初，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会同美国有关方面共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结束了两国的长期敌对状态。
周恩来在对外活动中，不仅能以博大的襟怀广交朋友，而且能做到真诚相待，为我们党和国家赢得了无数的朋友。在统战中，周恩来真诚地对待朋友，赢得了朋友的无限信任。他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注：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491页。）他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总是温和有礼，平等待人，使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接受了党的领导。他不仅在政治上引导朋友，而且在生活和工作上也真诚地关心与爱护朋友。皖南事变后，郭沫若、柳亚子、邹韬奋等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朋友在国统区处境困难。周恩来便亲自布置党组织，把他们送往香港安顿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又把他们从香港接回来。打内战时把他们送走，全国解放后又把他们接到北京，共商国家大事。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抗战中期，因抨击官僚资本而遭逮捕。不久，马先生获释却被软禁在家，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先生的《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在外交上，周恩来也是真诚交友，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1964年访问加纳前夕，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加纳国内局势动荡混乱。周恩来毅然冒险前往，给处境困难的恩克鲁玛以极大的支持。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埃方迫于美国的压力，打算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接待周恩来。这本是失礼的安排，但周恩来体谅朋友的处境，仍欣然前往。马里人民喜爱饮茶，过去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为了帮助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周恩来派出茶叶专家教会了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
坚定灵活是周恩来在对外活动中的又一突出特点。无论是在统一战线，还是在外交中，周恩来都能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展示出其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出色的谈判能力。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谈判。他既在红军和苏区两大关键问题上保持坚定的立场，又灵活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出适当的让步。经过艰苦的谈判，与国民党方面达成了若干协议，从而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渐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此，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正如他所说，“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和形式”，“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563、3、253、454页。）。1963年， 法国总理富尔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来华商谈建交事宜。周恩来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同时，对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在中法内部达成协议，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周恩来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再与台湾断交的方案。由此，中法于1964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周恩来在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中，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也显示了必要的灵活性。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美方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台湾问题上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周恩来也作出一定的妥协，只要求美国同意最后从台湾全部撤军，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离。这样一来，促成中美双方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极大地推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周恩来政治风格的主体，它决定了周恩来独特的政治风貌。现在我们来对它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就个人而言，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使他能长期担任中共的核心领导。周恩来从1927年到逝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始终处于中共领导的最顶层。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任职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长，竟达半个世纪之久，“打破了世界记录”（注：方钜成、姜桂侬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8页。）。其间，党的最高领导人几经更迭，党的核心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而周恩来却能一直经久不衰、岿然不动。这在不少人看来简直就是一个谜。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住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便不难揭出谜底。
由于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周恩来往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即使在一定时期内，错误路线在党内占据上风时，周恩来也总是与之保持相当的距离，对之有所抵制和补救。一旦时机成熟，便自然而然并毫不犹豫地站到正确路线方面来，这是周恩来能长期担任中共核心领导的思想基础。看不到这一点，就容易陷入片面，误认为周恩来毫无原则，经常随波逐流，见风使舵。
周恩来统揽全局、总理一切具体事务的风格，使他在任何时期，对于党的事业都是必不可缺的有用之才，党的任何领导人都必然要或不得不依靠他的超群的组织才能。而周恩来的博大真诚、坚定灵活的风格，使他成为我党推进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外交家，在对外活动中充当着党和国家的杰出代表，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是周恩来能长期担任中共核心领导的主要原因。此外，周恩来的谦让自制、顾全大局的风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谦让使他避免了追逐权力的嫌疑而获得信任，顾全大局则使他能在特殊时期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就党的事业而言，周恩来政治风格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注重实际，审慎务实决定周恩来总是把党的事业推向正确的方向。统揽全局，总理一切具体事务使他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党的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谦让自制，顾全大局和博大真诚，坚定灵活则使他在党内生活和对外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里仅从两个角度简析周恩来政治风格对党的事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从大时代角度来看。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分别开创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而周恩来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既推动并参与开创了毛泽东时代，又为邓小平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具体历史时期来看。在不同时期，周恩来对党的事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推进和加速作用。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正确时，周恩来对党的事业起着推进和加速作用。这在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八大期间表现尤为明显。其二，中和和减缓作用。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错误时，周恩来则起着中和错误，减少损失的作用。其三，转换作用。周恩来在促使党从错误路线转换到正确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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