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当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述评论文,当代论文,男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毫无疑问，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对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出现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在经典作品中与现实社会中发现了人们过去未曾察觉到的许多成分，从而使人们有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看法，更主要的是，她改变了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对待人类文化、看待万事万物（包括看待女性本身）所持有的男性视角，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此以后，人们不可能再回到女性的声音遭到忽视的时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便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
虽然目前中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定女权主义思想的渊源应追溯至200年前的英国女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①a]然而，女权主义的真正兴起与发扬光大是在20世纪，女权主义思想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社会、文化领域、文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则已经到了六七十年代。时至今日，女权主义批评仍然是对人们有着巨大影响的思潮之一。
就国别而言，法国与美国的女权主义思想对当代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的女权批评兴盛于60年代的社会政治运动（著名的“五月风暴”）。她更为理论化、更为热衷于话语革命，其理论基础是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德里达（Jacque Derrida）的解构主义哲学。她把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与现状与话语问题联系起来看待，认为妇女写作受阻的根源在于原欲上普遍的压抑。因此，女权批评家都试图通过话语革命来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据此，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提出了“符号话语”（semiotic discourse），茜克苏（Helene Cixous）提出了“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批判地利用男性理论家的思想，揭示妇女受压迫的实质，考察女性身体的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法国女权主义对“妇女”的独特理解在于：“妇女”并不代表一种性别，而是代表反抗惯例文化和语言的一种态度。美国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兴盛主要得益于后结构的解构主义思潮。她从60年代的反理论倾向到八九十年代的理论复兴，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②a]一、“妇女形象”批评（Women’s Image Criticism）：她以从性别入手重新阅读和评论文本为主要方法，主要内容为批判传统文学，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以及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品的评论，其目的是揭示文学作品中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二、“妇女中心”批评（Women-centered Criticism）：在这个阶段，女权主义批评家开始向传统的经典文学（canon）挑战，将注意力转向一贯被忽视了的妇女的作品，集中挖掘、分析、整理并努力创立妇女文学史及妇女美学的体系；三、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Rise of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早期曾轻视文学理论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对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作新的反思，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本质进行再认识，从而开始挑战传统的文学史和批评理论的基本假定。更重要的是，女权主义批评家开始创建美国本土的女权主义理论；四、“身份”批评（Identity Criticism）：她认为，任何人都是站在由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立场上从事写作、阅读和评论的，其观点、角度和文学的再现无不打着“身份”的烙印。总体上看，法国女权主义批评长于女性创作研究，注重文本的特点分析，较为恪守着对女性美学风格的兴趣。美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则洋溢着好斗的锐气，尽力通过文学批评推动女性反抗社会或文化的偏见，并偏重感性和经验式的文体与姿态。与法国女权主义批评相比较，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更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状况，更注意种族、阶级等经验事实对女权主义批评的意义。她们反对过分理论化的倾向，呼吁文学批评的宗旨在于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处境。而且，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超脱作者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纯文学追求是偏离大方向、甚至是荒唐的。因此，要求女权批评政治化并具有实际意义成为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而言，早在本世纪20年代，已经有英国著名女作家吴尔夫（Virgina Woolf）就妇女与小说发表过文章（最负盛名的是她的《自己的一间屋》A Room of One’s Own）。然而，那时有关妇女的突出问题仍是教育、就业之类，因此吴尔夫对女性文学批评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展开。但她的论著被奉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于1948年发表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其中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她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则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所以女性是“第二性”，而女性之为“第二性”的原因在于女性经济上不能独立。她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女权主义思想与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0年代，女权运动在西方开始风起云涌。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表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st My stique），首次抨击了西方传统中男权笔下塑造的贤妻良母形象，并指出：妇女运动的任务就是既要揭露男子编织软弱又言听计从的女人的神话的目的，又要掀起一个为解放妇女而奋斗的运动。60年代中后期，西方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十分激进的主张，要求彻底改变现存的世界，这种主张被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而到了70年代中期，“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主张有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在政治浪潮中诞生的“新女权主义”（New Feminism），它从具体的政治运动走向整体的文化批判，并开始研究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到了80年代，女权批评进入理论研究阶段，开始与文化和思想意识联系起来，因此又被称为“文化的女权主义”。它主要强调要把妇女从所谓的“男性价值”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然后根据“女性价值”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其本质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运动，其目的则是改变妇女的形象。到80年代中叶以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已经呈现出百花争放的局面，已没有一个统一或一致的学派，似乎成了一个松散的运动，其主要类型有：社会女权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心理学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符号—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女性同性恋的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等。女权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心。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由“文化的女权主义”发展而来，同时也受到“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她以女权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为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个人色彩。总体上看，她是一种政治—文化批评，有一种三重性的共同信念：揭露父权制的前提和偏见；推进对妇女作家作品的发现和重新评价；详细研究文学的批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就女权主义批评的实践而言，最早是从妇女形象入手进行文学批评的，首先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女性的基型。奠基之作被认为是莱斯利·菲德勒的《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1966）。它以一种新的女权主义的阅读方式，提出了文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罗丝”和“李莉”两种女性的基型。“罗丝”（Rose，玫瑰），出自汉姆林·加兰德的小说《达彻尔家库力农庄的玫瑰》，既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又反映其性格——带刺的玫瑰。“李莉”（Lily，百合花）则出自伊迪斯·沃顿的小说《欢乐之家》，同样是双关语，反映出百合花的特点，美丽却脆弱。与“李莉”相比，“罗丝”有一定的独立反抗精神。[①b]这种分析人物形象的方法论述了女性基型在文学中不断蔓延的原因，说明她们为什么缺乏真实女人的特点，探讨文学基型的政治运用，并且阐述了她们对于个人女性意识的影响。然而，在用这种解放了的女性眼光重新论述文学作品对妇女的描写时，引出的话题总是：贤妻、良母、悍妇、淫妇、男人的玩物、老处女、新女性等固定“角色”，和天使、女神、巫婆、狐狸精等“原型”交叉起来，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男性文化中对女性所持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天使”与“妖女”。这样的解读方式尽管能够提高人们的“性别意识”、“性别觉悟”，但她依赖的仍然是男性文化的理论和方法。正如后来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大力提倡女性中心论、全面研究女性自身的创造，才能找到女权主义者坚定的理论领地。而且，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强调“妇女形象”，但对缺乏女性角色的文本就显得乏力。这也证明了，对表层形象的解剖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解读。
然而，以女性自身的觉醒和反抗男性的压迫为开端的女权主义批评很快便发展为对男性文化的声讨与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检讨。
虽然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始终呈现出复杂而又不统一的多元形象，同时，在对重点目标该朝向社会和政治、还是朝向文学的问题上分歧不断，但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批判男作家和宣扬女作家的两大批评倾向。女权批评家开始把笔锋对准社会和文化各方面有意和无意表现出的男权的先决意识，揭示由生理、语言、心理、社会、历史和政治对生活、文学及批评的控制等因素而造成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权主义，无论何种流派和理论，都承认妇女受男人压迫的历史事实，并主张走出文本（text），为结束现实社会中的妇女处于“第二性”的状况而努力。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渗透改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打破了将男性的眼光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彻底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传统。这样，女权主义者无疑要同从柏拉图和笛卡尔到弗洛伊德、拉康和德里达的男性思想家都发生冲突。女权主义批评和那些著名的、不讲思想意识的男性批评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他们未能将女性作家作为作家来讨论，不考虑她们的性别；忽视了大量的女性作家；他们缺乏远见，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作普遍性的阐述。
传统上，女权主义批评家只关注妇女作家。而当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坚信她们作为妇女的经验是她们作为读者对作品进行权威性评价的一种渊源，因此她们重新估价为人们所推崇或被人们所忽视的作品。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主义批评中极其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甚至强调女性对“女性经验”的专有权。所以，女权主义批评家在反对男性文化的同时，始终拒斥男性，其结果是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均反对男性进入女权主义批评，并对“越过雷区”者予以反击。因为她们从根本上怀疑男性参与的真诚与可能的公平性。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澳大利亚批评家肯·鲁思文（K.K.Ruthven）自认为写作了第一部女权主义批评的著作《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引论》（1984），但却不被女权主义者所接受与承认，他甚至被戏称为“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讥讽他对妇女的同情为假慈悲。肯·鲁思文认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攻击男性作家的性歧视；其次是集中研究妇女写作的特殊性；最终则以一般理论为最大兴趣所在。而肖瓦尔特则提出女权批评的发展过程是：早期集中在暴露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症；其后是发现妇女自己的文学；第三阶段则要求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概念领域，即修正传统的、男性化的理论假设。应该说，这二者除了文字表述上有出入外，其意义与内涵大同小异。虽然这说明了女权主义反抗男性意识、确立女性独立意识的思想，但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女权主义者批评家对男性的拒斥。
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在理性方面对男性批评家进入女权主义领域提出了质疑。肖瓦尔特曾就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理论提出了“男人能象女人一样阅读吗？”的问题。她对男性女权主义者（male feminist）能否象一个女人一样阅读表示怀疑。她在《文学评论的男女换装：男性女权主义者以及本年度最佳妇女》中尖锐地问道：男性理论家，如乔纳森·卡勒和特利·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归依于女权主义的批评方法，是否仅仅是一种男扮女装，就象男人在戏剧中扮演女角一样？她认为，这种欺世盗名之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加强男人权利而又加以掩盖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为女权主义批评方法代言来压制或排挤这种批评方法。[①c]肖瓦尔特批评道，介入女性本原批评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倾向于把自己形容成元批评大师，而不是妇女写作的学生或批评男性本质的评论家。因此，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中曾提出：需要区别由妇女进行的女权主义批评和男人进行的男性女权主义批评。[②c]
从历史上看，如果说，女人在男性文化中是缺席和缄默的，那么，男人在女权主义批评中则虽不缺席，也不太沉默，但却始终处于审判的被告席上。
二
流派纷呈的女权主义批评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认识之上的，即承认源于生理和文化性别差异的女性存在、女性经验与男性存在、男性经验的不同。尽管她与各种文艺思潮、流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她仍执着于对女性经验的开掘，因而成为关心妇女、为了妇女、大部分批评者是妇女的、具有鲜明“性别标志”的前所未有的批评流派。
正因为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批评流派，无论是对男性（包括男性批评家与男性女权主义批评家）还是对女权主义批评家来说都显现出了深刻的矛盾性。对男性来讲，在进入女权主义阅读与批评时便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是作为男性批评家还是作为男性女权主义批评家进入女权主义批评领域？无论是作为男性批评家还是作为男性女权主义批评家，囿于生理的差异与历史原因，如何冷静、坦诚地面对女权主义批评家的猛烈抨击？怎样才能保持批评的可能的公正性？而对女权主义批评者来说，女权主义批评对男性的拒斥，引出的是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女权主义批评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事实上，女权主义在对待男性介入女权主义批评领域的问题上一直在作理论上的探讨，可惜未能提供一个圆满的答案，反倒暴露出对男性的高度警惕以及在理论上的难以自圆其说甚至是自相矛盾。例如，激烈反对男性读者进入女权主义批评领域的肖瓦尔特就曾试图区分“妇女”读者和“女权主义的”读者。如此一来，“女权主义的“读者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是一个女人，也可以是一个男人。女权主义者也不否认男性可以进行女权主义阅读的客观事实。如：卡勒从未自称是男性女权主义批评家，但他对弗洛伊德的《摩西与—神教》（1939）进行了女权主义的解释。[①d]德里达本人曾断断续续地采用过“女性”的立场。[②d]斯皮瓦克（G.G.Spivak）说，“德里达是依仗于（理想化）女性的庇护方得以将自己与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c）传统区别开来。”[③d]西蒙·德·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称，“司汤达是一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④d]虽然肖瓦尔特质疑男人能否象女人一样阅读，但她依然承认，卡勒的方法不是“象妇女一样，而是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权主义者”进行阅读的，从而避免了男扮女装的陷阱。[⑤d]
一方面，女权主义者大都深思过：在反抗男性的歧视过程中，如何才能避免因张扬女性价值而重蹈变相的性别主义——女性至上的偏激态度。如茜克苏曾主张：女作家超越男女二性对立的观念，创作“两性同体”的文学，便是在这方面努力。为此，她招致过“中性人”的误解。再如：克里斯蒂瓦反对把“女性”看成铁板一块，觉得应以“个性的女人”来换用群体“女性”的概念，以将其推向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前台。挪威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陶丽·莫伊（Toril Moi）在其《性和文本的政治》[⑥d]中，借助德里达的“解构”观念，认为女权主义者应避免再以狭隘的女性眼光解释或引导文学。既然打破了父权制的文学藩篱，就应放文学到空前广阔的自由天地中去。这样，文学既不是男性的专利，也不被女性据为私有。性别意指可以自由移动，作为男性或女性的事实再不会决定与权力相联的主体地位，因为权力本身的本质也会被改变。而另一方面，肖瓦尔特们有一种焦虑，警惕否认性别特征的危险，其结果是：最后剩下的将只是无头的、也就是无言的妇女以及恶梦般被肢解了的身躯。她们担心：菲勒斯派评论家会篡夺女权主义者的地位。[⑦d]
8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者逐渐强化的理论倾向是：不再强调性别平等，而是承认并张扬性别差异。这就是后来发展最快的、也是目前最新的女权主义批评形式：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她强调所有写作，不只是妇女写作，都带有性别。这种理论允许把男性主体介绍进女权主义批评之中，让男人作为学生、学者和批评家而进入女权主义批评领域。在文学批评中加入作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性别使女权主义批评从边缘转移到中心。然而，即便如此，肖瓦尔特依然担心：性别理论会使男人继续把“性别”阅读成“女性本质”的同义词，从而武断地代表妇女，而不愿接受调查男性本质或分析他们自己批评实践中的性别次本文的机会。另外，她担心性别会成为一个反女权主义的术语，从而宣称研究妇女和妇女写作已经过时。最令她不安的是，性别理论会使女权主义批评非政治化，进而男人将宣称他们对“性别与权力”的问题十分感兴趣，同时他们将拒绝称呼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与此同时，肖瓦尔特也承认，上述危险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把性别界定于继续同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进行斗争的女权主义框架之内的话，性别是可以成为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扩充，而不致被移位或非政治化。[⑧d]
我认为，从男性的角度看待女权主义批评，有几个方面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首先，无论女权主义批评家如何批评男性文化，男性借助女权主义的方式，或直接进入女权主义批评的领域，都是自然而然的。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价值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的价值，也包括被女权主义者重新界定的女性文学的价值，是不可能完全由占据着女性文化精神领域的女性阐释团体来决定的。
其次，尽管女权主义批评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但女权主义批评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为女性所独有。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安妮特·科劳德尼（Annette Kolodny）在《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下定义的几点想法》（1975）中所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必须首先承认，在我们的文化中所产生的男女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些共同基础，其最终目标是超越社会性别而达到男女真正平等的境界。[①e]这可以被视为女权主义批评的最终目的与最高目标。从另一方面讲，作为女权主义的阅读可以避免作为男性的阅读，可以识别男性阅读中特殊的防护以及歪曲并提供修正。卡勒以为：“女权主义批评对男性批评的批评越令人信服，她就越能提供一种更宽泛和更综合的洞见，以分析和确定男性批评家有限的和带偏见的阐释。”[②e]如果真如此，那么，男性进入女权主义批评领域，或是吸收女权主义批评的方式，修正已有的偏狭，或是采用女权主义的话语，从而得到一种更趋合理的阅读方式，最终求得一种互补的阐释，应该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被看作是女权主义批评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具体体现。
第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任何人都有资格与权力对它说三道四。然而，作为比较特殊的批评理论的女权主义批评，男性能否对她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质疑与批评？是否对她的质疑与批评就是反女权主义者？应该承认，男性不一定是反女权的。相反，他可能与女权主义的指向相同，甚至是殊途而同归。而对读者女性经验的强调则否定了男性批评者的公正性，这成为将他们排除在女权主义批评之外的理论前提。实际上，怀疑男性能否象妇女那样进行阅读与写作，与否定妇女象男性那样进行阅读与写作是一样成问题的。女性读者经验的介入，也使女权主义批评更多地注入了批评者个人的主观情感色彩，使她更加情绪化并充满了女性批评者作为“边缘者”的不满、愤怒或者对“边缘者”的过分热情。她怀着认同、期待的心情，在女性作家的经验和文本中寻找知音，同时带着“审视”、“批判”的眼光在男性的文本中寻找有关女性歧视和偏见的证据，这实际上又反过来证实了女性在文化创造中被塑造、被同化的工具地位。
第四，不应否认，男女是可以“互读”的。如果男性文学中的女性真实性问题是以真实的女性经验为标准的，那么，女性文学的真实性常常体现为男性文学中不真实性的反拨和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的阅读互以对方为前本文。这是由女性批评的政治性和反叛性所决定的。
我想，无论是女权主义批评家还是男性批评家或是男性女权主义者所坚持的批评，都应该是更为开放的体系。它的批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非教条主义的，也富有灵活性，并应容纳更多理论化的修正。女权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中，如果一味拒斥男性，拒绝男女“互读”，那将使女权主义批评无法进一步深入发展。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只要女性美学认为唯独妇女才有资格阅读妇女的本文，女权主义批评就有受到孤立的危险。”[③e]毕竟，女权主义批评必然从解构走向建构。
注释：
①a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曾著有《为妇女的权力而辩》，为妇女参政、妇女应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大声疾呼，并最早提出“妇女主宰自己”的主张，期望妇女成为“明智的公民”并且能够“自食其力，不依附于男人”。
②a 对此四个阶段的详尽阐述，参见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载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
①b 关于此点，王逢振先生有专文论述，见《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①c Elaine Showalter,Critical Cross-Dressing:Male Feminists and the Woman of the Year，转引自Mary Jacobus,Reading Woman:Essays in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②c Elaine Showalter," A Criticism of Our Own:Autonomy and Assimilation in Afro-America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The Future ofLiterary Theory,ed.Ralph Cohen (New York:Routledge,1989).
①d Elaine Showalter," A Criticism of Our Own:Autonomy and Assimilation in Afro-America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Ralph Cohen,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ed,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ed.Ralph Cohen.
②d Mary Poovey," Feminism and Deconstruction",Feminist Studies,Vol.14,No.1,Spring 1988.
③d G.C.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87).
④d Simone de Beauvoir," Women and Creativity",French FeministThought:A Reader,ed Toril Moi.(New York:Basil Blechkwell,1987).
⑤d Elaine Showalter,Critical Cross-Dressing:Male Feminists andthe Woman of the Year,转引自Mary Jacobus,Reading Woman:Essays in Feminist Criticism.
⑥d 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New Accents (London:Methven,1985).
⑦d Mary Jacobus," Reading Woman (Reading)",Reading Woman:Essays in Feminist Critioism.
⑧d Elaine Showalter’" A Criticism of Our Own:Autonomy andAssimilation in Afro-America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The Futureof Literary Theory,ed.Ralph Cohen.
①e Annette Kolodny," Some Notes On Defining‘ A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sm'",in Critical Inquiry (1975),pp.75—79.
②e Jonathan Culler," Reading as a Woman",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③e Elaine Showalter," A Criticism of Our Own:Autonomy and Assimilation in Afro-Ameiica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The Futureof Literary Theory,ed.Ralph Co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