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语体与修辞——纪念张弓先生《现代汉语修辞学》发表三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体论文,修辞学论文,张弓论文,现代汉语论文,修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弓先生是我国修辞学界的老前辈。他从二十年代起就在北京中法大学、北京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修辞学课。在大学开设这门课，这如果不是第一位、第一次，至少也是最先几位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说，张弓先生是我国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奠基人之一。
三十年代，一谈到修辞学，人们经常提到的有三本书：1.唐钺先生写的《修辞格》；2.就是张弓先生的《中国修辞学》；3.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后来，我自己也多少研究一点修辞学，知道“五四”运动前前后后，还有若干修辞学著作发表。但是影响最早最大的是上述这三部著作。
张弓先生抱着研究无止境、精益求精的态度，对自己的著作不断进行修订，到1963年，终于出版了最重要的一部修辞学专著——《现代汉语修辞学》。这部著作有许多特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在这个简短的纪念性的发言中无法全面论述，只想谈谈张弓先生率先提出的，而且着重论述的语境和语体问题。这里也不可能对先生的论述详加探讨，只能简略地说一点我个人在先生的启发之下，对这两个问题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修辞无疑是一种语言现象，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人所共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交际活动。既是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进行的。一定是在两个以上的人之间进行的，一个人不会自己对自己说话（除非说梦话或者精神异常时的自言自语）。既然如此，说话（或者写作）所处的空间、时间以及说话的对象，就构成了说话的语境。这语境的三个方面（时间、空间和人）都是很复杂的。如果在1991年以前，说世界如何如何，那时世界上还是两大阵营，而今天成了一种多元化的、乱烘烘的局面。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语言。
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人们早晨见面打招呼常说：“你好！”或者：“早啊！”而广东人却说：“早晨！”如果是在美国，只要说个：“Hi！（嗨！）”空间对于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说到人，那就更复杂了。出身、经历、职业、职务、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性格、爱好、性别差异、心理特征，以及某些生理特征，如他的听觉如何，听力是否敏锐，等等，等等，你对某人说话的时候，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即使你不考虑，这些因素客观上对于你的说话，也会发生影响，甚至对于你的表达能力是否能充分发挥，都会施加影响。这里还只是简略地说。语境这个问题实在是大而复杂。
语言是活的，动态的，不是词典里（包括成语词典、谚语词典、惯用语词典等）那些死的、静止的语言现象。孤立的一句话，不仅很难说它好、不好，甚至很难说它对、不对。在书面语言中，人们往往以为所谓语境，就是上下文。上下文当然是语境因素之一，然而书面上的语境，也决不限于此。书面上如果来他一句“国骂”，我们就知道了这位作者的不少东西。这都是语境。一篇在快乐的心情之下写的文章，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手舞足蹈，或者洋洋得意的神情。谈修辞，必须放在这种活的语境之中去谈。孤立地、静止地去谈几乎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是意义不大的。
若干年前，当叶圣陶先生还是耳聪目明、身体健旺的时候，收到一封来信，信上说，他有一个问题，请教了很多人，查了很多书，得不到解决。于是就写这封信，“不耻下问”地向叶老请教。叶老看后笑了。他对读者来信，从来是亲笔回复，绝少要别人代笔，只有这封信，他实在不好办，就对我说：“志公，劳您驾，替我回一封信吧！”我回答了来信人的问题，说明：圣陶先生要我替他代笔，你提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如何，这是我的意思，没跟叶老商量，仅供参考。接着我说：汉语的成语很多，用处很大，用之得当，可以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运用不当，则效果很坏。所谓得当不得当，主要看是谁说的，对谁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孤立地看，“不耻下问”是个很好的成语，表示说者非常虚心，他不以向比他年轻的人以至他的学生或下级请教为耻，极言其为人谦恭，没有架子。那么你是怎么用这个成语的呢？希望你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今后运用成语的时候，最好慎重一点，闹不清楚的就查查。这算是我训了他一下吧。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很明显，他年轻，训他是爱护他。我训得总算还是客气的吧！因为毕竟是不相识的人，不能太不客气，对年轻人尤其应该宽容一些。诸位，我有点自夸了吧？这里，他的来信，我的复信，都有修辞问题，就是关系到语境的问题。关于语境，应该谈的问题还很不少，这里为了节约时间，就讲这么一点粗浅的意见，请诸位指教。
我本来打算说到这里为止，徐丹晖女士不同意，非叫我说下去不可，她说题目上还有“语体”哪！我说把题目改了吧，丹晖不同意，说语体也是大家尤其是她十分关心的问题。好在丹晖说话、念文章都很快，也不会占大家太多时间的。我就继续谈一点吧。
语体问题，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视。大家知道，至少从汉唐以下，我们社会上特别重视“文”，相对地比较忽视“语”，官府也是以文取士。一篇文章定终身哪！所以对于写文章、研究文章，在社会上蔚然成风。研究文章，当然可以从多方面来入手，研究语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重要的著作就大谈过一通语体。以下历代都有不少人提出过、研究过这样的、那样的语体。一直到清朝的桐城派，把历代的语体分成二十几类，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划分语体最详备的。但是，那些时候研究语体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所谓“俗文学”，他们是不认账的，《古文辞类纂》把文章分成那么多体，可是没有小说体，也没有戏剧体，更没有弹词、宝卷之类，他们所分的体，大致不外乎朝廷用的，或者至少是公务用的，例如奏章之类。再就是古文的各大家。总而言之，都是大知识分子们的阳春白雪之作。就连大知识分子们，他们也是有所选择的，诗、词、曲，作者不乏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就不怎么看得上。贾宝玉爱读诗词，他爸爸就说他不务正业。所以，真正研究语体，我们的任务也是很重的。
语体实际上和语境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以书信而论，都是书面上互相交往的一种文体，但是稍加分析，书信可是有不少样数的。比如有政治信，例如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又比如史可法的《致多尔袞书》；有朋友之间就某种学术问题交换意见的信，成为学术信；有平安家信之类，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通通声气，报报平安，如此而已。还有其他许多种，有恋爱信，求爱信，骂人信，多了，都要求不同的修辞。
讲语体，大体上说，可以有三种讲法。一种是大而化之，只区别出几种最重要的，每种还包括许多子目的语体；一种是另一端，力求详尽；再有一种是折中的，比详的略，比略的详。究竟采取哪种分法呢？这又得看“语境”。你是要进行深入广泛的客观的研究，以求全取胜，不管你所分出来的某种、某些种语体今天还有用没有，反正有过那么一种，我就分出来一种；有的是以实用为主，最常用的有哪些种语体，比较常用的有哪些语体，不常用的有哪些。着重研究最常用的。不光说明这种语体是如何如何，还要研究并且说明这种语体应该如何，或者要求如何。我个人是倾向于多重视一点实用。像前面谈语境时说的“不耻下问”的那位同志，就是既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成语的意义，又不知道这个成语应当用在哪里，不能用在哪里，即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用等于不知道这个成语，甚至还不如不知道。如果不知道这个成语，他就会老老实实说“请教”；比知道它却不知怎么用要好一点。
最近杨振宇教授在东北师范大学演讲的时候说，当前需要多一点人从事应用科学，少一点搞纯理论、基础理论的。他是搞自然科学的，我想他的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些人文科学的领域。
语体的另一方面，是风格。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风格本身就有时代性。有时代风格，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诗经大序》中的话：“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意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是往大处说；往小处说，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如六朝有一阵子搞骈体文，正如刘勰所批评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那么一种风格。唐朝，诗的盛世，而诗就有几种不同的风格。李白一种，杜甫另一种，还有王之涣、王昌龄等等，又一种；柳宗元，刘禹锡，又一种；王维、孟浩然又一种；高适、岑参又一种。晚唐的李商隐，又是一种。曾经有人把他们归并为浪漫派、写实派、田园派、边塞派，如此等等。宋朝是词的盛世，有苏轼等人一派，一般把他叫作豪放派；有柳永一派，一般说是婉约派，如此等等。元杂剧，大量地宣传儒家之道，尤其是晚些时候的道学家的那一套，还宣扬一些因果报应等等佛道哲学的某一路思想。散曲更明显，我读得不多，总也读了一些，没发现一首格调高亢的、激昂慷慨的作品，都是低沉的、消极的，像最出名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种情调的散曲是大量的。总之，是在改朝换代之中，明朝完了，那么一种条件之下，就出来那么一种风格。连明末《桃花扇》的余韵，就有这么几句：“山松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槽，城对着夕阳道。”调子非常低沉哀婉。除了时代风格外，还有社会风格。如一直到清末，写信一定要八行，有话八行，多了不许；没话也得扯八行，少了不行。八股文就是那个调，那么几块儿，程式化的铁框框，那么一种风格。与此同时，从明到清，文章有桐城派和阳湖派，散文、诗有公安派、竟陵派，又有性灵派种种。这既是时代风格，又是社会风格。
还有个人风格，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风格各有不同。所以，风格本身就已经非常复杂，有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个人的等等。再加上语体，不同的语体也应当有它特定的风格。比如外交文件，就要求特定的风格，它决不能用非常直白的大白话（除了朱元璋亲自起草的对外文件，包括夹杂粗话的大白话）。
关于语体，就说这么一点儿吧。
在西方，研究语体的颇有一些人，颇有一些时间了，也有一些成果。在我国，重视到这两个问题的，不论是自发的，或者从外引进的，只是近些年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弓先生比较细致、全面地探讨这两个问题，在我国修辞学界，以至语言学界，应该说是很先进的。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事实。在我国有相当一段时间，修辞学是被冷落的一门学科，很不景气。《中国语文》在六十年代中，曾经想发起一次关于修辞学的讨论，繁荣一下这门学科。不幸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展开讨论，“文革”开始了。不久，《中国语文》也停刊了。这件事就此搁下了。文革后，有些比较年轻的同志，也看到这个问题，想要组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一个有关修辞学的学会。很难找到地方容纳。当时奔走这件事情最力的有王希杰、吴士文等同志。找来找去找到了张弓先生，张弓先生尽力扶植他们，在他任教的河北大学，让他们成立了筹备组织，以后再经更多的人一步一步的努力，终于在1980年，在武汉成立了中国修辞学会。在成立大会上，大家就共同推举张弓先生为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我作为和中国修辞学会很有关系的一员（注：张志公先生是中国修辞学会第一、二两届会长，现任名誉会长。第三届会长是已故的张寿康先生。现在是第四届，会长是张静先生。），值此举行纪念张弓先生的这次盛会，我深深地怀念张弓先生扶植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这些事实，并且向今天到会者（其中有些可能不知此事经过）说说我这种怀念的心情。
时间占得太多了，还有很多同志有很精彩的发言等着要讲，我就此打住。谢谢各位同志，谢谢这次会议的主持人给我这次书面发言的机会，谢谢徐丹晖女士为我整理并且宣读这篇浅薄的书面发言。
（本书面发言由徐丹晖同志整理，整理稿志公先生生前审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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