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网络：硅谷创新的青春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硅谷论文,社群论文,青春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硅谷一般是指起始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南部35里，穿越圣何塞的地方。它约占地1500平方公里，人口230万，可容纳120多万个工作岗位，事实上，今天的硅谷早已超出了这一区域。这里的居民大约有1／4出生在国外。自1992年以来，这一地区已经增加了20多万个工作岗位，仅在1997年大约就增加了5.3万个岗位。硅谷雇员的平均年薪是4.6万美元，相比较，整个美国的平均年薪是2.9万美元。1997年， 流入硅谷的风险投资总计达27亿美元，占整个美国总投资的21%；同时大约有3575家新公司在硅谷创立。
硅谷经济为一系列不断出现的、快速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所推动。微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如英特尔公司、AMD公司、 国民半导体公司）和后来的计算机技术（像苹果公司、太阳微系统公司、惠普公司）让硅谷出现在世界地图上，并继续充当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角。计算机网络技术、硬件和软件（像西斯科系统公司、网景公司、雅虎公司、Broadvision）近年来突变出另一种高新技术产业。 而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技术、药物发送系统则又构成硅谷的第三种高新技术支柱产业。伴随着这些支柱产业的形成，硅谷的风险投资和知识产权服务也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产业活动。
硅谷是一个高度繁荣的地区。在这里，从股票期权中获得的收益使不少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和经理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时候一些秘书和其他参与创业的雇员也因此致富。硅谷成了全世界“淘金者”的天堂，不少国家的高技术产业人才潮水般地涌向硅谷，以期实现发财致富和一举成名的梦想。尽管房地产价格上涨、交通拥挤和工资上涨使一些新的工厂和机构移往别处，硅谷的公司不再生产在湾区流通的各类半导体材料，但硅谷依然是整个美国和世界“新经济”的青春泉。
硅谷经济成长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主题——创新或商业化而展开。尽管硅谷创新的传说倾向于抬高个体发明家或企业家的重要性，的确，有大量讲述某些人物如何如何影响当地技术和产业创新的故事在流传。但是，该地区发展的历史却表明：创新是一系列社会合作的结果。这些合作过程产生和改进了那些基本上是技术创新的诱因的无形资产——创意或点子。在硅谷，从创意或点子到创新的过程是沿着各种巨大的交流网络而展开的。通过这些交流网络，该地区的产业界和学术界结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求共同研究一些亟待解决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问题。
正是这些交流网络构成了硅谷社群资本的基本资源。和美国其他地区经济相比较，硅谷是一个“后来者”。硅谷的工业经济是20世纪发展的产物。这尽管给硅谷工业发展带来不少挑战，但实际上也使它具有了某种优势。没有现存的工业基础设施，没有受与特定的商业机构和工业实践相联系的旧的商业文化的浸濡，硅谷的产业和技术创新者就不可能创立一种更益于冒险、创新和发展的新经济文化环境。而由这一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又促成了个体之间、公司和学术机构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并使这些关系在硅谷奠基之初就自然而逐渐地融入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的社群网络之中。
这些社群网络最先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斯坦福大学和一些企业家建立的互助交流的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中孵化出来的最著名的公司是创建于1937年的惠普公司。弗里德瑞克·特曼，一位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到斯坦福大学执教的电子工程系教授，鼓励并资助他的两个学生维廉·休特利和大卫·帕卡德将一项称为声音震荡器的发明商业化为现实产品。在产品试制阶段，特曼帮助他们从帕洛阿尔托银行争取到贷款，以保证他们能够完成该项发明的商业化生产。就在同一时期，斯坦福也支持查理·林顿以及西格和罗素·瓦里斯，他们最终创建了林顿工业公司和瓦里斯联合公司。这些早期的活动，充分展现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其中的眼光远大的人物在怎样的情况下推动高技术企业家的成长。在这些公司孵化的过程中，斯坦福所充当的角色淡化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和大型学术机构的界限，为编织推动硅谷技术创新的社群网络贡献了第一缕丝线。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伯克里大学、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大学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是硅谷持续成功的实质之所在。
二战期间和冷战时期，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订单也是硅谷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酵素。由于国防部对公司的电子测试仪器和接收器的军事订货，惠普公司的资产在1941—1945年间增长了20多倍，其年销售额从3.7万美元增加到75万多美元。在斯坦福扶持下，瓦里斯公司开发成功的凯兰斯彻微波管因成为战争期间所用雷达系统的核心部件，给公司和大学双方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军事订单也曾帮助了硅谷的其他创始企业渡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必须指出的是，战争期间，出于战事需要，美国政府把更多的研究和开发项目放在东海岸的名牌大学中进行，甚至连特曼也从斯坦福赶到哈佛大学担任重要的国防部的研究项目。战争结束后，特曼返回斯坦福，并担任工程学院院长，他决心要把斯坦福变成能够对当地高技术产业基地有所贡献的研究开发中心。他的创意是通过在斯坦福设立工程研究项目来培养一个“技术专家团体”，以建设有助于推动硅谷技术创新和经济发达的社群网络。
在特曼的倡议下，斯坦福推出了三项机构和体制创新措施。第一项创新是创立斯坦福研究院（SRI），其宗旨是主持和管理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帮助西海岸的高技术公司争取政府订单。SRI 最初致力于与军事相关的研究项目，后来变成加强民营高技术公司、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的联系的重要渠道。第二项创新是通过设立荣誉合作项目为当地的公司打开工程技术教育的大门，以便公司的雇员能够注册学习研究生课程。第三项创新是创办斯坦福工业园，这在美国国内是首创，其目的在于巩固该地区新出现的大学与电子技术公司之间的合作体制以促成双方的长期发展。这三项创新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的研究型学术机构、企业家和公司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事实上，这些机构和体制创新促进了大学、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包括私人关系和组织关系，并使硅谷的社群网络的建立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这种大学研究机构和高技术公司的合作关系很快延伸到伯克莱大学周围，后来又扩展到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附近。在60年代，受斯坦福的启发，在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迅速扩大了其在电子工程技术领域中的课程和研究计划，并鼓励硅谷的公司进入大学周围创业学习。到70年代中期，伯克莱培训了比斯坦福还多的工程师，而且以其自身的实力成为硅谷公司的主要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心。各类技术转让项目和由硅谷公司资助的教授岗位就是伯克莱和硅谷之间不断密切的合作关系的一种标志。此外，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也成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它与其他新兴的高技术公司之间也保持着富有活力的建设性联系。正因为如此，硅谷才成为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产业中心，大约有168家生物技术公司在此创业。三个世界一流的科学、 医学和工程学领域的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以及它们对硅谷产业活动的积极参与，因此硅谷建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产学创新体制和社群网络。
归功于这些体制创新和合作关系的确立，硅谷的电子技术公司群体在60—70年代迅速成长起来。这不仅指那些创始公司，而且也包括那些善于利用斯坦福和高技术社群网络的名牌企业。劳克海德航天公司1956年在斯坦福工业园为它的导弹和航空分部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斯坦福答应为劳克海德公司培训员工，作为回报，劳克海德公司帮助斯坦福建设航空工程系；威斯汀豪斯公司、福达航空公司、塞维尼亚公司、瑞森公司、ITT和IBM也相继在斯坦福设立研究和开发分部。或许在斯坦福工业园或硅谷中取得辉煌研究成就的是施乐公司。1970年，施乐公司在硅谷建立了它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这个研究中心在短短的的几年中，先后开发出像最先为苹果公司成功应用、后来为Windows 更成功地加以改进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开发出激光打印机、计算机鼠标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等。这些技术中的多数都为其临近的硅谷公司所采用，并增强了它们的技术创新实力，但对其沉迷于它的“核心商务”的东部施乐公司总部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截止1975年，当地的高技术公司雇佣了10万多名技术工人。这反过来又推动硅谷的公司和社区大学以及邻近的州立大学发展类似的合作关系。在70年代，该地的六个社区大学提供了面向地方公司服务的专业技术培训计划，其中圣约瑟州立大学实际培训的工程师数量与斯坦福或伯克莱同样多。按照类似的方式，社区大学和地区公司签定培训员工的协议，同时公司为这些大学提供改进教学课程的兼职教师和专业顾问，并为它们捐赠实验仪器和设备。 坦德计算机公司在给佛特黑尔学院赠送100多万美元的计算机设备后，该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人数增加了3倍，超过5000人。
在硅谷的公司和支持性的社会体制与社群网络一起发展的同时，该地区培育起了一个全新的产业——半导体产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的经济面貌，确立起当地的产业声誉。从肖克利晶体管技术公司1955在帕洛阿尔托创立之时起，半导体技术产业就开始在当地扎根发芽。该公司的创办者肖克利，是一位斯坦福的毕业生，是在宾西法尼亚的贝尔实验室从事晶体管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发明者之一，并曾因此项技术创新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创办的公司是一系列衍生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的始祖。首先，这一公司派生出仙童公司，之后仙童公司又衍生出英特尔公司、AMD、和国民半导体公司等。在1966—1976年，总共有36 家半导体公司在美国创立，其中的31家落脚硅谷，而且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大多数都与仙童公司有关。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产业早期成长的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军事订单。事实上，在它们最初发展的时候，没有其他用户需要半导体器件和技术。在1962年，政府是半导体技术和设备的唯一市场。然而，随着计算机产业自身的渐渐成熟，政府在半导体技术市场所占的份额也逐渐减少。到1978年，政府购买仅占有10%的半导体技术市场份额。显然，在硅谷的工业结构和商业文化成长的年代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国防部对“两种资源”（订单和研究协议）的持续供应，它既扩散了技术，又孵化了一大批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创始公司。美国国防部和NASA对这一新兴的产业技术发挥了“第一推动者”的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风险投资，明确地说，是风险投资有限合伙投资，开始代替军方成为硅谷创始公司创业的主要金融来源。这一地区风险投资家的爆炸性成长和当地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同步的。到1974年，有15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在硅谷开业， 当时斯坦福也把它的部分捐赠资金投入到风险创业活动之中。到1988年，硅谷吸引了40%的全国风险投资资金。
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不同于美国其他地方的同行，他们都曾经在该地区创办过公司，或在当地的高技术公司工作过，因此，他们远比东海岸的同行理解这一产业中的技术方向和商业前景。或许更重要的是，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当地公司中的同事之间的个人联系，使他们掌握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信息。他们还在与具有企业家精神、创新意识技术专家和支持当地繁荣的金融家的交往中分享了商业和技术预测信息。硅谷的风险投资家是“万能的”投资者，他们深入地参与到其投资公司的战略和经营决策中去。由于这种不寻常的关系，硅谷风险投资公司深深地介入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较宽领域，成为整个硅谷推动创新运行的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事实上，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创立了一种新型的、特别的金融体制。他们是社群网络建制的中心参与者，并把金融投资、挑选企业家、创新、用户和合作伙伴的选择以及纠纷调解等多项业务合在了一起。
除了风险投资家外，地区法律服务公司也在地区社群网络中是个重要的角色。硅谷有名的法律服务公司已经成为知识产权、技术许可、普通法和移民法领域的专家。律师和风险投资家相互间很熟悉，而且这两个行业的成员认识大多数经验丰富的技术主管。这些技术主管可以及时处理公司经营中出现的组织或战略问题，或者发展机遇问题，他们可能是创始公司的关键客户或合作伙伴中的董事会成员。
硅谷社群网络的一个特殊要素是它的劳动力市场。一个词或许最能描述这一市场的运作特点：流动性。从70年代初期开始，硅谷已经因为其公司雇员的高流动性而与其他地区经济相区别。那么多同一产业领域中的公司在空间上如此接近无疑会加速这种流动性。对于这一现象，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硅谷的雇员对技术创新职业的忠诚远高于对任何特定的公司，是这种理念加速了雇员的流动。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硅谷的雇员工作在巨大的压力之中，他们常被要求作出各种重大的技术突破。与技术成就和管理才能相联系的计酬方式推动雇员以超人的工作时间做最大限度地努力，由于这种压力，他们最终会“精疲力竭”，经不起竞争对手的诱惑而从一家公司转到其他公司。由于个体雇员从一个项目和一家公司流向其他项目和公司，而且流动渠道相互交叉，这就创造了加速技术能力和技术诀窍传播的信息共享的网络，正是这些劳动力流动的渠道造就了一个支持技术创新和激励技术创新、并使之加速商业化的社群网络。
雇员流动和相互竞争为另一种社会实体的成长创造了空间，它就是猎头公司，它们也是技术创新网络的缔造者。像风险投资公司和法律服务公司一样，猎头公司为高技术公司提供最宝贵的资源。没有猎头们推荐的经验丰富的“头脑”，高技术公司将会缺少促使其技术创新过程得以持续的创意和点子。
或许雇员流动和猎头公司活动最为人注意的地方是，它们推动了硅谷高技术社群的国际化，使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和跃跃欲试的工程师从世界各地涌向硅谷。这些海外移民中的多数在一个著名大学毕业后会留下创业，其他则为著名公司和创始公司所招聘。对硅谷社群网络来说，这种异质成份是无价的。因为这些移民来来往往，人员流动很大。他们中的许多变成美国公民，但后来又返回“母国”。他们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传送带，传播技术和市场信息及经验，有时候还建立海外研究机构来开拓新的市场，并充当这些新市场和硅谷联系的桥梁。他们已经成为开发成功的“后方”高技术产业区的中坚力量。
硅谷的创新缔造了边际不断延伸的社群网络，而这一社群网络所特有的开放性和非平衡性又增生出一种特殊的非线性反馈机制，使硅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创意”或点子即时地传播、涨落放大，形成推进未来产业的巨大力量。社群网络和硅谷创新的交互联动，成为硅谷创新之水源远流长的青春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