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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1-0063-0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那些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成果。以1867年《资本论》的问世为标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历经了经典形式、传统形式和现代形式的演变。① 而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经历了从传统主流向当代主流的嬗变。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嬗变历程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研究范式的变化，对于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问题：主流化嬗变及其历史逻辑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嬗变历程
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一定时期和地理范围内，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说或经济学派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某种理论、学说或流派。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或者表现为它在经济学术界能够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和赞同，或者是作为官方作出经济决策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抑或两者兼而有之。② 主流经济学因时因地而不同或变化。从地域划分来看，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主流经济理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是指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或曰西方经济学，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时间划分来看，西方当代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是经过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折中和综合演进而来的；类似地，中国主流经济学也经历着以“苏联范式”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嬗变。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体现为其主流地位的最初取得基本上不是在各种经济学派、经济学说的充分竞争中确立和形成的，而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执政党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化嬗变基本上是沿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条线索展开的，只有对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生存状态及其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才能勾勒出嬗变的理论脉络及背后的历史逻辑，发掘出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嬗变而引起的理论、范式的深刻变化。基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嬗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78年：以“苏联范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主流阶段。基于政治考虑、赶超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尚处在形成中的、代表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苏联范式”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和支配地位，被视作是唯一真理和绝对权威。所谓“苏联范式”，是指20世纪20年代后在苏联逐渐形成、特别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构建起的那套理论体系和理论范式，它基本上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继承或发展，而是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特征，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理论体系。“苏联范式”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经济理论发展都带来了不利影响，它盲目排斥和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等其他经济理论和学派的重要成果和学术思想，进而成为一种封闭的、不接受新思想、新观点的理论体系，最终导致它越来越难以发展、越来越脱离现实，对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量。对“苏联范式”的盲目推崇也使学术研究中的“唯政治”、“唯上”倾向愈加严重。虽然这一时期学界仍不乏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对马恩经典著作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应用于实践，于不同时期向“苏联范式”提出了挑战。但代表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和主张不仅没有发展成为当时的主流，反而被视为离经叛道之说加以禁止和批判。
2.1978—1992年：对“苏联范式”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归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开始认识到，“苏联范式”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映，其封闭性和教条主义倾向成为束缚当时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沉痼。面对改革实践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决策者开始对现实中的大量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策划，其成果集中体现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成为当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创新。同一时期，学界积极响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对“苏联范式”展开了反思和批判，强调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真面目。③ 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体的理论进展，主要是在质疑、修正、否定或弃置“苏联范式”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重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表述方法和逻辑结构。④ 为突破“苏联范式”的束缚，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时唯一可资借鉴的就是《资本论》等马恩经典原著，学界的唯一选择是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基本理论问题，将其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标准和依据。客观地说，这一时期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成果，不少研究尚未完全走出过去引经据典式的注解方法，其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仍多建立在释读化研究方法之上。但是这股反思和批判的潮流却荡涤着过去那种学术受意识形态羁绊和压制的风气，唤醒了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立发展、自由发展的意识和品格，使其得以走向复苏和日后的繁荣。
3.1992年至今：以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流派的初步形成为标志的当代主流阶段。首先，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超越传统的“具体化”走向创新发展。传统上，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局限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化”或“具体运用”，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被视为是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正是这种脱离时代重大变化和现实条件的发展路向，束缚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致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命力走向式微。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为转折，标志着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超越传统的“具体化”，迈出了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最重要一步。⑤ 其次，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西方经济学大规模涌入，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二是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从传统范式向现代范式转化，最突出的标志是不再由一种学说或学派一统天下，而是初步形成多个学派竞争、创新与共同发展的格局。再次，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趋于正常化，初步构建起平等对话、双向互动的良性学术发展机制。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嬗变的历史逻辑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传统主流到当代主流的嬗变，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主要是对传统的、不合时宜的结论、观点以及陈旧的分析方法进行更新和改造，是对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意识形态化”错误倾向的拨正和超越，从而使之更具科学性、开放性和竞争性，更成为实质的“主流”。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存在理论发展脱离实际、理论进步落后于实践的倾向，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嬗变过程始终呈现着实践先行、实践倒逼理论发展的态势，故主流化嬗变的动力机制只能从实践中去寻找。这种动力机制，也即嬗变背后的历史逻辑，正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发展道路的转变：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传统发展阶段向现代发展阶段跨越，从封闭和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
改革以前，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领导人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同时，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国社会基本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作为这种经济社会结构在理论领域的反映，“苏联范式”占据了传统主流地位。然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苏联模式”的实践是违反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做法、是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苏联范式”的理论有着根本的缺陷，无法通过实践检验，其科学性备受质疑。基于这一认识，中国走向新的改革开放，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实践角度提出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学界也开始从理论上对“苏联范式”展开反思与批判，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立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多学派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嬗变的历史呈现出如下线索：改革前，通过官方法定的方式赋予“苏联范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传统主流地位；1978年之后官方和学界对“苏联范式”展开反思和批判，开始向求实创新、与时俱进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回归；1992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以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互动并存及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学派的初步形成和发展为标志。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嬗变所引起的研究范式变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嬗变，在一定意义上也引起了研究范式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既是主流化嬗变内在逻辑的结果，也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的实践而作出的积极回应和调整。尽管这种变化可能还远不够深入，但仍不失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一历史性问题的回应。
首先，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片面注重规范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为标准来分析和处理经济问题或现象，以此作为决策和制定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统一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中，马克思倡导的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因而，重规范研究、轻实证研究的倾向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误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和必须坚持的，但就具体研究方法或分析方法而言，的确存在先进和落后之分，陈旧的研究方法将会制约学科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是从注重规范研究向同时注重实证研究转变，适当吸纳了西方经济学等学派的某些先进分析方法。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是有学者开始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以便引入现代实证方法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创新成果，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证性和科学性。
其次，传统主流把经典作家的论断视为终极真理和千古不变的教条，同时盲目排斥其他各种经济理论、经济流派和政策主张。事实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不是一次性完成即告终结，而是随着时代、现实、社会、历史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与时俱进是它最宝贵的理论品质。当代主流的开放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当代主流以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为基础，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吸收或融合了制度分析、转型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结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个内涵广泛的开放体系；另一方面，当代主流还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视野，积极关注、充分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
再次，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创建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全景式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和发展趋势。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存在刻意模仿这种路数的做法，一味追求宏大体系的建构，注重对宏观问题的研究而忽视对微观问题的探讨。当代主流开始重视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试图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理论生长点并探索某些范畴的现代形式。如不少研究对所有制、产权、劳动、劳动力、剥削、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资本、贫困等基本概念进行了争论和澄清，从实践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其现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还有一些研究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假设，使讨论能在共同基础上展开。这些发展和创新不同程度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科的基础地位，使其能够继续为其他应用经济学提供着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支持。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释读化研究：传统主流的局限
（一）传统主流的释读化研究的局限性
1.违背问题意识导向。问题意识是理论创新的基石，优秀经济理论的生命力依赖于对现实问题的预见力和解释力。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理论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导向，它从商品生产、劳动、工资、贫富差距以及经济危机等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现象出发，通过抽象概括和逻辑演绎一步步构建起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最终落脚点则是变革现存世界、实现人的解放。传统主流纯粹、片面地强调释读化研究方法，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而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苏联马克思主义权威著作作为出发点，用其中若干结论或只言片语去剪裁实践、束缚实践，走上了马克思本人所坚决反对的形而上学道路，使理论研究庸俗化、教条化。
2.混淆理论与政策。理论与政策是既有明确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理论乃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按照已有的知识和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等的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政策则是政府、组织或个人为实现目标而订立的计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首先应该作为理论而存在，其主要任务是深入分析和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问题及其运行规律，而对制定具体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则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传统主流的释读化研究混淆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经常打着“理论研究”的旗帜，“意图先行”地对马克思经典文献进行误读和曲解，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贬低为带有辩护性质的“政策解释学”，从而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
3.无法形成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一门学科发展为科学的“成熟标志”是形成普遍性和规范性的分析框架，使得遵循着相同分析框架的各种学派、学说能够并存，继而形成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的学科体系。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体系同样是由一整套概念系统、范畴体系构成的分析框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命题，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方法，较为完美地统一于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构成了它的支撑点和方法论体系。⑥ 而传统主流的释读化研究既没有明确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也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证明，多表现为不同学者从各自角度对马克思经典著作进行为我所用、甚至断章取义的注解或阐发，这些注解和阐发之间的有机联系和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也就缺乏行之有效的学术评价标准，由此形成了许多似是而非、昙花一现的“理论创新”。
（二）释读化研究的形成原因及评介
传统主流之所以形成释读化研究的学风倾向，除受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风格影响外，也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全面模仿、移植了苏联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其本身长期处于“学术与政治”的现实语境之中。为给当时多变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提供理论支撑，理论界往往是按要求先预定结论再从经典中寻找注解，甚至不惜以损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为代价，借此为即时政策作依据。
释读化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它本身并不能同教条主义画等号，若使用得当，释读化研究也是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基于释读化的文本研究必须结合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来实事求是地理解经典原著的理论脉络和精神实质，同时仍需联系当代中国实践的需要。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发展及其创新：困境、挑战与因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经历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苏联范式”的质疑、否定、反思和批判；经历了国外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及其多学科（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的引进、学习、借鉴和改造；经历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经济学多流派雏形崭露生机之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发展及其创新，仍然面临着痛苦的“认同之困、体用之困、转换之困”等诸多困境。
所谓“认同之困”，主要是指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伴随新科技革命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以及苏东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过渡、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和发展，使得一部分人，甚至是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同信念，产生了“怀疑论”、“过时论”、“终结论”等认识上的错误和严重偏差。这种认同困境的直接后果是，在教学和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被淡化、边缘化。
所谓“体用之困”，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认识和处理上，一种“马体西用”主张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脱节，或者说，在“知”上“马体”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在“行”上“西用”则强调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借鉴运用西方经济学中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成分。然而，所谓体用不二，“体”与“用”是统一的。“马体西用”的问题在于，它显然是机械地割裂了“体”与“用”之间的内在联系，仿佛“体”是一块，而“用”又是另一块，殊不知“体”是需寓含于“用”之中的。因此，按照“马体西用”的逻辑，既然马为“体”，那就不能为“用”，便是缺乏实践性了。这样一来，难免陷入马学有体而无用，西学有用而无体的“体用”割裂分离之困。
所谓“转换之困”，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如何从传统范式走向现代范式彼岸，如何寻找这一创造性转化过程的通道与路径，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首先要经历传统范式和现代范式剧烈交锋、相互角逐，而后在实践中对新旧范式进行比较评价，并最终作出痛苦艰难抉择的过程。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正处于新旧范式交替时期，不少学者对驾轻就熟的传统研究范式总是怀有难以割舍之情，因此，传统范式很大程度上还束缚着理论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范式也只是初见雏形，还远未臻于完善、成熟，这就更增添范式转型的难度。
陷入上述多重困境的原因，与其说是受到变化着的外部世界，以及发展中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外来冲击，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创新发展长期缓慢滞后于实践并内外交集使然。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面临着“四大挑战与创新”：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挑战需要创新，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挑战需要创新，对经济知识化、信息化、服务化的挑战需要创新，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挑战需要创新。⑦
为走出上述困境，因应各种挑战，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应重新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和认同度要真正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真正得到突破性和创造性的发展，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各流派之间着重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形成公平的学术研究环境
学术领域的垄断和竞争同经济领域一样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主流”一词本身就被赋予了某种垄断的色彩，即主流经济学与各种非主流经济学说、经济理论之间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平等关系。在公平的学术竞争基础上产生的垄断地位是合理的；反之，依靠政治手段干预学术竞争、排斥其他学说和理论而获得的垄断地位是不合理的。即便是已经处于主流地位的学说，也必须继续接受公平学术竞争的检验，而不能对此排斥之、消灭之。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化发展，意味着它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数量或权重必须占绝对优势，而是体现在它能够成为各门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以及成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虽然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仍面临着被边缘化之忧、“认同之困”，但化危为机，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只此一音、只此一家”的低水平、重复性、单向度话语垄断的制度环境。思想与学术领域的绝对垄断是扼杀学术创新、窒息理论生命力的无形绞索，也正是由于此，才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停滞、僵化，逐步丧失战斗力，最终面临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的境况。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学术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每一种观点、每一个理论都要经受对手的严格琢磨和苛刻挑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学派必然会把研究精力聚焦在理论的薄弱环节，紧张地补救理论的缺陷，使理论不断臻于完善，最终各学派在新的高度和境界达到新的统一。
在坚持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合理垄断地位的前提下，消除罢黜百家的学术傲慢与偏见，倡导正常的学术批判、学术争鸣和学术交流，形成各种理论和各种学派公平竞争、自由发展，特别是能够理解和尊重对立知识体系的学术环境，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在公平的、开放的学术竞争中推向高水平、建设性、创新性的发展，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同信念。
（二）处理好思想与工具的关系，形成正常的学术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兼具方法上的社会设计和理论上的社会启蒙双重功能，其方法上的社会设计功能是一种实践理性，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其理论上的社会启蒙功能是一种认识理性，它不仅体现为透过事物表象深层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体现为借助于“规律—趋势”的理论模型对未来的实践活动给予设计、评估和预见。与现代经济学工具理性的实用性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更具有思想的认识和启蒙功能。⑧ 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的问题，努力寻找人类摆脱物化和异化从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与完全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上兜圈子的、作为“现象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⑨
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对社会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就是用思辨性思想对社会现象意义和重要性的理解，除必须分析它的起源、结果和局势价值之外，还要进一步分析支配着所论述的时代的客观的、基本的历史趋势和倾向等等。例如，要理解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现状，就必须从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权力结构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探求，而不是依靠统计数据和指标。⑩ 而渗透着浓郁思辨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全方位的认识视角和思维方式，这是奉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信条为圭臬的西方经济学所无法匹敌的。然而，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发展的探索中，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之后，又有走向新古典经济学教条的倾向，其严重性在于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淡出，工具凸显”危机的影响和侵蚀，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性和工具性（实用性）分置两端，认为有此即无彼，研究生产关系就无助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无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需要(11)，从而舍弃和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特质的思想性，丢掉和舍弃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分析的方法硬核，热衷于技术性、模型性分析方法的简单搬用，停留于现象刻画、实证描述，而对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中深层次和本质性分析、现实洞察力及其思想深邃的内容却在弱化和减少。
针对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性的价值取向前提下，将思想性和工具性有机结合，这就需要我们采取“适应性原则”，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有分析、有条件、有取舍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及优秀成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论在经济学上的运用，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实用性。
（三）处理好规范与嵌合的关系，形成科学的学术发展机制
规范与嵌合的关系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转换和学科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决定着能否建立起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交流机制以及学术发展机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面临着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从一般性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想成为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性的通行学科，必须遵循符合国际惯例的学术规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各学派也应该形成遵循同一规范的学术共同体，即所谓科学化或曰规范化问题。同时，各个国家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以及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必将嵌合于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之中，即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
学术规范是不同学派和理论所遵循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在理论经济学界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呼声日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学派已经初步形成之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规范缺失问题一直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其后果是：一方面，规范缺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落后，研究范式转换困难，基于本土经验而产生的学术成果也难以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不同学派也深受各自为政的学术发展机制之苦，学派竞争稍不注意就容易陷入意气用事、党同伐异的境地，陷入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偏见之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学术规范与评价机制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偏好，难以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本土化发展形成深度嵌合。片面地强调规范化而不考虑嵌合性，不加取舍地移植国际规范，甚至以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评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势必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容易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丧失本来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发展和中国化创新的否定。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破解“转换之困”的难题，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发展过程中规范与嵌合的关系，建立既符合国际潮流又适应自己国情的、既切实可行又科学有效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发展机制。
注释：
① 借鉴张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提法，本文进一步概括和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形式、传统形式和现代形式。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式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和理论，这一形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和分析框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形式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理论相适应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这一形式的系统表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在当代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此外，郑谦也指出，在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各种不同的划分形式（郑谦：《延伸与准备：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与原因》，第172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② 贾根良、崔学锋：《经济学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历史考察与中国情境》，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1)。
③ 樊纲对“苏联范式”的缺陷给予了独到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所力图‘改造’、突破或放弃的‘范式’，就是所谓的‘苏联范式’”［樊纲：《“苏联范式”批判，载《经济研究》，1995(10)］。
④ 于祖尧：《政治经济学研究50年》，见柴祖舜主编：《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第1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⑤ 具体说，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核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深化着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⑥ 林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基本特征》，载《经济学动态》，2007(7)。
⑦ 简新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创新》，载《中国经济问题》，2006(3)。
⑧ 杨晓玲：《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当代经济研究》，2006(7)。
⑨ 于金富：《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⑩ 朱富强：《经济学的科学性意味着什么——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载《当代经济科学》，2008(3)。
(11) 事实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等对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对现实社会经济运行、增长与发展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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