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慧春[1]2001年在《农村城市化的理论探讨与政策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政策选择，是我国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随着农村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及城乡关系的沟通和融合，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以国内外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联系我国国情，对农村城市化问题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且在比较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山了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政策选择。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主要对农村城市化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论。这些理论包括城市与城市化的基本定义、农村城市化的主要特证、农村城市化发展的规律。 第二部分 简单回顾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农村城市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第叁部分 通过对我国农村城市化现状的分析，肖定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成绩，指出了我国当今农村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影响其发展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四部分 从科学规划、转换政策职能、拓宽投资渠道、调动内在动力机制、环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几个方面入手，提出了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政策选择。
郑健民[2]2004年在《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机理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六大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存在着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等诸多问题。”众所周知，城市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城乡一体化过程是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高水平条件下的“均衡”，其核心在于“发展”。而目前，城市化已成为解决我国城乡共同发展中面临的诸多中长期和短期问题的关键之一。我国的现代化也应是在城市化的基础上，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化和优化的过程。如果城市化是反映“量”的增长，那么现代化则是反映“质”的提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对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而言，研究城市化问题重点在农村，关注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作为产业内容与空间载体，是推动一个国家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农业产业化在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有所作为。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结合得不紧密，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实现产业间的转移，不能实现空间位置上的转移，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能改变农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也难以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效率和效益更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依托农业产业化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的协同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基于该背景条件下，以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对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理及其对策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研究背景、思路和相关理论研究。本论文在我国经济社会努力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对浙江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的道路进行研究。我们认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城市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这就要求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要实现产业间的转移，更要实现空间位置上的转移。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一个作为产业内容、一个作为空间载体，是推动我们国家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本论文在对相关经典理论进行研究和国内学者的相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机理及对策研究关论述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问题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分析了浙江省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的互动关系，从中找出两者结合点。从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发展类型、利益机制和实施途径等四个方面对浙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进行了剖析。重点总结了浙江省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基地、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对农村城市化起到的具体作用。同时分析浙江省城市化的成长模式和动力机制，得出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两个联系密切、又相互推进、诱导制度创新的过程。 第叁部分，应用在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和磐安县实地调查所得数据对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机理展开实证分析，通过对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村居民、农业加工企业的迁移决策行为、已进城农民的实证研究以及对城市化进程中各经济主体(农民、企业家、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得出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机理和发展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第四部分，对策建议与进一步研究方向。在前面几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如何有效促进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认为依托农业产业化推动浙江省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是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关键是农民市民化、农村企业进城以及政策制度叁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不同类型(资源、经济等)地区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和产业化推动城市化过程中相关制度的系统研究。关键词:浙江省;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机理;对策
马先睿[3]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温志雄[4]2017年在《中国城镇化思想的演进和城镇化的历史、成就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在概述我国古代和近代城市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点阐述新中国建国后城镇化思想的演进和城镇化实践的历史、成就和问题。论文将我国城镇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进行阐述,在归纳不同阶段城镇化思想以及阐述各阶段城镇化实践的历史、成就和问题的基础上,提炼出各阶段的共性,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的视角对中国城镇化实践进行理论分析,以期提出一种不同于当前中国城镇化主流思路的设想,为中国城镇化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阐述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有关城市化的思想争论。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体现在叁个方面:第一,城市社会的解体与重建;第二,城市职业结构的转变;第叁,城乡设置的开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过程加快,城市化特征逐渐显现。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来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结构冲击下的知识分子开启了对城市化进程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对“城市病”的反思。(2)出于应对“城市病”而引发的对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思考。第二部分阐述新中国前叁十年(1949-1979年)的城市化发展。新中国前叁十年城市发展基本特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力落后的背景下,实行限制人口迁徙的户籍制度保障了城市规模,维持了低城市化率的现状,城市人口基本属于自然繁衍阶段,由户籍制度所引发的城乡福利差异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改进的重点。这一阶段,我国首先提出的是“有重点地进行城市建设”的方针;按照“重工业立国”的理念,确立了一批大、中型城市。这一阶段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大的波动,城市和乡村人口的迂回迁徙导致我国的城镇化率与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上述因素导致这一时期中国总体的城镇化水平几乎停滞不前。第叁部分是对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归纳。改革开放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正式开启。城市建制标准更加科学,以经济总量和非农人口比重划分了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城镇。实现了城市经济总量衡量标准从工农业总产值到国民生产总值的转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开放实践在理论界引发了城市化思想的大讨论,讨论主题集中在:(1)是否实现城市化。形成了坚持不能实现城市化、实现城市化和“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等叁种观点。(2)城市化的“大、中、小”之争。城市化发展模式存在着小城镇论、大城市论和多元城市论等叁种观点,费孝通的“小城镇论”逐步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指导理论。第四部分集中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城镇化的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化和工业化失衡的局面逐渐扭转。转型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劳动力迁徙受限、资本土地利用率低。(2)社会公平性下降、社会矛盾增加。(3)环境和资源破坏大。(4)新城区建设问题。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发展模式的变革,成为转型时期学术界和政府考虑的重点。学术界对城镇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户籍制度。(2)土地制度。(3)关于城市规模的第叁次争论。(4)关于城市治理、城市经营和城市统筹的讨论。(5)围绕这一阶段领导集体的城镇化主张的讨论。最后一部分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城镇化转型阶段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城镇化转型期主要参考借鉴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这套理论虽然有可取之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应中国的现实。因此,本文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城镇化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地就中国城镇化的目标、方法和步骤提出一套替代性的方案,以期为中国城镇化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王海燕[5]2005年在《我国农民非农化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对于我国来讲,人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民发展。这一方面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农民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在于目前我国农民发展问题的极端严峻性。农民非农化发展正是立足于寻求农民发展的非农化出路进行立题和破题。 本文的研究将农民限定为具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这是农民中观层次上的定义,其数量多于职业的农民而少于户籍的农民。农民非农化发展从非农化视角探求农民发展的出路,其含义至少包括叁个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的层次,它们分别是农民的非农化职业转换、农民的城市化地域转移、农民的市民化角色转变。其中,非农化职业转换是农民非农化发展的起点和基本标志,城市化地域转移是农民非农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市民化角色转变是农民非农化发展的最终归宿。对农民非农化发展含义的界定为全文思路与框架的设计奠定了基础。叁个层次的农民非农化发展分别成为论文的叁个分论部分,它们和引论(前言)、总论(第一章)以及结论(结语)部分浑然一体,成就了论文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事实上,农民的非农化发展一直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伴,并不是改革以来才出现的新现象。只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改革以前的农民非农化发展受到颇多限制而表现得很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非农化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就地非农化为主的阶段和九十年代以来以异地非农化为主的阶段。 建立于二元结构基础上的劳动力高位转移以实现个人利益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理论,是我国农民非农化发展的理论来源。而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日渐松动的政府政策等,为农民非农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现实条件。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制度正在改革和完善之中。而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主体,无疑给农民非农化发展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表现为一方面政府意识到非农化的意义与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从而转变态度调整政策(制度)为农民非农化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又对农民非农化发展顾虑重重,因而延续了习惯上的城市偏向政策,成为农民非农化发展的制约因素。这样一来,农民非农化发展虽然有了阶段性的跃升,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为:大规模的职业转换正在进行,地域转移逐步在发生,以身份变更为标志的角色转变还刚刚开始。
路明[6]2000年在《中国区域城市化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新课题。伴随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出现了发展不平衡、区际差异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和区域产业结构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调整等重大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城市化作为当代各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发展过程和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现象，无论从理论探讨角度，还是从现实需要看来，都是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也是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区域经济研究和城市化研究是两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领域。本文通过从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研究的结合点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当代有关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成果，考察城市化进程，研究区域性城市化发展的现状、模式等问题，探讨中国区域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和目标原则，对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思路，为现实经济运行中城市化进程的诸多方面探寻一些有效的发展战略思路和政策措施，为城市化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和创新提出一种可供借鉴的见解，以期对我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有参考作用。 本文在导论部分首先简要说明了研究区域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背景、研究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相关问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指出了本文研究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理论抽象分析与实证比较分析方法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化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充分借鉴西方学者相关理论和多学科知识，适当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等主要经济学方法，考察区域、城市等复杂的“巨系统”和区域城市化等动态过程。导论还简要说明研究的思路和论文的内容和框架，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考察城市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首先界定本文研究中城市化的概念，指出城市化是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城市化的含义是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农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集聚，逐渐形成新型的城市经济要素以及已有城镇通过集聚和扩散作用自身发展并且带动周围地域转变为非农的城市经济要素的过程。进而分析城市化类型，对比城市化相关的概念，如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业现代化等。然后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和西方学者的城市化理论进行讨论评价。阐明城市化理论的主要观点，为随后的区域城市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雷寰[7]2005年在《北京市郊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城市化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同时,也给广大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各种问题和矛盾日趋激烈,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北京作为全国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建设步伐在全国具有先发特征,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数量较多,类型多样,存在的许多问题正是国内后发地区正在或将要面临的问题。因此,研究北京市郊区失地农民利益问题,不仅是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对于完善城市化发展规律、指导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城市化也具有很强的先导和示范作用。 论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等对农村社区进行经济学分析,采用博弈论方法对征占地各主体进行行为分析,主要目的是论证北京市郊区的各类失地农民利益是否受到侵害、如何受到侵害以及受到侵害的程度,以期发现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城镇土地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深层制度原因,从而在理论上提出合理的制度安排。 研究结论主要是: (1) 提出了利益在整个农民失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2) 对北京市郊区失地农民进行合理分类,比较失地前后的利益差异,发现大部分失地农民利益受损,但并非所有的征占农地都损害了农民利益。 (3) 提出了农民土地初始权益的缺陷是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根源。 (4) 对北京市郊区出现的自发诱致性制度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政府行使农村土地发展权具有收益外部性和较高交易费用,制度创新符合帕累托改善,也符合我国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5) 提出在维护土地分区控制下,将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农村土地发展权还给农民,从而实现政府仅对纯粹公共利益性质的用地需要进行征地。 (6) 征占地对农民的补偿安置标准应是促进就业和解决社会保障的制度实施成本,促进就业费用应包括就业补助费和就业培训费;社会保障费用应一次性缴纳农民能够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费用。
田金娜[8]2017年在《组织化视角下“村改居”社区社会秩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作为转型社区面临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社区再组织化的难题。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这一基本问题,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议题。本文以昆明东南的彝族社区Z村城市化中的社区转型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理论文献的研究,运用组织化理论对Z村社会变迁中的自组织和他组织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转型社区的组织变迁与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关系,试图对当代中国社会城市化发展中的农村社区转型作出理论的思考和分析。本文通过对组织化理论的阐述来探讨论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田野调查来揭示Z村的传统组织形式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情况,以及它对人们的生活秩序带来的影响。并在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对Z村面临的组织化缺失而出现的社会失序问题进行分析。全文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首先是对本文的研究缘起、现实依据和理论背景与研究意义的介绍,而后对与本文相关的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和反思,继而阐述了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最后是对本研究的田野点的介绍。文章分析了Z村组织变迁的历史,意在通过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今天理解自组织提供历史文化的视角。第一章以组织化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为题,对本文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分析社区社会秩序问题的根源。对社区组织化中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关系进行分析,重新理解与界定作为组织化基础的自组织,从图式理论这一发生认识论的角度对自组织原理加以再理解,为本文的探讨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变迁中的组织形式、组织体制进行分析,揭示农村社会变迁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城市化发展特点和问题,为开展论文的分析提供历史的视角和组织演变的认识。第叁章和第四章是以一个具体的社区——Z村的社区组织演变为对象,从Z村这一具体对象的社区组织化发展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变迁着手,将社区组织的演化置入历史和现实的场域之中,分析Z村在历史中所形成的适应社会变化的社区组织结构秩序,及其当代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演变。通过对社区组织与社会秩序之关联进行历时与共时相映照的分析阐释,指出当前Z村在“村改居”社区转型中,由于社区自组织的缺失和社区组织化危机所导致的社区秩序混乱社区重建面临的难题。其中,第叁章是对传统农村社会Z村社区的组织化特征作历史探讨,通过历史性分析来揭示社区组织演变的基本特征。第四章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当代Z村社会变迁和组织演变的历史进行分析。第五章旨在对本论文所提出的处于社会变迁中的转型社区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论述和总结。以当前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背景,探讨促进社区秩序和谐的组织化条件因素,阐述在城市化的社区转型中社区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社区组织化对社区发展的内源发展机制和根基作用。进而指出社区组织化是实现社区重建和社区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路径,论证社区组织建设的必然性、内容和社区组织化对社区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另一方面指出社区发展的未来在于建立城市化的社区组织体系,形成城市化的社区社会秩序,促进人的城市化发展,即村民变市民的完成。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意义进行总结性阐述,指出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的可能性进行思考。通过研究探索,本文的研究结论是:首先,社区自组织作为维系社区生活秩序和适应社会变迁的内源因素,在社区组织化的进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区,其内部总是有较完整的自组织体系在发挥作用。一旦这种自组织状态遭到破坏,或者他组织取代自组织,社区要么失去活力,要么陷于混乱。其次,社区自组织不能单方面的发挥维护社区秩序、促进社区发展的作用,他组织也具有不可或缺,在某些情况下对社区的稳定和繁荣起到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因而,将自组织动力和他组织推力相结合,辨证理解二者在建构社区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对研究社区组织化具有原理性的理解和解释作用。最后,在“村改居”社区的城市化转型中,社区社会的现代化不同于传统封闭社会的社区关系和社区组织结构,异质性的“有机团结”社会关系取代了同质性的“机械团结”社会关系,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多样化,靠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维系的社会团结,被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连接的社会团结所取代而成为主导性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社区的组织化中,自组织的形式和内容也必须现代化而与传统自组织相区别,向着合作、互助、服务和平等共享的方向发展;而他组织的方式也必须改变其传统的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对社区进行行政干预、强制,变为尊重、支持、引导和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建构社区社会秩序,推动社区的稳定和繁荣。这就不仅需要从一般原理上阐述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理论,更需要从经验中对复杂的“村改居”社区的城市化转型进行个案研究,从而避免教条化和行政化的思维产生的片面性误导或影响我们的认识与实践。
杨栋[9]2008年在《加速上海市郊区城市化途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化也因之产生、发展并加速,是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它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极大地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壮大。目前我国己经进入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时期,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速城市化进程、实现现代化是我们新时期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从自身发展看,当前正面临产业、就业、人口、土地、能源等一系列瓶颈制约,许多问题反映在郊区,突破口也在郊区。加速郊区城市化进程,正是我们突破郊区发展瓶颈制约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手段。郊区城市化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口向城区的空间迁移,它追求的是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和多方面的工作。如何加速郊区城市化进程,提高上海郊区城市化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论文首先对城市化发展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总结出目前理论研究尚需重点研究的问题,据此提出论文的理论创新空间和核心研究问题。1.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什么?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影响因素有哪些?2.加速上海市郊区城市化进程的途径应该是什么?3.适应现阶段上海市郊区城市化发展的城市化模式的创新研究明确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以后,本文选取上海市郊区中的奉贤区为实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加速上海市郊区城市化的途径进行研究。一、研究目的1.通过对上海市郊区城市化现状的全面分析,判断现阶段上海市郊区城市化整体水平。2.探讨城市化的本质,探索现阶段城市化与土地、产业、人口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系统关系,明确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问题。3.通过对现阶段上海市郊区城市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的研究,找到加速上海市郊区城市化发展的途径。4.通过对上海市奉贤区的实证研究,建立适应上海市郊区城市化实际发展需求的城市化模型,提出现阶段上海市郊区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战略和策略。二、主要研究结论1.通过对上海市郊区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进行模型测算,郊区整体城市化水平为64.45%(2005年),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郊区各区县城市化进程不一;近年来,上海郊区城市化发展较快,平均超过工业化发展10个百分点;郊区平均城市化率落后于综合经济实力的水平。2.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过程,是整个社会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不是到处出现城市,而是要使全体国民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实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素质等的转变。即:实现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产业的融合、就业的融合、环境的融合、文化的融合、社会保障的融合、制度的融合等,以期真正实现城市和农村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进步。3.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口集居是核心,产业集聚发展是基础,土地集约使用是保障,制度创新是关键。要探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途径,就必须将各种因素都集中到一起进行考虑,并充分把握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4.论文通过对城市化本质的探讨和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的研究,并结合上海市郊区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分析,提出现阶段加速上海市郊区城市化进程的途径,“人口集居、产业集聚、土地集约,叁者联动发展(简称叁个集中联动发展)”。“叁个集中”彼此之间并不是独立的,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是互动发展,互为条件的。5.通过深入调研,我们发现奉贤农民城镇化面临两大难题:第一类难题是农民就业难、镇保难、进城购房难、获得房产证难;第二类难题是农民的资源变成财富难,农民有承包地和宅基地资源,如何使承包地流转、宅基地置换,价值显化,成为财富,这是推进农民城镇化的关键问题。6.论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适应上海市郊区城市化发展需求的城市化模式:“网络组团式发展,构建叁级城镇体系”的城市化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内涵阐述:以产业、土地、人口的集中联动发展为坚实的基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以郊区新城——中心镇——中心村组成的叁级现代化城镇体系为框架,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良好的人文居住环境的新型郊区城市化模式。叁、研究创新1.论述了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提出了产业、土地、人口叁个要素作为影响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2.全面分析上海市郊区现阶段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速现阶段上海市郊区城市化的主要途径,即:“产业集聚、人口集居、土地集约,叁个集中联动发展”,并进一步论述了叁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剖析了“叁个集中联动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而对“叁个集中联动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述。3.以奉贤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论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适应现阶段上海市郊区城市化发展需求的城市化模式:“网络组团式发展,构建叁级城镇体系”的城市化模式。4.通过对上海市奉贤区的实证研究,针对上海市郊区现阶段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体制性障碍,从“产业集聚、人口集居、土地集约”的多个方面,以发展战略及保障措施的形式,尝试从户籍、土地、投融资、社会保障、居民就业等不同方面建立上海郊区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支持系统。
吴靖[10]2006年在《中国城市化制度障碍与创新》文中提出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现代化。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决定了我们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自然演进的过程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背景，制度转型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必然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本文正是基于此制度背景来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而且城市化本身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诸多制度之间交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制度系统，影响着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因此，从制度系统的角度出发，梳理出这些制度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以便消除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制度障碍，构筑起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有利于城市化推进的制度系统框架便构成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本文在提出研究城市化制度支持系统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以系统思想为指导，首先对构成城市化制度支持系统框架中诸要素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为建国后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我国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只能通过计划机制。城市化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相关的制度安排也是围绕这一战略确定下来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也就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特征，这些制度彼此相互关联共同为“重工业”、“城市倾向”的战略提供了制度环境。其次，在对各项制度变迁历史过程剖析的基础上，对各项具体制度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阐释。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体制下维护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城市轻农村的各项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严重影响了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为城市化的推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条件。再次，指出中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构成城市化的各个具体制度创新滞后，顺利推进城市化必须注重具体制度的创新。最后，着重探讨了各项制度对推进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城市化制度支持系统的理论框架。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由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及产业政策交互作用构成的制度体系。不同的制度安排在城市化制度支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而且我国的城乡制度是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当前，我国各种影响城市化的制度都是建立在农村居民直接依附于土地这一前提条件下的，因此，从逻辑的起点上看，土地制度在城市化制度支持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当前，我国城市化制度创新滞后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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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城市化机理及对策研究[D]. 郑健民. 浙江大学. 2004
[3].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4]. 中国城镇化思想的演进和城镇化的历史、成就与问题研究[D]. 温志雄. 云南大学. 2017
[5]. 我国农民非农化发展研究[D]. 王海燕. 山东大学. 2005
[6]. 中国区域城市化研究[D]. 路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7]. 北京市郊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研究[D]. 雷寰.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8]. 组织化视角下“村改居”社区社会秩序研究[D]. 田金娜. 云南大学. 2017
[9]. 加速上海市郊区城市化途径研究[D]. 杨栋. 同济大学. 2008
[10]. 中国城市化制度障碍与创新[D]. 吴靖. 西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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