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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事件的发生，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进入80、90年代之后，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新变化。在这一大转型中，学术界开始关心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新的国际体系的建立，各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呈现出汇合(convergence)的倾向等一系列新问题。在这一系列转变中，作为发达国家战后发展体制重要支柱之一的福利国家也经历了极大的转变，福利国家究竟是“维持”还是“后撤”成为政策界和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福利国家的转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等社会内部变化密不可分，全球化的推进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力图以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脉络下探寻全球化对福利国家形成挑战的具体表现，并探讨相关的作用机制。当然，对全球化挑战的分析无法与对国内因素的探讨相割裂，因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之后将对瑞典福利国家的变迁进行分析，以深化对全球化和福利国家变迁两者关系的认识。
一、福利国家和全球化：概念界定
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作为单个个体的劳动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要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供应。所以，国家介入市场领域进行调节，以部分的“非商品化”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①同时，福利国家的建设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福利的提供是国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利益团体都参与到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并形成了关于福利国家的“政治市场”。②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双重作用之下，现代福利国家逐渐发展和定型。
人们一般用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支出的水平为指标判断是否福利国家及其发展程度。然而，对社会支出水平进行简单的线性评分(linear scoring)无法反映福利国家的本质。福利国家发展的关键是“非商品化”进程，其本质就是在承认作为公民享有权利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支出的形式实现“非商品化”，进而保障社会公民权。因为“如果社会权与财产权一样具有法律与执行的地位，如果它们是不可侵犯的，而且如果赋予社会权的基础是公民权而不是表现，那么，它们将导致个人地位的去商品化并与市场相对立”，而“非商品化”的充分实现则意味着“服务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利，并且一个人不必依赖市场就能维持生活”。③
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后成为诸多发达工业国家的共识，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二十多年则是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年代”。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国家、家庭与市场等各种力量的不同影响，福利国家体制发展出不同的类型。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分类，主要包括三种，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英语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以及欧洲大陆的合作主义模式。在第一类国家中，非商品化的程度最高，体现了现代激进理念对于市场的反弹，其推行福利遵循“普遍主义”原则；第二类国家在三者中最倾向于市场，国家的福利提供是有限的，它在个人穷尽了维持生活的能力时才会干预。第三类国家则最为传统和保守，代表了传统社会对于市场的反弹，国家只有在家庭穷尽了服务其成员的能力时才会干预。
伴随着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福利国家在发展中出现了被称为“福利病”的一系列现象。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分别批评社会福利给经济绩效和社会道德水平带来的不利影响。⑤这些批评或有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利国家内部变化对其造成的挑战。
全球化的兴起则从外部对福利国家形成了挑战。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这一概念包含了诸多内容，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就是经济全球化。但意识形态在这一进程背后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按照贝克的看法，“全球主义”的观念“用世界市场排挤或者取代政治行动，这也就是说，世界市场统治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⑥因此本文在分析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时，主要采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同时也考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理论争论与作用机制
关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学界争论众多。其中最为极端的一种观点可称之为“全球化怀疑论”，这一派观点认为就对福利国家的影响程度而言，相较于福利国家内部的变化，全球化是次要的。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福利国家内部一些变化(如老龄化、去工业化)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当前全球化的特殊之处及其对国内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另一种观点可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的逻辑”，认为全球化以跨国竞争和经济效益的需要为基础，国家总体上从贸易和金融开放中受益，但这种开放使得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向“最低公分母的政策”看齐。⑦受其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降低或中止原本慷慨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福利。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的影响必须经过国内制度而对福利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反应和表现。而且经济的开放会导致公民要求更多的公共领域干预，以补偿国际经济的波动，与福利制度安排相关的国内政治利益以及公众所持有的福利观念都会使国家削减福利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全球化也可能是福利国家建设的新机遇。⑧
以上三种观点分别强调了全球化对福利国家影响的不同侧面，要具体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就必须了解全球化的发展作用于福利国家的具体机制。一般认为，全球化对福利国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方面就是削弱了在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内嵌式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内嵌式的自由主义”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特征，其根本含义是在对国内利益保护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自由市场，其原则体现在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形成初期时建立的多边机构上。其中《关贸总协定》提供了各国商讨低关税的机制，但讨论范围不包括非关税壁垒、农业和服务业，而且各国政府有权对国际资本的流入和国内资本的流出加以控制。⑨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各国提供了使用财政政策的余地。在这一体系下国内经济与国际环境的联系很微弱，政府能够通过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配合低利率而创造充分的需求，保证充分就业，实现“一国的凯恩斯主义”。⑩而且由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的压力，工人的要求能得到比较多的满足，劳方、资方和国家三方之间通常形成一种合作主义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国内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福利国家渡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浮动汇率机制被采用，而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及其带来的风险在全球化中达到空前的规模，政府也被迫逐步放弃对外汇的管制转而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努力降低公共赤字的比例。如此一来，政府确保充分就业的能力下降，福利预算也遭削减。除了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资本和企业的高度流动使得国际税收竞争日趋加剧，政府的税收收入降低，生产的外移则带来了发达国家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通过提供‘资本外逃’的选择，全球化大大提高了资本对政府和劳工讨价还价的能力”。(11)与此同时，全球化还带来了工人内部的分立，暴露于国际竞争的开放部门和免受国际竞争的受保护部门的工人之间利益产生了分化，前者受全球化的影响更大。据统计，经合组织18国开放部门中的平均就业率由1970年的41.3%下降到1997年的33.5%，而受保护部门的就业率则由25.9%上升到33.6%，(12)故而在集体谈判中工人内部很难达成一致。台湾学者吕建德所绘制的两张图表概括了这两个时期福利国家结构的不同点。(13)
虽然全球化在整体上对福利国家的规模有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以及相应的调整战略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结果。在福利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市场、家庭等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一系列的组织和制度在长时期内不断发展，并通过互相调整和竞争性选择的过程相互强化”，(14)而不同国家在这种调整和选择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构。因此，福利国家现存的制度，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是在历史上形成并演化而来，这些制度既影响着人的行为也影响他们的兴趣和选择。(15)具体而言，全球化进程中福利国家调整所体现出的路径依赖发展效应包括以下两个相关的部分。
首先，各国既有的整体政治经济制度会影响福利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战略调整。研究发现各国国内的劳动市场制度、选举和代议制度，正式的制度否决点(formal institutional veto points)等制度是疏导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经济压力的关键。(16)皮尔森关于福利国家的研究也发现，虽然经济全球化给福利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在一些国家内部，政治家还面临着选民和利益集团的约束，这也使得福利的收缩在一些国家不至于太明显。(17)比较研究则显示，当国内制度呈现“合作主义式的利益代表体系、包容性的选举制度、集中化的政体和普遍而保守的福利国家”等特征时，长期的政治倾向、短期的机会结构和大众的价值体系都更支持福利国家的维持(maintenance)；而在“多元化的、多数决的和分裂化的政体和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更容易导致福利国家的后撤(retrenchment)。(18)
其次，与福利提供直接相关的制度安排也使得福利国家调整体现出路径依赖的效应，在此结合前文提到的福利国家体制的三种类型进行分析。在全球化的转变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遵循福利国家的扩大就业战略，各国在制造业岗位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公共部门的扩展创造劳工岗位，鼓励妇女工作，以此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和提高妇女的地位，使平等和有效的社会政策两者都得到加强。在公共部门就业增加逐步饱和的情况下，政府加强对青年人和成人的福利供给，提供了大量的成年再培训政策和终身学习，积极推进地区性流动和工作计划。此外，政府推出关于父母休假的规定，并试图保障诸如单亲家庭等新家庭类型的经济福利。在此，我们能观察到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对政府作用的强调以及高度的“去商品化”和“去家庭化”的影响。在英语国家，各国用加大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弹性来控制经济衰退带来的国内失业，但降低社会工资和最低工资方面的政策又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此外，社会保障的缺乏在有年幼子女的家庭中表现得非常严重，由于社会津贴下降和较廉价的幼儿保育条件不足，儿童的贫困显著增加。这些变化显然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对市场的强调和较低的“去商品化”程度密不可分。在欧洲大陆国家，政府在失业增长的情况下采取的不是创造岗位和就业培训等对策，而是通过对离开工作岗位的人进行补贴来促使劳动力供应减少，并保持现行社会保障标准。此外，在这些国家，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险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由于国家对家庭的社会服务(如儿童社会保育)发展得极不充分，女性劳动者的供给和需求都十分有限。合作主义模式较高程度的“去商品化”和较低程度的“去家庭化”在此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19)
综合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到全球化对通过重构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体制而对福利国家的发展构成了挑战，其具体体现则是国家、资本和劳动者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资本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国家决策的自主性和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则处于不利的境地。然而每一个国家具体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则与国家内部长期以来形成的整体政治经济体制和福利制度安排密不可分。因此在分析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时，要“将全球市场中的事件与政府决策的变化联系起来，考虑不同的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介入这些变化”。(20)以下就将通过对瑞典的个案研究来深化对理论分析的理解，并具体探讨国内因素产生作用的机制。之所以选择瑞典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一是因为瑞典通常被视为福利国家的典范；二是因为瑞典的经济国际化程度很高，全球化对其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瑞典在全球化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瑞典通过劳资的妥协逐渐建立起后来被称为“瑞典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这一模式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首先是建立在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平等主义和普遍覆盖原则基础之上的全面福利供给；其次是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和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推动下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最后是以集中性的集体协商体系推动的连带性的工资政策，并以此实现不同行业和性别之间收入的差距。(21)由此可见，瑞典福利国家模式两大核心领域——劳资关系和社会政策与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因而在战后的黄金时期，瑞典模式能将高出口需求和收入增长、工会团结、福利国家的扩张、价格的竞争优势以及充分就业这些目标很好地结合在一起。(22)
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瑞典模式原有的安排受到了严重挑战。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原先采用的通过国内资本控制的手段调节经济的做法不再可行。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由于瑞典长期以来实行的对外国投资、外汇和金融的管制相继被废除，国家经济更多地暴露于国际市场中。而伴随着经济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明显。据统计，1985年时瑞典的海外直接投资额仅占所有投资额度的10%，但这一数字在1989年就攀升到了28%。1981年瑞典的直接海外投资大约相当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而1989年取消汇率控制之后，资本流动的受限程度减小，这一比重在1990年立刻就攀升到了6.2%，并在1991年稳定在4%，也是大大超过了其他经合组织国家。(23)
瑞典经济的高速国际化使得资本在与国家和劳工的关系中逐渐处于优势地位，原先建立在阶级妥协基础之上的社会合作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就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而言，税收政策成了变革的主要关注点。在瑞典的福利国家建设中，高税收政策是社会民主党、劳工和资本之间达成和解的关键。因为这一政策使得大型出口导向的资本和企业在“社会主义者”掌权的情况下仍能得到明确的税收优惠(tax incentives)，与此同时工会能得到支持，而一些旨在优待低收人工人的收入战略也能成为全国性工资协商的一部分。(24)但随着资本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对于高税收政策的不满逐渐增加。从源头上来看，对于工资和消费征收高额税收所造成的通胀压力本身就是造成瑞典企业家不断推进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伴随着国家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为数不多的大出口制造商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上升，这些企业需要提升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现存的瑞典模式反而成了亟需变革的对象，而高税率就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要求瑞典政府降低对高收入部分的高征税的声音就越来越强，而激进的税收改革于1988年开始实行，并贯穿整个90年代上半期。最高边际税率(Top Marginal Tax rates)从85%急剧降至50%，股息红利所得税(the income tax on dividens)则被取消。瑞典政府面临的降税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日益国际化的大企业，例如在1994年当社民党将要赢得大选之时，瑞典四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执行董事公开发出威胁，“如果政府增加税收，那么总值500亿瑞典克朗的投资就可能有危险”。(25)因此，有人认为90年代初的瑞典大企业已经具备了威胁国家的能力。税率降低的结果则是国家财政面临极大压力(见表2)。与此同时，瑞典的充分就业面临着终结，据统计，瑞典的失业率在1993年达到了9.5%，而失业人数的上升又要求国家扩大福利开支，因此瑞典的福利国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使资本在劳资关系中具有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优势。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结果，许多瑞典公司在国外的投资规模都超过了国内，据统计，瑞典跨国公司在国外雇用工人的比例从1965年的33.9%增加到1990年的60.6%，而同一时期，公司营业额所占份额从25.9%增加到51.4%。(27)在这一结构性优势的影响下，资本力量开始挑战劳资关系这一构成瑞典福利国家模式的核心因素。在瑞典的劳资关系发展中由总工会和雇主总会主持的集体工资谈判是确保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及缩小不同部门劳工收入(团结工资政策)的重要制度支柱。但自从80年代以来，随着瑞典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瑞典的大出口企业希望能对生产进行更灵活的控制并更多地对工资谈判进行局部控制，因此在劳资关系中“资本攻势”就成了冲击旧体制的关键力量。(28)
在经营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瑞典的经营者们认为传统的集体工资谈判制度和团结工资政策对其产生的制约性过大。随着各产业分别实行独立的产业集体谈判，瑞典雇主总会也公开强调统一的集体谈判无助于限制工资和劳资关系的平稳，并于1990年决定放弃统一集体谈判，(29)而一些大企业也开始采用公司层面的协商代替产业层面的谈判，其结果则是各行业工人之间和男女工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被不断拉开。与此同时，瑞典雇主总会也开始放弃传统的合作主义的相关安排，退出大部分三方(劳资政)委员会。而传统瑞典模式的“产业民主”也在不断退化，70、80年代通过的一些有关工作场所的立法在现实中不断被削弱，例如维持工会教育的经费被削减，对工会会费不再实行税收减免，工作年资的权利弱化等。(30)最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瑞典工人内部由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不同也出现了分裂，蓝领工人的工会组织和白领工人的工会组织之间以及蓝领工人的工会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公司很容易在各种工会和产业联合之间制造相互间的竞争”。(31)
而在传统的社会政策领域也由于全球化的冲击而进行了调整。瑞典政府逐步强调对社会福利开支的削减，如从1991年起规定前360天的健康保险津贴从相当于被保险人原来工资的90%降低到65%，将失业保险津贴标准从相当于原来工资的90%降低到80%。(32)同时，瑞典政府还将福利管理分散化，进行地方化改革，以降低中央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减少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而消除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而社会保障的私有化改革也是这一时期采取的措施，医疗、养老等领域私有化的发展也逐步展开。
由以上讨论可见，经济全球化对于传统的瑞典福利国家模式的两大核心——劳资关系和社会政策——都形成了极大的挑战，瑞典的福利国家也开始了转变的进程。但进一步的分析还需要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瑞典福利国家的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传统的瑞典模式的终结？是否具有独特性？以下将以税收调整和失业保障为例，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上文曾提及80年代以来瑞典税收政策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社民党在1994年重掌政权之后对税收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随后政府将针对高收入者的最高边际税的税率提高了5%，在税率变动之外，政府还持续对多种税收支出施加压力，最终来自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实现了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税收政策的这种变化并未阻止瑞典经济的恢复，而且政府还继续增加支持儿童的公共开支并以财政盈余偿还了大量公债。瑞典持续的高税收和高社会福利支出的政策组合被继续采纳。(33)
瑞典税收制度的这种变迁正反映了福利国家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根据9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瑞典民众也认为本国的税收太高，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当被告知如果减税会带来公共支出的减少，则只有极少数人支持减税，因为民众非常清楚自己正是从高公共支出中获得他们的大部分公共补助。换言之，民众认同的政治性使得有关全球化带来福利国家“竞次”和“趋同”的预测不适用于瑞典。因此，对于一个平等主义的大福利国家(以及支持它的税收)的持续性政治支持在全球化下仍然有效地支撑着瑞典模式的发展。(34)
而在就业领域，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际经济的衰退，加上货币汇率问题、国内投资和消费减少等不利因素，瑞典的失业率不断上升。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瑞典与失业相关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但相关的制度延续性仍然十分明显。例如在应对失业的过程中，瑞典政府并没有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现金补助”，而是采用了传统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并对其进行完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曾在60、70年代瑞典的福利国家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当时其主要服务于不断增大的劳动力需求，而在90年代，这一政策被重新用于应对失业问题，并增加了诸多新的措施以应对不同的问题。例如90年代之前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只有职业培训、补助性就业和就业支持三种政策措施，但到1998年，已经新增15种新措施。社民党1994年重掌政权之后，仍向劳工运动确认自己会重新采纳充分就业政策。(35)因此，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瑞典与失业相关的福利虽然受到冲击，但福利的体系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瑞典的福利国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瑞典福利模式强劲的制度构造抵挡住了经济危机对其基础的根本威胁，再加上传统的福利国家的理念的强大，“对平等主义社会的支持仍然很强”，(36)因此在改革中“真正的问题可能与各种机构的重建有关，而与废除福利国家无关”。(37)全球化的挑战对于瑞典而言也是进行福利国家改革的机遇。
本文针对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而对瑞典在全球化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个案研究加深了对国内制度所起作用的理解。从中可见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传统的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业政策、劳资关系都受到了冲击。但在既存的政治经济构造、福利制度安排和民众有关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偏好的制约下，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方式。在瑞典这一个案中，虽然其福利模式的核心——劳资关系和社会政策都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但这种挑战更多的是针对实现福利国家目标的手段，而非这些目标本身。在面临挑战的同时，瑞典还通过采取相应的政策促进了福利制度的积极转型。因此，本文赞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针对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功能领域，而不是针对福利”这一观点，(38)而如何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实现国家功能的转型，促进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福利国家在今后急需解决的问题。
①郭忠华：“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80页。
②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③[丹麦]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苗正民、滕玉英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0～31页。
④表格出自新川敏光、井户正伸、宫本太郎、真柄秀子：《比较政治经济学》，东京：有斐阁2004年版，第188页。
⑤熊跃根：“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危机与变革的再思考”，《学海》2010年第4期，第47页。
⑥张世鹏：《当代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⑦莱纳·莫斯利：“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王生才译：《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⑧莱纳·莫斯利：“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弗日茨·斯卡夫：“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约束、挑战和脆弱性”，丁开杰、林义选编：《后福利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Elmar Rieger and Stephan Leibfried," Welfare State Limits to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26,No.3,1998.
⑨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⑩吕建德：“从福利国家到竞争式国家：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的危机”，《台湾社会学》2001年第2期，第9页。
(11)[加]米什拉著，郑秉文译：《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全球化的视角》，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2)弗日茨·斯卡夫：“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约束、挑战和脆弱性”2006年版，第344～346页。
(13)参见吕建德：“从福利国家到竞争式国家：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的危机”，第10页、23页。本文对其中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法按大陆学界的约定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4)Paul Pierso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State Research",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7,2000,p.812.
(15)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第179页。
(16)Geoffrey Garrett and Peter Lange,"Internationalization,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4,1995.
(17)Paul Pierson,"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World Politics,Vol.48,No.2,1996.
(18)Duane Swank,"Globalization",p.332; Duane Swank,Global Capital,Political Institutions,and Policy Change in Developed Welfare Stat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9)以上的相关事实参见艾斯平-安德森：“黄金时代过去了吗？全球经济中福利国家的困境”，[丹麦]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编，周晓亮译：《转变中的福利国家》，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
(20)莱纳·莫斯利：“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第115页。
(21)Stuart Wilks,"Class compro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the rise and fall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Capital & Class,Vol.20,No.1,1996,p.94.
(22)Magnus Ryner,"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Vol.20,No.1,1998,p.51.
(23)菲利普·怀曼：《瑞典与“第三条道路”：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评价》，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24)Sven Steinmo,"Bucking the trend?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global economy:the Swedish case up close",New Political Economy,Vol.8,No.1,2003,p.32～33.
(25)米什拉：《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全球化的视角》，第74页。
(26)Sven Steinmo,"Globalization and Taxation Challenges to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5,No.7,2002,p.32-33.
(27)菲利普·怀曼：《瑞典与“第三条道路”：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评价》，第141页。
(28)Stuart Wilks,"Class compro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the rise and fall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p.103.
(29)高锋：“瑞典处理劳资矛盾和工资问题的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第78页。
(30)Gregg M.Olsen,Re-Modeling Sweden,"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Compromise in a Global Economy",Social Problems,Vol.43,No.1,1996,p.14.
(31)Ibid.,p.15.
(32)丁建定：《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33)Sven Steinmo,"Bucking the trend?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global economy:the Swedish case up close",p.40.
(34)Ibid.,p.44.
(35)关于瑞典失业福利的变化可参见'Ali Hajighasemi,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ystem:fact or fiction? 'Huddinge,So? derto? rn Ho? 'gskola,2004,pp.172～180.
(36)Sven Steinmo,"Bucking the trend?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global economy:the Swedish case up close",p .47.
(37)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转变中的福利国家》，第21页。
(38)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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