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坊巷文化肌理：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衢州论文,肌理论文,街区论文,文化遗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2)02-0019-09
在都市化进程中，我国诸多的古街区正面临快速消失的处境，这种消失既表现为日积月累的渐进性侵蚀，也有城市规划中整块拆除。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与我们对古街区文化遗产意义的认知有关。我们较多地关注物质文化遗产，如建筑、文物等，而忽视其背后无形文化遗产价值。由此，一旦建筑本身的原真性和历史性得不到确认，就会简单地以为不具有保护价值。殊不知，遗迹、遗址乃至上面的一草一木都可能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为此需要一种能打破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界线，形成能反映中国传统理念的古街区遗产认定方式，特别是能从那些看似普通的街区里把握到背后无形遗产的当下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现行西方文化标准下建立起来的文化遗产的认识框架，而要回到中国古代的坊巷文脉里，考察各种地方志是如何认识、记载和彰显街区文化遗产的。
关于坊巷的定义，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衢州曾名西安县)称“城内有隅郭内有坊，直曰街，曲曰巷”[1]231。坊巷在古代曾经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为坊。田野为村”[2]。但坊巷文化不能只从行政结构里解读，坊巷自周代即有之，《尚书·毕命》记载这是以“表厥宅里，彰善瘅恶”为要义。因此坊巷文化的核心是“贤其人”，重在激励人心。“表厥宅里自周有之，所以贤其人也，后世乃以表科第，近又以表其官。此有司崇重激励之意，其亦甚矣”[3]。此外，坊巷也不仅是由建筑构成的街区，它还包括礼俗、家族、商贾、名贤(牌坊等体现)、园林、城池、宗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坊巷内存在或消失的各种历史遗迹，可以是民居、商铺，但还有各种亭、园、楼、阁、寺、塔、祠、庙、坊等。但每一个遗址承载的是建筑以外的丰富多彩的无形文化遗产，通常又与家谱、寺祠志、建置志、古迹志、人物志及诗文等连接起来。先人对坊巷的记载往往体现“微言大义”的话语风格，包含着过去与当下、历史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与伦理等重大问题思考，这都是今天重新理解街区文化的重要参照点。要全面认识街区文化遗产的价值，就有必要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出发重新梳理坊巷文化的肌理及其背后的大义。
文化肌理是指各种文化要素构成的体系及其质地。肌理或纹理(fabric or texture)一词是取自纺织行业的一个比喻，用来指构成一种文化的各种特征与线索，包括有形也包括无形文化。这与中国“文”的传统涵义相似。《说文解字》解释：“文，错画也，象交文。”意指由线条交错组合而成的一种图案。段玉裁注：“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来字的地位突出起来，人们忽视了“文”这一更加根本的意义来源。在西方，肌理或纹理这一概念比较多的出现在文物与建筑遗产的修复中。街区文化遗产的肌理通常关注其物质细节及其结构，也包括视觉面貌和内心感受。在西方对街区物质文化肌理的保护已相当成熟，并走向一种具有怀旧色彩的艺术化效果，游客行走其中往往会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今天对文物或者说坊巷肌理的认识已经拓展到非物质文化范畴。这得益于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文化的深入认识，比如McFarland[4]倡导通过关注浪漫主义文化肌理来重构我们对什么是浪漫主义的认识。吴宗杰、胡美馨[5]引荀子观点，认为礼是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肌理，体现在“歌谣、謷笑、哭泣、啼号……刍豢、稻粱、酒醴，餰鬻、鱼肉、菽藿、酒浆……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等体现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大力倡导遗产的生态观，[6]建议用整体而不是分类的方式，挖掘与保护村落、街区的所有文化细节，与此同时也开始探讨扎根于本土几千年传统的文化遗产观。[7][8]但如何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还有待于我们用文化肌理的视角把握每个细节及其多样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求我们在遗产表述时，把有形和无形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线索编织为一个整体。
中国传统对古迹与遗产的关注往往不重其物质肌理，而是这些古迹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其精神之存在。此种传统影响下的一个结果是大多数中国坊巷，很难找到具有悠久历史的物质存在。Pierre Ryckmans在其《中国人对过去的看法》一文里就提到，在中国风景线中，缺乏西方有教养的游客所关注的那种过去留下的物质存在。因此如果从西方环境发展起来的遗产标准来审视中国，这些游客往往会感到失望。[9]另一方面Ryckmans也注意到，在中国旅行，你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过去，在那些延续几千年的地名、表坊、墓墟，乃至店名、广告诗词，流行歌曲，以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都能让一个西方汉学家想起他们所仰慕的几千年文明。如果我们打开任何一部地方志，那种穿越时间的永恒精神更是跃然纸上。如果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些纸上的精神还可能在街区的各个坊巷肌理中得到体验。为此Ryckmans概括中国人对过去的态度是：物质缺失但精神存在，或者说当下看到的中国过去，是一种“精神的活跃，物质的无形”。汉学家Victor Segalen(1878-1919)认为，“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没有东西永恒到可以逃脱时间那饥饿的牙齿”[9]。因此古人对遗产的保护可以表现为不断地重建，除了刻有文字的石碑，其他物质实体都可以代替和更新，甚至生长在遗址上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被看做是珍贵的遗产。如果考察地方志关于“名木”的记载，几乎都在文化遗产的意义上，而非今天植物学定义。《战国策》记载“秦伐齐，令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这里说明柳下季墓墟边的草木也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也被看做是珍贵的遗产。《衢县志·古迹志》中写道：“过柳下季之垄而禁采樵，往哲之风徽有足动后人之景慕者，旷百世而如新也”[10]。在古人那里，月榭风亭不在其艺术之美，荒祠古墓不在其文物之珍，关键是有可以让当世仰慕和追忆的精神遗产。
由此来看，重构中国坊巷遗产，重在其无形文化肌理。对坊巷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转向其遗址以及遗址承载的精神文化。这要求超越西方街区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物质原真性和物质怀旧肌理)，重在其人而不在其物，认识到遗产的永恒性在人而不在物。
本文建立在对西方遗产界一系列反思性研究的基础上，[11][12]旨在发展文化遗产研究的本土理念。文章通过案例洞察重大问题，即“言近旨远，以小见大”，我们以“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为例，展现一种，把物质和非物质、细节和整体、当下和过去融合在一起的遗产意义挖掘思路，通过运用包括《史记》《春秋》在内的儒家传统历史书写方式，以“微言大义”和“行事深切著明”来彰显街区文化遗产的深层价值，把错综复杂的文化线索编织成“以人为本”的坊巷文化肌理。虽为衢州案例，但期待对我国古街区挖掘和保护有重要启迪。
一、历史人类学的本土视角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已有很长的历史，[13]通常指的是把人类学提出的问题通过历史研究来加以回答，或者是用人类学考察去考证或补充历史研究。不过我们采取的方法与此不同，我们看重人类学的田野及其对当下的关注，而历史则更多看做为过去留下来的文本及其与今天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文化遗产本质上是过去在当下的存在，对其研究也必须包括当下和过去两个维度。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在古汉语里，“文”指典籍，“献”乃故老之贤人。杞宋二国为夏殷之后，虽然孔子有夏殷之礼的记载，能言说之，但缺乏活人的传承，故不可成之。由此可见，孔子的遗产传承既重视历史史料，也重视当下的活人。这就是所谓的“文”“献”互征，也就是我们所持有的历史人类学视角。遗产研究就是要让史料和活体对接，实现对过去“大义”的传承。坊巷通常被看做是物质存在，但对其意义的把握必须超越物质，能把握其历史大义。同样历史也不能以传统史学观看之，仅仅为了再现过去的事实。文化遗产是一种流动的，与当下在对话中的过去。历史人类学就是把现实与历史对接起来，以成其大义。
衢州有帝王之陈迹，圣贤之芳躅。1994年国务院审批，公布衢州为古迹型“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宋时期，孔子第四十八代长孙孔端友南渡，赐家衢州，故又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水亭门古街区位于城内西隅，呈矩形地块，现存三街七巷。区内散布着庙宇、宗祠、会馆、城楼、古迹及成片的传统民居，是衢州城保留最完整，最能体现古城风貌的街巷。衢州市政府一直对这块街区的改造非常小心。街区分别在1997年和2001年请同济大学古建筑专家做过保护规划，但自那以后十年时间里，街区面积仍然在不知不觉中由20公顷，缩小到今天只剩大约12公顷。区内民居十分脆弱、市气凋零。出现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街区文化遗产的大义难以被感知，由此造成政府决策两难境地。2010年衢州市文化局从“文化先行”的理念出发，邀请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团队，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古建筑学、旅游休闲学等多学科视角对该街区进行街区遗产历史意义的研究，以便为今后各种规划和利用提供文化本底。
在历时近两年时间里，课题组对本街区及其周边文化遗产，挨家挨户开展了刨根式调查，掌握了大量人类学资料，包括采访、图片、录音、录像等。同时收集整理了丰富的有关水亭门街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超越现代遗产观，打破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划分界线，从中国本土历史思维出发对研究资料进行仔细分析，并用“述而不作”的风格对遗产的意义进行书写。最终形成一份近40万字的研究报告。报告展现了一个全面、深层、细节、原真的街区遗产画面，旨在实现下列研究目标：
(1)挖掘水亭门街区蕴含的文化大义；
(2)为修复水亭门街区，活化文化遗产提供过去与现在的对接点；
(3)为“照亮”街区的文物遗产提供语言性的艺术魅力(aura)；
(4)为城市规划等提供深层文化本底；
(5)为旅游展示提供文化素材。
在遗产书写上，避免宏大叙事惯用的概念和定义表述，而是通过细致、具体的文化肌理刻画，展现街区遗产独一无二的地方价值。我们把历史文献解读和人类学田野考证紧密结合起来，研究过程包括：
文献考证 收集与水亭门街区有关的文字资料，包括地方志(不同时期的版本)、地方文献、家谱、档案、老照片、图纸、碑文、已发表研究论文等，利用这些资料对这个街区每个片段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
采访与田野考证 对不同年代的居民及熟知该地区的各界人士进行追踪采访，请老人们提供水亭门街区相关载体的历史记忆，请他们一起走访现场，对现场文物进行考察、描述和讲故事。通过这些方法，把握无形遗产在当下的传承状态。
文化解读和遗产书写 解读不是一种理论解释，而是在描述中著明；书写强调尊重原始史料的语言，包括古人诗文，它们不是看做文学作品，而是古人对该遗产的意义解读。描述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原过去事实，而是探究过去对现在的意义。
文化遗产利用论证 根据水亭门街区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下意义和政府与民间的诉求，探讨被现代人利用、展示的可能性及策略。论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即使在课题结束后也在继续展开。
二、文化遗产的“取义”
遗产的价值在其蕴含的能为当下所利用的大义。所谓义[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指：“善也”，“从我，从羊”，“谓仁必及人”。本研究的重点就是结合当下社会背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义出发，以人物为核心，街区遗产细节叙述为载体。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结合到遗产研究，街区及其历史人物可以看做“事”，史料及遗产书写可以看做史与文，但“取义”却是要靠研究者审视夺度。“取义”不是简单言说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或者给遗产套上一个大道理，而是在具体细节的叙述中隐含，要让遗产能给现代人以启迪。“取义”是通过口述与史料的细致解读，结合中国经典，针对现代各种各样的问题“折中于夫子”。我们相信只有把握住遗产的文化意义，才能留住其物质存在。遗产描述不能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事实层面，不能只说水亭门以前有什么，而是要追问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研究虽然只是衢州地方文化，但其意义并不止于衢州本地，要从中国文化的高度去认识。报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思考如何取其义。“取义”借用孔子的“春秋笔法”，通过用词细节体现出来。孔子写《春秋》用的只是当时熟知的普通史料，惯用的历史叙述，但却隐含了大“义”。
比如当我们在写水亭门城上的碧春楼时，除了梳理其通常的遗产内容外，把登楼看到的衢州星象分野的记载与当今地理学经纬度作比较，展现这两种文化的本质区别，古人以不变的星辰作为山川坐标，故有“国邑之名代变而山川不变，星辰亦不变。泥其变者，遗其不变者，何异于亡剑而刻舟？”由此出现天人合一的地理观：“天道远而人事迩，顺人应天，此之谓乎？”我们从一块碑记里，裁录清代西安知县的徐懋简登城楼时的故事。其中谈到他当年看到的“弦歌四起，
壤交错”的衢城景象，作为父母官该如何体悟民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说，登上城楼，看见下面“那些背着书箱的人，我要知道培养他们；那些扛着锄头的人，要知道如何慰劳他们；那些江山往来的船家，要知道如何保护他们；那些居民，要知道如何安抚他们；那些酣醉而起舞者，我要知道他们为何快乐；疾病痛苦的人，要知道他们的忧伤。知道这些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知道如何执掌西安县事的人”[10]。由此碧春楼就寄托地方官“知天、知地、知衢州”的大义。
在描述水亭门文昌殿时，展现它作为文运的礼仪场所的意义，体现古人对教育和治国人才的祈求。将文昌殿作为全国祭祀的重要对象，始于清代，给朝廷呈《文昌化书》的倡导人，大学士朱珪还在衢州文昌殿边的观我园留宿，并留下诗文。近代以来，由于科举废止，儒学远离，文昌殿也被废弃，并错误地理解为“拜菩萨的地方”。我们从民国《衢县志》记载中读出这样的无奈，并在水亭门古迹志里把文运和教育的传统大义提取出来，思考中国文运复兴之意义。街区上的周王庙和天妃宫，衢州古时流传“天妃宫月月《风筝误》，周王庙旬旬《比目鱼》”。这里曾经是“西安高腔”的发源地之一，体现“‘八佾’遗风，戏为盛礼”的南孔遗风，今天天妃宫仍然每周上演古戏。深入考察，其中追求的乃是“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①的礼乐意境。从“取义”的角度看，我们不是套用所谓建筑学、宗教学、美学等现代人的概念去评说遗产的价值，而是回到本土文化的原点，深明大义。《报告》在触及小人物、小民居、小文物时，也时刻不忘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大义。
三、坊巷文化肌理的书写
遗产书写本质上是意义的产生过程，也就是面对某一古代遗存，包括与之相关的人类学调查和史料，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叙述风格、分类方式表达其意义。简单来说，我们应该怎样从依照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遗产分类体系、评估标准走出来，用一种切合中国本土叙述传统的遗产写作方式，用整体观照的思路展现遗产。
我们不简单地把水亭门概括为某一种文化，如商业文化、戏剧文化、中医文化、宗教文化或者其他。水亭门就是衢州古城文化的印迹，由无数相互交接，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肌理构成。我们通过挖掘衢州丰富的史料，结合人类学采访，确立八条文化肌理，并用司马迁“互见法”加以贯穿。刘知几《史通·二体》阐释“互见法”“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14]。在我们这里就是同一史料或事件或人物依“取义”之需要在不同篇章里出现，使不同文化线索分而不离，并体现“微言大义”的效果。通过参考传统方志的编目理念，同时又根据当下之需要，水亭门文化遗产分为八个大篇目，分别是：(1)城池篇——众志成城，以“城以盛民”视角对水亭门留存的古城墙、城楼、水系等进行叙述；(2)江上篇——衢江休闲，对水亭门码头、浮桥、濲江鱼工、驿站渡口、船工、九姓渔民、花船、江上休闲文化等衢江江面上的文化加以再现；(3)坊巷篇——水亭门怀旧，对街区三街七巷的文化肌理、人事加以刻画；(4)宅邸篇——宗族演义，以民居为载体，全面梳理这块土地上出现过的家族及其传承体系和故事，体现“家国一体”儒家要义；(5)古迹篇——水亭门悲空吊古，主要呈现已经消失了的，但有据可寻的古迹，体现迹以古传、古以德彰的古迹观，让人产生“悲空吊往古，流芳未冺，可激来今”的效果；(6)市贾篇——水亭门商市文化，衢州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水亭门曾经是衢城最繁华的地方，我们对可追溯的商铺、行业进行呈现，尤其是体现敦亲睦谊的会馆文化和儒商价值观；(7)礼乐篇——水亭门仪礼文化，这部分实际上是渗透于各篇内的无形文化线索，涉及庙会、戏、节庆以及婚、丧、嫁、娶等礼俗活动；(8)医泽篇——浙西医药泽地，衢州拥有杨继洲及其《针灸大全》，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水亭门曾有衢州最古老的药王殿以及众多的药铺和药栈业，为此我们专门设篇目描述这里的中医药文化。除了这八个篇目，在涉及的具体项目里，我们提供当下利用方式的提示，以文字框方式插入。报告中，史料、口述、文物描述、作者评说等虽然相互交叉，但来源都清晰可辨，而不任意用自己的语言去代替。报告的布局，篇目体裁舍去，力图打破受西方遗产话语的文化支配，更好地体现古代地方志及其他史书的叙述风格和遗产观。[15]总之，遗产书写力图让人能看到来自不同时代的语言实录以及涉及具体人事的故事，着力以孔子提倡的以“行事深切”来“著明”遗产意义。
四、打破“乡土”与“纪念碑”的界线
在遗产保护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遗产评价视角。通行的做法是关注那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鲜明特色的标志性遗产，人们称之为“纪念碑”式遗产。[11][12]今天衢州人认为其标志性的文化有“两子”，即“南孔”和“围棋”，尤其是南孔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普通老百姓心中，南孔文化是“阳春白雪”，遥不可及。遗产保护的另一个视角就是寻找普通的，属于寻常百姓生活里“乡土”文化。站在水亭门街区角度来看，这里的遗产更像是后者，除了少数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庙宇外，人们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宏大的东西。但对于我们来说打破这两种遗产观的界线，使其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乃是重要的遗产研究创新。南孔确实有重要意义，但绝不只限制在孔氏家庙里。水亭门街区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家族及其宗庙。此外，这里曾经有过的庙会、礼俗，以及中医、私塾、表坊无不蕴含儒家精神，是南孔文化的民间根基，也是孔子后裔适衢后影响下培育起来的衢州乡土文化。它反映的是以南孔为标志的衢州古城文化肌理。
举例来说，水亭门街区有大量看似普通的民居。这些民居不仅仅只是体现所谓徽派建筑这种物质形式，更重要的是其所承载的各个家族的文化记忆。这些丰富而细节性的家族记忆，是南孔所提倡的宗族文化的历史延续。现在周王庙旁边原来是联豸徐氏祠堂，面积相当于杭州岳王庙的面积。联豸徐氏是与孔子嫡长孙同时南迁来到衢州，宋时为东京祥符人，落在衢州已有九百多年历史了。联豸徐氏作为一个望族，记载了大量儒家文化，包括称为天官的徐可求忠壮形象，儒林鸿博徐之凯，还有明朝万历年间“一门三进士”的荣耀。今天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邵永丰麻饼当年就是该家族的重要祭品，并由其族产“徐大丰麻饼店”传承。在方志和家谱里还记载了联豸徐氏家族很多孝子的形象。该家族最后族长的儿孙至今还保存有鲜活的家族文化记忆。徐氏家族遗产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类似的家族在水亭门还有很多。另外，站在坊巷角度看，这里的“柴家巷”以姓氏得名，巷里曾居住过“旧时王谢”的豪门望族，是五代后周皇帝周恭帝的后裔。《衢县志》记载，“城西隅柴家巷，周恭帝后，叔夏封崇义公，收掌二帝位版权，就衢州景福院奉安，子孙遂家于衢”。[10]1124周恭帝乃是被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废掉的后周小皇帝。不过赵匡胤以及宋朝历代皇帝依照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大义，对其后代仁慈相待，直至绍兴五年，赐封到衢州。因此今天的柴家巷乃是一代君王历经传承，留下来的可考证的印迹，是孔子“绝世之仁”的见证。
由此可见，水亭门这个建筑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街区，却编织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义，堪称衢州古城的博物馆，但这个博物馆是活的、流动的、开放的，不是只摆在那里让人看的，而是让人们走进来，可以用身心来感悟、体验和生活的。
传统上文化遗产追求的多是些纪念碑式的、标志性的有形遗产，该模式主要受1964年《威尼斯宪章》影响，注重遗产的物质原真性保护，主要适用西方以石块为特色的建筑。上世纪后期，国际上对这一思路进行深刻反思，[11][12]更加重视非物质文化内涵的保护，遗产的定义也开始超越西方思维，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非标志性的遗产。也就是说，遗产定义及其保护不能再按照过去那种物质性的、标志性的单一文化思维模式，而是要把各种本土的、根植于民间土壤的、活的文化记忆纳入到遗产解读中来。
五、从文化碎片到文化肌理的编织
无形文化肌理好比是一束束光环，能根本上照亮古街区，赋予其魅力。文化肌理本质上就是能对遗产产生“察觉”“意思”“意味”“道理”“情理”“遗音”“意会”“不尽之意”等的意义系统，西方称之为遗产的sense，其中包括气味、风声、氛围等。但这个与心理学上的感官刺激完全不同，它是包括良知、义气、憎爱等更加重要的人文感受。能产生这种感受的除了物质肌理外，主要是来自遗产相关的语言。从话语角度来看，这些意义系统的东西都是以不连贯的文化碎片存在，可能是一句诗、一个字、一个人名，一段故事，物质上就可能是一片残瓦、一堵断墙，甚至一棵树。遗产研究就是要把这些碎片化了的文化遗存，小心翼翼地加以收集、考证，然后编织成一个能被当代人理解的文化“叙述”。
水亭门遗产的修复，要靠追溯其原来的文化碎片质地，具体来说，就是它过去一砖一瓦以及生活的细节和布局是什么样子。报告着力追寻这些细节，为了以后修复水亭门街区用。历史资料显示，当年从朝京门进来看到的，是类似现在湖南凤凰城门内的景观。从城门进来，看到的是窄窄的街道，弯弯曲曲，有变化的，中间铺着青石板，两边是鹅卵石路面，街道两侧的屋檐向内倾斜，不时能看到伸出来的楼道，妇女们坐在上面喝喝茶，看看下面流动的人群和庙会。三个牌坊在水亭街依次排开。建筑表面有着不同年代留下来的痕迹，风格也会随不同时代而有变化，有张扬，更有内敛，但总体和谐。这些都是物质文化肌理留给人们的意境。抗战期间水亭街左右两侧各拓宽过三米并拉直，日军细菌战又对水亭门文化肌理产生很大影响。例如柴家巷9号吴土福的房子，本来六间平行，但其中有一间，其木板与其他不同，就是因为细菌战的缘故，这一间被烧掉重建，因此呈现了不同的文化质地。今天水亭门的很多民居内壁由砖头搭建，原本却是木板，原因就是当时政府命令老百姓敲掉木板，改用砖砌，防止老鼠传染细菌。还有日本人在黄衙巷一号房子里搭建瞭望塔，把楼板锯掉一块，如今还能看见这块空缺。这些质地都需要小心解读和保护，是日军暴行的见证。
但文化碎片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性质的，包括今天的口述。物质碎片也要靠语言碎片帮助产生意思。比如水亭门街道路面，中间石板，两旁石子铺成，这不能只是看做一种材质、一种视觉和踩踏感受，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的文化意义。古人走在大街上，不同年龄、辈分、宾主关系、上下关系、男女关系都有礼数空间，中间石板路总是留给尊者，因此这一路面又称“君臣路”。由此街道路面的修复就不仅仅是材质和格局，包括“君臣”关系的文化空间修复。今天能用来修复这一空间的无形资源可能是一位长者对“这是君臣路”的指认，但还有连接到其他史料对这一表述的记录，也可能包括发生在这条路面上的故事。这些东西留到今天都是以碎片形式存在。
把过去留下来的遗迹看做是一种碎片，就是说，无论是文字记载、口述还是物质载体都是一种承载意义的话语碎片。[8]74这是要说明，历史意义总是不完整，存在断层。对文化遗产的探究不是追寻福柯所批判的历史起源，或者还原一个事实，[16]而是思考过去留存下来的意义碎片在当下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历史回声。水亭门的家族、商铺、古迹、坊巷、房子以及相关的记载和回忆等就如同一堆由不同历史话语叠加起来的碎片，厚实又多样，体现衢州古城的文化底蕴，呈现给我们的是从古代至民国，乃至文革时期不同时代的碎片，构成一个个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每一碎片又可以与更加远古的经典对接，放在当下语境里就产生本雅明所指的原作的回声。[17]76-79作为文化遗产研究者，不可能，也不要试图忠实再现过去，其任务是发现过去碎片的意义再生意向，并从这种意向唤醒历史的回声。遗产书写要尽可能使这些碎片透明、真实，不用现代人任意概括去遮挡其光芒。[17]79
末代秀才周浃，当年曾是衢州的重要人物，民国早年去世时半个城为他送葬，如今关于他的记忆几乎已完全遗忘，但是在柴家巷的一大染坊还留着他的字迹，由于战争、自然和时间的原因，字迹已斑斑驳驳，完全碎片化，正是这一细节给了我们历史的感动。93岁王汉卿老人看着这片字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周浃开设的私塾里读书，内心充满感激。老人们还记得一大染坊墙上曾有一丈宽的“布”字。当年晒着五颜六色的布，飘起来，也曾是一道非常漂亮的风景线。
碎片的解读从生活开始，现象进入，然后连接到古籍，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大量古代文献。比如进士巷里有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魏政之进士厅，今天从进士巷走入柴家巷，还有一处巷的格局能反映进士应有的礼数空间。当地老人介绍说这条拐角，今天看似普通，但当年只有进士人家才能有。不过今天这房子历经时代变迁，早已无真实性可言，但把《衢县志》记载与《明史》对接，告诉我们魏政这样的官衔，其房屋应为：“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由此我们不仅看到这一进士厅依照当年礼制可能的建筑格局，更重要的是看到古代礼制对官员的约束。今天常有人凭借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恣意建造豪华别墅，已全没有礼义廉耻的感觉。为此现在的进士厅包含着对当今治理腐败的启迪。这样，我们把现场观察、口述、方志记载和《明史》对接起来，形成历史碎片的相互对话，以传统礼制大义反思当下。
遗产研究应尊重语言甚于事实，所谓语言就是过去留下来的哪怕只言片语，它可以是史料也可以是老人的口述。把这些不连贯的、不同来源的碎片组织成现代人能阅读的故事，就是文化记忆叙述。[8]遗产书写讲究叙述要有味道、直白、忠实和“微言大义”。本研究立足于对语言碎片来源可靠性的考证，而非事实。因为一切过去的事实，留下来的只是语言与符号。每一句话，都要有出处，有可靠的来源和实证依据。实证不是确认事实，比如天王塔的传说与西湖白娘子传说一样并非事实，但对地方文化却有重要意义。遗产书写通常分三种风格，一是以理论为主的原则性的陈述，从抽象层面把握文化遗产的宏大意义，但难以实际操作，也无法提供能脚踏实地的文化解读。二是结合具体文物展开的科学性陈述，可以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但无法呈现丰富多彩、深刻的遗产意义。三是通过寄存在文化遗产上面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达到对遗产的深度解读。解读还包括以“微言大义”的方式隐含的对现代人的重要启迪。这样的叙述就是孔子和司马迁遵循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文力图遵循这一叙述风格，同时也兼顾其他两种叙述。以我们研究的水亭门祠堂为例，我们会找到各个家族的家谱，追踪其后人，收集故人事迹，研究存在或消失的祠堂格局和族产。同时我们也考察其后代子孙现在的想法和处境，了解家族传承现状。有了这些古今对接，丰富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故事，后人哪怕站在这块地方也会产生敬畏之感而留恋概慕。这时看见的街区会产生其背后的“深切著名”。
文物的消失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份记忆和意义失落。研究水亭门常常会叹息，这里要是不拆就好了，那里不就是曾经的故居。但是，这种遗憾本身就体现出遗产的魅力。衢州还是一个值得遗憾的地方！这样说是因为在都市化和全球化浪潮下，浙江大部分古城连懊悔的资源都没有了，因为在那些城市，已经无法激活哪怕一丁点儿的怀古情思。衢州残留下来的遗迹还不足以让人抹去过去的记忆，留给人们一个个懊悔的空间。也许就在这遗憾瞬间，我们得到了“旷百世而相感”的通古情怀。先人遗迹在历史的沧桑总会被淹没，但“以兹有尽，视彼无数”，“至于英雄葬骨之区，贤哲首邱之地，一坏斯存，九原可作也”[18]。今天很多古城研究重在文物建筑的保护，但那种带有缺陷的遗址挖掘远远大于建筑物本身，这也是古代地方志重视的地方。
遗产的价值在于能崇德，而不在于事实本身。古人云：忠孝所在寸土皆香，自后人慕之，则见为古迹。[19]今天许多古街区在默默中不知不觉凋零，似乎感觉不到其魅力，这其实是街区遗产之大义在当今时代的失落。衢州古城自唐武德建制，上下千百年，其间城郭宫室、园林台榭，以及一名一物之奇，大都因世远而淹没，然古城余韵可观。也许人们在看到一些断瓦残垣时，感到懊悔。正是这一懊悔，动人对陈迹之慨慕，遗产之珍惜。衢州先贤徐之凯曰：“夫天下未有不折衷于古昔，而可以行之久远者也！”文化遗产不只是用来开发旅游等文化产业，它是保证当下事业行之久远。遗产背后的文化大义，将是我们中华文化复兴大业的基础。《水亭门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报告》与许多有关文化遗产的书籍不同，它旨在向遥远的古昔发出邀请，期待历史能重新发出光辉，让那一束束从过去走来的灵晕，聚焦在古街区，把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重新点亮。
①语出《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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