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骈文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骈文，以晚明四六兴起为契机，以渊深厚重的学术知识为依托，以末代封建王朝文化总结为关捩，取得了巨大成就，号称“复兴”。钱锺书先生云“骈文入清而大盛，超宋迈唐”①。蒋寅先生也说清代骈文“依托于作家普遍的学术背景，名家云起，创造出深闳博丽的时代风格，足以与六朝前后辉映”②。在创作实绩感染和文体本身呼唤下，清代骈文理论更是当之无愧地集历代骈文理论之大成。正如吴承学先生所云：“清人以理论的自觉性和系统性著称，对传统古文、骈文等做了系统深刻的总结，清代文学批评仍有许多题目可做。”③因受政治、历史和文体本身局限等影响，学术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骈散之争、骈散交融方面，其他则非常薄弱。本文拟从骈文地位、骈文文体特征、骈文风格及作家风貌等方面来梳理清代骈文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 文位论：自然和经典视域之中的骈文地位
具有以对偶句式行文、多用典故等特征的自足性和对制诰表启、赋颂箴铭等古代文类的兼容性，是骈文的主要文体属性。然而，形式上的兼容性引起的宽泛性又削弱了其文体的自足性和独立性。因此，尽管六朝“今体”和唐宋“四六”具有骈文之实，但在清代以前，以之为批评对象的理论很少。宋代出现了《四六话》、《四六谈麈》等几部资料汇编式的文话，但多聚焦于四六文对偶句式是否精巧、化用典故或袭用前人成语是否精妙、字词是否精当等联句技巧，偏重于句式而不是文体。可以说，当时批评者的四六文文体意识不强，因而对其地位、内容、风格作宏观透视的极少，多蜻蜓点水之论。
宋人多轻视四六。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评欧阳修《内制集序》云：“论青词、斋文用释老之说，祈禳秘祝近里巷之事，而制诰拘于四六，果可谓之文章欤？”④就对欧阳修制诰用四六体能否成为“文章”表示质疑；洪迈《容斋三笔》卷八中则斩钉截铁地认为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但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有用和无用在宋人四六文场域中得到了矛盾性的统一。一方面，文士在交际应酬中喜用四六来支撑门面，炫才使学；在庙堂公牍中，为了宣读铿锵顿挫和文风典雅庄重，也不得不使用四六，此为有用；另一方面，四六的骈偶句式和隶事特征，在不同场合的反复应用中，容易形成固定的创作模式，而在才庸识卑的文抄公手中，这种模式容易变成挦撦类书或獭祭经典，因而四六被当时大部分人视为俳优文学，雕虫小技，不能传达个人真情实感，更难以言志载道，因而又最为无用。元明四六地位整体上卑微，理论更是湮没。不仅文人轻视，甚至皇帝都下诏在庙堂公牍中禁用四六。直到晚明，随着四六创作和四六选本的兴起，王志坚《四六法海》及其他四六选本的序跋中才有出现了为之争取文体正常地位的理论。
在前代四六地位整体上被轻视和理论基本缺位的背景下，清人不仅多用“骈体”、“骈文”代指前代“四六”，而且，低谷中振起，逆境中勃兴，对于骈文地位作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深入透辟的分析，孜孜以求，继往开来，展示了真我的风采。这种文位论内容主要有：自然之“文”多对偶，因而人文之文对偶符合自然运行规律，合乎数之理；儒家经典中排偶句式不绝如缕，因而骈文源远流长，其实和古文是同源异流，各表一枝，根本不是道衰文弊的产物；骈文不仅擅长抒情、写景，同时还能兼善议论、说理，言志载道，具有和古文一样的功能；骈文不仅应该和古文具有对等地位，还因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文统，所以它才是文章正宗；骈散不应该强分高下，应该一视同仁，在创作中做到骈散不分和骈散交融。
康熙初，黄始编四六选本时云：“理者，文之经也；词章者，文之纬也，文无定格而词章之用亦无定体。故可以古可以今，可以奇可以正，可以散行可以比偶。虽体用各异，而终归于理之当而已矣。”⑤从文无定格，词章无定体，但要旨都在于明理的角度来肯定“比偶”和“散行”文的平等地位。乾隆间，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则从自然中对偶现象、经典文辞中多含对偶来肯定骈体文和散体文的平等地位：“文之骈，即数之偶也。而独不近取诸身乎？头，奇数也；而眉目，而手足，则偶矣。而独不远取诸物乎？草木，奇数也；而由蘖而瓣鄂，则偶矣。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此岂人为之哉！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论者先散行后骈体，似亦尊乾卑坤之义。”⑥包世臣《艺舟双辑·论文》对经典中的对偶句子加以分类，如对《尚书》中的对偶加以分类，有叠字为偶、语奇而意偶、语偶、意偶、隔句为偶、参差为偶、双意必偶等，把经典文辞中的对偶现象加以细化，深化了骈文和经典中俪词的渊源关系。为何文章中多偶句？骈偶行文有何长处？对此清人也多有论述。陈衍《石遗室论文二》云：“文之有骈偶，兆端《尚书》、《周易》，至《国语》、《左传》而已盛。……通篇全引古事，以为证据，固非以俳偶出之，则嫌其孤证单弱。其布置以二人为一偶，或以四人为一偶，略用反正相承，极似后世演联珠体，似即联珠所由来。而每段收束处，多用单行，则东汉以迨六朝骈文亦皆如是也。”不仅指出了骈偶兆端于经典，还说明通篇用典的文章，如果不使用俳偶，则有孤证单弱之感；而俳偶也不能平铺直叙及通篇对偶，要用偶句反正相承和奇句单行结束之法，这样文章才能气势流畅，不至于有板滞或空疏之病。
尽管清人常常争取骈文和古文的平等地位，但古文家或宋学家多反对骈语或骈体文。方苞以“义法”和“雅洁”论古文，崇尚清真雅正的文章标准，云：“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⑦。乾隆初刊行的李绂《古文辞禁》云：“一禁用四六骈语。凡古文皆直书其事，直论其理，而骈体则皆饾饤浮词，骈句又伤文体。欧公‘竹簟’、‘暑风’之语，犹有议者，不知公乃为两制序文，故兼一二骈语耳，他文则从不相犯也。或谓经传亦有骈语，然皆四字短句，气质古健，若骈丽长句，则断然无有矣。”严禁古文中杂用四六骈语，认为骈体为饾饤浮词，骈句有伤文体。在古文选本中，更是表示了对于六朝骈体文的忽视或冷漠，如方苞《古文约选评文》重视史书和唐宋八大家文，对六朝骈体文付之阙如。
在古文家整体上轻视骈文及乾隆间骈文兴起的背景下，在宋学家多兼擅古文和汉学家多非议宋学随之否定自宋以来就与理学捆绑在一起的古文的情况下，乾嘉汉学家不满足于求得骈文的正常地位，转而与古文家分庭抗礼，争取与古文的对等地位，甚至骈文的文章正宗地位。乾隆三十四年，蒋士铨强调骈文和古文都来源六经，自然事物奇偶交错、整散并行，取材虽异但载道无殊：“文章有俪体，六经开权舆。凡物比奇偶，整散为密疏。取材各有宜，载道无差殊”⑧。嘉庆年间曾燠《有正味斋骈体文序》也云“大抵骈体之兴，古文尚存；古文寝失，骈体亦亡已”，强调骈文和古文相辅相成，荣辱与共。乾嘉年间，徵实尚博成为为文和为学的潮流，而骈文必须徵实的特征契合了这种潮流，加上汉学家多对空言性理的宋学反感，连带着对宋学的载体——散句单行的古文加以排斥，而宋学家排斥的骈文就自然成为汉学家驰骋才思，发蕴学问的载体。汉学家兼骈文家孔广森、凌廷堪提出了《文选》、骈体文才是文章正宗，阮元更指出所谓“古文”根本不是“文”，只是辞和语而已，只是子部杂家之言而已。
明代杨慎、屠隆对韩愈古文变偶为奇多有否定，凌廷堪《书唐文粹后》更是在骈散之争的视域中直接将韩愈古文定为文章别派，而不是唐宋以来一般认为的文章正宗：“盖昌黎之文，化偶为奇，戛戛独造，特以矫枉于一时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谓为文章之别派则可，谓为文章之正宗则不可也”⑨。进而认为韩愈倡导的古文只知蹈虚言理，而不讲究对偶隶事，不知名物训诂，为文空疏，故只能称文章别派，根本不是学文融合、学文合一的文章正宗。凌廷堪的这种思想受其好友汪中和孔广森的影响，但又有所发展。乾隆四十九年，凌廷堪《上洗马翁覃溪师书》云：“今年在扬州，见汪君容甫，研经论古，偶及篇章。汪君则以为《周官》、《左传》本是经典，马《史》、班《书》亦归纪载，孟、荀之著述迥异于鸿篇，贾、孔之义疏不同于胜藻。所谓文者，屈宋之徒，爰肇其始；马扬崔蔡，实承其绪，建安而后，流风大畅，太清以前，正声未泯。是故萧统一序，已得其要领；刘勰数篇，尤徵夫详备。……是说也，同学或疑之，廷堪则深信焉。……独是汪君，既以萧刘作则，而又韩柳是崇。良由识力未坚，以致游移莫定。”记载了汪中受萧统和刘勰影响，以屈宋、马扬崔蔡等人文章为文，而不是以古文文统为文，且将经史子排除在文学之外。凌廷堪不仅赞同且责备汪中言行不一，文章徘徊在萧刘和韩柳即骈文和古文之间而不定。乾隆五十一年，凌廷堪参加京兆试之前，和孔广森讨论学术文章时，孔广森也提出“荀卿为儒宗老师，萧统乃文章正派”(《孔检讨诔并序》)。凌廷堪当时“将应京兆试，栖身蓬蒿，埋头帖括，虽闻妙论，未暇尽心，而意甚感焉”(《孔检讨诔并序》)，颇有知音相惜之感。这种“萧统乃文章正派”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阮元。阮元和凌廷堪友谊深厚，乾隆四十七年，十九岁的阮元和二十八岁的凌廷堪相识，“(阮元)因屏去旧作诗词时艺，始究心于经学，得歙凌次仲上舍为益友”⑩，此后交往频繁，彼此引为知己。在理论上，凌廷堪为阮元的骈文正宗论开了先河。嘉庆末至道光初年，阮元张扬骈文地位，以之为文章正统，发展了凌廷堪定韩愈古文为文之别派的思想，干脆将古文排斥在“文”之外，连“别派”的地位都不留。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和《四六丛话序》、《文韵说》上。因学界对阮元骈文观念研究较多，兹不赘述。
在骈散之争较为激烈的嘉道之交，由于对骈文和古文认识的深入，主张骈散并行的观点，由清代前中期的零星出现，到此时的渐成共识。道咸到清末民初，骈散不分，骈散各有长短，不以文体来判断文章优劣的思想成为文章界的主流思想。这不仅表现在以古文名世的作家中，也表现在以骈文名世的作家中。如以古文名世的方东树为骈文名家彭兆荪文集作序时就对骈散两分、厚此薄彼的观点加以批评。以骈文名家的王芑孙为彭兆荪文集作序时也云：“盖奇偶之用不齐，而一真孤露，吹万毕发，氤氲于意象之先，消息于单微之际。上者载道，下者载心，其要固一术尔。”(11)孙衍庆序潘曾莹骈文集时也云“吾以为行文有不变之法，理气是也；有必变之体，散骈是也，体宜骈则骈之，体宜散则散之”(12)，主张从理气而不是从骈散形式来判断文体高下。郑献甫《为张眉叔论四六文述略》也云：“诏敕之典，以代王言；论断之文，并参史事，未尝分某为散体，某为骈体也。故纵横以使气，跌宕以取姿，悠扬以审音，变化以立格，面目虽异，神骨都同。”(13)从散体和骈体纵横使气、跌宕取资、悠扬审音和变化立格等方面来肯定其神骨相同。总之，骈散在行文和审美上各有千秋，不应该厚此薄彼。诚如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所云：“岂知古文丧真，反逊骈体，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迹似两歧，道当一贯。”
二 文体论：形式美和装饰性视角中的骈文特色
骈文文体特色，主要是指其文本形式上的特点，即追求对偶、隶事、声律和藻饰等。虽这些特征在不同时代、不同文类甚至不同作者手中表现强弱有所不同，但“正宗”的骈文一般都具备以上特征。其中，典故巧用和辞藻锤炼的结果需要表现在排偶句式上。它们最终多指向视觉效果，所以这三者其实可以归为藻饰美；而声律，即声音的调谐对仗，一般指骈文中对偶句节奏点上的字，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一联之内平仄相对。它多指向听觉效果，即铿锵顿挫的音乐美。
骈文声律不仅今天研究薄弱，而且古人也语焉不详。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运，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其对南朝文学，主要是骈体诗文的声律美有所揭示，但对文章中句式声律，如平上去入的搭配，以联句为单位还是联与联之间也要注意“粘”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骈文声律，从宋代至清末民初，虽有声律要求的话语，但很少具体清晰的说明，需要后人从文本中摸索骈文的声律特征。宋四六在声律对偶上有自己的规则，音韵和谐为其重要要求。王应麟《辞学指南》引吕祖谦语云：“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虽然宋四六不能等同于骈文，但是，毫无疑问，宋四六是骈文的一种。宋四六声律要求比普通骈文要严格，这里据此来了解骈文的声律特征。如王铚《四六话》有云：“欧阳文忠公《谢致仕表》云：‘虽伏枥之马悲鸣，难恋于君轩；而曳尾之鱼涵养，未离于灵沼。’元厚之(元绛)后作《致仕表》云：‘踉踉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镛；翯翯归飞，亦在文王之灵沼。’又《谢致仕表》云：‘冥鸿虽远，正依天宇之高华；微藿虽倾，尚遡日华之明润。’其意谓万物不离于天地，虽致仕亦不离君父也。子瞻为《笔说》，大以此为妙，云：‘古人谢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所举例子都是以用事精巧、声律调谐而著名的宋四六名家表文。从声律上看，三篇表文中，句式都为隔句对。根据意义划分，欧阳修文节奏点上的字依次为“马”、“鸣”，“恋”、“轩”；“鱼”、“养”，“离”、“沼”，音调依次为仄平仄平；平仄平仄，为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一联之内平仄相对，声调抑扬顿挫。元绛两表，其节奏点上的字依次为“踉”、“舞”，“忘”、“帝”、“镛”；“翯”、“飞”，“在”、“王”、“沼”及“鸿”、“远”，“依”、“宇”、“华”；“藿”、“倾”，“遡”、“华”、“润”，也符合平仄调谐规则。
在对其他宋四六和清人所编的“正宗”骈文声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知：骈文声律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偶句式节奏点字上，而节奏的划分是根据意义的完整性来的；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一联之内平仄相对为骈文对偶联句的基本规则，但一般并不要求所有对偶句式都调谐平仄，即往往只是数段或数个意义层上的平仄调谐，有些还只要求对偶的上下两句尾字音调平仄相对，不要求一句之中平仄相间；偶字句句式比奇字句句式更倾向于追求平仄调谐，如四六句式比五七句式更讲究平仄对仗。除了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一联之中平仄相对外，上联第二句末字和下联第一句末字的平仄要相同，类似于律诗的“粘”，粘接成章，由章成篇。这种声律调谐，能带来愉悦或感人的听觉效果，宋元明人都有接续性的点评。元代陈绎曾《文筌·四六附说》也云“四六之兴，其来尚矣。自典谟誓命，已加润色，以便宣读。四六其语，谐协其声，偶俪其辞。凡以取便一时，使读者无聱牙之患，听者无诘屈之疑耳”，就明确说明“四六其语，谐协其声，偶俪其辞”带给读者和听者的流丽之美。
清人对骈文的声律多集中在制诰表启等公牍应用文章之上。康熙四十二年刊刻的王之绩《铁立文起》后编卷八“表通论”有云：“表有声有律，平仄相间，宫商迭宣，朗然可诵者，声也；对偶精切，分毫不爽者，律也。如古表云：‘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以“耶”对“子”，谓‘耶’与‘爷’同音也。又‘狼狈’兽名，‘流离’鸟名。其精工如此。”其所举例，一句之内节奏点上的字“耶”和“狈”；“子”和“离”分别平仄相间；一联之中，则平仄相对，即“耶”对“子”，“狈”对“离”；又化用了借名对，更显得精妙绝伦。王之绩又说“表”：“行文皆用四六，必调平仄，如上对是平而仄，则下对必仄而平；上对仄而平，则下对必平而仄。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各别，乃可。如长对则不此限。不调平仄，其病有四：曰平头，如‘巍巍龙凤之姿，明明天日之表’是也(谓两句起头便同韵)；曰犯尾，如‘刚健中正，居九重而凝命’是也(下句命字，犯上句正字)；曰双声……曰叠韵……作表最忌有此。”用具体例子解释了四六表文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一联之内平仄相对的声律规则。更重要的是指出“长对则不受此限”，即骈文声律的灵活之处。其所说平头、犯尾之病指声调违反平仄规则；双声和叠韵之病则指用字声韵选择不工，可见他对四六文声律要求较高。道光年间，孙衍庆云：“惟骈体则未有不谐声耳，古者言声音者不言韵。……夫所谓谐声者，以声律对偶言，非如后之作诗，以协于句读之末，而始谓之谐也。又非如必以四声相当，去其蜂腰、鹤膝之病而始谓之谐也。”(14)认为骈体文的谐声指声律对偶，即平仄相间和相对，不是像诗歌那样押脚韵；又说不必四声相当，严格讲究蜂腰、鹤膝之病，即声律没有律诗那样严格。同时，骈文讲究声调，主要集中在制诰表启等宣读性和应用性强的文类，有些骈体并不讲究声调的调谐，而且清人骈文多不严格追求声律。对偶、隶事和藻饰，对于骈文特质有重大作用，清人也多加点评，如嘉庆时陈云程云：“夫骈俪之体，自六朝三唐以来，焕采扬葩，抽黄配白，炳炳麟麟。至我朝文风丕振，超轶前古”(15)。因对偶、隶事和藻饰今人研究较多，这里不像声律一样单独陈述。
文字意义上的节奏——对偶和声音意义上的节奏——声律交融，加上隶事和藻饰等特征，使得骈文不仅具有抑扬抗坠的节奏声律美，还具有意内言外的含蓄典雅美。而文字的骈偶和声调的调谐又使得骈文在整饬的形式中形成了“一个声音的系列”，使之成为一种装饰性很强的文体。如果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16)，那么，我们可以说，骈文当之无愧的是语言声音系统的一种组织，是一种刻意经营的组织系统，因而，其形式美更具有典型的审美意义。这种美，对于熟悉其典故内容和对偶技巧的读者来说，是一种心领神会的享受；对于不熟悉的读者来说，则是形式遮蔽了内容，雕琢堆砌掩盖了自然性灵，难免会觉得索然无味。隶事和对偶等对于骈文确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们是骈文存在的根本，没有了隶事和对偶的文章就难以成为骈文；另一方面，隶事则易晦涩，骈语则易词费，使用不当就会造成骈文文气凝滞，文意缓顿，在说理、论事方面不能酣畅淋漓。而对隶事精巧和对偶精妙的讲究，使得骈文创作者必须具有渊深的学问和良好的文章写作技巧。唐宋以来的骈文名家多是翰林学士出身的词科中人就是很好的证明。从这点来说，骈文先天就注定了它是文人化程度很深，离民间艺术较远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它多半是以词章为职业的文士殚精竭虑，“点鬼簿”、“獭祭鱼”后的产物。相对于言志载道的诗歌和古文传统，骈文的形式意义和美文意义的成分要大得多。而骈文中渔猎典故，剪裁对偶，从美学上来看，具有贡布里希提出的“中断效果”特征。其云：“中断的效果即我们从秩序过渡到非秩序或非秩序过渡到秩序时所受到的震动。……所谓‘视觉显著点，一定得依靠这一中断原理才能产生。视觉显著点的效果和力量都源于延续的间断，不管是结构密度上的间断、成分排列上的间断还是其他无数种引人注目的间断。”(17)骈文行文基本上由整齐的骈偶句组成，一联之中，对举互文，文意互补，可视为“非秩序”停顿；联与联之间，为文意的变化推进，可视为“秩序”贯通，全文正是通过这样的非秩序停顿，产生视觉或感觉焦点；又通过秩序贯通，完成文意的连贯和篇章的完成。这种停顿和贯通，其实就是骈文行文的“横”与“纵”，一联为横，联与联之间的过渡承接则为纵。优秀的骈文家能很好地处理好思路逻辑和叙事层次的关系，使横与纵水乳交融。饱受诟病的骈文的“凝滞”之病，或许就是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积累的读者只注意到了一联之中文意的停顿，而没有注意到联与联之间文意的贯通，从而忽视了骈文的“中断效果”带来的审美价值。
骈文的形式美以及对偶和隶事等造成的“中断效果”等构成了骈文的装饰性特色。吉川幸次郎论说中国文章时云：“也就是说中国的文章总是强烈地追求着形式的美，特别是音乐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四六文’”(18)。他又从四六文句式的字数限定、文句对仗、音律上字词句联平仄搭配有一定的规则、全文充满用典、语言不是口语而是特殊的文言等五个方面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四六文即骈体文的装饰性特征。这里的装饰性，不仅仅是一种视觉效果和冲击，还包括了由于特殊的行文格式规范和语言音律所组成的听觉或感觉效果，即通过自足的、完整的内在结构来凸现其符合规律的外在形式或者说“文字图案”。进一步说，骈文的对偶、声律和典故，其实在运用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符号形式。它们往往反映了作者对前人相似情感或经历的体会，具有联想和象征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符号系统。或许类书的编撰就可以作为符号系统形成的一个佐证。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品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征兆性的东西或是一种诉诸推理能力的东西。”(19)如果承认其合理性，那么骈文则确实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需要读者的知觉才能理解文意，才能领会这种文体的精妙。同时，骈偶和对仗的密集使用，虽导致了语言表达的非连续性，即中断性，但这种非连续性又通过联与联之间的承接循环而呈现出连续性，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中的“句句相衔”、“宛转相承”含义。通过对偶的上下衔接和回环照应，骈文行文就由非连续性变为连续性。正如明人卜履吉所说：“故骈其四，乃四之不得不骈也；俪其六，乃六之不得不俪也。所称辞合璧而意贯珠，亦当时不得不合，不得不贯也。”(20)其中“辞合璧”偏重于内容或意思相近的事物对偶互文，为横向扩展；“意贯珠”偏重于文意的流贯，即骈偶句的宛转相承，为纵向演进。在形象的比喻中，卜履吉无意地揭示了骈文独特的装饰美。
三 文风论：文体风格和作家风貌场域中的骈文史观
骈文兼容众体，范围较广，要像诗词曲那样形成自我的风格术语，必须要一定的条件和合适的机缘才能完成。清代骈文，在学术思潮的熏染下，在文体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在清人习惯于对传统文体加以理论思考的氛围下，出现了当时公认且较为通行的理论话语。在绝大部分文章学语境中，这些话语的对象鲜明地指向骈文。从六朝到元、明都没有出现的骈文风格术语，到清代终于完成。其最典型的代表是：“沉博绝丽”、“于绮藻丰辱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和“潜气内转，上抗下坠”。(21)这不仅鲜明地展示了骈文的风格特征，而且标志着清代骈文文体自足意识的强化，还为民初骈文研究奠定了文体学上的基础。除了以上对骈文文风作整体概括外，清人还对历代骈文代表作家文风作了精要的点评，凸显了不同时代或作家的风格特征。这成为骈文史研究中的不二法门。
清代骈文崇尚六朝，多以六朝骈文为“正宗”或“本色”，可以说，没有清人对六朝骈体文的推举和张扬，就没有王国维文体谱系中的“六代之骈语”的出现。在这种推扬的过程中，清人又多以徐庾或任沈为此时骈文的典范。嘉庆十一年，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明确以六朝骈文为“极则”：“有如骈体之文，以六朝为极则。乃一变于唐，再坏于宋，元明二代，则等之自郐，吾无讥焉。……庾徐影徂而心在，任沈文胜而质存，其体约而不芜，其风清而不杂。盖有诗人之则，宁曰女工之蠹？”断定六朝、唐、宋、元、明骈文以代而降；同时对徐陵、庾信、任昉和沈约文胜质存、体约风清的风格加以揄扬，否定轻视其骈文的观点。这种骈体“正宗”，即晚清朱一新所说的“正轨”，而正轨的标准内涵为“清新富丽”：“物极必反，至徐庾而清气渐出，庾尤清于徐，遂为骈体大宗。……徐庾清新富丽，诚为骈文正轨，然已渐趋便易。”(22)徐庾骈文能“清新富丽”，然已经渐渐趋于“便易”，要避免此弊端，必须远俗法古，即彭兆荪《与姚春木书》所云《国朝骈体正宗》的选文标准：“大要立准于元嘉、永明，而极才于咸亨、调露。文匪一格，以远俗为工；体无定程，以法古为尚”。除了清新富丽外，徐庾骈文还以“遒”或“逸”擅长。正如乾隆间蒋士铨所云：“四六至徐庾，可谓当行。”“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逸而不遒，庾子山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23)以徐陵“逸”和庾信“遒逸”为骈文的当行本色，批评“滞而不逸”、“丽而不遒”的唐代骈文。咸丰二年，杨以增也云：“骈文正声，绝于徐庾。唐贤蜂起，高者伤繁芜，下者苦纤靡。天故发绍述以复，词必己出，旧观一洗剽贼陋习。及宋四六盛行，搓挪助字，么细弥甚。”(24)也以徐庾骈文为正声之“绝”，唐代骈文伤于繁芜纤靡，宋四六多用助字，失于琐细，都不是“正声”特征。光绪年间，《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刊行，在选文宗旨和风格取向上和《国朝骈体正宗》一致，同样崇尚六朝骈文。在此基础上，清末民初孙德谦全面阐释六代骈文特征：“夫骈偶之文，六代尚矣。其琢辞新炼，造字精奇，意通于比兴，气行乎远宕。得画理者山川写其幽，练世者风云壮其幻。凡晋宋以来，颜谢腾声，任沈齐誉，醴陵擅藻艳之美，兰成尽开阖之能，名家响臻，于斯为盛。尝谓作骈文者，必取裁于此，亦犹诗学三唐，词宗两宋，乃为善耳。”(25)从辞藻新炼、造字精奇、比兴畅达、文气流畅等风格方面指出六朝骈文的鼎盛特征，认为其像唐诗、宋词一样，都代表了各自发展的最高成就。
对唐宋骈文的评论为清人骈文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中又以陆贽、柳宗元等评论较多。陆贽骈体公牍，适逢唐德宗危急存亡之秋，运单成复，以散行之气运排偶之文，不尚典故，不求工整对偶，又情感真率，感人肺腑，故得到清人的高度评价。张谦宜《
斋论文》云：“陆宣公制诰文虽骈行，笔力甚劲。至奏疏语，必双行，笔势只得平铺，绝无骁腾变化之妙，读者但取其事理明畅，情义剀切耳。”揭示了陆贽制诰奏疏事理明畅、情义剀切的特征。孙梅《四六丛话》是清代唯一一本以骈文为对象的理论著作，代表了清代骈文批评的最高水平。他最推崇唐代骈文，其中又最欣赏陆贽，以之为六朝三唐第一人。《四六丛话》卷三十二评陆贽奏议曰：“若敷陈论列，无往不可；而又纂组辉华，宫商谐协，则前无古后无今，宣公一人而已。指事如口讲手画，说理则缕析条分，旁延景物则兴会飞骞，远计边琐则武库森列。大抵义蕴得自六经，而文词则《文选》烂熟也。惟公兼体，是以独擅。”从指事明了、说理清晰、写景灵动、筹边严谨等全面肯定陆贽骈体奏议。柳宗元以古文名家，但其实其文章多从六朝藻绘中来，骈体色彩浓郁，特别是早期文章及后期公牍应用文章，仍然是标准的骈文。因此，晚明以来的四六选本多收录其骈文且加以褒扬性评论。清人踵事增华，评论更加深入，孙梅更是指出柳宗元融合骈体、古文，足证骈散同源。如张谦宜《斋论文》云：“少时在江南见子厚全集，其应试在官之文，仍是四六，但渠骨格劲，气质悍，都炼得坚凝，绝不纤靡。”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二则说：“其镕铸烹炼，色色当行。盖其笔力已具，非复雕虫篆刻家数。然则有欧苏之笔者，必无四杰之才；有义山之工者，必无燕公之健。沿及两宋，又于徐庾风格去之远矣。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呜呼，其可及也哉！”清末顾云《盋山谈艺录》也说柳宗元：“文格近方，似从骈俪入，然廉出于笔，故峭拔而有逸气，洵一时之隽。”此外，清人对于李商隐、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汪藻、杨万里等人的四六文都有精要之评。如果说清人对于六朝、唐宋骈文作家文风的评价具有集大成性的历时性特点，那么，对于当代骈文作家的评价则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共时性特征。
清人交游广阔，骈文作家同样应酬较多，多在序跋中对友人骈文集加以批评。尽管难免夸饰遮蔽，但正如胡明先生所说，“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26)，仍然可见所评文章的基本风貌。清初毛先舒云：“观其整肃则垂绅搢笏，雄毅则剑拔弩张，绮丽则步障十层，遥裔则平楚千里。或徘徊如堕明月，或夭矫如曳晴虹，或如妖姬扬袂而望所思，或如秋士餐英而思所托。”(27)用形象比喻指出陈维崧骈文的“整肃”、“雄毅”、“绮丽”、“遥裔”特征；接着还对其骈文属辞隶事不板滞、能开阖，跌宕顿挫的特色加以肯定。毛际可《汪蓉洲骈体序》云：“蓉洲虽师范检讨，而起伏顿宕，皆有浑灏之气相为回旋，亦使人摩挱于神骨间而得之者也。”(28)从起伏跌宕、文气回旋方面肯定汪蓉洲骈文。傅作辑《思绮堂文集序》中则从词雅、对偶工整、结构跌宕起伏等方面来评价章藻功骈文。康熙五十七年，吴寿潜为汪卓《鸿雪斋俪体》作序则从理朴词轻、言微喻巧、宣情达意等方面肯定汪卓的骈文风格。
乾嘉汉学兴盛，同时也为清代骈文的鼎盛期。李祖陶《国朝文录序》云：“嘉庆朝骈体盛行，古文予不多见，所见者惟陶萸江先生，文存不多而迥绝流辈。”虽有夸张之处，但当时骈文兴盛则是事实。在骈文兴盛的背景下，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对乾隆以前的历代骈文家作了简要精核的点评。如对清初骈文三大家陈维崧、吴绮和章藻功进行对比评价，分别概述其主要特点及不足；又以三家为典范，总结其后骈文家的创作得失。其评《陈检讨四六》云：“国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维崧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于世。然绮才地稍弱于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譬诸明代之诗，维崧导源于庾信，气脉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绮追步于李商隐，风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琢，纯为宋格，则三袁钟谭之流亚。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徒以传颂者太广，摹拟者太众，论者遂以肤廓为疑，如明代之诟北地。实则才力富健，风骨浑成，在诸家之中，独不失六朝、四家之旧格，要不能以挦撦玉溪，归咎三十六体也。”(29)用“气脉雄厚”、“雅秀”、“刻意雕琢”分别概括陈、吴、章三家四六特色，把握了各自四六的典型特点；又对因摹拟陈维崧四六者太多，以至于后人以“肤廓”评陈维崧四六的现象加以解释，再次肯定陈维崧四六“才力富健，风骨浑成”，为清初之冠。在对乾隆、雍正间骈文家邵齐焘的评价中，四库馆臣也将之放在和陈维崧、吴绮、章藻功对比的角度中评论，指出邵齐焘气格排奡、色彩斑驳的特征和雕琢过甚的弊病。
如果说乾嘉以前偏重于对单一作家文风加以形象化的点评，那么乾嘉以后，随着骈文家数量增多和影响扩大，批评者多倾向于将数量众多的骈文家放在一起，引线贯珠，依次对其骈文加以比喻式的批评。道咸间姚燮较早使用这种批评方式，其云：“燮以为石笥之文以力胜，小仓之文以气胜，卷施之文以度胜，谟觞之文以格胜。纵奇思于八埏，博壮采于万汇，石笥之文也，或间有镌辞石鼓，摹声岣嵝而失之涩者。扬日星之丽晖，揉山川之云物，小仓之文也，或间有獭祭汉唐、藻缋金石而失之夸者。风水激而涟漪生，岩磴窘而苔藓折，卷施之文也，或间有流易不修，凡近不汰而失之剽者。彝鼎不争瓦缶，优昙不竞桃李，谟觞之文也，或间有机尚缜密，音鲜疏越而失之滞者。惟兹四家，皆善于学古者也”(30)。分别以“力”、“气”、“度”和“格”来概括四家骈文特征；又从正反两方面指出各自的优缺点，如肯定胡天游骈文的奇思壮采，否定其过分雕琢以致晦涩；肯定洪亮吉骈文的清新圆融，否定其间有不加选择以至于剽夺等等。这些评价成为后人，如刘师培、刘麟生等评论的直接来源。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评胡天游、汪中骈文云“稚威之文以力胜，容甫之文以韵胜，非若王袁之矜小慧也”就直接来源于姚燮。姚爕还对清初到嘉道年间的骈文作家风格一一勾勒，如说吴锡麒的整缛、邵齐焘的佚宕、汪中的幽隽、杨芳灿的修絜等，虽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但这一点，无疑是各家骈文的主要特征。光绪十年，陈宝琛为《八家四六文注》作序，也采取这种引线贯珠式的方法，对骈文八大家依次评价，如评邵齐焘曰：“曰邵编修齐焘，太羹元酒，味淡且腴；疏越朱弦，音希而远；空山姑射，夐非时世之妆；古籍琅環，忽得神仙之字。拟以素族子弟，气宇不凡，诚笃论矣；置之辟雍上庠，宫悬在御，亦何间焉”(31)。以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而不是论证说明其骈文特征，意味深长。光绪间，冯可镛更是以比喻方式一一点评了清代著名的骈文家六十余家，其中有曰：“才叔(杨芳灿)如幽并老将，荔裳(杨揆)如三河少年，芥子(王太岳)如谏果甘回，方立(董祐诚)如梅华清绝，芷生(马沅)如帆扬东海，菽堂(朱为弼)如碣索岣嵝，伯元(阮元)如璞玉浑金，仲子(凌廷堪)如轻缣素练。青芝(乐钧)如独鹤之唳秋皋，尚絅(刘嗣绾)如新驾之啭春树；书农(胡敬)如十里燕花币地，铁夫(王芑孙)如一枝虬干插天”(32)。在印象式点评中形象地揭示了清代骈文家的风格特征，虽不精确，但也能启发思考，引导来者。清末易宗夔《新世说·文学》评价洪亮吉、袁枚、邵齐焘、刘星炜等骈文八大家文风也是在形象比喻中进行理论概括。清代骈文理论中，对历代骈文作家文风的描述或者点评，析而言之，为对个体作家文风的探索；合而言之，则是对骈文史特征的概括。这些理论奠定了后来学者研究骈文作家风貌和骈文史的基础。它不仅是民国间谢无量《骈文指南》、钱基博《骈文通义》、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等著作理论批评的直接来源，还是当代学者研究骈文史特征的不刊之论和重要参考对象。
总之，清代骈文理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集历代骈文理论之大成。研究骈文，如果不从清代骈文理论资料入手，就无法准确把握六朝骈体、唐宋四六文和清代骈文的特征，更无法准确理解骈文的文体特征和概念内涵。
注释：
①朱洪国编：《中国骈文选》卷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②蒋寅：《清代文学论稿》，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③吴承学：《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④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4页，第6689页，第4008页，第5525页，第915页，第7页，第3826页，第3923页，第3924页，第5854页，第7800页。
⑤黄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序》清康熙九年(1670)刊本。
⑥袁枚著，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⑦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0页。
⑧蒋士铨：《小仓山房外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32册，第433页。
⑨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0页，第195—196页，第322页。
⑩张鉴等撰：《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页。
(11)王芑孙：《小谟觞馆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第623页。
(12)孙衍庆：《小鸥波馆骈体文钞序》，上海图书馆藏道光刻本。
(13)郑献甫：《补学轩文集·骈体文》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第212册，第1523页。
(14)潘曾莹撰，孙衍庆序：《小鸥波馆骈体文钞》，清道光刻本。
(15)陈云程：《四六清丽集》，嘉庆二年(1797)本衙藏版。
(16)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若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17)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18)王水照等编选，吴鸿春译：《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19)苏珊·朗格著，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0)卜履吉：《四六灿花叙》，故宫博物院编《张梦泽评选四六灿花》，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1)笔者已作过详细论述，不赘述。参拙文《清代骈文理论中的风格论》，《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22)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9—90页。
(23)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卷首，清同治十年(1871年)藏园刻本。
(24)杨以增：《石笥山房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5册，第314页。
(25)孙德谦：《骈体文林序》，《四益宦骈文稿》上卷，第16页。
(26)胡明：《关于唐诗》，《古典文学纵论》，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7)毛先舒：《陈迦陵俪体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28)毛际可：《会侯先生文钞·一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9册，第790页。
(2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4页。
(30)姚燮：《与陈云伯明府书》，《复庄骈俪文榷》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533册，第418页。
(31)陈宝琛：《八家四六文注序》，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
(32)冯可镛：《谕骈》，《浮碧山馆骈文》卷一，浙江大学图书馆藏1917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