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务论文,古城论文,东文报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务报》既是戊戌时期维新派主要的政治理论刊物，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译报。对于该报主要创办人史界研究甚多，于其翻译人员及其与该报关系的探讨则相对较少。后者中，尤以“东文报译”栏之日文翻译古城贞吉的研究为不足。①其所以如此，恐与资料严重短缺有关，因此诸如古城贞吉之聘用、工作业绩以及其译文价值等等问题便难以解决。虽然目前史料依然一鳞半爪，上述问题彻底解决之条件仍不太成熟，但通过某些蛛丝马迹，笔者仍尝试了解其概貌，以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古城贞吉受聘《时务报》
古城贞吉(1866-1949)，字坦堂，又称古城坦堂，日本熊本人，著名汉学家。②曾自修中国文学、经学，历任东洋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评议员。他一生与晚近中国联系至深，就文化而言，大者有二。其一，研究中国文学史，著有《支那文学史》，另及《李太白集》版本源流考、古本《西厢记》校注等。对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中国相关学界已有关注，并多加肯定，尤其认为《支那文学史》为“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学史”。③其二，翻译日文书报，转输西学于中国。该方面突出体现在他受聘于《时务报》，主持“东文报译”栏目，翻译并发表日文报刊文章。
是谁聘请古城贞吉就职于《时务报》的？近年似有由黄(遵宪)改汪(康年)之说。④笔者仍以黄聘之说为然。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中明确记载：“聘请英文翻译张少塘，系公度托郑瀚生司马代请者；东文翻译古城贞吉，系由公度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者；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⑤公度者，即黄遵宪也。梁氏记载表明，古城是黄遵宪托人聘请，且黄还代表报馆与之订立聘用合同。论者或曰，此说旨在否定汪氏之功。倘如此，汪康年及协助其《时务报》工作的胞弟汪诒年为何不予以澄清和说明？⑥这似乎也说明梁氏之言无虚。当然，汪委托当时清政府驻日人员即“姻弟”查双绥寻找翻译一事确属实，不过，此种委托仅有《时务报》筹备时期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两次；查提供并推荐给汪的译员人选共两人：一位是“曾在使馆东文学堂充教习”、“中、东文之兼精”的“郑君永宁”，另一位是“由宫岛栗香(诚一郎)推荐”给查的“片山浩然(敏彦)”。汪第二次委托以及查荐片山敏彦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其时，古城贞吉早于光绪二十二年夏成为时务报人并已为“东文报译”提供译稿数百篇；而“与古城皆熊本人”的片山，虽然“甚愿往”沪，并一直期盼汪的聘用“佳音”，然直至《时务报》终刊也未能如愿。⑦《时务报》“东文报译”“始终其事者”仍“古城君一人而已”。⑧唯因古城早已被聘请到馆，查双绥在光绪二十四年春信函中关于“古城仍否蝉联？现在是否添请翻译”的提问，以及被荐者片山“恐得罪同乡”古城之担心等内容方才能理解。⑨因此，多数论者在提及《时务报》东文译员聘请一事时，才认同梁所持黄氏聘请之论。⑩
至于黄是如何委托日本驻沪领事的，该领事又是如何物色到古城贞吉的，其间经过哪些途径，谈过什么问题(比如工作职责、报酬等等)等，因原始资料缺乏，难知其详。是故，聘用工作合同中有关双方尤其是古城的权利、义务等具体内容尚不可知。不过，从实际运作观察，古城的基本任务为主持“东文报译”栏目，担任东文即日文翻译，保证该栏目的稿件需要。从译稿来源刊物的选择、征订、付款，到具体篇目、内容的筛选、翻译，以及译出稿件的寄送等等，古城几无不身体力行。(11)薪水方面，沈国威教授指出“每月100圆左右”，并认为此数“远远高出日本当时的工资收入，应该说是不错的”。不过，古城工资及其水平的支撑资料中所说的“100圆”，(12)实为曾面见汪康年并有到时务报馆充任翻译意愿的“片山敏彦”一旦到馆后的薪资数目。片山之事，中文资料也有记载。前揭为驻日“公使钞斠翻译各书”的查双绥给汪康年的第5通信函即是。(13)当然，这并非说古城月薪100元不可信。此前一年，查双绥代汪“搜访”的东文翻译——“曾在使馆东文学堂充教习”的郑永宁所要求的薪水是“八十元左右”(此价为不至沪上，在日本就地“译妥”后“遥寄”至时务报馆)。(14)此乃异国译员可能薪资水平。本国译员情况则参差不一。黄遵宪与在天津担任俄文教习的刘崇惠约定，刘为《时务报》“俄文报译”翻译报章，每月交稿三四次，“每次交二三千字来”，报馆则“照章送津贴银廿元”。(15)《时务报》首任“英文报译”翻译张坤德月薪“七十元”。(16)继任者李维格初意“每月百金”，汪、黄等觉“过多”，认为“以百金聘翻译”当在“一二年拓充后”，最终结果不见明确记载，后可能涨至100元。(17)比照而言，独自一人承担“东文报译”译文，且“兼译各种章程并书籍”的异国译员古城月薪百元，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此工薪水平，在当时也确是“不错”。《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月薪不过“百元”至“百数十元”。就其时沪上物价和消费水平而言，百元收入可以养家糊口而衣食无忧。(18)
至于聘请古城原因，简言有三：一是《时务报》办报宗旨使然；二是中国国内日文翻译乏人；三是古城贞吉具备“东文报译”译员要求。《时务报》创办诸人早在筹设之时，就清楚意识到译报、政论二者各自的意义和作用，“丙申春，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乃议设时务馆于上海”，(19)并进而确定“以译报为主”，同时辟设言论栏，发表政论的办报方针。其“译报宗旨，主于使吾华士夫周知中外情事，故于西报之陈说中国利病者则详译之，于西政之可为吾华法戒者亦兼译之”。(20)时务报既“以翻译为本”，(21)包括英文、日文翻译在内的相关人员的配备便成必需和必然。当时国人之中，却罕有精通外文之人。(22)相较英文人才，东文翻译更是奇缺。(23)“我辈无通倭文者”而“倭人之繙西者不少，且彼倭国度日有起色”，(24)因此，聘请“倭人”，假其翻译，了解日本与西方之“陈说”，便成为当时唯一现实的解决途径。这样，黄遵宪“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日文翻译自属正常。既往那种把托领事代请翻译以及报馆聘用日本人，看成是他们“想借助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是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多么幼稚，多么糊涂”之论，(25)可能有失公允。此外，古城系汉学家，早年曾自修中国文学、经学。其致汪康年书札16通、《万国通商史》、《中国工商业考》等8种日籍著作之翻译，乃至《时务报》600余篇东文译稿等等，均表明古城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较好的日汉文字翻译能力，因此，古城是符合作为《时务报》东文翻译人员的条件和要求的。
二、“东文报译”在《时务报》及其“域外报译”中的比重
《时务报》创办到终刊，古城贞吉除“兼译各种章程并书籍”外，专任“东文报译”翻译。在此期间，其工作业绩究竟如何，可从“东文报译”的译文数量，以及该数量在《时务报》四大外文报译乃至整个《时务报》的比例中，得到最为简单却又最直接的体现。(26)
第一，“东文报译”文字总量。
“东文报译”始于《时务报》第3册，自此到该报最后一册(即第69册)的全部67册中，除11册(第51、52、55、56、59、61、63、65、67、68、69册)无“东文报译”栏目外，其余56册均有译稿刊发。各册“东文”译文篇数、大致字数等具体情形如表1：
统计表1数据可知，古城于《时务报》上发表日文报刊翻译文章604篇，文字总数约342018字。以56册进行平均，则每册10.7篇，计6107字；每篇译文文字则为570字。
第二，“东文报译”在《时务报》文字总量中的比重。
要知晓“东文报译”在整个《时务报》中的比例，关键在于准确掌握《时务报》的文字总量。然而，《时务报》多至69册，每一册多少字？全部69册又是多大规模？既往无一确切统计数据。比如，梁启超曾曰：“每册三万字”，(27)而报刊史研究专家方汉奇又谓“三四万字”。(28)笔者对全套《时务报》以如下三种方式统计，以期得出该报每期的文字约数。一种是理论统计。全套《时务报》，连同目录、插图、广告等在内(不含未编页码的每册封面、封二)，共计4678页，以69册平均，每册即68页。每一页的实际行数15，每一行文字实数32，一页字数即480。若以足页、足行、足字计算，并连同报纸的“目录”、“中西合璧表”及报馆告白广告一类全部在内，则每册《时务报》总体文字规模约是32640字。第二种是抽样概算。所抽样件为第3至9册、第18至24册，共计14册。以此14册作为样件，实无特别考虑，属于任意抽样。计算方法，则仍按上述理论统计方式，但只计文本内容，不计其他。所计结果如表2所示。
第三种是抽样实算。笔者所抽样件为第14册(同样为任意抽样)，除封面、目录、报馆告白以及报内文章标题，对作为报纸之“干货”予以逐字统计，其具体篇(栏)名及字数分别如下：
统计上述各篇(栏)字数之和，该册的文字总数是26247字。
按照这三种统计方式，结合前揭相关数据，可以相应得出古城“东文报译”在《时务报》中的比值：(1)按理论统计结果计算，《时务报》平均每册规模约是32640字，而东文实际册均文字6107，故平均每册“东文报译”所占该册总字数之比例为18.71％。(2)以抽样概算，则平均每册东文报译文字比例为22.50％。(3)以抽样(即第14册文本内容量26247字)实算，该册“东文报译”文字量(7744)为该册全部总字数的29.50％。
由于《时务报》各册最大平均理论规模(32640字)，及由此得出的“东文报译”册均所占《时务报》文字总数的比例(18.71％)是以每册均足页、足行、足字为前提，此比值低于实际比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上述计算方法中的后两种计算方式所得出的数据(22.50％、29.50％)相对符合实际，而此二者的平均值——26％似更为准确与客观。这样，“东文报译”栏译文已超过《时务报》全部文本内容的四分之一，在整个《时务报》中的比重不可谓不高。
第三，“东文报译”在“域外报译”中的比重。
《时务报》的域外报译，除“东文报译”外，尚有“俄文报译”、“法文报译”和“英文报译”。
“俄文报译”开设于第10册。其后，第11、16、23、28、51、52册分别载有该种文字的报译文章。但此7册全部“俄文报译”仅20篇，全部文章字数仅13760字。篇目及文字分别只占东文报译的3.31％、4.02％。“法文报译”栏目与“东文报译”同期(第3册)开辟，但文章刊载时断时续，整个《时务报》办刊期间，只发表19期(册)，计87篇，仅约占东文报译总篇数的14.40％，字数约54087字，只是东文报译字数的15.81％。
至于“英文报译”，情况则相对复杂。除栏目名称几经变化外，(29)“英文报译”的译员不像日文报译始终只有1人，而是有1至3人乃至4人不等；(30)在栏目内容、属性以及文源上，“东文报译”等三种报译登载的基本是外文报刊的翻译文章；但英文报译之文，除前期是单纯的中外英文报刊翻译文章外，后来还将原本与“英文报译”栏目并列的独立栏目“路透电音”(个别册集称谓有所差异)纳入其中，这非但使报译性质有所改变，而且更因“路透电音”归属不明而使笔者陷入统计之两难：无论统计与否都不尽恰当与科学；此外，《时务报》后期，英文报译栏目内部又设若干子目，有的子目不便统计(如第47期之“英文报译”就分几个子目，其中的“中外杂志”之篇目即不便统计)，而且以后各期子目时有变动，因此，要将东文与英文两种报译的篇数加以对比确有困难，只能就文字规模统计、对比；同时，基于一致性考虑，笔者将“路透电音”仍按独立栏目处理而不纳入英文报译统计之列，如此，得出的英文报译总字数是493609字左右。与这一规模相比，东文报译文字量略逊一筹，约为其69.29％。不过，“英文报译”栏目开设早于“东文报译”，且从第1册到最后1册，自始而终，一册未缺。而“东文报译”因自第3册始开设，加之其后计有11册无此栏目，从而较“英文报译”共少13册，个中原因虽不甚清楚，但恐非译员单方面所致，或许与该报域外报译方针以及翻译人手不敷等因素有关。因此似应将此13册排除在外，而以同时刊载东英文报译文章的56册之数据加以比较分析方更近客观、科学。若此，与东文报译同时登载的56册英文报译的字数便为389112字，东文报译文字量为英文报译之规模因此上升了18个百分点(即87.90％)。
要计算东文报译在整个外文报译中的比例，需先掌握四种报译文字总量。这一数量，梁启超的估计是每册“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31)但实际上，各册情况不尽相同。仍以前述第3至9册、第18册至24册为例，可以看出各册东、英、法、俄四种报译栏目总文字，多者19568，少者10400(见表2)。据此，即可分别得出此14册东文报译与其他外文报译的相应比例。各比例虽或高或低，但就总体而言还是比较高的，平均达到43.81％。如将56册“东文报译”翻译文字(342018)，与全部69册《时务报》英、日(东)、俄、法四栏目翻译文字之总数(也就是493609、342018、13760、54087四数之和，亦即903474字)贯通，古城贞吉一人所译的“东文报译”比重也达到三分之一以上(37.86％)。应该说，这仍然是一个较高的比例。
三、“东文报译”的内容特色
从“东文报译”的统计分析，可见该栏在《时务报》中的文字比重，进而反映古城工作量情况。不过，作为近代报媒的域外报译文稿，量不过一个方面。古城业绩之评判，除译文量的统计外，还必须考察译文的内容质量。
译作质量的考察，难度甚大。这不仅取决于译者的翻译能力和水平以及实际“跨语实践”效果的好坏，也取决于译作原文质量高低。此两者中，译者翻译水平、所译作品高下的判断标准，见仁见智。原作的质量，一人一文，相对简单，而由许多人创作且数量高达数百的原文质量之参差，可想而知。此外，对受聘于人之译者(尤其是报媒之译者)的作品质量考察，还得考虑译员聘用方、译作受众方这两大因素。也即聘用方的译报宗旨、要求，读者对译品的期望、反响等对译者、译作的影响与制约。上述纷繁复杂问题之解决，恐非拙文有限之篇幅所能容纳。暂将译者水平、能力以及原文质量一类问题置于一边，专就于译作质量具有标识意义的因素加以剖析。此标识性因素，就“东文报译”文稿而言有二，一是文稿亦即古城译文内容之特色，以考察译者所译，是否符合聘方即时务报馆既定的译报方针，其所译是否是所当译。二是译作受众即《时务报》读者的反映，以观察读者对译文是否肯定与欢迎，从而确定译文质量及译者“跨语实践”之价值。秉此愚见，本部分拟先说明内容特色。
此谓之内容特色，从理论上言，本当为东文报译栏文稿所独有，其他三种域外报译译稿所无之特点。然而，英、法、俄及日四大报译究属于域外报译整体，因而其文稿必然具有整体烙印。所以，此处所说的特色，是指较之于其他栏目译稿内容而言，东文报译译稿所具有的更明显、突出的两大特征。
第一，广泛性。
“广译录”、“广译五洲近事”，使读者“知全地大局”，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是《时务报》的开馆宣示，也是该报创办诸人之期许。(32)作为直接承担“译录”使命的四个外文报译栏目之一的“东文报译”，自然应当且在事实上实践了“广译”要求。
古城译稿内容相当“宏富”。(33)就国别、地区而言，译文既有中国问题，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问题。中国问题当中，仅“中”字号为篇名的内容就各色各样，篇名虽非以“中国”冠名，但主题属于中国或涉及中国的内容也很丰富。其他国家、地区也多复如是。仅就译文篇名看，涉及国家(地区)至少达30个以上，除中国外，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古巴、希腊、土耳其、印度、布哇、奥国、意大利、加拿大、菲律宾、泰国、爱尔兰、突厥、蒙古、澳大利亚、瑞典、新加坡、波兰、埃及、墨西哥、朝鲜、义火可握国、马达伽斯加、阿非利加、特兰斯扑耳等等。按译文涉及领域划分，则事关政治、军事、地理、外交、经贸、财政、金融、交通、文教、科技、社会民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就内容分量与影响论，不仅有新奇、轻松消遣性译文，而且更有关涉列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严肃性题材译文。所以，“东文报译”的内容非常丰富多样。此正如当时读者所指出的，该报报译：
小之格草木、昆虫之细，大之济天时、人事之穷，近之洞二十省政治之废兴，远之烛五大洲国势之强弱，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山川物产之箐华、井里民人之众庶、诉洎洎夫人才之消长、运会之隆污、土壤之肥硗、农桑之勤惰、学问之得失、风俗之醇漓、关碍之险夷、臣僚之忠佞、财源之嬴绌、武备之弛张、商务之盛衰、工艺之精窳，推之银行之设、矿产之开、铁路之修、轮舟之制。(34)
可谓“中外毕备，巨细兼收”。(35)
“东文报译”的广泛性，在刊物来源方面同样得到印证。《时务报》四大译报的译稿刊物，俄文、法文报译刊源最少，均不及10种。“东文报译”刊文册数较“英文报译”少13册，其译文刊源却并不逊色。笔者统计，古城译稿，来自于日本报刊40种。(36)其中，译自《东京日日报》者最多，计132篇。《国民新报》、《大阪朝日报》列第二、三位，分别为81篇、72篇。《日本新报》以69篇居第四，《国民报》47篇排第五。具体到各册稿件刊源，东文报译一般为3、4种，甚有5、6种，少者也不下2种(唯2篇东文译稿之《时务报》第4册例外)。其他语种译报，“法文报译”、“俄文报译”因篇目有限固属毋论，(37)即便“英文报译”译文刊源，尚不乏一册译文多达9篇乃至16篇而其文章刊源仅有1种者。(38)
第二，时代性。
《时务报》系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关注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反映时代潮流，为该报内在要求，也是时务报人的必然选择。时务报馆为此而提出的“广译五洲近事”、“详译”西报关于“中国利病者”之陈说、“兼译”“可为吾华法戒”之西政，就是要将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反映进步潮流的他山之石言论，以及那些外国人和异域国人(中国人)眼中的中国等内容介绍给国人。古城译稿因而尤重西报言论的翻译，也因此显示出较“英文报译”文稿更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强烈的现实关怀。
其一，展示甲午战争后的国际风云和中国民族危机的严重。
“东文报译”此类文章甚丰。《地球大局之动力》即是一篇反映甲午战争后世界时局变化的译文。文章指出，“自中日构争之后，而地球大局为之一变矣”，其中英俄两国势力“之消长，似关寰宇之大势”。(39)《欧洲诸国觊觎中土》记述欧洲“各国之要请于中国，日甚一日，未知所底”之状况。(40)译自于《读卖新报》的《俄租旅顺口之意》揭露了沙俄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41)由《东京日日报》转译的《英国政府之意》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瓜分中国狂潮中的逻辑：“如中国政府割其港湾于一外国，我英国政府必不认为是也。中国政府如为一外国开其内地以通商，则其余诸国亦当利益均沾，不得有厚薄之分，故中国政府允准俄国下碇于旅顺口，则我英国不论中国准与不准，亦当与俄国同得其权，即我舰下碇于该口亦无不可也。如德国以胶州湾为其海军根据之地，则我英国亦必以该湾为海军根据地。如他外国欲得同一之权，则我英国必赞助其意而成就焉”，甚至武力威胁，如中国准允此等事于外国，则英国当均沾此利益，“如有阻碍我事者，则我英国虽执兵戈相见，亦不敢辞也”。(42)至于日文报刊中有关德国侵略中国的文章，古城也翻译了很多。其中，仅有关德国强占胶州湾的译文就有7篇，内容涵盖德国占据此地的缘由和经过等。(43)
其二，抨击清朝统治腐败、不思振作和进取。
《论中国现情》系英国驻扎福州的领事亚连氏之论，自《东京日日报》翻译而成。其中论云：“往年中日构争，干戈相见，中国遂大败，然中国人民，未尝以大败之故，警醒睡梦也。……中人恬然不悟，殊令人不堪忧也。”(44)《中人愤言》是从《大阪朝日报》翻译而来的旅日华人之言辞。其中指出：“我满清政府，拙劣昏昧，屡招外侮，流传不磨之污名于清史。可胜浩叹耶。总之，吾国家在位之有司，大都委靡迂远，不识宇内大势，徒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国家，故置国家之消长存亡于不问，徒以私妻子、保富贵、煖衣饱食为上策耳。……实坐于不知内外之大势耳。及今日而犹不警醒，则恐终于异种人所剪灭而奉命于异种人矣噫。”(45)《大阪朝日报》发表惹恩布来德有关中国人的文章后，古城及时翻译，并以《论中国人民之性质》之题名登载。文章不仅将中国人同英国人予以多方比较，提出“中国人民之性质，最可亲者”，“中国人民，是最可亲可爱”的人，而且指出：“惟至中国官吏则最为恶劣，第知贪贿赂耳。暴虐下民，夺其财货耳。作威作福，制其僚属耳。以士君子之面目，为盗贼之行径，于簿书期会之间，施苏张之器诈，学孔孟之道德，而主申韩之刑名。由是观之，衰亡中国者，中国官吏也。”(46)对清政府进行了无情揭露，可见其言辞之激愤，观察之一针见血。
其三，反映历史潮流，传播民主政治。
这方面的内容尤其丰富。其中突出体现于对西方民主政治，尤其是对美国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的介绍。比如，《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目的第一篇译文《美国共和党宣论新政》，即介绍美国第25届总统大选之际共和党的选举纲领——共和党拟推总统候选人威而麦根(即威廉·麦金莱)于1896年6月17日发表的竞选政纲。(47)接着，第10册一并刊登两篇关于美国政治的文章。一篇是《论美国选举总统》，介绍美国两党总统选情的紧张激烈以及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美国选举总统之期，在二旬间耳。今合众、共和两党，虚实互策，驰驱寰宇，胜败之数颇难逆意”，进而深入分析两党胜败对日本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另一篇是《麦见尼氏币制论》，内容为候选总统论货币制度改革。之后第13册，又发表了古城译自1896年11月7日《大阪朝日报》上有关介绍美国当选新总统麦见尼(威廉·麦金莱)的译文。文章对新总统进行了相当全面的叙述，内容涉及出身、家庭、婚姻、经历、性格、长相、政见等等。(48)第20册的译文《美国新总统政策》，则对其政策再加介绍。当该总统正式就职后，古城又对有关文章及时跟进翻译。如第26、27册连续登载译自《日本报》之关于美国新总统就职演说内容的文章。内容含誓词及12个方面的具体“政务”。(49)政党选战介绍之外，古城还对自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至第24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23位美国总统的出身作过译介。(50)此外，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译文还有《美国内阁员列传》、《论美国新任国务卿》、《美国总统谕旨》、《美总统致国会书》、《美国银党势张》等等。
四、“东文报译”的基本价值及影响
古城“东文报译”的价值及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大和最基本的贡献在于它与“英文报译”、“法文报译”、“俄文报译”一道，共同构筑了该报世界讯息与知识的载体，使中国读者从中获得了一些有别于传统意义的现代性概念，增长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扩大了地理空间视阈，并从而成为他们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
其一，大量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概念、新词汇的使用，使“东文报译”成为戊戌时期最大的“和制”词汇引进平台，从而为其后大规模的日本词汇的传入奠定了基础。
外来词汇是现代汉语的一个要素，而日语词汇又是其中最大和最主要的来源。(51)在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大批日本新词汇、新概念涌入中国的浪潮中，古城贞吉及其所主持的“东文报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先导性作用。
比如，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概念，是由西文“日译”继而进口到中国的，而且，首先将该词输入中国的人，正是古城贞吉。前揭古城发表在《时务报》的第一篇译文《美国共和党宣论新政》，原文发表刊物为日本《经济杂志》。古城将此刊名于译文标题后之括号内予以标示。(52)百余天后，他又翻译《东京经济杂志》之内容，并直接以《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为译稿题名，刊登于《时务报》第14册“东文报译”栏。该译文不但重点辨析关于“经济学”的两种“谬见”——“交易说”与“社会说”，而且突出了“经济学”这一于中国读者的崭新概念。古城在译文中4次提及“经济学”词汇，还以括号形式注释说明“经济学”的汉语对应称谓：“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53)从而将“富国策”与世界意义的“经济”成功对接。正是这一对接，使原本为“经国济民”之义，但经过西文日译之后而具有全新意义的日文相关词汇——“经济”，尤其是“经济学”得以顺利进入中国。古城于此文中的“经济学”概念，以及“经济”—“富国”之链接方式也为《时务报》主笔梁启超认同和肯定，并进而逐渐跟进和效仿。(54)光绪二十八年求是斋校辑并于上海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也将古城《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作题目、内容完全相同的辑录。(55)次年出版的旨在“为国家征医人”的《皇朝蓄艾文编》，(56)在其第18卷“财政二”中，也录有《论经济学》一文。该文尽管无“日本名士田口论经济学(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这一前述古城译文《日本名士论经济学》的开篇语，并将古城“译东京经济杂志西十一月十四”之文章来源删除，直接用“日人田口”署名，但是，其文字内容，完全是《日本名士论经济学》的通篇照录。而且，该书的编者于宝轩，在所录文章的末尾，以“宝轩注”的方式，对古城关于“经济学”的解释加以重复：“日本所谓经济学，即中国富国养民策也(宝轩注)”，对古城“经济学”与“富国养民策”对译予以承认。(57)可见，古城所引入的“经济学”概念逐渐在中国得以传开。
又如，在“数千年未有政党”的中国，至清末民初“政党”一词层见叠出，政党观念渐入人心。这同样与古城贞吉对“政党”词汇的输入有着紧密联系。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1897年1月13日)，古城在《时务报》发表译自日本《大日本杂志》且标题即含有“政党”二字的文章——《政党论》。文字虽不过1730字，使用“政党”之词却达33次，若连同标题计则达34次。(58)而作为国人中最早提及该词的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却在古城译文5个月之后，康氏弟子梁启超发表的介绍性文字——《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也较古城前文迟了整整9个月，至康氏书目志的刊印出版则更晚至1898年春天。其时，古城译文《政党论》则凭借《时务报》这一载体而“风靡海内”。戊戌之年上海大同书局石印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将《政党论》全文录入，(59)“政党”一词又凭“户置一编”之经世文而再次“不胫而走”。(60)
再如，具有现代意义的“和制”、“文明”词汇的输入中国，也与古城译文有至为明显与直接的关系。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一日(1896年9月7日)，古城在《时务报》登载《俄人论英国海外政策》，首次将以物质、精神财富之总和为其基本内涵的现代含义的“文明”词汇，译介给中国读者：“古来抱雄图，欲一统宇内者，不乏其人。……况如此等国民，知识亦远在罗马人下数等，且其文明之度，时有不及所征服之国民者也，则一统之不遂，固宜然耳。”(61)此不仅与论者已经注意到的古城关于“文明”一词的使用在时间上提前了整整一个月，(62)而且较之目前能确知的梁启超最早使用“文明”一词的著述《沈氏音书序》之“文明”内涵有了质的分别。(63)一月后古城的另一译文《太平洋电线论》中，“文明”词汇的使用更加频繁，(64)且“文明”的现代含义也更加清晰。此后“文明”一词更是成为古城“东文报译”文章的常用译词。也因此，“《时务报》中所使用近代意义上的‘文明’一词，绝大多数都出现在日本报刊翻译过来的文章中”，出现于国人笔下者则十分有限。(65)
“文明”、“经济学”、“政党”术语之外，古城在时务报时期通过“东文报译”移植到中国，进而得以广泛运用的“和制”词汇尚有很多。其具体、确切的情形尽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可以基本肯定的是，以高名凯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为基础，并经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加以增补而形成的《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一览表》中的844个词汇，(66)大部分都能在“东文报译”中找到踪影。黄兴涛认为，“当时，在中国传播的日本新名词，90％以上都出现”在各日文报译栏目里，而“传播日本新名词最有力的，又莫过于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主持的‘东文报译’栏”。(67)所以，在戊戌变法前，即留日学生无多、通过留日学生引进新词汇而不得的当时，《时务报》之“东文报译”是承载日式新词汇、新术语(乃至包括蕴涵其中的新知识、新思想)最大的一个平台，也是这些词汇进入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一个管道。并且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词汇、术语又凭借着崭新的现代传媒——发行量曾达17000余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这样的刊物，(68)以及其他方式(如戊戌、新政时期刊刻出版的、录有不少古城时务报译文的各种皇朝经世文编等)广泛传播，从而为戊戌之后日本新名词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重要的语汇及知识、思想基础。
其二，有关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内容的译文，传递了不少近代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与常识，丰富了读者的西学知识，启迪了读者的思想。
如上文曾述，仅就政治类译文中的总统选举、政党理论而言，东文报译的知识、信息就颇为丰富。如美国总统制度，古城之前，梁廷枏《合众国说》、魏源《海国图志》和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等，虽或有所涉及，但多为片段。而古城在《时务报》该方面的译文甚多，其发表的首篇译文——《美国共和党宣论新政》，全文长达2000字左右，内容翔实、全面。其后有关各国政党政治的翻译文字不断增加。重点是美国，此外还介绍了英、法、德、日、加等国的选举。关于政党理论，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古城在《政党论》中除将“政党”一词引入中国外，还对政党理论进行直接的学理阐释，如政党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政党与立宪的关系，政党与朋党的区别，以及欧洲主要国政党状况等等，无不涉及。(69)其阐发说明之全面与深刻确为当时中国国内所少有。(70)
这些关于总统选举、政党政治的崭新知识和理论，甚受读者欢迎，一些相关译文为读者所珍藏、传抄，甚至印刷。比如，对于《美国共和党宣论新政》译文，有“讲求经济(经国济世——引者注)学者所必需之书”之誉的上海宜今室石印《皇朝经济文新编》全文照录；(71)求是斋校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则仅将古城译文之日文原刊名称和刊发时间删除；(72)上海宝善斋石印出版的邵之棠所辑《皇朝经世文统编》亦辑录此文。(73)《美国新总统麦见尼传》刊于第13册“东文报译”栏，管见所及，此乃当时国内刊发的关于美国第25届总统的唯一一篇传记长文。为满足更多读者阅读的需要，被梁启超称赞为“通达时务”、(74)由上海大同书局刊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收录了此文。收录时，仅删除题目“美国”之“国”字，将古城注明之报源“译大阪朝日报西十一月初七”直接改作“日人阙名”，内容则一字不差照录。(75)《皇朝经济文新编》、《皇朝经世文统编》等也转载了此传。(76)有关美国总统制度的另一译文《论美国选举总统》，从题目到内容，也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被“英锐忧时”之于宝轩编入《皇朝蓄艾文编》之中。(77)
古城其他有关西方近代经济、军事、外交、法律、金融、文化等方面的译文所传递的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当时同样在国内有一定读者市场。例如，提倡自然保护理念的《山林论》，“本为日本立说”，但是，鉴于“山林之政，天下均不可少”，为“俾秉均者知所抉择”，古城作了“译录”，并将译文发表于《时务报》第15册“东文报译”栏目。该文痛陈日本“林制”之“不备”以及滥砍滥伐之严重，提出保护山林的重要性：“山林之政关系于国运之消长”，进而从森林与“土沙”、“水源”、“风潮”、雪灾、水灾之关系方面阐述保护森林就是“保安国土”。文章特别提出保护森林之“至当之道”便是“设可由之法，立可则之度”，并认为此乃日本政府之“当务之急”。(78)关于山林之议论，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但主张从法制的高度“保护森林”则是少见与难得的。也因此，“通达时务”之《皇朝经世文新编》，以及“足以开发心思，转移风化”的《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均将这篇立论新颖的译文编入其中。(79)
古城译文内容中传递的近代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与常识的新知识，受到中国读者包括众多官绅、士人的喜爱与欢迎。关于《时务报》受众及其反响，学界闾小波、潘光哲等人的论著已有较系统的研究。(80)此外，尚未被学界关注的清末“经世文编”对古城译文的收录，亦可证《时务报》“东文报译”对晚清思想文化之影响。笔者统计，被时人称为“忧时之作”并被读者“户置一编，不胫而走，少年浮薄之子，则奉为秘籍”的《皇朝经世文新编》，(81)采录古城东文译稿高达51篇。在此“一家之言为多”的经世文编里，东文译稿所占比例超过8％。宜今室主人所编《皇朝经济文新编》所录古城译文也有35篇之多。不独《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济文新编》如此，其他“文编”也复如是。如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收录32篇、求是斋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辑入31篇、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21篇、何良栋编《皇朝经世文四编》4篇。仅此6种，古城译文被转辑、转录即达174篇(次)。这些文编所录古城译文不仅篇目多，而且其中绝大多数译文内容也几乎完全照录。例如为《皇朝经济文新编》收录的《日本人经营台湾》、《论日本宜以工业为本》、《论俄国日强》、《记俄设太平洋轮船公司》、《德皇政策》、《银货问答》、《论丁口税》、《论地税》等文，仅将译文所注明的来源报刊名称及原文登载时间加以删除，并据译文线索添注作者(多注为“阙名”或“日人阙名”)，内容则几乎照录。极少数的文章虽有些许变化，但也往往限于篇名或开篇说明文字。
这样的编录情形足以表明，古城的译文及其所传递的思想，得到了麦仲华、邵之棠、于宝轩、宜今室主人等编辑及其同仁的认同与肯定。在他们眼里，古城译文不但有“不足户庭而知天下”的“致用”价值，(82)而且是医治“病深”之“吾中国”的海外“奇方”。(83)读者则从译文所传递的各种新知中获得思考、启迪。如古城译文《政党论》就“深刻影响了”中国立宪人士“对政党问题的认识”。(84)清末民初之际，秦力山、罗普、徐敬熙、蒋自由、郑浩和杜亚泉等人与古城译文同名的多种著述的存在，也可旁证古城此文的影响。《美国总统出身》这篇包括华盛顿在内的23位总统出身的短篇译文，《时务报》的忠实读者高凤谦称其文辞激进，“骇天下之耳目”，称对之翻译并加刊载“用意至为深远”。(85)甚至还有读者以此篇译文为据，赞扬“美国总统起家法律者，十居五六，西人之重法律如此耳”。(86)古城从日本《东华杂志》译出的有关汉学的译文——《汉学再兴论》，(87)则丰富了时人关于日本的教育、学术方面的知识，成为变革中国学校教育主张的论说资源。时有问答谓：
问：今日变通学校，不盭今，不悖古，当以何国为善？曰：日本哉！日本哉！日与我同洲之国，又同宗孔教……其人聪明，其俗悍劲，其政专制，其操页勤，其用财俭，大类吾华。其学或祖程朱……或宗阳明……或守汉学(《使东述略》：维新以来，犹有硁硁守汉学者；《时务报》亦译有《汉学再兴论》)或主实用。(88)
再如，《时务报》第4册登载的《论日人经营台湾》、《俄人论英国海外政策》等“详载中外时事”的古城译文，曾使身在旅顺的读者丁其忱“耸动心目”，指其有“扩士君子之闻见”之功效。(89)古城有关台湾樟脑之法、日本蚕桑技术等一类的经济信息亦令相关读者心动，一些读者通过去函报馆，希望作进一步深入了解，甚至要求介绍学习相关知识和技术。(90)如戊戌期间因协助杭州知府西湖蚕学馆等而名噪一时、1902年出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的高凤岐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
吾乡迪臣太守，在此极以蚕事为念……太守以考究蚕瘟、蚕子，东西洋显有成效，此事不可以已。续得二十三册贵报，有日员来华，讲求育蚕、制丝云云，众口以此益哗，未知日人系广咨博采，以济其新法否？或报内节译其辞，辞不尽意否？此中有无别义，究竟中日蚕业优劣如何？乞详察详举以告闻。(91)
对于东文报译所具有的西学知识的传播功能，日本学者也颇为认同。如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实藤惠秀认为，在留日学生养成翻译能力之前，包括古城在内的日本人为中国人所进行的翻译，对“引进新知识起了一定作用”。(92)
其三，事关数十个国家或地区的译稿，尤其是此前国人少见、未见的有关国家的译文内容，使国人将视野延伸到更加广阔的斑斓世界，从中获得更为丰富多样的世界地理知识。
中西海通以降，少数先进国人虽然逐步睁眼看世界，但范围十分狭窄，成效也非常有限。1876年，到美国费城参加世界博览会的李圭曾写道：“地球如球，环日而行”，中国人“不信此说者十常八九”。(93)1890年代，“西人五尺童子皆能言”之“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而梁启超之弟子、门人尚“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94)梁氏弟子之地理常识尚且如此，遑谈普通国人的世界视野。《时务报》译文以“使吾华士大夫周知国外情事”为“宗旨”。“东文报译”自然秉承了这一宗旨。事实上，古城译文内容涉及亚、欧、美、非、大洋洲等各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不但使“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95)“尤足使守旧者流，稍知外洋各国之情形”。(96)
以国人关于加勒比海的明珠——古巴岛的了解为例。自徐继畬著《瀛环志略》以来，虽时有著述涉及古巴，(97)但或“图记茫昧”，仅初知各国之名，匆促不能详，(98)或“大势递有变迁”，人们对古巴岛知之甚少。古城对古巴颇为关注，(99)在该栏目发表了系列专题译文，主要包括《古巴岛述略》、《古巴骁将战没》、《古巴岛糖烟减收》、《古巴军情》、《古墨西并会》、《美西两国有将决裂之事》、《美西开战始末》、《论西班牙古巴议和案》等。其中，在《时务报》第6、7册连载的《古巴岛述略》，原系日本军医村田亲赴古巴岛考察所得，内容涉及该岛季节、气候、物产、河流、港口、人口、语言、肤色、冠服、教育、医疗、贸易、建筑、舟车，要隘、炮台等，十分全面。这使当时对古巴知之甚少乃至未知的成千上万的《时务报》读者获得了相关知识与讯息。这些读者又通过不同的形式使有关古巴的知识和讯息进一步发酵，持续影响国人。比如，晚清学人王锡祺于光绪年间辑有于清末民初“海内识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壶”的舆地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其中的“再补编”第十二帙就有《古巴述略》。王之《古巴述略》即古城《古巴岛述略》，所录内容为《时务报》第6册所载部分。王除略掉篇名中“岛”字，删除古城第一自然段文字“日本军医村田，为考求军阵间摄养情形，遂抵古巴岛，亲临战地，归其报其所见于政府，兹录其要领如左”外，其余文字与《时务报》第6册《古巴岛述略》完全相同。(100)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官书局铅印的旨在为“病深”之晚清中国“征奇方于海外”的《皇朝蓄艾文编》，也将这篇《古巴岛述略》辑入其中。(101)
此外，《时务报》及其各外文报译栏目，尤其是“东文报译”，所具有的开通风气的作用，时人感受颇深。在天津编练“定武军”开“小站练兵”之始的胡燏棼称赞“所译东西洋各报，颇有关系，洵足开拓心胸，推广风气”。并因此捐英洋百元，订报31份。(102)浙江山阴县的青年新锐、时在上海格致书院求学的王鹏飞颂其翻译“煌煌巨制，中外毕备，巨细兼收，辟四万万人之心思，通欧亚美澳之风气，至矣尽矣，蔑以加矣”。(103)作为清朝地方大吏的浙江巡抚廖受承认《时务报》之译文“足以广见闻而资治理”。(104)湖南巡抚陈宝箴更认为“所译西报，尤多关系，其激发志意、有益于诸生者，诚非浅鲜。湘省人材蔚兴，当使不愧通材，周知四国，自应广为流布，以开风气而扩见闻”，且“筹拨款项，属该报馆寄送若干分，发交各府厅州县书院存储，裨肄业诸生，得以次第传观，悉心推究”。(105)“我国更甲午中日一役，情见势绌。士大夫渐悟闭关自守之非计，顾靡所操持，卒无以返积重，逮时务报出，家喻户晓，人心为之一振，于是，曩者晦盲闭塞之风气，稍稍开矣。”(106)这些事例亦可表明古城贞吉及其所主持的“东文报译”在开通风气中的积极影响。
外审专家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谨致诚挚谢意！
注释：
①管见所及，海内外关于古城贞吉与《时务报》的专题研究较为稀少。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関于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録〉》为难得的研究力作，主要就古城译稿地点、古城手稿《滬上銷夏録》诸问题进行考察(《或問》2004年第8号，第155—160頁)；台北中研院潘光哲研究员对《时务报》的研究也涉及“东文报译”的内容(参见氏作《〈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其观点、方法对本文尤具启发意义。此外，方汉奇、黄兴涛、闾小波等人的论著，对古城其人或东文译稿亦有涉及。
②《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汪康年师友书札》(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017页。
③蒋英豪编著：《黄遵宪师友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④沈国威认为，“《时务报》在筹备阶段，汪即委托妻弟查双绥在日本物色日文翻译人员，最后选定日本熊本人，汉学家古城贞吉(字坦堂)担当译事”(沈国威：《関于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録〉》，《或問》2004年第8号，第155頁)。
⑤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5页。
⑥汪康年在先于梁氏《创办〈时务报〉源委》公诸于世的《汪康年启事》中，虽曾提及译员聘请问题，但未明确究系何人聘请(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133页)。汪诒年在有关译员聘用和英、法、俄三种报译译员流动的记载中也无汪聘之论(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2，“年谱一”，杭州汪氏镌，1938年，第12—13页)。
⑦《查双绥 二》、《查双绥 五》，《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277、1280页；《片山敏彦》，《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055页。
⑧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2，“年谱一”，第13页。
⑨《查双绥 五》，《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280页；《片山敏彦》，《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055页。另外，可参见沈国威：《関于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録〉》，《或問》2004年第8号，第158頁。
⑩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61页；朱诚如：《清朝通史》光绪宣统朝分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蒋英豪编著：《黄遵宪师友记》，第49页。
(11)《古城贞吉 四》、《古城贞吉 五》、《古城贞吉 八》、《古城贞吉 一》，《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308—3311、3306页。
(12)沈国威：《関于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録〉》，《或問》2004年第8号，第159—160頁。
(13)在此函中，查告汪，说片山“人极正派，中语汉文皆为宫岛所深许，向在海军署译中报，月给薪水五十番，若请其到华，则稍微加增，多则百番，少则八十番，亦无不可”。(《查双绥 五》，《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280页)
(14)《查双绥 二》，《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277页。
(15)《致汪康年书》第23、24通，吴振清等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0、462页。
(16)《梁启超 三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56页。
(17)《李维格 一》、《李维格 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584、576页；《致汪康年书》第27通，吴振清等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第467页。
(18)《梁启超 五》、《梁启超 二十九》，《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2、1853页；《致汪康年书》第27通，吴振清等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第466页。
(19)《汪康年启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33页；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2，“年谱一”，第11页。
(20)《时务报》第38册，总第2621页。
(21)《高凤谦 一》，《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09页。
(22)严复信函有云：“方今谈洋务者如林，而译手真者最不易觏，支那境内以仆所知者言之，屈指不能尽手。”(《严复 五》，《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276页)
(23)清驻日公使何如璋说日文“方言殊异，文义支离，中人罕通日文者，即语言亦非甚习，故罗致翻译通事，颇难其人”(何如璋：《使东述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582册，第20页)。驻日使馆人员查双绥曰：“我国……通中东文者，实不易觅。(署内东翻译已不敷用)刻下略通东文诸君，或在总署，或办交涉事宜，在中国者无论矣。此间能东语者尚多，精者亦不过四五人，而能通东文者无人焉。(东文较西文既难，若翻译法律诸书则尤难)”(《查双绥二》，《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277页)开办于《时务报》之后的上海东文学社，除教务日人藤田丰八外，“尚无授东文者”而不得不“添聘田冈(岭云)，上海日本副领事诸井(六郎)及书记船津(辰一郎)则任义务教员”；该校学生如日后在日文汉译领域有所作为的王国维、樊炳清和沈纮等“月末考试皆不及格”(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24)《梁启超 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5页。
(2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7—128页。
(26)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322—328册《时务报》为准，均不含标点。
(27)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526页。
(28)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78页。
(29)第1册曰“域外报译”，第2册称“西文报译”，第3册正式定名“英文报译”。从第47—57册，名曰“西文译编”。第58、59册，目录栏称“英文译编”，而报内称谓则为“西文译编”。第60—69册改称“英文译编”。
(30)第1—30册、第46—69册各为1人，分别为张坤德(少塘)、曾广铨；第31—37册为李维格、张坤德；第38—45册为王史、孙超翻译，李维格勘定。另外，梁启超致汪康年函云：“……尤可奇者，少塘一月以来，专抄《申》、《沪》各报会讯租船案(彼自言不同，其实一毫无异)，而坐领七十元之薪水。……且即以报中之西文而论，以李、王、孙三人，而十日仅翻七页之报，此等情形太不好看。”(《梁启超 三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56页)
(31)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526页。
(32)《新开时务报馆》，《申报》(影印本)，第53册，第340页；《时务报》第1册，总第6页。
(33)《胡燏棼》，《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299页。
(34)《思瀛道人》，《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708页。
(35)《王鹏飞》，《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533页。
(36)有论者列表统计英、东文报译刊源分别为39、30种。参见宋素红：《〈时务报〉的译报工作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37)“法文报译”在《时务报》第3册登载的3篇文章，全部译自《巴黎日报》，于第5册发表的10篇文章，除1篇来自法人书籍外，也全译自《巴黎日报》。(《时务报》第3、5册，总第168—170、309—313页)
(38)《时务报》第54、58册，总第3667、3936页。
(39)《时务报》第19册，总第1293页。
(40)《时务报》第57册，总第3878页。
(41)《时务报》第58册，总第3947页。
(42)《时务报》第53册，总第3623页。
(43)《时务报》第49、58册，总第3353、3943—3944页。
(44)《时务报》第36册，总第2445页。
(45)《时务报》第49册，总第3354—3355页。
(46)《时务报》第44册，总第3010—3011页。
(47)《时务报》第3册，总第171—176页。
(48)《时务报》第13册，总第874页。
(49)《时务报》第26、27册，总第1765—1769、1838—1839页。
(50)《时务报》第10册，总第671页。
(51)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35—337页。
(52)《时务报》第3册，总第171页。
(53)《时务报》第14册，总第947—948页。
(54)1897年春之《变法通议·论译书》云：“富国学之书，日本名为经济书。”(《时务报》第29册，总第1932页)1899年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书、著书之繁盛：“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新民社辑：《清议报全编》卷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42册，第73—74页)1902年梁更在《东籍月旦》中，将“经济”与“政治”、“法律”、“哲学”等并列纳入“求学者必须先治”之“普通学”之中(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82页)。
(55)田口：《日本名士论经济学》，求是斋校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卷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270册，第121—123页。
(56)张之洞：《〈皇朝蓄艾文编〉序》，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卷18，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21)，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页。
(57)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卷18，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21)，第1671—1673页。
(58)《时务报》第17册，总第1145—1148页。
(59)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71册，第1419页。
(60)邓邦述：《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叙》，杨凤藻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81册，第7页。
(61)《时务报》第4册，总第246页。
(62)参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
(63)按照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的观点，现代“文明”概念，就基本内涵而言，“指的主要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一种两方面都发达意义上的不断的进化着的社会综合状态，一种相对而言的当下较高发展水平”。(参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64)在长约2800字的译文中使用“文明”一词达7次之多。(《时务报》第7册，总第457—463页)
(65)参见戴银凤：《Civilization与“文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6)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27—335页。
(67)黄兴涛：《日本人与“和制”汉字新词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寻根》2006年第4期，第44页。
(68)杨复礼：《梁启超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72页。
(69)《时务报》第17册，总第1145—1148页。
(70)参见陈宇翔：《民元以前梁启超的党会活动与政党主张述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71)吴泰云：《〈皇朝经济文新编〉序言》，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281册，第2、117—121页。
(72)求是斋校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卷2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73册，第903—908页。
(73)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5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5册，第2215—2218页。
(74)梁启超：《〈皇朝经世文新编〉叙》，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71册，第2页。
(75)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2，第273—275页。
(76)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281册，第121—122页；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5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5册，第2219—2220页。
(77)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卷11，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21)，第1091—1093页。
(78)《时务报》第15册，总第1012—1015页。
(79)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71册，第1419页；求是斋校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卷1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272册，第425—429页。
(80)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8章，第176—201页；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
(81)邓邦述：《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叙》，杨凤藻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81册，第7页。
(82)吴泰云：《〈皇朝经济文新编〉序言》，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281册，第1页。
(83)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叙》，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21)，第5—6页。
(84)闻丽：《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观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6年，第23页。
(85)《高凤谦 二》，《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10页。
(86)阙名：《交涉学》，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4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5册，第1802页。
(87)《时务报》第22册，总第1500—1502页。
(88)《日本学校变法详述问答》，杨凤藻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81册，第422—423页。
(89)《丁其忱函 一》，《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1—2页。
(90)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6，“事业汇志”，第10页。
(91)《高凤岐 一》，《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96—1597页。
(92)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15页。
(93)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312页。
(94)《时务报》第8册，总第489页。
(95)张之洞：《劝学篇·阅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4册，第112页。
(96)《卢靖 一》，《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981页。
(97)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0，上海：上海老掃叶山房石印，光绪戊戌年秋月，第12页。其后，内容涉及古巴者主要有无名氏《墨洲杂记》、冈本监辅《亚美里驾诸国记》、谭乾初《古巴杂记》、余思诒《古巴节略》。(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排印本)，出版信息不详，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藏)
(98)参见王先谦：《五洲地理志略·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集第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第585页。
(99)《古城贞吉 四》，《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308页。
(100)村田：《古巴述略》，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排印本)，第十二帙；《古巴岛述略》，《时务报》第6册，总第390—394页。
(101)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编》卷65，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21)，第5042—5045页。
(102)《胡燏棼》，《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299页。
(103)《王鹏飞》，《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533页。
(104)《浙抚廖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550页。
(105)《湘抚陈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551页。
(106)徐珂仲撰：《汪君穰卿家传》，汪康年：《汪穰卿先生笔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10册，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