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度与生态：在新一轮经济危机中重建政治—经济新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新一轮论文,限度论文,新秩序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9)01-0005-08
2008年伊始，南方一场雪冻，使半个中国陷入高寒之中，其后是地震、矿难、毒奶、还有汹涌袭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整个2009年新春高寒隆隆。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救市方案，或者如何开动宣传机器散播阳光与温暖，但最终不能改变气温，改变气温的只能是大自然，当大自然没有得到改变，或者当“人与天调”的生态格局没有真正恢复之前，人们只能在高寒绵绵中度过新的灾难的一年或又一年。这绝不是散布悲观，而是在张扬理性。温家宝总理在与美国金融人士的谈话中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然而，信心又来自于何处呢？且信心的支撑力又是什么呢？信心来自于生的希望，而支撑信心不衰和信心不灭的，只能是理性的力量、理性的精神。以理性的态度来看，2008年的雪冻、地震、矿难、奶毒与当今正要全面承受的经济危机之间，却存在着深层维度上的内在关联性。因而，只有接受理性的引导，正视这种深层维度上的内在关联性，才能够找到最切实可行的解救的根本之道。
一、危机生成与扩张的根源
这场新世纪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直接策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根源上讲，爆发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其生成之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期美国的互联网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袭击事件，此前后相续的两大事件，给美国经济制造了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为了重振经济，作为“一种银行家的经济上的政府”在本世纪初五年内[1](P580)，采取了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正是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在大量廉价进口商品平衡下的稳定的通胀率，市场由此充斥大量廉价资金。在这种金融环境里，从互联网新经济泡沫中抽身出来而坐在现金堆上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很快发现了通过投资房地产来盘活资本的新渠道。因为在利率不断下调的刺激下，住房市场不断升温，房价加速上涨，由此推动各类信贷机构大力发放住房贷款，次级房贷产品应运而生，并获得了广阔的市场。房贷机构将这些次级贷款用不甚透明的方式打包，出售给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一路飓升的房价面前，将这种潜藏着巨大风险的资产包当作优质资产品来促销，他们注入大量现金并继而抬高房价，由此形成房产泡沫。在此房产泡沫面前，为防止国内通货膨胀抬头，美联储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利率不断升高，全美住售房速度放慢，新建房空置量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次级房贷大多以合同方式约定起初两年为较低固定利率，第三年开始上浮利率，因此随着2006年合同约定的利率重设期高峰的到来，利率调高导致月供款额上升，很多次贷借款人无力还贷，造成次房贷信用违约普遍化。由于次贷违约上升，不少次贷发放机构相继破产，直接导致次贷衍生证券信用违约和资金链断裂，使货币市场流动性抽紧，从而波及到整个金融市场，形成金融危机。
如果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的走向，货币工具的使用等方面，是不难看出与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许多经济学者把美国的这一场次贷危机所引发出来的金融危机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二是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拉长了金融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三是货币政策推波助澜。从表面看，确实是如此，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看，就不那样简单。
概括地讲，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出来的金融危机，最终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快速增长无限论和财富增长无限论，这是物质幸福论观念在市场领域的具体呈现：前一种观念为政府所鼓吹，并形成经济政策而指挥市场工具(在现代市场中，政府指挥市场的根本工具就是货币政策)；后一种理念为市场主体(主要指金融资本家、企业资本家、市场投机家等)所发挥，并形成市场上的惟利是图而不及其余。所以，从根本上讲，美国次贷危机及其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其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无限论和市场主体财富增长无限论的共谋产物。第二个因素就是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无限增长所带来的普通劳动者的现代贫困：“凡物质进步的条件最充分具备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人口最稠密、财富最庞大、生产和交换的机器最发达——我们发现最严重的贫困、最尖锐的求生斗争和最多的被迫闲赋。”[2](P14)“事实是无数次的失望，无数次的发明和无数次的创造既没有减轻最需要休息的那些人的劳累，又没有为穷人带来富足。”[2](P13)美国19世纪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描述，同样适合于今天。美国次级房贷产品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因为城市里生存着大量收入不高且导致信用不良的普通劳动者。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出来的金融危机的真正社会—历史根源，是政府追求无限度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主体追求财富无限增长及其所带来的普通劳动者的现代贫困，这三个因素的合力不仅导致了此次的美国次贷危机，也导致了全球经济市场的周期性抽紧与贫困：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出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不过是又一次经济市场周期性抽紧与贫困的展现。而解决这一经济市场周期性抽紧与贫困的根本之法，就是解决普通劳动者的现代生活贫困，究其实质，就是政府暂时放缓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步子，同时也强迫市场主体们暂时放缓无限度追求财富增长的步子，考虑处于现代生活贫困线上的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利益。换句话讲，无论是美国，还是欧共体，或者是中国，其一切形式的经济危机，都最终由政府无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资本家和投机家们无限度地追求财富增长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利益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或对立而无法自行调解时在经济市场上的表现而已。
二、中国经济市场在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根本问题
客观地看，我们正在承受的这场全球化经济危机，是美国导演的。从感觉层面讲，是美国把我们拖进了这场至今没有见底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烂泥潭中。如果从理性层面观，这场源自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何以会迅速通过货币市场而使全球几乎每个国家深陷于经济危机之中？而且不少国家其经济崩溃的程度远远严重于美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每个国家都事实地潜伏着生发经济危机的火种，或者说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了生成和扩张(此一轮)经济危机的土壤和全部条件。这是从宏观方面讲，具体地看，在这场至今仍然没有见底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其经济危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其经济危机主要波及到嫁接在资本市场上的虚拟经济领域，其实体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损伤，因而，美国的经济危机是局部性的而非整体性的；二是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由次级房贷所引发，但美国的住房贷款资金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而不是商业银行系统。因为在美国，其住房金融体系的核心运作机制是证券化，即发放房贷的机构将持有的房贷债权，出售给作为第三方的投资银行，然后由投资银行依托收购的房贷债权，到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融资。由于次贷违约了，依托次级房贷证券化的次级债券以及衍生品CDO债券对投资人的本息支付均相应连锁违约，波及二级市场上次债价格大幅缩水，无人再敢愿意接手次债，由此引发各类次债投资机构的投资损失，最终致使这些投资机构资金周转不灵，次贷危机爆发，并导致金融风暴。但客观地看，这种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只涉及资本市场或者说投资银行，而不涉及商业银行。
与此相反，在这场不得不面对和经历的全球灾难中，正在向深度和广度蔓延的中国经济危机，也将出来两个特征，一是不断扩展和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并不仅局限于虚拟经济领域，而主要地反应在实体经济领域：到2008年9月，国内企业倒闭已近7万家，下半年形势更加严峻，许多外商卷款逃跑，倒闭的或濒于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企业倒闭或关停的进行曲迎来了2009年。2009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实体企业的命运如何，直接涉及到这场巨大经济灾难对中国社会及其未来的影响深度，更涉及到这场经济灾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逗留的时间长度。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所正要经历的经济考验和需要渡过的经济难关，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性的。二是在这场持久的以金融危机为导向的全球性经济灾难中，中国的金融市场，不仅卷进了投资银行，而且商业银行也不能置身其外，因为客观地看，今天已经完全沦陷的房产市场，其住房贷款的主要来源，是商业银行系统。
客观地看，现代经济市场，尤其是步入了全球化轨道的现代经济市场，其运作的中枢神经和制导力量，不是企业，而是银行：银行在现代经济市场中发挥着制导功能。但相比较而言，中国和美国的银行，在市场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其发挥的功能也有很大差异：“美国资本主义不需要把所有的竞争者联合为单独一个控股公司。它只需要把最有力量和关键性的公司联合起来……这是美国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银行家的经济上的政府，比政治上的政府势力更大。它的制裁不是国家的暴力，而是那力量更大的信用、利润和损失的制裁。这种制度像是那老的供求‘法则’及其经济学家的边际效用原则。竞争仍然自由，可是制裁已经从经济学家所谓欲望的满足改变为企业家的害怕破产。”[1](P580)中国的银行却不是银行家的银行，而是国家的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所以中国的政府绝不是“银行家的经济上的政府”，而是政治家的政治上的政府。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区别，自然决定了两国银行在市场中发挥的功能存在着巨大差异：在美国，市场对银行更具有制导作用，再扩大点讲，金融业是市场的金融业；在中国，政治对银行更具有制导作用，再扩大点说，金融业是政治(或者说政府)的金融业。
由于网络的发达，金融市场的日益证券化，现代市场的虚拟经济成分越来越重，但无论虚拟经济怎样发达，实体经济始终不会弱化。因为一切形式的虚拟经济，虽然可以通过网络或金融业衍生出来，但它总要生长在实体经济的土壤上。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一个国家的经济如同一棵大树，树干就是其实体经济，蔓延丛生的树枝则是其虚拟经济。可以设想，一棵枝叶繁茂生长的树，当遭受狂风袭击时，其枝叶必将四散，如若其树小根浅，在狂风袭击下，其细小的树干可能折断，甚至会连根拔起；但如果其树大根深，哪怕是再大狂风袭来，虽可损折其枝叶，但其树干却可挺拔无虞。在这场全球性经济灾难中，美国的经济与中国的经济所遭遇的冲击就是这样的完全不同：美国的实体经济呈多元结构，它主要以科技、信息、电子、通信、航空等高端产业为支柱，并且，美国既是大量商品进口国，更是大量商品出口国，这些出口商品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个产业构成，每年出口额高达1.15万亿美元。由此看，美国经济的树干(即实体经济)是粗壮的，它有坚实的根基和自身的活力。正是这种坚实的根基和自身的活力，使美国经济市场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即有很成熟的自我调节能力。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市场恰恰缺乏这样成熟的自我调节能力。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市场是否具有很成熟的自我调节能力，则取决于如下三个主要条件是否构成：一是市场完备性，包括市场制度、市场机制、市场法律、市场规则、市场道德、市场的产业结构、市场行为均以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为准则，并且政府对市场的功能，仅限于市场纠偏和市场服务；二是市场竞争性。市场竞争性要求市场(平台、资源、机会等等)必须向全社会开放，不存在私有空间，更不存在垄断领域。市场向全社会开放的实质是，竞争性必须与分权化联系在一起：竞争性越弱的市场，集权就越普遍和严重；反之，竞争性越强的市场，其分权力度也越大。换句话讲，在竞争性脆弱的市场里，经济绝对服从于政治的调配；而在竞争性越强的市场里，经济服从于市场本身的规律。三是创新力。市场的创新力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要求每个人都是一个平等的经济人，每个经济人在市场中享有的权利一样多，所追求的利益必须与才德贡献相对等；其次是市场、资源、机会必须向全社会和每个人平等开放。
以此三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市场处于其建设的起步阶段，它本身尚不具有成熟的自我调节能力。造成中国经济市场的非成熟性，主要来源于市场的非完备性，市场的竞争性不强和分权力度不大，市场普遍缺乏创新力。由于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市场还是一个具有很强依赖性的市场。这种依赖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出口依赖性，即许多企业把自己的生存之根建立在对出口产品的单纯依赖上，一旦出口受制，这些企业就丧失了活路。二是粗放型依赖，即中国企业是建立在对传统工业的依赖基础上的，传统工业有三个特征：高资源消耗、劳动力密集和劳动产品的低品质化。前一个特征所表现出来的实质是：中国的产业结构根本不适合于市场要求，因而，根本不具备抗御任何经济危机的能力，这就是美国的虚拟经济泡沫为何在中国迅速导致实体企业纷纷倒闭的根本之因。后一个特征所表现出来的实质是：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多元化格局尚未真正形成，且并不是以科技、信息、电子、通信、航空等高端产业为支柱。由此所形成的低品质的实体经济，难以有稳固的根基和自身的活力，难以形成较成熟的自我调节能力。中国经济市场的以上两个方面的依赖性，最终建立在第三种依赖基础上的，这就是政治依赖：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虽然开进了十几年，但其实质性的步履却异常缓慢，形成这种缓慢的主要之因，就是政治主导经济，具体地讲，就是政府主导市场。由此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市场仍然对政治、对政府的绝对依赖性。这是中国实体经济从根本上缺乏成熟的自我调节能力的根本原因。
三、限度与生态的市场导向
客观地看，中国市场培育走向自我成熟的根本标志，是其经济必须具备自我稳固的根基与自我创新的活力，这需要中国经济必须以高端产业为支柱。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成为其正式的成员国，这为中国经济市场培育走向自我成熟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发展平台。然而，按照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来发展市场，中国实体经济将面临一场自我蜕变的重生。从积极方面看，此次全球化经济危机之于中国经济来讲，恰恰可以构成这样一种全面促使其自我重生的动力。
要把抗御经济危机变成推动中国经济重生、中国市场成熟的强劲动力，我们所需要做的，似应该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重建当代市场观念，市场培育应以整体生态为视野，以限度生存原则为导向；二是重建以多元开放创生的市场为导向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那样，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最终根源，仍然是国家经济增长无限论、资本家和投机家财富增长无限论与普通劳动者的现代贫困之间所形成的矛盾、冲突、对立堆积到不能化解时的产物。在这个到处既充斥着高消耗、高浪费资源，又面临着生存资源严重匮乏或枯竭的当代社会，国家被迫地抑制经济和财富无限度增长的步子，以缓解普通劳动者的现代贫困。比如美国政府自次贷危机以来所出台的一竿子救市计划，当然也包括中国2008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所决定的“30条救市方案”，所指向的重点是民生问题，是如何缓解普通劳动者的现代贫困问题。但这些非常实在的救市方案或计划，都仅仅是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救市方案或计划，都不过是迫使国家、资本家、投机家们放缓经济增长或财富增长步子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消解或避免经济危机的根本之因。
自现代社会以来，其各种形态不同或诱因不同的经济危机，其爆发的根本之因，是人类那单纯的物质幸福论观念，这种单纯的物质幸福论观念落实在国家行动上，就是经济增长无限论；落实在资本家、投机家的行动上，就是财富增长无限论；落实在个体生存者身上，就是钞票增多无限论。将此三者做一概括，就是物质幸福无限论。这种物质幸福无限论观念得以建立的基石，是自然资源无限论和自然工具论。这两种生存观念得以生成及其普遍化的精神土壤，即是人类尺度论。人类尺度论由普罗泰戈拉所提出，经历历史的演变，最后由康德所全面确立：人为自己立法，人更为自然立法。当人充当起自然的立法者角色时，自然也就沦为人的无限度的物质幸福论追求的工具：“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3](P21)洛克的这一否定自然的观念实质，就是自然的工具化。在洛克的自然否定论观念里，有两个思想构成了物质幸福无限论的本质规定：一是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贫困和匮乏才把人变得邪恶丑陋；二是大自然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和资源。因而，人类回复自己善良本性、消灭贫困与匮乏，实现不断幸福的根本方向，就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开发自然资源来创造无限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构成了人类幸福的根本保证和绝对象征。因为按照物质幸福无限论观念，个体(个人或企业)向自然索取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人类积累的财富就越多，人类积累的财富越多，社会就越有秩序，生活就越幸福。因而，无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不仅构成了现代国家发展的方向，也成为政府的根本任务。
这种以国家欲望为动力，以政府行为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无限论的市场模式，在运作过程中自然忽视(自然——即地球和宇宙、生命、人之间的)生态问题，忽视(自然、生命、人之间的)整体共在与互生问题。由于这种种忽视，必然产生经济危机，并且这种经济危机必然产生周期性循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链条在无限的经济增长追求过程中一旦断裂，则必然会诱发出经济危机来；并且，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国家与社会经济组织、国家与个人，以及国家、政府、企业、个人之间，始终是整体生态的，一旦这种共在互存、共生互生链条断裂，同样会打破整体生存秩序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动态平衡，其结果同样是爆发出经济危机来。
因而，要迅速地以最小的代价来消除此一全球性经济危机，并要能够真正杜绝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必须改变现代社会所持有的经济增长无限论模式，废除无限度的经济增长观和无限度的财富增长观，重新构建一种国家经济和个体财富的限度增长观；与此同时，还必须从根本上清除自然工具观，废除唯人类尺度论和唯人本中心论，重新构建一种生命—人本观，重新构建一种自然、生命、人之间共在互存的存在观和共生互生的生存观。
确立限度生存的认知论和整体生态存在的价值观，并以此为导向，去重建一种新的市场原则，即生态理性的市场原则。这一原则的实践指向是限度生存，它强调人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生态理性的市场原则由如下具体的原则构成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
1.人与环境的协调：限度生存的整体实践原则
自然(即地球和宇宙)给予人类生存存在的现实条件，它们的价值之于人首先是一种存在(目的论)价值，然后才是一种使用(即手段)价值。以此，人类必须抛弃自然征服论的观念，建立起尊重自然、尊重地球、尊重资源环境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去“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4](P143)这首先要求重建人与地球、资源之间的真正和谐的生存关系，这种生存关系的普遍形成最终以对资源运用限度原则和理性节约原则的社会化建立与运用为具体标志：“如果我们不能持久地和节俭地使用地球上的资源，我们将毁灭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的限度，并采用在该限度内行得通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5](P1)其次是重建人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从本质上讲，人与人文环境的关系，既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更是物质、精神与幸福之关系。因而，重建人与人文环境之关系的协调，即是真正构建起财富与生命或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幸福观。其三是彻底抛弃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重建政府、社会、个人三者的生存关系，使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协调生存、限度发展。
2.平等人道论：限度生存的基本原则
限度生存的内在精神要求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新型平等人道观。这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继承了平等看待一切人的人道传统，而且应首先强调平等地看待一切生命和平等地看待自己。
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的根本前提是平等地尊重生命；平等地尊重一切生命的实质性道德体现就是敬畏生命：“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6](P131)生命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道德存在。自然世界是一种自发性的生命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产生生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于只有他才能够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与其他生命存在的休戚相关性；只有敬畏生命，人才能够帮助和拯救其他生命，才能够使世界生命获得生态平衡，最终使自己获得幸福生存的自然根基。
客观地看，生命平等原则是人人平等原则的物种基础，当人间还普遍存在着贱视生命、践踏生命的现象时，人人平等往往是句空话。而平等地看待自己，自己把自己当人看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这才是把一切人当人看的社会前提和人本基础。
3.持续再生：限度生存的发展原则
限度地生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的持续增长原则，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持续利用、开发与再生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全面确立起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观。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观的建立，需要围绕如何实现人类的物质与精神协调幸福这一目标，从深度和广度上开发人类的智慧力量，限度地、节制地开发科学力量和技术力量，使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维护、开发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再生和激励限度生存为主要任务。以此，持续再生原则展开为两个具体性的实践原则，即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开发原则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原则。不可再生性资源为整个生物世界规定了一种绝对限度，人类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时应建立起一种绝对限度观念和机制，对不可再生资源要适度利用以满足当代人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但不能危及后代人的需要，并且其利用速度必须低于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应以开发其资源再生力为前提。因而，对其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一定不能慢于其利用速度，同时，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所造成污染物的排放速度必须低于环境的自净容量。
4.公正：限度生存的主要实践原则
持续地生存发展观的建立必须以公正原则为根本规范，公正构成了限度地生存发展的起点与目标。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既指整个地球生命限度生存的公正，也指人类限度生存的公正。以此为视界，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展开为两个具体的实践原则：代内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和代际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前者是指人类当代生活必须建立起一种普遍公正的社会制度(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劳动分配制度、资源开发制度等等)、价值原则(如伦理原则等)、运行机制(市场运作机制等)。代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是普遍平等精神，即平等地看待一切生命，平等地看待一切人，平等尊重和维护所有生命和一切人的存在权利和生存权利。后者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要建立起一种公正的责任关系：我们对未来后代的公正要求，集中表现为为未来后代留下能够生存的资源，一旦在这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应该尽其努力予以补偿。“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说出对未来后代的公平性要求。就关心的自然资源而言，给未来后代留下的不应比我们未损耗这些资源后留下的更差。他们应当在这个意义上受到补偿。”[7](P15、30)
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的实践要求是代际储存，其具体的实践操作规范是建立起代际储存的市场制度，确立明确的代际储存比例和与之相配套的资源利用开发战略。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的基本精神是节俭精神：“人类不仅对现在的人们，而且对未来的人们负有某种责任。我们如何通过节俭地使用现有的资源，节俭地进行生产和消费来安排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是当前道德争论的核心所在。”[8](P448)只有全面弘扬这一节俭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精神，厉行节约，才可能真正地开创出代内限度生存、发展的普遍平等，全面实施其代际储存。
四、重建限度生存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现代经济市场，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早已不是古典主义的放任自由主义市场，政府参与市场的力度越来越大，政府涉足市场的领域越来越宽。尽管如此，但经济与政治仍然有其明确的界线：经济始终以市场为主导，政治才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对市场的功能，主要限于服务与纠偏两个方面。所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其市场的独立性，体现其经济的独立性，这是美国经济和市场具有自我稳固的基石和很强自我调节能力、自我修复能力的根本原因。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其市场的独立性问题，因为它从根本上涉及到经济的独立性问题。当市场的独立性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市场培育很难见成效，经济很难遵循市场本身的规律，因而其经济和市场都很难获得其自我稳固的基础和独立自如的自我调节能力。所以，这种缺乏独立性的经济和市场，也就没有抗风险、抗风暴的能力，一切都依赖于政治，依赖于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调动来维持。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或许比美国要大得多，但在舆论上，我们的生活却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人们甚至沉醉在中国是美国甚至是全球经济的救世主的神话中。形成这种虚拟景象的，是强大的政治运用国家权力和舆论这一双重工具对整个经济和市场的保护性控制，因而，整个经济和市场的真实状况呈现出非透明性。如果能够理性地穿透这一非透明性雾障，则会发现，这种限度生存的认知论、整体生态的存在价值观和生态理性市场实践原则，要能够真正引导国家迅速消除此轮经济危机并可从此最大可能地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还需要重建一种全新的限度生存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重建限度生存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首要前提，是明确区分和定位经济与政治：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那么两者间有何区别？就普遍存在意义而言，‘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由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进行。更确切地说，‘经济’是指这么一种行为，它有可能也是政治的行为，只是寻求以特殊的方式实行。”[9](P9)从政治制度角度看，确实是如此，但如果从经济制度角度看，或许可以刚好反过来说。经济和政治的区别表现在：首先，政治是一种善业(有关于此，亚里士多德早就阐述过)，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资格权利，即国家共同体中人人平等的存在人权和生存权利；经济却是一种功业，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资源权利，即才德奉献与索取酬劳对等的权利。其次，从功能方面看，政治构建的是共和秩序，这一秩序的展开即是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经济则构建的是契约秩序，这一秩序的展开则是诚实、信用、守时、节俭。从相互关系构成上看，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也是人存在与存的基础；政治却是经济的保障，也是人生存在和生存的保障。因而，经济权利是政治权利的基础权利，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企业、组织、机构来讲，没有实质而独立的经济权利，则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利；没有对经济权利的绝对保障，则根本不可能有实在的政治权利可言。因而，剥夺政治权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剥夺人的经济权利，或者是剥夺人的财产权利，因为经济权利的核心内容就是独立的财产权。
明确地区分和定位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为建立限度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奠定观念基石和价值导向系统。
如前所述，在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美国的经济损伤主要呈现在虚拟经济领域和资本市场领域，而中国的经济损伤既呈现在虚拟经济领域，更呈现在实体经济领域，既表现在资本市场上，也表现在商业银行系统。形成这种差异性的最终之源，并不是观念(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政策都是经济增长无限论，所追求的实质性目标，都是物质幸福无限论)而是制度。这里的制度是指政治—经济制度。所谓政治—经济制度，是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具体展开为二者在存在基石上的同一性，在目标追求上的同构性，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在遵循的行动原则上的统一性。根据其存在基石的同一性要求，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人性需要与自然法则相协调相共生的基石上；根据其目标追求的同构性要求，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必须以塑造人性，实现人人在财富与生命或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协调幸福；根据价值取向的一致性要求，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必须以生命存在自由和人人生存自由为最高原理，以普遍平等为共享平台，以广阔博爱和全面慈善的人道为价值导向，以全面公正为实践指向；根据行动原则的统一性要求，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必须同时遵循限度生存原则，具体地讲，必须遵循人与环境相协调的整体实践原则、平等人道论的基本原则、持续再生的发展原则和全面公正的具体实践原则。
根据限度生存原则，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建，必须全面确立经济的独立性和市场的独立性，并且其所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全面服务于经济和市场的独立性运作，促进市场培育的完备性，促进市场竞争的良序展开，促进市场创新力的不断增强。为此，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建，必须分权，即政治权力归属于政治领域，经济权力归属于市场领域。使制度本身有边限，使政治和经济本身有边限，使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本身有边限。在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建中，坚决杜绝政治和经济——尤其是政治——向对方的僭越，这是保障经济和市场获得真正独立性的根本。
在此政治—经济制度规范下，使政府成为政治—经济领域的有限政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政府的作用是绝对有限的，并且，政府的作用必须有限，否则，经济就没有独立性，市场就不成其为市场，只有成为政府权力的御用工场。
从制度上确立政府在经济和市场领域的有限性，这是政府行动达向理性自觉的绝对前提。在此前提下，政府的意志、政府的行动，必须严格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即遵循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利益矛盾、冲突，使之达向限度生存的理性状态：“亚当·斯密指出，通过看不见的手将追逐私利的个人导向追逐公众利益，这种对私利的追逐不仅是确保公众利益得到满足的可靠途径，而且比政府官员想做的更为可靠。斯密这个观点为市场经济的可信性提供了基础。”[10](P8)
政府严格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的根本目的，不是对市场的控制，而是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的限度繁荣，更大程度地促进财富与生命或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福利社会的稳步发展。因而，政府必须遵循福利经济学定理，并以此原理为准则而为市场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发展服务。
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定理：第一个定理是指在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第二个定理是指社会通过对初始资源禀赋进行公平的适当安排，然后让人们在埃奇沃斯盒型图中自由交易，就能获得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福利经济学第一个定理只考虑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考虑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所以这一定理提出了竞争性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该状况下任何人不可能在不使别人变得更糟的情况下，使自己变得更好。福利经济学第二个定理是要把公平考虑进来，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所以此一定理提出了在实现帕累托最优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条件。福利经济学的这两个定理为解决政府干预“市场失效”奠定了基础：“由于市场在存在严重外部性时无法正常运作，因此该定理也为征收污染税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市场不能提供公共商品，所以必须有公路、国防和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开支；由于市场对收入的分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因此政府必须对其实行再分配。市场失效的探讨表明，政府确实在经济中发挥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政府只需纠正特定的市场失效，这种失效可以通过运用简单工具而使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产生很小的影响。”[10](P8)
概括地讲，政府对市场的功用，就是当市场失效时纠正市场偏差，使之恢复正常运行；一旦市场恢复自身正常运行功能，政府就应该从市场中退出来，做对市场的服务工作。政府对市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纠正市场偏差，恢复市场功能，这一功能的正常发挥就是指导市场；二是服务市场，这一功能发挥就是服从市场的规律，而不是对市场的指手画脚。“市场经济成功的核心是：竞争、市场和分权。在政府起重要作用的经济社会中仍然可能具备这三个要素。的确，如果竞争需要保护的话，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10](P15)政府对市场的保护功能，同样只能从这两个方面才可得到体现。所以，政府不是市场的主体，也不是市场的决定者，它只能是市场的服务者和保护者。只有当政府从市场主体、市场决策者的角色中退出来，市场培育才可真正形成，市场独立性才最终获得，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才可真正上升为国家经济限度发展的根本指导，国家经济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重构才有坚实的基础，经济和市场的自我稳固基础才得以建立，经济和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我修复能力才得以健康的重建，迅速缩短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寒冬时光，才成为现实，更为有效地克服和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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