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新形态和中国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O[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5-0006-008
全球化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全球化的形态。当前的急迫问题，是研究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新形态，并考虑如何使中国在全球化的新趋势中处于有利地位。
对于什么是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给出过一个定义：全球化是指不同的国家的市场和生产，借助货物和服务的贸易机制，通过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越来越互相依赖的过程。这定义是针对经济全球化而言的，但经济总是与政治乃至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新形态，也出现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的新形态。毫无疑问，当代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们不是经济的全球化的附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经济的全球化的反冲力，“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一个诸多国家的政治家关心的问题。然而，在此真正有效的政治和文化的对策不是设法对抗经济的全球化，而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扬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的长处和特点。
一、要么进入上升通道，要么在边缘化中沉沦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自从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时代起就已经开始。随着16世纪商路的开辟、18世纪的工业革命，国际间的贸易和商品生产方面的分工已初见规模。1860年英法签定库玻登条约，建立两国间商贸的“最惠国待遇”，为国际间贸易的互惠形态建立了样本，并确立了金本位制，使货币和金融政策有统一的尺度可被遵循。经济的全球伴随着技术的全球化，这两者互为促动。如果说18/19世纪主要靠蒸汽机船舶、火车和电报这三项重大技术推动全球化的进程的话，那么20世纪则靠飞机、电话和现代金融体系加速全球化的进程，而近年来的信息技术革命，更是使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发展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境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十分清楚地描绘出这种全球化的进程：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1-PP.254-255]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论述了西方列强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和掠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过程。在那时，全球化的过程是与西方列强主动地敲开处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下的不发达国家的大门、强迫它们参与不平等的全球化分工的政治和军事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而殖民地国家寻求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的努力的出路是打破殖民帝国的枷锁，赢得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
然而，现在已进入到了一个后资本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已赢得独立，它们都努力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国家取得成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很落后，有的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比殖民地时代还要差。究其原因，少数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的分工合作，而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则是被抛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潮流的边缘，在一种封闭的或半封闭的状态中向下沉沦。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好比一股旋转着的向上冲的气流。处于这股气流中心的仍是少数几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们是原殖民主义时代的列强，现在仍驾驭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这股气流的外层，随着旋转向外的离心力，时刻面临着越来越被抛到更远的边缘和更深地沉沦下去的可能性。如果说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西方列强为扩大其势力范围和赢得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主动地把第三世界的国家拉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去的话，那么在后殖民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时代，少数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是根据其资源、市场、资本输出所能带来的利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选择地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在这种态势下，发展中国家若想真正取得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奋发努力，挤入到这股上冲气流的中央圈中去，而不被抛出来，落入边缘化的苦境。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一场新的重大挑战。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机遇和考验。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形势更为严峻。面对全球化，在美国出现新孤立主义者和墨西哥自由贸易区的反对派，在前苏联国家不时冒出社会主义阵营的怀旧者，在中国也存在新的闭关锁国论者。但是任何反对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和固执地走封闭的民族经济发展道路的做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谁不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谁就要落伍，沦为第三等级的国家，并在边缘化的形态中进一步沉沦下去。
就中国而言，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从正面说明了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的必要性，而以前闭关自守所造成的经济滞后，从反面说明了不参与全球化的危害。我们不能以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新的剥削方式为理由，重新把门关起来，我们也不能以随着对外经济交往而加强的西方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而中断这种交往。考虑到不赶上全球化上升通道的主流，就会被抛到边缘地带中去的危险情境，我们必须在积极投入全球化进程的总前提下，再认真地研究克服其负面效应的策略。
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在确立了必须参与全球化、并绝无退路的基本态度之后，应该认真估计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下的负面效应是较为明显的：
1.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这确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初始机会，但常由于缺乏适当的后继措施而不能持久发展。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挤在同一个项目上时，会造成生产过剩和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使得这些产业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功，得益于那时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调整，他们把高科技的核心产业留在本国，而把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的外围产业转移到国外。自九十年代中期起，西欧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德国等欧盟国家为了减少失业率，已经采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减税措施，以便把它们留在国内。在美国，工会等劳工组织和民众团体反对廉价商品进口美国，同时保护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在民主党的议员中有许多支持者。由此看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很可能要比所指望的少。
2.贸易的自由化使国外的商品大量进入国内，国内企业面临严重的竞争压力，不少企业会在竞争中倒闭。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虽然创造了一定的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它们又使得在传统的生产领域内失去许多工作岗位，很可能不仅两相抵消，而且会增加失业的人数。因此，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中，工作岗位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就业的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
3.欧盟和美国都采取农业补贴和扶持小麦、奶粉、牛肉等农牧产品输出的政策。这一方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入它们的市场，另一方面会摧毁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如若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粮食供应方面依赖于美国，而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又由于需求增加而趋涨的话，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可能承受不堪支撑的重压。
4.金融的全球化也带来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性的金融玩家有时显得比民族国家的政府还财大气粗、声势赫赫。他们几乎只受市场机制的支配，自称是“明智的赌徒”和“金融市场的修理者”，而实际上是危险的证券市场的恐慌和币制动荡的推波助澜者。对于他们，就连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护者的国家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行也常难以应付。超级金融投机家索罗斯本人也在担心，由于亿万资本的贪欲，“受欲望和恐惧左右的”世界金融市场不免大动荡和崩溃，而迄今为止的调控总是出现在“崩溃发生之后”，总有一天会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注：参看G.Soros:"Ich bin Kein Spiekr"（我不是赌徒），Der Spiegel（明镜），1996年,第24期。）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不过那时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向世界开放。随着中国的金融汇入全球市场的体系，中国还能这样容易地渡过金融大动荡的灾变吗？
5.从经济效益上说，世界市场的一体化是最佳的方案，但从由此而生产出的财富的分配上说，由于这种财富的流动完全受市场机制的左右，分配的不平等将进一步扩大，这不仅加剧业主与员工间的贫富差距，而且还会导致国与国间以及一个国家内的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一般来说，交通畅通的沿海地区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经济容易发展，交通闭塞的内陆地区的机遇较少。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政治不安宁的重要因素。
6.跨国公司以其财力、技术的先进水平和全球范围动作的自由空间度方面的优势常成为民族国家的政府难于驾驭的一种力量，跨国公司经理的说话声音常常比地方政府的官员还要有威力。跨国公司会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本地区的财经乃至政治和文化的政策。此外，跨国公司凭借其资本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优势，在偷税、漏税和逃税方面也有更多的可趁之机。
7.经济交往势必带动文化交往，国外的各种文化形态和思潮的传入一方面利于革新束缚经济发展的旧体制和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会对既成思想体系造成冲击，使有些人感到无所适从，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政治改革的呼声都将增大。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国际传媒的影响力更加广泛和深入，许多发展中国家会感到失去自我认同感。
8.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在某些领域也势必把生态问题带向全世界：从森林资源的毁坏、海洋和河流的污染到大气层的毒化、臭氧洞的扩大、气候的变暖、土地荒漠化的加剧、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说明生态问题已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9.由灾荒、饥饿、战争引发的难民潮不仅会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内流动，而且也会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西欧国家承受着东欧（如前南斯拉夫国家）和非洲的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压力，美国也承受着拉美国家和亚洲、非洲的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压力。中国随着经济形势的改善也会渐渐感到周边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压力。
10.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也伴随着有组织的犯罪的全球化。在中国南部境外有世界著名的种植和生产毒品的金三角，在中国的西部境外又出现新的这样的金三角。世界毒品犯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销售和转运毒品的重点地区。世界性的拐卖妇女、儿童的团伙在中国作孽，世界性的金融诈骗犯、假币销售犯也频频在中国出现。一句话，黑帮组织和黑手党也全球化了。
三、不同的市场经济形态
以上列举了10个较为明显的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当然还有许多现在还不易想到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会变得明显起来的或新冒出来的负面效应。为克服这些负面效应，要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拿出有效的对策。在国际的层次上，这关系到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新秩序。在国内的层次上这关系到完善政治经济的体制。
先从国内的层次上考虑。我们的问题是：哪一种政治经济的体制最能抵御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或者从正面说：哪一种政治经济的体制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最快和最稳健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准，保持社会的安定，保护好生态环境，保障可持续发展呢？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应面对事实本身，通过比较现存的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取众家之长，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
事实上，自1989年苏联和东欧解体后，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世界上现在通行的是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所以被否定，因为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不如市场经济的体制效率高，不象市场经济体制那样适宜于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然而，市场经济的体制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而这些不同的形态是与一定的政治和伦理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种种不同的市场经济的形态，实际上是种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的体制。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目前存在着三种典型的市场经济的形态：（注：这三种分类法及相关的资料主要参照Hans Küng:Weltethos für Weltpolitik und Weltwirtschaft（为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全球伦理），München,1997,第231页—275页.）
(1)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态，
(2) 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态，
(3) 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的市场经济形态。
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但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发育不健全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最易受到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的冲击。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则处于从国家指令式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中国和俄国最是于过渡阶段中的市场经济的二种典型的形态。中国执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现实的实施情况来考察，这是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保持了政治的连贯性和注重社会稳定的、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态；它一方面保持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另一方面不排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它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注意人民的承受能力，把深化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金等制度）结合起来；它考虑到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开发西部地区的新的发展战略。俄国则走以政治的民主改革为先导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它寻求一步到位，采取震荡疗法。从迄今为止的效果看，俄国的模式不但没有使经济增长，反而比前苏联时代还要下降。所以至少从目前的成效来看，中国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态要优于俄国的形态。
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形态仍处于相当长的过渡的过程之中，并也包含着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市场经济的机制发育不健全、不成熟的特征。有鉴于此，我们需通过考察和比较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形态，找出可取长补短的地方。
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19世纪的老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再度热门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其间经历了二次相反方向的调整，第一次是19世纪初狄奥多·罗斯福总统任职期间通过加强国家调控，颁布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法，实现各阶层利益均衡的公平对待(Square Deal)的政策；第二次发生在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弗莱克林·罗斯福总统任职期间，又一次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采取凯恩斯的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并推行加强社会福利的新政(New Deal)。
美国在越战期间财政赤字猛增，再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使得美国的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发展，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这时人们开始质疑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应通过国家的开支和税收等的增减来对经济的周期性动荡有计划地进行驾驭，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通过提高国家开支（赤字预算）来确保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国家通过这种理性的经济政策在个人消费和企业经营过程中起一种中央调控作用。这种经济政策在理论上使国家的负债合法化，在实践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政者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往往出于某种维护其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不准备缩减国家的财政支出，以降低国家的债务，而另一方面所掌握的经济信息往往不够，难以对经济发展的过程作及时有效的调整。
在尼克松特别是里根执政期间，以弗里特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走红起来。弗里特曼不仅为美国的里根总统、而且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作顾问。他认为，国家的干预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聚集（大政府），这样，或迟或早要导致国家的失灵，这正如在一切国有经济中一再显示出来的低效能一样。国家对经济节奏的调控的政策，由于信息和调控手段的缺陷（常常放马后炮和成效低下），往往不是有助于稳定，而是造成不稳定。由此可见，国家尽可能给予私有业主不受限制的活动空间，让他们自由地竞争，是促进经济的最有效的办法。国家的职能是要保卫祖国和维护国内的秩序，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为不受干扰的经济的发展建立稳定的框架。这样，市场的自发的治愈力，从长期来看，将导致市场的平衡。住房、学校、医院和机场最好由私人去营造，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教育事业也应让市场经济来调节。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机制使经济的增长为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成为可能，这不仅导致个人的自由，而且从长期来看，也导致社会正义。
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的政府采纳了弗里特曼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这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低税收率；(2)低国家成分比例；(3)尽可能以自由市场的机制取代国家对经济的调节；(4)稳定和有节制的货币数量的增长。然而按照弗里特曼自己的评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实际上只认真贯彻了第四个措施，即中央银行在稳定和有节制地发放货币和根据市场的经济指标确定主导利率方面下了功夫，而鄙弃了削减政府开支的苦“药”。（注：M.Friedman:"Das ganzeSozialsystem ist falsh"（那整个的社会制度是错误的），该访谈录载于Der Spiegel（明镜），1982年，第3期。）
确实，里根政府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增加政府开支，特别是军备竞赛的开支，以满足冷战的需要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使得财政赤字猛增，到了布什当政时，由于政府债务压力等原因，美国的经济又走下坡路。这时美国政坛开始注意认真削减政府开支，精简政府机构，降低国家债务问题。这项经改政策到克林顿当政时出现成效。克林顿虽是民主党人，但在总的经济纲领方面仍沿续新自由主义的路线，这正如取代保守党的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在经济纲领方面仍沿续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一样。
这一经济纲领确实取得毋庸否认的成效：自70年代初至1997年美国新增了三千八百万劳动岗位，其中近一千一百万是在自克林顿总统任职以来新增的，官方所统计的失业率多年来保持在5%左右，比欧洲的一半还少。美国已连续八年实现了在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从经济指标上看，美国的经济确实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自1999年1月1日起，欧元成为欧盟成员国中法国、卢森堡、奥地利、德国、比利时、芬兰、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这十一个国家的单一货币，英国、丹麦、瑞典已达到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条件，但仍想等着瞧一下，而希腊没有达到该标准。这十一个国家已经覆盖了2.92亿人，人数上超过了美国，经济指标的对比如下：这十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774万亿欧元，而美国为7592万亿欧元；这十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美国为3.9%；这十一国的失业率为10.8%，而美国为4.5%；这十一国的通胀率为0.9%，美国为1%；这十一国贸易顺差894亿欧元，而美国逆差1861亿欧元；这十一国的货币储备为2964亿欧元，而美国为561亿欧元。（注：参见peter De Their:"Eine neue W
hrungals Konkurrenz zu Dollar und Yen"（与美元和日元相竞争的新货币），载：Berliner Zeitung,January2/3,1999。）在这六项指标中，前三项美国优于这11个欧盟国家，而最后二项则倒过来。美国有巨额的外贸赤字，而欧盟有顺差。为什么欧元流通后，与美元的比价一再下滑（从当初的1欧元比1.15美元左右，到现在1欧元比0.95美元左右）呢？美元的坚挺和欧元的变软，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美国的经济形势优于欧盟。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比欧盟高30%，这说明美国经济成份中的科技含量要比欧盟高得多，从而导致生产率高。
今天，人们关于经济常说“5个1”，即“观念”(Idea)、“动力”(Impulse)、“发明”(Innovation)、“倡导性”(Initiative)、“投资”(Investment)。在这“5个1”方面，欧洲都不如美国。新观念、新发明往往来自美国；欧洲人不如美国人那样具有个体的主动的倡导精神和开拓的动力。欧洲的国家在新的高科技的投资方面明显低于美国。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根本性的。大多数欧盟国家属社会福利型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人们过份依赖于政府的安排，缺乏个体的主动性。我们以瑞典为例说明其原因。瑞典建立了一个福利国家，它承担其公民“从摇篮到墓葬”的全部福利费用。在那里人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之高，至今仍令世界瞩目。国家从家庭手中接过了照料小孩培养儿童的担子，妇女纷纷走上工作岗位。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高福利水准，不得不一再增加国家份额的比例和提高税收：国家份额所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0年的40%上升到1994年的71%，同期税收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上升到55%。尽管这样高的税收，国家赤字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于是就出现类似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那种人浮于事和吃大锅饭的情况，并终于酿成危机：1994年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失业率上升12%，而且有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当时的瑞典财政部长费尔德哀叹：“我们的公民不再有能力和意愿承担税收的负担，缺少了它，社会国家就无法运转”。（注：参见K.O.Feldt:"What Happened to the Swedish Welfare Paradise?"（瑞典福利天堂发生了什么事情？）载于：The Report,SOMFY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nlightenment in Stockholm 15-19 May1996。）1994年以后，瑞典国民对这样的福利国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但其基本的构架没有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仍延续其惯性力。
德国是欧盟的火车头。德国执行社会的市场经济的体制。这一体制是由曾连任最初几届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和一任总理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 1897-1977)倡导的。其要点是：一方面肯定自由竞争的经济效用，另一方面不忽视保证分配的公正。在此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公正的框架条件，以阻止垄断资本和集团的利己主义的力量的扩张，从而牺牲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同时要建立一种连贯的秩序政策，通过法律的规章确保竞争，促进经济的增长，缓解经济发展周期的过度波动，并保护在市场运行中处于不利地位者的权益。艾哈德认为以这种方式能共时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走一条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和无约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在艾哈德的这种社会的市场经济路线的指导下，联盟德国创造了战后的经济奇迹，这最终为实现德国统一打下了基础。
然而近年来，德国的这个火车头显得有点拉不动欧盟前进的样子。这有内部和外部二方面的原因。外部的原因较为明显：欧盟越来越大，在欧盟的支出中，农业占50.9%，渔业和结构占32.1%，而这二项主要用于农业和渔业生产的补贴，以及对经济较为不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带有扶贫和平衡地区差别的性质。在这方面德国要拿出的钱最多，负担最重。用于科研和技术发展的经费在欧盟的预算中只占3.8%，明显偏低。这样，欧盟在高科技开发方面的力度远远落后于美国。另外，欧盟在经济资源的调配方面，人为的或政治的因素太多，欧盟成员国常为各自的利益争论不休，而经济资源的调配常取决于政治家的交易，而不从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优化配置来考虑。
德国用于教育方面的经费如按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来说，远远高于美国，德国人的普遍受教育的程度和平均的教育水准也明显比美国高，但是为什么美国的科技要比德国发达呢？这大致有三个原因：其一是美国的人才政策比德国好，美国广泛吸纳世界各国人才，而德国几乎只用德国本国的人才。其二是美国有世界顶尖的大学，而德国的大学虽然都比较好，但没有预尖的。美国的公立中小学很糟糕，公立的大学也一般。但美国有顶尖的私立大学，世界排名前20所的大学几乎都在美国，而美国的顶尖大学中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其三是欧盟的官僚机构臃肿，欧盟各成员国有一层政府和议会，欧盟又有一层“政府”和议会，其官僚队伍庞大，决策程序复杂。德国的行政机构办事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由于欧盟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很高，许多重大的经济决策要在欧盟范围内解决，并常常互相牵制，议而不决，从而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发展上采取措施的时间，积压了问题或错失了良机。
以上是美国的体制优于欧盟的地方，但美国也有其自身的严重问题。曾任卡特总统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他于1993年发表的《失控》一书列出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20个基本问题：
债务；贸易赤字；节余和投资额少；工业缺乏竞争力；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低；卫生保健机制不健全；大部分学校教育质量差；社会基础设施恶化和城市破旧；一个贪婪的富裕的上层阶级；寄生性地热衷于法律争讼；日益尖锐的种族和贫困的问题；高犯罪率和暴力；毒品消费泛滥；对社会前景越来越失望；乱淫；道德颓废经由影视媒体广泛传布；公民意识减弱；多元文化分崩离析的潜在危险加重；出现政治上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的势头；越来越强烈的精神空虚感。
1993年以来，美国在这20个问题中的前5个涉及经济的问题上，除贸易赤字外，都有所改善，但在后15个涉及社会和精神生活的问题上，毫无改善的迹象。通过比较美国和欧盟的某些成员国的体制，我觉得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同时有必要借鉴它们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体制。这里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借鉴的地方：
(1) 在精简国家机构，减少政府开支，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机制，充份发挥市场调节的杠杆作用，准确地统计各项经济指标，稳妥地确定货币的发放量和利率等方面，可更多地参照美国的经验。
(2) 在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普及教育的方面可参照欧盟国家的经验，但也不能走过头，走到社会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去，以免重新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
(3) 在吸引高科技的人才，建立世界一流的顶尖大学方面，应更多地参照美国的经验。大学是适应市场需求的，私立大学在制定吸引高水平的教师的薪金政策方面，在培养面向市场的人才方面，以及在购置和充份利用实验设备方面要比公立大学更具灵活性。考虑到欧洲的那些国家出巨资扶植的、原先世界上赫赫有名的顶尖大学现在却赶不上美国的某些私立大学，在我国也不妨搞一些建立顶尖的私立大学的试点，或新建，或吸收包括香港在内的我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来合建现存的基础较好的大学。
四、新秩序、新形态和新策略
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起重要作用，民族国家以追求民族利益为目标的实力政策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支配地位。那种以为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已演变为民族国家退居次要地位的、各国都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政治乃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归根结底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
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那种赤裸裸的实力政策已令人讨厌，取而代之的是配以全球责任、普遍人权、世界和平、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娓娓动听言辞的实力政策。这不完全是出于欺骗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代全球化的性质决定的。当代的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为纽带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上的各竞争对手，它们间的利益既互为依存又互相冲突。民族国家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公民在世界市场上的权益，关怀本国的公民或侨民在国外开设的公司及人生和财产的安全。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对于着眼于发展经济的各民族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但是在建立怎么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民族国家间的立场又是不同的。
当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格局的延续。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建立了联合国，可以说联合国是国际政治秩序的中心环节。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在联合国中又有许多第三世界的朋友，中国的发言和提案常得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和欢迎，充份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应是中国所关心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合情合理的切入点。 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是能利用则利用之，不能利用则抛开联合国，通过北约或7国集团推行它的政策。北约和华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现在苏联已经解体，华约已经解散。但北约依然存在，美国牵领北约，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要建立一个新的战略同盟来对抗以为美国为中心的北约呢？俄罗斯的某些政治家曾明确提出建立俄国、中国、印度的新联盟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然而对这个问题需要冷静再思。面对美国和北约咄咄逼人的态势，尽管不时有俄罗斯的政治家发出这样的呼吁，但考虑到俄罗斯在经济（特别是债务方面）对欧盟和美国有依赖关系，俄罗斯经济的较为可行的出路是加入欧盟的经济圈，这样的呼吁就常常表现为玩玩手中的牌而已。中国与美国间经济上的联系已十分密切，远远超过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美国在中国已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包括商品输出的投资两个方面。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则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最大的销售国和创汇来源。再加上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华裔华商在美国，他们一方面在美国的经济活动和科研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促进了中美间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这使得中美间的关系虽然争吵不断，但不至于破裂，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合作的前景很大。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不仅中国、俄罗斯有反感，而且欧盟和日本有时也有反感，因为它们间也有利益分歧。因而应针对具体的问题，加强与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国家的磋商，尽可能形成广泛的共识，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密切的经济纽带关系为以对话代替对抗创造了条件。
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商定的体制的延续。这次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俗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IMF)、国际贸易组织(ITO)的议案。后来有关国际贸易组织的协议没有被美国国会通过，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圈国与国间的双边谈判而达成的“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近年来才成立的监管这些协定执行情况的世贸组织(WTO)。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就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这三大支柱确定的。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目的是促进国际间在货币政策、汇率的稳定和扩大世界贸易方面的合作。一个国家若遇到短期收支平衡的问题，可向国际货币基金寻求帮助，从而不必采取裁截外贸，货币贬值或执行强制性汇率控制，以免产生连锁反应，扰乱国际经济的秩序。建立世界银行的目的是提供重建和发展的资金，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世界银行实际上是一个资金转借的中间机构，它一方面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筹借资金，另一方面再转借给那些急需资本用于经济重建和发展的国家。世界银行曾把钱借给废墟中的欧洲和日本，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它们在1948至1971年间的年平均的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是5.6%。现在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面对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世界银行也向它们提供许多资金用于经济重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牢牢操纵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可以说七个工业大国(G-7)掌握了它们的决定权。这是因为这两个机构的表决权不是按照一国一票的原则执行的，而是按照国民生产总值和对这两个机构的资金贡献来决定的。按照这个原则，美国的一票占表决总额的17.2%，而45个非洲国家合起来只占4%。[2-p52]这样美国只要跟其他6个工业大国协商一下，就基本决定了这两大支柱所能调节的世界经济的秩序。另外，这两个机构在出借钱的时候，常对债务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建议，甚至以接受这样的“建议”为货款条件。这些建议或要求有时是合理的，但也时常不合理，所以常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感，被认为干涉其内政。
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从穷国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首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实际上被排斥在制定国际经济秩序政策的行列之外。其次，在国际贸易中，农产品、原料及其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太低，而工业成套设备、高科技产品的价格太高。最后，经济发达国家的货币，特别是美元，在国际上因其坚硬而被用作储备货币，于是这些货币就取得特别有利的地位，被别国用做储备货币的那些钱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几乎不化代价（只需化点印刷费用）就产生出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要用大量外贸产品换来。在这种格局下，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要想摆脱这种逆境，需要作出极其艰苦的努力。
然而，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实力差，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建立起象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之类的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经济支柱，虽然有强烈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愿望，但至今仍停留在呼吁的层次上。即使在世贸组织中，表决权虽然是一国一票，但第三世界国家往往由于在相同产品上的恶性竞争，达不成共识，难以形成制定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政策的联合力量。再说，关贸总协定原则上是以双边谈判为基础的，美国等工业大国不会受制于第三世界国家靠多数票通过的议案。可能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当初美国国会不批准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构想出来和经谈判达成的有关国际贸易组织的文件。
就目前较有可能做的事情而言，不是打破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对之作一些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改良。鉴于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正从原来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正转变为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经济正在崛起的国家的特征，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性的机制，应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共同关心的问题。鉴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存在严重的债务危机，而这种债务危机将导致经济崩溃，引发难民潮等。发达国家应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或延长偿还的时间，同时还应加大贷款的力度，使它们的经济能真正得到重建和发展。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担当着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任，但中国也只能量力而行。中国的西部内陆地区还很贫困，还需要向世界银行筹借大量的钱用于扶贫、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国需要与国际货币基金合作以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只有当中国在经济上真正强大起来以后，7国集团左右世界经济秩序的格局才会被打破，而目前中国还不能说已渡过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危险。只有加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才能在全球化的大风大浪中顺利前进。
[收稿日期]20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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