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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3)03-0018-05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科学，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品质。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四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论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邓小平，在对待理论、现实以及两者的关系上，都为我们树 立了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一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但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前，资本主义社会被一种天 真的“神话”笼罩着。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 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时候，当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都显示出比封建制度进步和优越的时候，资产阶级众多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们 都陶醉在这种胜利之中，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最理想的社会 ；资本主义制度将神圣不变，不可动摇。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各 自领域的研究和观察发现，资本主义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充斥着许多罪 恶，但还是想尽办法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圣不变性。19世纪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出发，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及同时代 人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 活各个方面的运行特点、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地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 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用真理的力量宣告了资本主义神圣不变、不 可动摇这一神话的破灭，开创了人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的新境界，为无 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创建了科学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虽然以其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受到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拥有了众多坚定的信仰者和追随者，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但是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他们的理论看成是绝对真理，更不把他们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 下形成的个别观点、做出的具体结论，当作不变的、僵死的东西，也反对别人这样对待 自己的理论。他们总是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 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并且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补充 、修改甚至摈弃某些过时的观点和结论。比如《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世 作品，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对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 用。但1872年比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实践运动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恩格 斯便在《共产党宣言》的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有些论述“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 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如果不是考虑“《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 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2]比如对待《资本论 》，由于俄国的情况与欧洲的情况不一样，马克思便对俄国的革命者说，不能照搬《资 本论》的一般论述，否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比如 对待唯物主义，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实践的内涵和外延，恩格 斯便明确地强调：“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 改变自己的形式”。[4]再比如对待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和斗争方法，由于形势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明确承认，在过去较长的时期里，他和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方法的认识存在缺陷，因为“历 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 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 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5]坚持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 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同实践一道发展。这种精神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
二
列宁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 思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 ，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 点。如何依据变化了的形势和实践，重新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道路、方法、手段 和策略，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 课题。然而一些人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时期 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具体结论僵化和教条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的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暴发才能取得胜利，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暴发革命，更不 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则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 南，“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 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 ，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6]由此出发，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时代特征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通过深 入研究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发展态势，发现了资本主义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从而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在帝国主义统治的 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1915年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 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 获得胜利。”[7]1917年，他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指出：“资本 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 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 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8]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一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思 想已经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列宁依据新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进行的修改是完全 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的理论创新，开创了人们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境 界。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也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 变成了实践。但是，列宁并不因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而自满 ，也不因为自己率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而把俄国的道路绝对化。在对待理论发 展和革命道路问题上，他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尊重实践，坚持正确，修正错误。比如 对待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列宁指出：一切民族最终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世界历史的 普遍的规律。但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世界各国按照同一种模式同时实现。由于各国建 设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诸如民族差异、国家差别、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也将多种多样，而且这种 多样性愈是丰富，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就愈可靠愈迅速。比如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 题，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 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 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 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9]又比 如对待理论和实践探索中的错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如 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无前例可循的崭新事业。列宁为了寻求在一个经济落后的 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曾经尝试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设想越过市场、越过 商品货币关系，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即过渡到由国家组织统一的生产和分配。但是， 后来发现这种办法存在着诸多问题，行不通，列宁便果断地停止了这项政策，并直言不 讳地承认“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他还特别强调：“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 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10]“一个政党 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 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11]体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 精神和宽广情怀。
三
毛泽东思想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1840年到1920年，中国进步的人士和政治力量为把中国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与灾难中拯救出来，已苦苦探索了八十余年，仍没有能够真正地 改变中国的苦难现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 的路——这就是结论”。[12]1921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 立，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革命的最后胜 利也来之不易。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正 确理解“走俄国人的路”的真正含义，在革命的性质、道路、动力、战略和策略等一系 列问题上，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马列的本本出发，不是独立地探索中国 革命遇到的种种问题，而是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绝对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几度 把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引入困境。毛泽东坚决反对党内存在的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照抄 照搬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 况”，[13]要靠中国同志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强调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 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 ”，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由此出发，毛 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依据变化了的历史 条件和实践，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社会阶级、阶层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等情况，在 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 命性质、革命道路、革命阶段、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 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人们认识像中 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和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境界。
比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毛泽东通过分析指出：“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 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 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 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段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 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14]比如中国革命的阶段问题，毛泽东指出：由 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 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两个革命步骤之间的关系犹如一篇文章的上下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上篇，社会 主义革命是下篇，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做下篇，上篇是下篇的必要准备，下篇是上篇的 必然结局，两篇之间绝不允许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比如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中 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 ，指出：在中国，由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国的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中 ，通过中心城市起义引起革命高涨这种欧洲革命的方式根本不适用，而中国的农村幅员 广阔，反动势力的统治相对薄弱，革命力量有较充分的回旋余地，而且在那里有无产阶 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无产阶级只有依托农村，建立工农武装，创立红色政权，以农 村包围城市，才能最后夺取胜利。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俄国的道路，只能是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再比如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摆在中 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突出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 过渡。虽然马克思曾经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从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只是一种设想，此前还没有任何先例。列宁领 导的过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采取的是没收的办 法，和平赎买由于遇到资产阶级的强烈抵抗，没能实现。毛泽东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经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然后再从新民主主义通 过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向 社会主义的过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增添新 的宝贵内容。
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一度背离了他亲自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从 他的一生看，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他对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开创 和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成功探索以及在其他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就不可能 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即使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用辩证 的观点看，也为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的鉴诫，邓小平理 论正是在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创新，既坚持正确，又修正错误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
四
邓小平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 展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处在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摆在全党和全国人 民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老路，一条是邪路，一条是新路。老路就是继续肯 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而不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路，也就是走“ 两个凡是”的路。邪路就是借口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各种错误而否定社会主义 的路，也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新路就是既不同于老路也不同于邪路的路，一条通向光 明的路。究竟走哪条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 小平以非凡的勇气带领全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拒绝了走老路，又以旗帜鲜明 的态度批判了否认社会主义的思潮，拒绝了走邪路，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地总结经验 、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闯出了一条新路—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条新路的开创过程中，邓小平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唯书，不搞本本，而是坚持解放 思想，甚至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都坚持要解放思想。邓小平 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过：“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 “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 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5]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 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找在 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 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16]革命是这样，建设 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 的，也不可能有。”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使邓小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用新的理 论、新观点和新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创了人们认识落后 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境界。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实践，从社会主义一国实践到多 国实践，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充分证 明，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所以，江泽民同志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 不断丰富和发展。“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对 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17]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 历史，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与时俱进，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指导，也在于与时俱进，能够解决重 大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 ，当作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从不把自己的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和不可 移易的终极真理，而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 理论，让自己的理论接受社会检验，根据社会检验纠正不正确的认识和创新。与时俱进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八个字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科 学性、发展性，为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和生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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