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贫困论文,现状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被称为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两个转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日趋严重的城市贫困却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发生的过程与原因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在国内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的急剧转轨和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引发出中国城市社会很多经济、社会矛盾。
1.下岗和失业
在90年代后期，遍及中国城镇的突发性、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2000年社会蓝皮书》提供的数字，1998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10万人，失业人员为580万，两者相加为1190万人。另据有的经济学家估算：1998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口（指登记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失业人员三部分之和）应在1540万—1600万人之间，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1999年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65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率3.2%），两者相加为1250万人。到2000年6月底，下岗职工增加到699万人。在2000年初，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就提出，要将失业率控制在3.5%左右，据此推算约为650万人。按上述数字计算，2000年，下岗、失业人员的总数要达到1350万人以上。
另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1999年，大约有10%进了中心的下岗职工可能没有或没有足额领到基本生活费。而根据2000年6月底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有22万下岗职工至今仍然未被纳入保障范围，677万进中心的下岗职工有17万人没有领到生活费、33万人未足额领到生活费。
此外，“中国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课题组在沈阳、西宁等地调查时发现，在大量的停产、半停产企业中，还有大批“待岗”或“放长假”的职工，他们的境遇与下岗工人并无二致。据基层干部估计，这批人是进了中心的下岗职工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
中国政府的下一步计划是从2000年开始，花5年左右时间、分三步实现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转变。但是，这又将引发另一个问题，目前筹集的失业保险基金根本就不够用。
2.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
中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职工退休制度由于与“单位”结合得过于紧密，因而使企业经营状况对退休人员的收入产生最直接的影响。90年代以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开始推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养老保险方案，近年来，政府更是将“社会化管理”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来抓，但是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是因为：其一，社会统筹和社会化管理受到一部分较为年轻的企业的抵制；其二，一部分经济效益差的企业确实无力支付。加上近年来退休人员（包括提前退休）迅速增加，这就造成了养老保险基金越来越大的资金缺口。
课题组在重庆调查时得知，截至2000年6月，重庆市的企业历年累计拖欠养老金达23亿元。原因之一是有60%的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总金额将近7亿元。2000年上半年，有关部门收回企业历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2亿元，但当期又发生新的欠缴费3亿多元。原因之二是即使100%收缴养老保险费，重庆市仍然有9亿元的资金缺口。为了确保养老金的发放，2000年上半年重庆市社会保障部门向财政借贷近3亿元。
3.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9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物价体系进行主要以市场为取向的调整，由此引发了1993-1996年连续4年的高通货膨胀。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计算，中国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1993年比1992年上涨16.1%，1994年比1993年上涨25.0%，1995年又比1994年上涨16.8%，1996年虽有所下降，上涨幅度为9.3%，但这是在高价位上的涨幅。总计4年中共上涨85.3%，平均每年上涨18%。这表明，在1992年底的100元，到1996年只值56元了。在与城市居民生活最密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中，仅1994年，食品、衣着、居住和服务项目的涨幅就分别高达31.8%、19.4%、22.5%和26.8%，而粮食和肉禽及其制品的涨幅竟高达50.7%和40.6%，达到了建国以后的最高点。由于物价上涨已使大中城市40%的居民生活费收入降低，在有的城市减收户竟然高达65%。
1997年由于政府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物价上涨的幅度控制到了1%以下。但是，住房和服务费用价格仍在上涨，分别为13.7%和17.0%。与此同时，从1997年开始，中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幅也开始大幅度下降，1997年的增幅为3.6%，1998年减至0.2%，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增幅都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为-4.2%和-16.9%。
1998和1999两年虽然总的物价水平都呈负增长的态势，但城市服务的价格仍在上涨，1998年将近10%，其中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教育费用上涨16.1%，医疗费用上涨20.1%，房租上涨18.6%。由于住房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发生较大的变化，使城市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未来支出预期骤增，即期消费收到压抑，而储蓄意向高涨。居民持币不购物，使中国的消费品生产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1993-1996年的通货膨胀和1997-1999年的通货紧缩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4.贫富差距拉大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拉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2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20%最低收入户的3.1倍，1998年扩大到3.3倍；1997年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户的4.2倍，1998年扩大到4.4倍。这说明，中国城镇的贫富差距仍呈扩大的趋势。
反映贫富差距的一个国际通用指标是“基尼系数”。据有的学者计算，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7，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的中等程度。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
贫富差距的另一个侧面是地区差别，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看，以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为1，东部、中部和西部三者的比例为1.45:1:1.04。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但中部与西部的差距极小(0.04)。
另外，有的学者指出：贫富差距问题还要看“一极化”还是“两极化”。“一极化”是指所有的社会成员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有的快，有的慢，这就形成了相对贫困，这样的情况是一个社会可以承受的。譬如中国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情况。“两极化”是指一部分人收入在提高，而另一部分人收入在下降，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往往是有限的了。贫富两极分化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是不可低估的，它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极重要的不安定因素。
二、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
中国的城市贫困群体规模究竟有多大？在中国政府和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3100万；一种认为，有1500万。但这些数字都是单靠估算得来的。目前最科学也最有权威意义的数据是2001年由亚洲发展银行组织国内外的专家共同进行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课题研究并披露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1998年的统计数据，先用热量支出法和市场菜篮法测定各省的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然后再据此计算出全国的贫困人口，所得结论是1480万人。据有关人士透露，上述意见已经被政府有关部门所接受，并成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依据之一。
面对城市贫困的问题，我国实行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从1993年上海率先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1999年在全国各城市陆续普遍实行以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1》统计，到2000年年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增加到402.6万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27.2亿元。到2001年9月，从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捐助工作会议上再次传出消息：这两年，政府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全力解决“应保未保”问题，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人口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到2001年年底，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已达1100万。
三、城市贫困群体的现状
作为城市贫困群体在得到救助后，生存已不成问题，但生活仍有困难。
根据1998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在上海、天津、武汉、兰州和重庆等5个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作为已经得到救助的贫困家庭在收入、食品、衣着、健康、教育和社交6个方面基本情况如下：
1.收入
这5个城市贫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见表1。与调查当年的社会平均水平相比，上海、兰州和重庆相对比例较高。但是，要说明的是，上海、天津、武汉3市的数据是在30%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以前的，而兰州和重庆的调查数据是在标准调整以后的。同时，与城市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与国际公认的贫困线应为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他们的收入可以说是仍然只够糊口。
表1：五大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
上海武汉天津兰州 重庆
调查时间 1998.12 1999.7 1999.7 1999.10 1999.10
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 243 108 135 114 139
当地社会人均月收入 731 521 643 427 486
相当于当地人均月收入31% 21% 21% 27% 28%
2.食品
5城市贫困家庭每星期吃肉的天数平均在1-2天，武汉、天津和兰州都有4成到6成的家庭不沾荤腥；8成以上的家庭的副食都是以素菜（蔬菜）为主，并且总是买最便宜的蔬菜吃。贫困家庭在食品方面是节省第一，很少考虑营养，即使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样。对他们来说，吃肉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层次”消费。
表2：五大城市贫困家庭的食品消费状况
上海武汉天津兰州 重庆
上星期家中没有吃过肉41.9%
44.7%
64.0%10.6%
上星期家中有1天吃过肉
35.0%
33.7%
34.0%
27.0%47.1%
上星期家中有2天吃过肉
28.4%
17.5%
14.0%4.2%32.4%
家中总是买最便宜的蔬菜 81.3%
90.4%
94.4%
83.3%93.9%
3.衣着
5城市90%以上的贫困家庭中成人都极少买新衣服，30%-60%的家庭成人穿的衣服主要靠亲友赠送，有些人穿的是基层社区募集的旧衣物。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可以说已经压缩到极点。
表3：五大城市贫困家庭的衣服消费状况
上海
武汉
天津
兰州
重庆
家中成人没有买过新衣服
91.2% 90.8% 94.2% 92.1% 93.9%
家中成人常穿亲友送的衣服 34.2% 57.1% 65.8% 37.6% 62.1%
4.医疗
5城市贫困家庭中有家庭成员患有慢性病和遗传病的要占30%-60%，但是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的要占50%-70%，贫困家庭有病不看的最直接原因是医药费太贵，他们负担不起。
上海武汉天津兰州
重庆
被调查人有慢性病 33.5%
45.2%
61.1%
46.3% 43.4%
生病时不会去医院看病 50.1%
63.7%
69.5%
65.9% 67.1%
5.教育
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来说，学校的学杂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5城市贫困家庭负担不起学校学杂费的要占60%-90%；有50%-80%的家庭在教育方面没有能够享受到政府或学校的优惠。因为缺钱想让孩子退学的贫困家庭，除了上海还较少(7%)以外，其他城市都在2成上下。
表5：五大城市贫困家庭的教育消费状况
上海武汉天津兰州
重庆
负担不起学校的学杂费 77.1%
83.1%
64.4%
70.1% 92.6%
孩子上学没有享受政策优惠 76.8%
50.0%
60.1%
82.4% 86.5%
会因为家里缺钱让孩子退学
7.2%
27.1%
21.9%
16.0% 19.8%
6.社交
5城市贫困家庭中有30%-40%不爱和邻居、同事交往，40%-60%过年过节不走亲访友。社交活动多少要花点钱，这是贫困家庭疏于社交的主要原因。此外，社会歧视也是救助对象一个社交障碍。
表6：五大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交状况
上海武汉天津兰州
重庆
不爱和邻居或同事交往 34.0%
45.5%
36.6%
41.5% 40.8%
过年过节不走亲访友39.6%
46.9%
64.9%
47.4% 52.8%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贫困家庭在得到社会救助以后，倒是不至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但也仅仅是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活下去。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他们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还远远谈不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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