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周—卢梭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周论文,卢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弥儿》开篇第一句话是：“出自上帝之手时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都变坏了。”伟大的启蒙哲学家卢梭就是这样，以他对迄至18世纪的文明社会的激烈批判表明了自己与以伏尔泰、狄德罗为代表的精英学者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历史哲学，后者的社交圈子是宫廷、贵族和名门，眼睛盯着巴黎的沙龙和文人团体，以上层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腔调批判封建专制和教会腐朽，鼓吹自由、平等、博爱；而前者则站在下层平民的立场上，不仅看到了享有特权的僧侣贵族与第三等级的矛盾，而且看到了一切文明社会中均存在的，享受和利用文明成果的富有者与被压迫的穷苦人之间的对立，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科学、艺术等文明形式，提出了文化异化的问题，即著名的“卢梭问题”。恩格斯将它概括为：“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同时又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目的的反面。”〔1〕实际上，早在卢梭之前两千多年， 庄子已经鲜明地提出了文化异化问题，并且也是从下层平民的立场出发，从崇尚自然，抨击人为与自然对立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的。本文试图阐述该问题的提出，庄子和卢梭给了怎样不同的回答，通过借鉴西方先贤的启蒙思想，探讨我们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的道家自然主义取向之合理性与局限性，以及将它疏导归入现代思维的可能性。
一、庄周问题
先秦典籍中，《庄子》的特色之一，是它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工匠劳作形象，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佝偻承蜩，津人操舟，梓庆削鐻，匠石斫垩，东野御车……对他们的技艺，庄子极尽溢美之词，赞叹其功力“见者惊犹鬼神”，从美学角度给予了明确的肯定评价。但是一进入实践领域，庄子就对技术及其物化——机械采取断然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伯乐治马，陶者治埴，匠人治术，“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庄子·马蹄》），以下引自《庄子》只注篇名），“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他甚至诅咒说：“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佝绳而弃规矩，俪工锤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胠箧》）就是说，要堵住音乐家的耳朵，封住美术家的眼睛，弄断能工巧匠的手指，才能维系民众的质朴和纯真。
庄子对于技艺的形式和实践做出了二元评价，因为他是一位多形象的哲学家。作为诗人哲学家，美的判断是他的最高判断，对技艺的赞美是他对技艺的无指向形态的第一判断；作为社会哲学家，善的判断是他的基本判断，对技艺的批判是他对技艺的有指向形态的第二判断。庄子是怎样从技艺的形式美过渡到技艺的实践恶的呢？关键在于庄子对技艺的本质作了工具论的理解：“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天地》）此处“兼”为兼并、归属或服从、指向之意。即以目的—工具范畴而论，技能—事物，事物—义理，义理—德，德—道，道—自然，这五对关系中，庄子认为后者都是第一性的，前者都是第二性的，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是工具—目的关系。技能只是完成某件事物的工具，而事物本身则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技艺之从善从恶只能通过它指向的目标的性质加以判断。
既然技艺只是被动的客体，那么它的功能就须随主体的状况而转移。在庄子看来，主体无非压迫者—上等人与被压迫者—下等人两类，或官和民两大社会集团。关于前者，庄子说：“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佝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胠箧》）关于后者，庄子说骸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胠箧》）人为什么学坏了？要害在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总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而历来的政治统治无不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庄子对此痛心疾首，发出了旷古绝伦的呐喊：“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横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总之，美的潜在的技艺之所以转化为恶的显在的技艺，根源在于技艺的拥有者——自然人他并不能主宰技艺，使技艺实现价值的价值观是由人伦规范确定的，而全部文明史上的人伦规范则为王公诸侯贵族所垄断，它使技艺成为飞去来器，成为压制、剥夺人类自由、平等、快乐的工具，技艺和其它文化形式一样，异化了。
既然技术异化了，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便益发不得安宁，道德也每况愈下，这是庄子逻辑的必然结论。“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曦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天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缮性》）这幅图景恰恰是钻木取火，结网渔猎——发明耒耜，从事农耕；发明舟车文字，实现物资信息交流——制宁历法，掌管时令，选拔贤能，治理水利……，即从渔猎时代——农业时代，从被自然所制—制自然以用之，技术革命节节胜利之际，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画面。总之，随着文明进步，“世丧道矣，道丧世矣。”
正是源于对人类自由的向往，对于人间压迫和伪善的深恶痛绝，庄子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尖锐地提出了文化异化的问题。庄周问题实质上是东方条件下工具性的技术及文化进步与专制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数千年来，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技术进步，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人文典籍，不是都曾转化为物质枷锁和精神枷锁，造成了“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黑格尔语）的东方社会形态吗？东方社会是早熟的，它为庄子成为卢梭、黑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异化思想的先躯创造了条件。
二、卢梭问题
卢梭作为启蒙时代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与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产生的严重分歧之一，就是在他荣获第戎科学院首奖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对于百科全书派极力推崇的科学和理性都采取了严厉的批判立场，并通过这种批判，辩证地推演出了他的社会革命方案。
卢梭对科学和艺术批判的逻辑前提来自他对太古时代自然状态的赞美，在这种原始的理想化生活中，当每个人仅从事一个人能单独操作的工作和不需要许多人协作的手艺的时候，他们便生活得自由、平等、健康、善良而且幸福，并彼此间享受着独立交往的乐趣。
随着人类的繁衍，随着对恶劣的自然障碍的自觉，人为了自我保存，就不得不乞求于协作，乞求于技艺的改进。人类的自身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使文化和人类相依为命，但是科学技术这个拯救人类的东西又因私有制的存在变成为少数人权势和富裕，多数人被奴役和贫困的原因。“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2〕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 社会和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不平等的形式也从低级走向高级。卢梭认为，人类不平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第二个阶段是国家的产生，出现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第三个阶段是政府权力腐化的结果，演变成专制政治。卢梭指出，专制权利是不平等的顶点，“在这里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一切又都回到最强有力者的唯一权力上来。”〔3〕这种因权力过度腐化而造成的自然状态比原始自然状态和历史上的其它社会形态都要野蛮、堕落。
卢梭不自觉地运用辩证法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社会不平等学说。不平等的产生使人从野蛮落后的“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使人从无知无欲的动物跃升为有理智有情感的生物，这是一个进步，但与此同步进行，自然状态下人类本性的淳朴善良则蜕化为猜疑、戒备和虚伪，自由平等的人们在财富的权力上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变成了永不休止的冲突、争斗和残杀的战场，而且这种同类相残又总是在公理、正义、道德的大旗下演出的。文明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前进一步，专制政治则把不平等发挥到极致，科学和艺术也蜕化成为暴君寡头迫害异己的工具，欺蒙大众的工具，享乐腐化的工具。大革命前的法国，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卢梭抨击科学和艺术的非道德实践，其合理性、人民性便显而易见了。就崇尚自然，批判人为而论，卢梭与庄子是心灵相通的，但卢梭毕竟生活在两千年后近代科学如日东升的时代，他对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和“失节”就比庄子有更深刻的洞察分析：
第一，关于科学的起源。由于科学是伴随并推动私有制产生又首先为有产者服务，所以，“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4〕中外科学史表明，宫廷占星术是天文学的前身，为帝王追求长生不老服务的炼丹术是化学的前身，几何学源于丈量土地以征收赋税，有产者的闲暇是精神现象——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首先是作为王公贵族的玩偶出现的。
第二，关于科学的功能。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出现了学校、科学院、歌舞剧院等大量机构以对青年进行影响灌输，青年一代知识丰富了，善于进行似是而非的诡辩，但是却不会辩别谬误和正义，不知道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和勇敢的意义。〔5〕卢梭的批判有两个方面的涵意。一方面，自然科学可以揭示自然规律从而预言自然现象，提升人的纯粹理性思维水平，但它无涉于人间事物的善恶是非，无助于人的实践理性的升华；另一方面，私有制社会，尤其是专制社会，统治者控制着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可以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科学和艺术都可以用作服务于美化丑行，歌功颂德的包装手段。
第三，关于人格化的科学和艺术。科学家、艺术家在专制之下失去了自由，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和市俗和统治者，悖逆真正的个人意志。在前一种情况下，学者们宁可把精力耗费在平庸作品的制作，而不愿呕心呖血去撰著流传后世的优秀作品；后一种情况则更为可悲，“更精致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为一套原则。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6〕卢梭描绘的专制文化图景得到马克思的进一步发挥：“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都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支黑色的花朵。”〔7〕
既然科学和艺术已经被专制政权亵渎，那么作为其载体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也就丧失了自由人的尊严，只有在远离政治权力的穷乡僻壤，才能见到人的古朴美德：“不是在达官贵人的绣金衣服下面，而是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才隐藏着力量和一颗善良的心。”〔8〕卢梭的人民性又一次表现出来。
正如恩格斯所说，卢梭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遵循的辩证法，深刻地剖析了科学、艺术、文化进步在历史上所必然发生的二重性，卢梭就是要通过揭露文化异化的普遍性和根源以探寻社会平等之路。卢梭问题的提出表明卢梭比单纯鼓吹科学至上性的百科全书派具有更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它成为雅各宾党人的精神导师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庄周解和卢梭解
庄子和卢梭，两个思想家，一个东方人，一个西方人，相距两千年，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均尖锐地提出了文化异化问题，说明这一问题的广泛与要害的性质，说明追求自由、平等是人类的共同天性。他们二人并没有停止于提出问题，而是均试图回答这个庄周—卢梭问题，在两个不同的解答中，我们可以窥见时代的差异，更可以窥见民族性格的差异，从而探索提升民族精神之路。
庄子对该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就是退回到蛮荒时代：“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庄子的理想社会与中国当时及后人的种种理想社会均有本质的差别，例如在孟子，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即以井田制为基础，家庭为单位，平均占有土地的宗法社会；在墨子，是“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即举贤任能，兼相爱交相利的交流等级制社会。庄子之后，还有大同理想，太平世理想，桃花源理想等等，但几乎所有的乌托邦都是以某种社会文明为基础——技术的应用，合理的分工，公平的治理，富裕的生活，道德的公民……都是某种人类社会，惟独庄子的“理想”是要取消燧人氏钻木取火以降的全部文明成就，建设一个“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非人类社会。
无论从庄子所具有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还是从庄子丰富的想象力而言，“至德之世”——这一庄子的“理想社会”都不是通常意义上实现了某种终极关怀的值得孜孜以求的理想模型（专此加引号以示区别）。它的思想价值在于：其一，表明文明人类的存在自古迄今始终伴随着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异化现象，这是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不曾经受的悲哀和苦难，其二，理性和直觉都不能在人类现有生存方式之内找到克服异化的方案。简而言之，庄子认为，庄周—卢梭问题在人类社会此岸无解！
庄子的思想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一要生存，二要自由的双重要求的典型表达。既然现实生活是伪善、蜕化的，是身心的牢笼，“至德之世”的理想又是根本取消人的存在这一大前提，是绝望的借喻，那么中国人的双重要求只好通过逃避正统文化，追求内在自由来说明，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几千年来，中国人安于清贫，乐天知命，移情山水，不求进取，甚至自觉颓废，选择堕落，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是否就是道家历史哲学思想结论的现实表现？从积极的社会批判出发却得出了消极的生活结论，这是庄子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转向西方。卢梭认为出路何在？卢梭不主张退回到野蛮时代，因为不平等的私有制已经否定了那种人人难以自保的自然状态，人类未来的自由平等必须首先铲除造成一切罪恶的私有制（卢梭意指大私有制，他不反对小私有制），推翻寡头专制，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形式，人民主权为实质的民主共和国，在这种新国家中，“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卢梭认为， 法律应是公意的体现，其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全体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必须严格划分国家和政府，政府只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人民有权更换违背公意的政府。由于根除了导致科学、艺术和文化异化的专制体制，铲除了政府腐败的土壤，科学、艺术和文化就能在公意的指导下工作，成为人民自我造福的利器。在继后的《爱弥儿》中，卢梭进一步具体构想了对儿童施以科学、艺术、劳动、道德教育的阶段和方法。实现科学、文化与良心道德的统一。将文化还给自由公民。
和庄子比较，虽然卢梭的理论也以批判文化为出发点，但是他在历史观、政治观、人民性等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庄子。第一，庄子对于“机事”、“机心”、名利等人性恶的方面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是卢梭却承认，功利之心是阶级社会里推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动力，尽管它须以不平等的扩大为副产品。这实质上是一种代价论思想；第二，庄子将技术和知识之为害归结于恶人多和帝王无道，但他找不到道德丧失的更深层根源，只能反复强调人为和自然的对立，卢梭却发现，人性之恶、法律、国家、寡头专制均是私有制的表现形式，私有制又是个人为了自我保存而相互依赖的必然要求，恶是一定阶段历史的产物。卢梭的矛头直指文化异化的经济根源，他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基础在于它是最大的私有制。而庄子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历史观，他对于集权结构最完善的东方专制制度依托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经济基础之上有视无睹，这是道家的局限性，也是中国本土哲学的局限性；第三，虽然卢梭和庄子一样，赞美自然人的自由状态，但庄子对自由只有朴素的静态的理解——人兽同一的“至德之世”，但卢梭却发现了原始人的自由状态被否定的必然性。为了把自由还给平民大众，实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他以主张社会契约否定大私有制，以提倡天赋人权来建立法制国家，通过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就进入了更高一级的自由状态——社会的自由，“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的社会的自由。”〔10〕卢梭相信，通过社会革命和教育改革，可以逐步克服邪恶的环境，使公民保持儿童心灵般的天然纯洁，也就是说，卢梭追求的是既受到社会契约保护，又受到社会契约约束的外在自由。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卢梭不仅以其彻底的民主主义批判欧洲封建制度对科学、艺术的玷污，而且以它来观照东方世界。当伏尔泰等多数启蒙学者高声赞美中国的皇权政治，儒学道统，科技成就，以反衬欧洲落后的时候，卢梭却在肯定中国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同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激烈抨击绵延数世纪的东方专制制度制造了无数罪恶和奴隶，而科学却对此无能为力：“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又不可征服的的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们吗？”〔11〕卢梭的见解恐怕更能反映明清以后高度强化的皇帝专制给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造成的社会黑暗与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况，其中包括特务统治，文字狱，对内的残酷杀戮，对外的妥协投降。
卢梭对于科学、艺术的批判曾经遭到许多人的嘲笑和反对，其中最典型的是伏尔泰和严复。他们反对意见的出发点在于他们把卢梭当做庄子，当做鼓吹历史倒退的文明之敌。真正读懂卢梭的一定有掌握辩证法的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评述卢梭学说的实质为：“一旦人类在自己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走了稍微巨大的几步以后，自然状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平等关系就受到了破坏，而在这条道路上每走新的一步都导致了不平等的扩大。金属冶炼和农耕一方面创造了富人阶级，另一方面也创造了穷人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利益的敌对关系引起了国家的产生。国家处在富人的掌握中，富人得到国家生活的一切好处。因此国家是人类不平等扩大的新的泉源。而不平等越扩大，风俗就越败坏，淫佚就越增多，犯罪就越频繁。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又扩大不平等，从而也就加深风俗的败坏。因此卢梭在和自己的批评者们的争论中不止一次地声明说，科学和艺术，就其本身来看，他是充分尊重的，但是他深信，实际上科学和艺术的传播会使风俗败坏。这也就说明了他对第戎科学院提出的问题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获得了奖金的征文的内容。”〔12〕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卢梭思想中既有有力的一面，也有薄弱的一面。卢梭的根本缺陷是他没有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引起和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并且使风俗败坏，但这种发展本身也会造成先进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将是未来通过社会变革以恢复平等和淳化风俗的依靠力量。但卢梭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讲是十八世纪中叶历史的局限性。卢梭从积极的社会批判出发得出了激进的历史哲学结论，他的思想为行将到来的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直接奠定了理论基础。176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都深深地打上了卢梭学说的烙印。法国能够完成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成为先进的法制国家，二百年里科学和艺术成就令全人类瞩目，都与卢梭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法兰西民族剑与火的性格造就了卢梭，卢梭的天才为剑与火指引了进军的方向。卢梭的遗骨被葬入先贤祠证明他被公认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代表。
从庄子到卢梭之间跨越了两千年。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其中包括道家的社会批判思想和道家熏陶下的科技成就与文化艺术成就。但是，从十五、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有西方层出不穷的社会批判思想、社会改革方案作反衬，中国在与欧美的竞赛中日趋式微，传统思想中保守的、无奈的一面明显暴露出来：儒家一方面推崇独立人格，一方面维护名教秩序。本质上是维护现状，愈益具有御用的性质；道家要求真诚，要求平等，且知道在专制统治下二者都是做梦，但又找不到改变专制的办法，只得走向清静无为。本质上是无可奈何，愈益具有逃避的性质。此后的明清社会，恰如愤世嫉俗的《焚书》作者李贽所云：此世足可以焚，而无力焚；是书绝无可焚之理，而不得不焚。自明末以降西学东渐过程中，经过几百年的文化、武化冲突，从洛克、卢梭、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直到马克思的种种社会改造方案终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扎下了根，但又始终受到守旧势力的顽固抵制。这些方案在西方近四百年的突飞猛进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也对东方从停滞走向复兴具有无可置疑的借鉴价值。这些学说尽管各有各的局限性，但其本质上都是积极进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