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中原汉人外迁与东北女真人内聚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汉人论文,真人论文,时期论文,内聚浅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分布的显著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中国民族的这种分布格局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迁徙流动形成的。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迁徙明显有两大流向：一是中原汉族向边疆地区的外迁；一是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聚。研究历史上各民族的迁徙流向过程对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然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辽金时期中原汉人的外迁和东北女真人的内聚过程及影响做一简单探讨。
一、辽代中原汉人向北方草原地区的外迁
辽朝是由契丹族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的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长达210年。在其盛时，“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胞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1]（卷37），统治区域包括原渤海国和幽云十六州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辽代各族人民的大迁徙主要以中原汉人向外迁人北方草原地区最为典型。
辽代中原汉人大规模向北迁徙的类型主要有二：一是自发性移民，如流民或逃亡将士；二是强制性移民，主要是战争俘虏。两种移民中又以后一种居多。辽代中原汉人大规模自发性移民主要发生在唐末五代时期。当时中原地区屡遭战乱，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2]（卷72） 另外，在唐末五代混战中，还有很多汉人军士叛入契丹。如《契丹国志》记载：“初唐末藩镇骄横，互相吞并邻藩，燕人军士多亡归契丹，契丹日益强大”。[3]（卷1） 有的甚至率全族人叛入契丹。如辽太祖九年夏六月，“幽州军校齐行本举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1]（卷1）
辽代中原汉人被强制性向北方草原地区的迁徙主要有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前后。耶律阿保机乘中原混乱之际，多次对北方汉族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2]（卷72） 在其即位前的遥辇痕德堇可汗时，就曾授钺专征，“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计”[1]（卷1） 后又“进兵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1]（卷1）。神册元年，“攻蔚、新、武、媯、儒五州，俘获不可胜计”[1]（卷34）。神册六年，又“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1]（卷1）。
第二次高潮是在辽太宗时期。会同初，辽太宗率兵南下“灭唐立晋，晋献燕、代十六州，民众兵强，莫之能御也”[1]（卷34），在战争中掳略了大批汉人。大同元年，在灭晋后，又“遣赵莹、冯玉、李彦韬将三百骑送负义侯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冯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宝等于黄龙府安置”，并将“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1]（卷4）。四月，攻下相州后，又将“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2]（卷72）。据《辽史·地理志》统计， 在北方草原主要由中原移民形成的36个州县中，有24个是在太祖、太宗时期设立的，约占总数的67％，可见在太宗时期，也是中原汉人进入契丹草原地区的高峰时期。
第三次高潮是在辽圣宗执政至澶渊之盟之前。太宗大同元年以后到景宗时期，辽军对中原地区大规模的进攻已大大减少，俘略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到辽圣宗时，随着辽朝国力的进一步强大，在辽宋战争中，辽逐渐转守为攻，主动对宋发起进攻，俘获甚众。仅辽圣宗统和四年，见于《辽史·圣宗纪》记载的就有：三月，“统军使耶律颇德败宋军于固安，休哥绝其粮饷，擒将吏，获马牛、器仗甚众”；五月“休哥、筹宁、蒲奴宁进俘获”；六月“以所获分赐皇族及乳母”、“以太尉所俘生口赐赵妃及于越迪辇以里婉”、“以宋归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赐从臣”；八月，“斜轸还自军，献俘”；十二月，“休哥败宋军于望都，遣人献俘。”[1]（卷11） 后在统和年间，辽又数次南伐，多有俘获，直到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迫使宋与之签订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澶渊之盟，辽宋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才基本停止。辽代主要由战争俘获造成的北方汉人大规模的迁徙也基本结束。
二、金代东北女真猛安谋克户向中原地区的内聚
金朝是公元1115年由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的强大王朝，统治中国北方近120年。在其盛时，疆域囊括辽朝全境，并继续向东向南扩展，与南宋“以淮水中流为界，西至邓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为界”，[4]（卷24） 包括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金代北方各族人民的迁徙，虽也有部分北方汉人迁入女真族的发祥地东北地区，但最典型的却是东北金源故地女真猛安谋克户向中原地区的内聚。金代女真人从金源故地东北向南聚入中原地区的过程，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金太宗天会到熙宗皇统年间。太宗天会年间，金宋经过反复较量，最终将东起淮水、西到秦岭的战线稳定下来，确立了金在中原北部的统治。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金统治者将大批女真猛安谋克户南迁。天会十一年，“是秋，金左副元帅宗维（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5]（卷68） 宋人宇文懋昭在其《大金国志》中记载：“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6]（卷8） 熙宗废刘豫后，特别是皇统元年（1141年）绍兴和议后，南宋将淮水以北的广大领土割让给金，女真猛安谋克户又大批南迁，并实行军事屯田，即“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土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授以官田，使其播种”。[6]（卷12） 据三上次男先生的统计，“住在华北的猛安部，其冠称见于史册的有西京路九、中都路八、河北东路二、河北西路四、山东东路五、山东西路七、大名府路二、南京路一等，计达三十八处之多。若将没有留在史册上的冠称合起来，显然更多”，“猛安谋克户移住华北应该是在熙宗时代完成的”[7]（163）。
第二个阶段是从海陵王贞元年间到正隆初。皇统九年（1149年），金海陵王弑熙宗自立，为实现自己“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8]（卷242） 的统一抱负，迁都燕京。同时，为了削弱上京女真旧贵族的力量并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将上京路的宗室猛安“不问疏近，并徙之南”。[4]（卷8） 《金史·兵志》中记载：“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4]（卷44） 在海陵王时，除了将上京宗室各猛安直接迁徙安置到中原地区以外，为了发动侵宋战争，还大肆征发诸路猛安谋克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壮充军。正隆四年，“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待亦不听”[4]（卷129）。那些从东北各路征发的女真猛安谋克部族兵，也有很多留在了中原地区。海陵王之后，女真猛安谋克户虽也有多次迁徙，但大多只是在中原地区移动，本文对此不作过多探讨。
三、辽金时期汉人北迁与女真人内聚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
辽金时期中原汉人与北方少族人民间的迁徙流动，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空前改变了我国北方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
辽金时期各民族的迁徙流动，使我国北方各民族的空间分布状态，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辽代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北迁，使历史上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区，出现了大批汉人和汉人定居点。据魏特夫、冯家升合著的《辽代中国社会史》中推算，汉人在辽朝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最低估计有240万，契丹人75万，渤海人45万，其他少数民族20万，总计380万，汉人占了63.4％。孟古托力在其《辽朝人口蠡测》一文中也估计：“辽代天庆四年（1114年）汉族人口，应是当时南京、西京两道汉族人口与东北地区汉族人口之合计，即225万加75万，等于330万。”[9] 辽代汉族人口除比较集中地居住在燕云十六州外，还广泛地分布在北方草原地区。因为辽代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卷45） 的蕃汉分治民族政策，建州县以居汉人、渤海人，置部落以统契丹人和其他民族，所以隶属于州县管辖之下的大多都是汉人。据《辽史·地理志》的一次统计记载，仅契丹故壤上京临潢府就下辖临潢县、长泰县、定霸县、宝和县、潞县、易俗县、迁辽县、渤海县、兴仁县、宣化县等十个县，除渤海县、兴仁县的人口户数缺载之外，其他八县的户额总数达22500户，依每户五口标准计算，就约有112500人，其中除部分渤海人外，大部分是汉人。另外，在广大的北方草原地区，还有很多由契丹贵族“从征俘掠”建立的头下州城，据《辽史·地理志》记载，仅上京道就有徽州、成州、懿州、渭州、壕州、原州、福州、横州、凤州、遂州、丰州、顺州、闾州、松山州、豫州、宁州等16个头下州，总户数达33800户， 依每户五口标准计算，也约有169000人。
金代女真猛安谋克户的南迁，使原居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大量进入中原地区。日本学者外山军治在其《金朝史研究》一书中认为，从金初至海陵王迁都燕，前后移居中原的女真人数逾百万。据韩茂莉在《辽金农业地理》中的统计：“用《金史·食货志》所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全国猛安、谋克总户数615624减去金本土的户额，中原各路居住的猛安、谋克则为342247户，占55.6％”。[10]（167） 如果按《金史·食货志》提供的数据，大定二十三年猛安谋克户的口户比高达10.05，即使除去奴婢口不计，平均每户拥有的正口也有7.82人，那么就有2676372人。如果按每户最低五口标准计算，也有1711235人。在南迁的猛安谋克户中虽也包括部分汉人、契丹、奚以及渤海人，但大多还是以女真人为主。据刘浦江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中估计：“女真人约占猛安谋克户口的80％左右，而契丹人、奚人以及少量由奴婢免为良人的汉人、渤海人等，则只占20％左右。”[11] 可见在金代，中原地区已生活着大批的女真人。
（二）促进了北方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融合
辽金时期北方各民族的迁徙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在政治发展方面，契丹族与女真族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在汉人的影响下，先后从奴隶制度快速转变为封建制度。如辽代契丹族“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12]（卷137） 韩知古、康默记和韩延徵等汉人在辽政权封建化的过程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史书记载：辽建国之初“仪法疏阔，（韩）知古援据旧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1]（卷74），“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康）默记推析律意，论决轻重，不差毫厘”[1]（卷74）。契丹“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徵力也”。[1]（卷74） 金代熙宗、海陵时，随着女真人大量移居中原，在国家管理制度方面也开始仿照辽、宋旧制实行封建化，“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人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4]（卷55）。到金海陵王时，继续推进封建化进程，经过史称“正隆官制”的改革后，金朝的政治制度已完全封建化了，“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4]（卷55）
在经济发展方面，辽金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各民族所从事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能够互相渗透，优势互补。辽代大量汉人进入北方草原地区，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草原，极大地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阿保机对流亡塞外和战争俘获的汉人多方存恤，在滦河流域亲自“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室、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2]（卷72）。在契丹统治者的倡导下，北方草原地区开发出大批插花农田，契丹地区“先后形成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闾山北端以及辽中京周围三个农业集中开发区。每一个农业集中开发区内，农田又以插花形式出现。”[10]（38） 随着北方草原农业的开发，农业经济也推广到契丹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社会生活中。奚人在隋唐时期还主要“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13]（卷169） 到辽代中期，已成为“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3]（卷24） 的半定居民族了。辽代的统治民族契丹族，在会同初，就“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以事耕种”[1]（卷59）。《辽史·食货志》记载：“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1]（卷60） 随着汉人大量进入，北方草原地区的城市和手工业、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辽史·百官志》记载辽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日辟”[1]（卷48）。在契丹腹心地区的祖州，就“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觗、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3]（卷25）。金代女真人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其传统较原始的聚耕聚种的生产方式也很快被封建的租佃制所代替。女真贵族凭借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并采取封建的经营方式，将土地出租给汉民耕种。如金世宗时，前参知政事纳合椿年，占田800顷，其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七十余家共冒占土地三千余顷，这些被冒占的土地，多“转于它人种佃，规取课利”[4]（卷47）。大批女真猛安谋克户民，也将土地出租，时“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租莳，取租而已”[4]（卷47）。
在文化方面，辽金时期的民族迁徙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辽代迁入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人受契丹人影响，逐渐改变生活习俗，在服装方面尤甚。苏辙在出使辽国时赋诗云：“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14]（卷16） 甚至北宋人中也有许多喜穿契丹衣装的，宋仁宗庆历八年，专门下诏“禁士庶效契丹衣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者”，[15]（卷153） 可见效契丹服者必不在少数。到南宋时期，由于大量女真人迁入中原地区，淮水以北的汉人已“久习胡俗”，“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北皆然，而京师（开封）尤甚”[8]（卷245）。北方民族契丹族和女真族受汉文化影响更大。契丹族本无文字，刻木为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2]（卷72） 始制契丹大字。女真人建国前也没有文字，建国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叶鲁创制女真字，“希尹乃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4]（卷73）。儒家文化是汉文化的核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初，就在北徙汉人的影响下推行尊孔崇儒政策。史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1]（卷72） 辽后世统治者一直遵循这一政策，辽太宗灭后晋入汴京，“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駸駸崇儒之美”[1]（103）。到辽道宗时，契丹统治集团已自认为与中华文化无异，当“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3]（卷9）。忠、孝、节、义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辽圣宗时，已成为调节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受到法律的保护，辽圣宗在即位初就下令：“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着，旌其门闾”。[1]（卷11） 在统治者的提倡下，汉文化已渗透到辽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命名方面，不少契丹人用代表儒家文化的内容命名，如以“孝”字为名的萧孝穆，曾任北院枢密使，封齐王，他的兄弟分别名为孝先、孝忠、孝友。[1]（卷87） 还有以“仁、义、礼、智、信”为名的，如兴宗朝的耶律仁先，官至于越，其诸弟就各名为义先、信先。[1]（卷96） 金代女真人在大批进入中原之后，汉化更为彻底，金熙宗下诏“以孔子四十九代孙播袭封衍圣公”，并在上京建孔子庙，亲祭孔子庙，认为“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4]（卷4）。金统治者还依唐、宋旧制建立学校和实行科举制度。到“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4]（卷125） 由于汉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各民族长期的杂居通婚， 在辽末金初的黄龙府，汉语已成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凡聚会处，诸国之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8]（卷20）。到元代时，元世祖明确规定：“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16]（卷13）
辽金时期我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为元朝在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亦邻真先生在其《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文中说：“辽金两朝在客观上曾是连接北方与中原的桥梁。这两个北方民族的王朝占据了中原大片土地，同时又使北方草原部落臣属于自己，即使中原的经济文化步步向北延伸，又使北方的草原部落更易于接近中原这个伟大的文明世界，在沟通祖国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辽金两朝都是有自己的肯定地位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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