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军[1]2016年在《“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电影批评思潮中的政治性根源于詹姆逊所谓中国电影作为“第叁世界”文本的政治性,也与电影批评家所具有的“第叁世界”知识分子身份相关。同时,这种政治性又必须要被纳入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语境中来考量。作为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倾向,“去政治化”和“政治”并不是一种相互取消的关系,相反,“去政治化”本身是一种新的政治在当代思想文化中的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去政治化”可分为“去社会主义政治”和“去传统政治”两个层次,前者可细分为“去阶级论”、“去革命化”、“去民族主义”等不同方向,后者则可分为“去民族传统”、“去道德化”等不同方向。这些不同方面既体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也透露出“政治化”的诉求。90年代以来盛行的多种中国电影批评思潮都体现出这种双重面向。这种双重面向体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辩证法,它要求我们放弃对这一概念的单向度理解。“现代性”批评思潮关注现代性主体的建构,并参与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现代性空间建构的讨论;通过对谢晋电影、“第五代”、“第六代”影片的批评,将关注的重心引向文化传统的批判以及国民性批判;这一批评思潮对民族主义的反思也成为新世纪电影批评讨论的热点;随着新世纪一批人道主义电影杰作的出现,“现代性”批评通过阐发这些电影中的人道主义理念,展开对之前过于政治化的“阶级论”、“英雄主义”价值观以及和人道主义相抵触的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从“现代性”电影批评思潮关注的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去政治化”和“政治性”双重面向的辩证统一。后殖民电影批评重点以“第五代”电影为批评对象,这一批评有效揭开了“第五代”电影的跨文化运作模式与策略,指认出这些电影遵循的“自我东方化”书写套路,迫使“第五代”不得不放弃他们谙熟的模式而选择改弦更张,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对8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中盛行的西方中心观念也起到消解作用。但这一批评思潮在今天流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极度的去国族中心,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成为批评“中国中心论”,拆解中国主流文化和少数族裔、边缘群体之间“压迫性”关系的方式。后革命电影批评以其“去革命”倾向顺应了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潮流,这一批评思潮在当代电影批评中的实践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对早期革命电影的重新解读,对左翼电影的解读,倾向于消解其中的革命性,将其还原为大众文化性质的文本;或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呈现革命叙事背后隐藏的欲望向度;对“17年”革命电影的解读则致力于挖掘革命叙事中的反人性特质,或者揭露其意识形态构造的秘密。二是分析后革命时代对革命叙事的戏仿重构及逆革命叙事的书写方式。第叁则体现为对新的革命叙事或类革命叙事的寻找,在此过程中不惜对许多文本做泛政治化的解读。作为补充,本章最后部分则关注新世纪出现的革命叙事影片所引发的批评界的分化以及对这些影片的对立性阐释。对意识形态批评思潮的分析集中于叁个重点,一是它对主旋律电影的批评,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关注,以揭示当代电影对欲望的钳制和对身体的意识形态规训,叁是对伦理与政治关系的关注,以汪晖对谢晋电影伦理和政治的置换的考察为典型。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批评思潮本身的批评,包括对意识形态批评包含的“去国族化”倾向和反体制追求的呈现,以及对“泛意识形态化”后果的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倾向于将道德解读为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其后果势必要走向“去道德化”。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对如下几个选题都有密集的关注:对“17年”电影的再解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关注这些电影中的女性表现,从而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女性解放成果进行重新评价;对女性导演及其作品的关注,女性主义批评以是否具有“女性意识”为标准,对这些作品中“女性的不可见”,女性意识的缺席进行揭示;对新时期男性导演的女性题材的批评,指出这些作品隐藏于其女性主义表象下的男权幽灵。最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去政治化”倾向表现在,由于认为一切占主导地位的话语都是男性话语,女性主义倾向于将这些强势话语都屏蔽掉,导致它与国族话语、革命话语的激烈冲突;同时,由于认为伦理话语也是被男性主导的话语,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也体现出一种“去伦理化”倾向。
齐钢[2]2016年在《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文中研究指明台湾电影从1980年代开始衰退,青释成长电影却在低迷的台湾电影市场一技独秀,长期受到观众欢迎,这与台湾电影年轻的创作群体、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不够健全的电影工业和文化怀旧的社会心理相关。在分析青春成长电影流行台湾社会原因的基础上,论文从1982年新电影的青春成长片切入,以台湾电影叁十年历史发展为纵轴,把台湾青春成长电影按时间顺序依次归类为80年代新电影、90年代新新电影和新世纪后新电影,研究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与社会的关系,以文化视角挖掘青春成长电影隐含的文化现象,分析台湾地区在不同世代社会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语境下影片的文化意蕴以及电影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新电影借用青少年个体的自我成长以及伴随自我意识觉醒而崛起的女性主义暗示了80年代台湾社会正在形成的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体性。这种不断生成的社会主体性让台湾民众开始刘国民党宣传的大中华身份认同表示怀疑,本土意识和反对美日新殖民的民族主义有所显现。由于独立的主体意识的追求和反感西方新殖民主义,新电影有意与现代文化保持距离,这使它在审美旨趣上偏向于传统的东方主义美学,然而难以回避的现代文明又让新电影徘徊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之间。19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而现代负而文化颠覆了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社会变得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另一方面台湾解严后政治体制的转变使台湾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社会陷入政经混乱。新新电影着重表现乱象纷呈下的台湾都市青少年的犯罪、暴力等越轨行为,关注他们在威权崩溃、家国解体的语境中青少年个体颓废、迷茫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处逃遁的囚徒困境。新新电影的这种“反成长”叙事虽然终结了经典成长电影给人的正面引导,但并不意味教育意义的消亡。影片中时间的压缩停滞、空间的变形以及青少年被社会机器撕裂的命运昭示了影片在哲学层而叩问了人的存在本质和生命的本真,赋予影片另一层面的成长意义。然而新新电影缺少对青少年越轨等偏差行为背后人性方面的深入剖析,留下艺术缺陷,而且它过度的自我重复和强烈的作者论风格把自己带入了死胡同。新世纪后本土主义势力不断强大,台湾社会表现出“去中国化”迹象。本土主义抬头与台湾民众盲目热爱本土岛屿影响了后新电影的创作。后新电影通过影片画面木土符号(地理、人文景观)视觉元素的呈现、切割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和塑造标志台湾在地人身份的“台客’人物,寄寓意欲政治独立的意识形态。此外后新电影通过叙述青年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自强不息、奋发拼搏,再次把青年人的成长与在地意识的台湾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排斥大陆强调本土的台湾意识与台独主张不无耦合。同时以多元文化为借口,后新电影描写台湾社会的亲日媚日以及原住民、同性恋等亚文化现象,其实质前者恰好反映了台湾的后殖民心结和企图在政治上拉拢日本对抗中国的目的,后者因为回避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使亚文化只成了多元文化的补充；或者把亚文化转化成消费元素,让亚文化难以充分传达出颠覆与解构的力量,青少年的成长意味有所淡化。总之,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一方面和现实社会、意识形态保持了联结,另一方而却回避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不敢直面现实矛盾,而且越往后越丧失残酷青春物语,导致电影由轻浅滑向浪漫唯美。台湾电影应放下形塑“国家”形象的政治文化包袱,放宽视野制作更多类型、更多题材面向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影片,而不是充满本上主义倾向的在地化电影,这才是台湾电影的未来之路。
王跃[3]2016年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叙事模式的转变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追求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潮流中,中国电影叙事模式在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视点以及结构模式等形式层面不断寻求突破。在追求艺术形式创新与热切呼唤现代性的新时期,中国电影叙事模式中出现时空交错、多视点叙述、限知视点、复调结构等形式转变,冲击着传统单一视点、线性时间的叙事模式,电影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向给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增添了活力。但是,中国电影叙事模式的转向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观念下发生的。重新审视传统“影戏”叙事模式与现代叙事模式的历史渊源,笔者发现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叙事模式转向中,由于过分强调形式,忽视形式背后的复杂生成机制以及形式背后的价值诉求,从而导致叙事主体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叙事探索误区。本文主要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在叙事学理论视野中研究“叙述什么”“如何叙述”的问题,更牵涉“为何如此叙述”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分为四个部分:一、“影戏”传统下电影叙事模式的转变:早期传统叙事模式嬗变与谢晋的渐进式叙事探索。笔者将新时期电影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起点置于早期中国传统电影叙事模式的思考之上,立足电影叙事理论,具体梳理早期“影戏”叙事模式的叙事表现形式,同时关注上世纪30年代费穆、程步高、刘呐鸥等人在电影叙事领域的探索,谢晋电影在新时期初期接续“影戏”传统所做出的努力。在此基础上笔者也试图开掘早期电影叙事转向中,本土实践所产生的艺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客观理性考察谢晋导演在新时期初期在叙事领域的种种努力:以“渐进的和积累性的艺术变革方式”推动了中国电影叙事系统的稳健发展,并且不失时机的推动中国电影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向。二、现代意识对传统电影叙事模式的改变。“第四代”导演在叙事领域中转向激进的探索路径,在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寻找属己的话语表述机制。落实到具体叙事观念与技巧层面,即是“意识流”表现技巧与“纪实风格”文本的陆续到场,通过对“关于时间的倒叙与创伤叙事”、“纪实性追求向度中的情节淡化”、“电影的‘素描’”等叙事形式问题的梳理,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进一步反思这一时期对西方电影理论的误读,以及现代叙事方式在本土化移植中再生的可能性(如吴贻弓导演创造性处理的“心理主观视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在后经典叙事学以及叙事伦理的理论架构中考量叙事观念的嬗变与时间转变的价值诉求。叁、叙事反叛:形式革命与空间革新。将视线转向“影像”与“叙事”的探讨之中,通过古典叙事语法中叙事空间的结构方式与现代电影叙事空间的对比分析,笔者发现:在《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黑炮事件》等影片中,空间不再表现为对剧情的依附,也不单单以造型的姿态满足于环境的交代,而是追寻电影特性的“寻根”。“不规则构图”以及“画外空间意识”的崛起标示出第五代导演对影像空间的独特意识,影像美学的追求既不同于早期“影戏”传统中的封闭空间意识(如空间的“透明性”与叙事的“透明性”保持一致),也不同于此后新生代导演对景深镜头以及场面调度更为自觉的艺术实践。以突破封闭性的叙事结构,拓展了中国电影空间叙事的表现空间。四、聚焦九十年代多元化的叙事探索。“新生代”导演在“第五代”导演的叙事探索上获益匪浅,在贾樟柯、王超等人的场面调度中,形式语言的探索已经自觉地与自身的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影像中的人物关系、人物走位以及摄影机的运动方式,实质上不仅仅具有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意义,也同时具有了巴赞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姜文、李少红、娄烨、管虎、王全安等电影人积极尝试不同的叙事形态,现代电影的限知视点与多视点叙事、第一人称主体自叙、不可靠叙事者、“复调叙事结构”等纷至沓来,这一时期的叙事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叙事模式的转变,是在传统影戏叙事模式与外来电影观念的合力下发生的。中国电影叙事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视点以及叙事结构等形式层面,电影叙事形式的不断突破实质上体现出电影本体意识的萌发,具有积极的美学意义。但某种唯“形式革命”的观念和实践,同样需要引起学界的反思,本文在考察电影叙事模式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发现早期叙事传统的割裂以及现代叙事模式强势话语所带来的弊端。笔者在肯定叙事形式开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从历史语境、叙事伦理层面审视“形式革命”的内在驱动力,进而反思将中国电影叙事模式转换置于线性进化论的狭隘观念,并期待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观念与中国本土经验、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进一步融合。
韩琛[4]2007年在《漂流的中国青春》文中认为本论引入先锋电影思潮的理论模式来概括中国新时期艺术电影的发展进程,将具有强烈探索精神的一代电影人的历史性出场描述为摆脱传统电影观的影像先锋,把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看作是前后递延的先锋电影思潮来认识,并据此形成了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基本概念: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系指文革结束之后,出现在中国大陆的一种前驱的艺术电影创作倾向,它是在现代性思潮影响下,以反抗旧的电影模式为行动策略、创造新的电影思维为价值旨归,并最终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整体面貌的电影创新运动。从第五代的老先锋到第六代新生代,当代中国的先锋电影展示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型轨迹,后者从前者那里突围出来并与之对立。本论的启蒙主义是对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即以隐喻的方式——反封建,把中国大陆的历史反思置于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中,再次完成关于现代性的价值重申与文化想象,并通过对个体主体和人类主体的肯定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1980年代后期,新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思潮的内在同一性已不复存在,启蒙主义先锋电影思潮亦告式微。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心态去路不明,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趋于多元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逐渐浮出水面。本论的后现代主义系指一种后现代文化精神,它体现为这样一种情形:注重直觉与现象,期待在现代的范畴内以表象的形式表达不可表现之物;主张多元性、开放性,排斥趣味的同一,任何同一性的价值模式都可能导致新的霸权与奴役;强烈的反思精神与变革的渴望,但其目的并非在于反思与变化本身,而是为了传达一种强烈的不可表现之感。1983年,中国当代先锋电影迎来了它真正的发端——第五代电影。《黄土地》之后,第五代导演被正式命名,并以他们为基准点,向上追溯了新中国电影的前四代电影人,作为坐标基点的第五代电影显然标志了一个辉煌电影时代的开始,是1980年代的电影先锋。第五代电影的出现不但意味着中国电影的精神启蒙与历史反思的深化,而且也引领了“寻根”电影思潮,1980年代中期的诸多电影作品以寻根的文化策略表达了启蒙主义诉求。以《红高粱》的获奖为标志,第五代电影的艺术实验基本告一段落,然后便迅速滑坡并趋于瓦解,其作为一个先锋电影思潮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以第五代为主体的启蒙主义电影是80年代最具生命活力和艺术探索精神的电影思潮。从主题看,它们的启蒙主义诉求应和了时代精神,电影镜头深入到了现实、历史、文化的诸层面,表达了人性解放和文化反思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这些电影崇尚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以颠覆性的构图和浓烈的色彩,冲击已模式化了的革命现实主义电影模式,诸多电影突破了文学对于电影的束缚,具有了的“电影性语言”,不再依靠戏剧性情节结构叙事,而致力于营造情感或者心理的镜头逻辑,真正颠覆了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第五代电影以民族寓言的宏伟叙事对抗革命乌托邦的宏伟叙事,以历史寻根的反思精神延续了“五四”以来反思国民性的启蒙主题,是80年代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支。八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一个世俗现代化过程的神学阶段,启蒙主义文化思潮面临终结,时代需要另外一个文化先锋,把人们带回凡间,王朔应运而生。1988年,有四部王朔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有明显的文化反抗意识,人生困境与无奈游戏的表达脱离了一般娱乐电影的艺术趣味,其“顽主”式话语策略是对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共同制造的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文化神话的消解,形成了又一个先锋电影思潮——玩世现实主义电影思潮。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电影思潮,其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桥梁衔接起了启蒙主义电影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这也是王朔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他是联结两个文化时代的焊点。过渡性质决定了玩世现实主义电影思潮的短暂,瞬间闪光之后,就堕入大众文化的怀抱,冯小刚电影是这个电影思潮媚俗化的变体。八十年代末,中国大地风云变幻,大众狂欢后是心灵的空寂,生活的事实不能支撑乐观的理想,精英和观众已经回家,广场旷漠无人。此刻显身的第六代电影以挑战第五代电影的姿态出现,推崇“纪实与客观”的“克拉考尔路线”作为自己的电影宗旨,以区别并反抗第五代的表现主义电影美学。第六代电影人的用客观的电影镜头,以表象自身的形式使不可表现之物表现出来,显示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一代推崇的是差异、自由、多元、宽容的生命态度,这是一个凡人的世界,凡人的生活没有梦想,只有漂流于时间之河的无数精神碎片。这个总体思潮之下存在着两个历时性的阶段:九十年代前期主要以关注边缘人群为主,这是一种存在虚无感的体现,其主体性的特征是集体情感和意识形态表达的终结,个体沉迷于一种基于个人情感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存在性体验;九十年代后期,第六代电影人将目光从自我转向他者,开始深入底层生活,表现中国社会真正的主体——底层中国的沉默多数。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除却上述两个主要的方向之外,还包含着其他多样的风格和类型的电影,共同构成了这个思潮的多元共生的格局。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女性电影,新生代女性导演们不约而同地在电影中建立了一个男性主体缺失的女性空间,导演以极其个人化的视角关注了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内在心理以及成长历史,体现并解构了性别关系中所隐含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秩序,这些女性电影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文化自觉的女性主义电影思潮。如同第五代老先锋的瓦解与坠落一样,第六代电影也最终与大众文化合流,其先锋电影实践告一段落。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失落源于其自身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是变化原本就是现代性传统,先锋电影具有内在的否定自身的倾向,并最终为主流/商业文化所利用,先锋电影的成功也就是失败;另一方面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后殖民性往往消解其本土性的文化内涵,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镜中幻象,先锋电影商业化的生存方式是其落网其中的主要原因。从第五代电影到第六代电影,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思潮经历了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递,潮起潮落间却有着内在的驱动力贯穿其间,那就是人们对于束缚和禁锢的超越,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对于美的向往和沉迷,而先锋电影的颠覆性、革命性、实验性正是这种超越和追求的具体化。
于宏英[5]2011年在《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电影主体理论研究》文中认为麦茨的电影理论在世界电影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理论界一般把他的电影理论分为前期的第一电影符号学和后期的第二电影符号学或电影主体符号学两个阶段,后者也可称为电影主体理论。从古希腊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哲学、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主体理论话语构成了麦茨电影主体理论的重要学术背景,而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拉康的主体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则是其直接或间接的理论资源。麦茨的电影主体理论是以他的第一电影符号学为重要理论基础的。第一电影符号学通过电影代码类型、电影语言、电影意指方式、大组合段理论等问题的探索与分析,从符号学角度提出了电影文本本体论。麦茨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运用于对电影的研究,通过观影认知投射与认同、电影的现实印象与虚构、电影的“陈述作用”等问题的阐释,拓展与深化了电影现象学的研究,这是他的电影主体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麦茨的电影主体理论是以电影文本封闭研究走向电影与观影主体交流活动研究的转向为前提的。他将电影性重新确立为“想象的能指”。在此,他重点分析了由摄影机认同机制、视界系统机制、观众认同机制、“象征界”运作机制、观影元心理运作机制、历史话语机制等组成的影院机制,详尽而深入地分析了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电影如何从所指向能指转移,最终占据观影主体“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制高点,进而使电影所指意义陨落而成为空洞能指链滑动的过程,亦即“想象的能指”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麦茨深刻地揭示了观众自我主体经历视线路径和心理路径后,被电影镜像吞噬、经历元心理学意义上的一定程度的“退行性”行为之后,彻底成为欲望化主体的内在秘密。与此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和话语在此过程中起到的两大作用：一是将意识形态隐藏于欲望书写之中,植入观众被欲望化的主体意识内部；二是通过抹去意识形态操纵主体的人为痕迹,将主体位置虚化,将意识形态注入观影欲望主体意识之中,并巧妙地建立电影的理想能指与外在的意识形态意义所指之间的联系,诱发观影主体意识,将这一理想能指与新的外在的所指意义对应起来,从而形成对观影主体思想观念的控制。最后,当观影主体被诱导,主动地接受这种新的意义所指的时候,一个由“他者”为内容的建构性主体生成了。历史文化话语又以叙事的伪装形式将其僭越的行径掩藏起来,在主体意识中形成观众主体是自已在生产影片的错觉,从而完成了自我意识错位性认同。麦茨的电影主体理论总体上呈现出学理性与专业性强、综合创造性、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交融等特点。麦茨的电影主体理论是麦茨整个电影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其电影理论体系的完成与提升。但麦茨的电影主体理论也存在着理论方法与理论追求发生冲突,进而在建构电影理论大厦之后,却被自己宏大的理论所解构的弊病。麦茨的电影主体理论对西方诸多电影理论批评流派如电影本体心理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意识形态批评和政治电影理论等产生了积极影响。研究麦茨的电影主体理论对于提高中国当代电影创作、批评及电影理论研究、电影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婷[6]2012年在《影像的历史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纪录片这一独特的影像形式承载着时代赋予它的力与痛：一方面,它寄生于社会中,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它记录历史,书写社会变迁。本文探讨的是八十年代作为意识形态和美美学体验象征的纪录片与中国当代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通过纪录片背后蕴含的话语方式的转变,力图在现代性的链条下对影像书写历史的方式进行历史分析。论文的第一章不仅是行文的一个总体准备,也是全文逻辑的一个集中表述。在这一部分中,对研究缘起并对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线索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论文的第二章主要研究八十年代电视纪录片的体制和理论准备。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力量对电视纪录片的支配性影响来说明：对于集体文化记忆的表达、社会主义遗产的传递和一种“延迟现代性”的渴望是怎样通过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得以展现的。论文第叁章的研究将围绕电视这一大众媒介展开。在电视时代来临之后,电视的普及化和电视纪录片的系列化为电视纪录片创造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风光类大型纪录片通过电视媒介带领观众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荧幕旅行正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形成的重要途径。政治与艺术在电视纪录片中如何实现合谋是本章关注的重点。论文第四章的研究以纪录片创作者的角度切入,并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电视纪录片创作者与他们生活的年代之间的互文关系。首先,以纪录片《河殇》为例来看两个层面的变化：其一是知识分子对于纪录片的介入是知识群体的一次重要影像实践；其二是从八十年代初直至八十年代中期通过艺术化的政治所形成的主体性为何会发生崩塌。其次,另一部跨越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代表年轻导演影像实践结果的纪录片《天安门》如何实现美学转向是本章关注的另一重点。论文第五章作为本文的总结,将研究框架整体的放在1990年代独立纪录片兴起和电视纪录片播放状况发生改变的背景中来探讨。1990年代初期“新纪录运动”的兴起和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化发展便是1980年代电视纪录片美学样式转变的直接结果。当主流媒介对于平民阶层的影像叙述不再将主体性的塑造作为重点所在时,民间影像中对于平民阶层生活状态的纪录无疑会成为这些人和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影像记忆。
李淼[7]2013年在《论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边疆想象、民族认同与文化建构》文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新中国电影中非常独特的一种“类型”，它一方面以边疆少数民族为表现对象，丰富了新中国电影的影像表现区间，另一方面又通过电影重塑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从而成为构建新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在数量和样式繁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以云南少数民族为表现区间和主要内容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疑是这其中不可多得的一朵奇葩，占据着非常独特的地位。本文主要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10年，中国大陆生产的，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为影像表现区间，且以云南少数民族为主要或次主要角色的电影(故事片)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对比分析、史论结合、田野调查等方法，结合电影学、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等理论，在梳理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边疆想象、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为切入点，分析其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叙事特征、美学风格，剖析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以及这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场域”中的权力纠葛关系，力图探究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怎样建构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形象，解析少数民族电影与边疆少数民族想象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本质和内涵。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阐明选题的缘起、意义和价值，并对文中涉及到的重要概念进行辨析，从而确立本研究的范围、内容、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流变，将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分为“十七年”（1949——1966）、“新时期”（1978——1989）、“90年代”（1990——2001）、“新世纪”（2002——2012）四个阶段，探讨了各阶段内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演变轨迹，指出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与各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第二章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从“异域想象”、“风情想象”、“少数民族形象想象”叁个方面，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边疆想象”问题，并进一步借用空间文化理论，指出云南边疆想象是想象“乌托邦”与现实“异托邦”的空间意义生产。第叁章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民族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机制，电影文本投射出了“政治文化”、“中原文化”、“全球化”对少数民族族群身份的建构和认同的影响，并反映出了族群身份从内隐到突显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第四章从电影叙事学角度，分析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所内蕴的文化隐喻，从“疾病隐喻”、“社会性别隐喻”两大方面，分析了云南影像叙事文本在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政治身份认同中所起到的隐喻作用，从而阐明其文化建构意义。最后在结语部分，笔者认为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扩展中国电影的文化地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也为参与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身份起到了重要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相比，真正由云南少数民族创作者拍摄，真实反映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并具有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云南少数民族电影”还没有出现。云南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宋彦[8]2009年在《穿行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西方思想、理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命题之一,是一门至今仍旧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论辩、争论不休的“显学”。西学东渐,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大政方针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国门洞开,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陆续译介到我国,并渐次引发争论的热潮。之所以选择“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因为该理论具有的强劲的反思、阐释力量,能给当代学术研究一个制高点,从而以宏阔的视野俯瞰各个学科(当然也包括电影艺术),透析真伪,思辨优劣。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它就像高超的CT透析机和立体扫描仪,超强的穿透力和立体扫描功能,不仅能涉及多个学科、多个学术领域,而且还可以揭示出其中的多元性和多维度,为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讨论依然热潮不退的原因之一。“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极大的包容性和阐释力,使它成为研究、阐释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利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我国的改革开放为肇始,赓续起十九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不断迈进却又屡遭阻遏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新时期文化的“现代性”方兴未艾,“后现代性”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穿行于整个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一时间,中国成为了多元杂陈、多维并生的文化语义场。传统(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化于此互相杂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于此融会扭结,在竞相角力的博弈过程中各自占领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使中国电影文化呈现出姚黄魏紫,混杂交融的极其复杂时代风貌和审美格局。加之这两大理论话语本身就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土壤而产生的,移植到中国后必然产生有一个适应、改造、创新的本土化变异,橘南枳北,必然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异质文化形态。本课题的特点在于,运用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视角切入新时期的部分电影文本,进行审美文化的研究与勘探,而那些与现代性、后现代性较少关涉的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影像作品,不在本课题的研究视野之内。绪论部分“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与研究”对“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进行了理论界定,并辨析、廓清了与之密切相关而又在使用中相当混乱的一组组的“家族相似概念”——现代/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后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现代/后现代主要是一个时代分期的历史概念;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多用来指代在西方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场社会文化思潮;现代化/后现代化是指社会形态由传统向现代(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现代性/后现代性则指代社会历史和文化发生变革而产生的一种属性。这些概念内涵丰富、歧义丛生,使用中又相当随意,但为了论文写作的明晰,对概念进行梳理、廓清是必要的。以此理论框架,然后梳理了中国电影“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的基本状况,在肯定了前人开拓性功绩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中国电影“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的不足、缺失和理应努力的路径。第一章“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转型”。从纵向的角度勾勒出中国电影现代性、后现代性嬗变的历史分期,并分别就其基本精神内涵与外部表征进行了综括与勾勒,力求以史带论,为下面两个章节的详尽论述作一铺垫和引领。现代性转型经历了叁个阶段:(1)发轫期(1977—1982)、(2)激变期(1983—1987)、(3)定型期(1987—至今)。其基本精神内涵包括:(1)真善美的追求;(2)人性的复归。后现代转型经历了叁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87-1992)、第二个阶段(1993-2001)、第叁个阶段(2002—至今)。其文化表征体现在:电影体制的产业化、电影商品性的肯定、电影娱乐化的追逐、电影市场的后殖民性。第二章“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特征”。分为四个部分:一,新时期电影现代性的文化特征(上);二,新时期电影现代性的文化特征(下);叁,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四,现代性电影镜像的美学风格。第一部分从对于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理想建构的角度,分为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改革与守旧、反思与寻根四个部分进行了论述。第二部分则力求从现代性理论的内核——“人”的角度,分为主体意识的觉醒、历史人质的赎救、“父”与“子”的博弈、女性主体的找寻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层的剖析。第叁部分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对我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梳理,包括:都市中的迷失、金钱的挤压、传媒的异变叁个主题。第四部分,从美学形态的角度分析了纪实美学、写意美学、影像美学的发展与表征。第叁章“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后现代性特征”包括五个部分。一,后现代性电影的文化策略。从调侃、反讽、游戏叁个角度落笔,揭示出后现代性对现代性解构的特点;二,后现代性电影的精神内涵(上):解构中心。包括崇尚感性文化、解构中心权威、消解宏大叙事叁个方面;叁,后现代性电影的精神内涵(中):消解主体。对“主体”在后现代社会的表现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它包括主体的退隐、英雄的消失、欲望的膨胀叁个方面;四,后现代电影的精神内涵(下):多元叙事。从成长叙事、同性恋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四个角度分析边缘文化现象;五,后现代主义镜像风格。分析了后现代电影文本中普遍存在的元叙事的解构、碎片化与拼贴、互文性与戏仿等后现代性电影的修辞策略。第四章“新时期电影文化的错综性”。现代性文化与后现代性文化在新时期中国文化语境中共时并生、穿插交错,而非截然线性的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由此形成了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杂糅混合、兼容并包的艺术表现格局和风貌。这种交叉共融的状态体现为:一,导演创作时,他经常游走、穿行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既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也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二者兼具,并时有转换。二,在单一文本当中也呈现了现代性、后现代性杂糅一体的艺术形态,并以张艺谋、黄建新等“第五代”电影导演为例剖析其具体表现。结语部分“坚守与超越”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国电影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问题。后现代性的产生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完成与终结,相反,现代性在本时期仍旧具有进步的价值内涵,人类远未实现现代性的目标。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和省思,具有某些合理性和时代意义,但其中的负面因素、消极的一面又是我们应当警惕的。新时期中国电影应当坚守住现代性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积极因素和精神关注,又要在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校正、纠偏中建设新时期电影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的先进文化。
杨曙[9]2010年在《近二十年两岸叁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文中指出“华语片”是指以内地、香港、台湾为主,并包括其他区域制作的的中文电影,这些中文电影以华人民众生活为题材,并体现中华民族审美精神。本文因论题所限,仅讨论构成华语片主体的内地、香港、台湾电影,其他区域华语电影不予讨论。“华语片”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电影”本身词面概念为适应变幻多姿的经济、政治和学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所做的全新调整与自我定义。它使得电影人、观众和相关研究人员能在一个非常前瞻和广阔的视域中,来充分认识两岸叁地华语电影当前的特点、发展态势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充分把握经济与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华语电影的总体发展态势。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两岸叁地间电影文化的沟通和认识,把握“一个中国”前提下所伴随多元化体制的确切含义和真实前景,并探索其前途。长期以来,华语电影研究侧重于资料的梳理和时间的描述,真正深入研讨美学规律的还并不多。本文是一次试图将电影的比较研究方法和原则应用到近二十年两岸叁地华语片研究中的理论探讨。本文在方法论上,采用的是电影的比较研究中的叁地地缘横向研究的方法,文化分析为主,文本分析为辅,文化分析与文本分析内外研究结合,进行广泛联系与逻辑推演的研究,重点探讨近二十年两岸叁地华语片在地缘中所出现的美学差异,并在深入比较中力图阐发它们整体共同或各自独特的美学意义。通过多种批评方法综合比较华语片在当代审美文化思潮下的文化状态异同,对华语片近二十年的时代背景、身份文化、人文视角、娱乐立场、审美类型、哲学理念进行全面跟踪式透视比较,分析华语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文化状态与美学价值问题,以及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电影现象,从原因揭示中发现艺术规律,从理论探究上归纳其创作意义,为华语片的振兴寻找艺术演进的规律,以期为当下和未来华语片的振兴提供理论支点与艺术坐标。第一章,时代背景比较。近二十年内地、香港、台湾的时代背景上具有共同点,又具有差异之处。叁地共同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全球化带来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作为媒介发达地区的美国通过媒介霸权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不发达地区,叁地华语电影接受全球化挑战时,与异质文化开展了对话,发掘自身的文化品格,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叁地面临的时代背景又相互有异:内地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进行市场化改革,到如今电影业出现了良好生机;香港依托良好的商业化传统,消费文化在香港本土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现出来,香港华语电影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蓬勃的发展;台湾华语电影的市场化改革失败,政府意图促使电影发展的辅导金政策反过来制约了电影的发展。第二章,身份文化比较。“身份”是人对于自我主体性、自身情感与外部世界协调确认的表征。身份焦虑则是人类精神层面的主体性失落的体验,叁地电影在强调人类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层面主体性的统一时,所显露出来的身份在共性上是失落和无奈的,这是一种失根的身份困惑。而这些焦虑似乎又是存在着某些差异的,内地主要是在追寻独立人格的民族寓言中体现出焦虑,香港是在“九七大限”中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台湾则更多在统独之争与殖民经验中出现焦虑。叁地电影人意识到现代焦虑对人的自然存在和理性存在的桎梏,对身份的追寻在叁地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拯救中国人自由与自觉活动的作用。内地在历史书写中追寻着身份,香港在九七前后的殖民身份模糊中与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中寻找到身份,台湾在后现代新族群的文化解构中寻找身份。华语电影的民族性是华语电影身份中最值得审视的问题,也是华语电影身份的核心问题。当叁地华语电影面对充满异质文化的全球化渗透时,民族性仍旧是其身份的核心。体现身份的叁地电影要一步步走向世界,其所仰仗的成功秘诀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艺术的,而是民族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内地电影在身份表现上则很大程度对文革的内地身份经验以彻底否定,第五代关注个人的生命和价值,他们创造的个人常常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是在历史中的个人,他们的影片常常是对历史和身份的一般思考。台湾电影探索民族性时,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对本土意识的肯定,对自我历史经验的肯定,他们着力从旧的经验和心理状态当中脱身,努力塑造新的身份经验。和内地对传统身份的彻底否定与台湾对传统身份的彻底肯定不同,香港的民族性更多体现了对传统身份和西化的兼容并包的态度。第叁章,人文视角比较。人文关注是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同时脱产于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叁地电影,不论何朝何代,对人的关注始终是文化关注的重要主题。叁地边缘人本身处在一个四处飘零的状态当中,这种环境是一种异质的现实生存的夹缝,从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看,被现代性所抛弃的边缘人物很难准确对自己进行定位,均体现出身份上的不确定性。“第六代”电影以非直接透露意识形态的纪实风格,提出在边缘人生中棘手的生存处境问题,边缘是很多第六代电影中重复出现、被导演们同构选择的一大母题。香港在政治和经济处于边缘位置,在这种边缘城市基础之上,具有历史负重感的香港导演则突出了香港的边缘化叙述,把目光注视着一个特殊的群体——边缘人。和香港较为接近,经济与政治的边缘化极容易引起台湾新族群心态的边缘化,边缘心态隐约地成为台湾电影中的后现代审美意识。叁地人文导演们的风格虽然各异,但他们都关注平民。普通人生是他们表现的主体内容和塑造的主要对象,他们钟情于展现大众的思想和情感。受主流意识形态、市场认同与后现代反宏大叙事潮流的影响,内地第六代皈依日常生活,张扬小型叙事。香港新浪潮电影导演关注社会变动中各色人等的生存状况,“九七”之后,香港电影中的平民关怀意识进一步加强,港人在“前后九七时代”内心的感悟与惆怅更为细致。台湾新电影的平民关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宏大叙事,因此在上世纪80、90年代叁地电影中,台湾新电影很好地保持了思想性和电影美学的并重。叁地影像中的异化民众呈现出自我迷失的状态,这是一种自我被遮蔽的非我状态,同时呈现自我失去控制、失去一种受理性或自觉意识支配的真实性。内地不少电影以娱乐、梦为本位来宣泄异化的情感,使之更接近人之为人的原初本性。香港自被殖民至回归以后,一直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但是在导演看来,异化充斥着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社会关系的隔膜十分明显。台湾新族群电影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突出自我怀疑,强调主体丧失,反对一切中心,包括反对一切权力中心、权威中心和自我中心。第四章,娱乐立场比较。娱乐是电影的共性,电影要力争与观众的心理吻合,满足观众娱乐的期待视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由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过渡,电影逐渐走上了商业化进程,票房成为衡量一部影片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影是作为一种日常娱乐方式出现的,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属物,游走于地方性(本土性)与全球性(跨国性)之间。台湾电影早期琼瑶片和武侠片的势头一过,娱乐电影工业一下子衰败了,新电影潮流及以后的不少台湾电影依然是带有没有商业意味的艺术片,不得观众的娱乐要求,近几年台湾电影商业重建并出现转机。文化研究强调种族、文化、阶级等问题之做法无非是“场域”内的争斗,而香港商业艺术电影则可抛射出其改变本身以艺术电影面貌出现的艺术电影作为“文艺场域”一部分的内在能动。作为文艺场域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也存在着明显的强弱之分,尽管艺术电影的含金量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娱乐商业电影,但其失去大众注定了娱乐商业电影的在整个艺术电影文化资本中的强势。和内地、台湾相比,香港艺术传统不是非常强大,前港英政府长久的“不干涉”政策使得香港文化差异显着,带有强烈包容性的香港电影,作为文化资本在“文艺场域”内的能动性显得格外显着。在叁地电影中,香港的娱乐本位观念要比内地和台湾强得多,而内地和台湾的“文以载道”和“教化”观念要比香港强,造成叁地娱乐本位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局政治与文艺的结合紧密度。近多年,内地和台湾的政治对各自文艺的干扰呈现弱化趋势,尤其内地经过改革开放,文艺政策逐渐放开,叁地的交流日渐频繁,要真正实现叁地电影的娱乐化共同繁荣,合拍片是一条非常好的出路。合拍片面对的观众是叁地,因此在文化、政策、档期等方面的沟通显得格外重要,从长远来看,叁地电影应该互补互利,积极探索出一条长期发展的双赢道路,需要一种放眼达观的远大目光,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历史性变迁的过程,叁地合拍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日益增强的合作,叁地电影要力争多元化、人类性和类型拓展的演变。第五章,审美类型比较。类型电影是电影工业追逐票房的产物,而通过程式化特点追逐票房又是观众心理认同的产物。华语类型电影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消费化倾向明显,容易形成批量化生产,内涵与风格、观念与叙事不停和观众的期待视野吻合,激发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近二十年,华语类型电影在消费主义的背景下发生着自觉的转变,通过类型转型或新建来提高票房,这是目前叁地的特殊电影文化处境。不管是面向国际市场还是单面向华语市场,类型电影转型或新建是消费文化不断升温或者发展的结果,华语类型片的趋势就是要顾及大众的趣味、观念和宣泄情趣的需要。电影的市场化伴随着国际开放,华语类型电影的转型既满足了海内外观众的需要而挽救了票房,又投射了民众消费欲望。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被全球观众看,以此狂收票房,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全球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叁地各有本身发展成熟的类型电影,内地的战争电影和香港的怀旧电影、香港的情色电影和内地、台湾的女性电影、台湾的乡土电影和内地的农村电影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处,又存在一定的不同。叁地华语电影不仅类型与类型之间存在着比较,就是相同类型,叁地都出现不同的面目特色。作为香港和内地喜剧电影的代表,周星驰和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就存在着很大的异同,台湾和内地的成长电影存在着异同,香港和内地的黑社会电影也存在着异同。比较叁地的类型,有助于叁地在未来的华语电影探索上取长补短,资源互补,共创高峰,更好地发挥艺术精神和商业图谋。第六章,哲学理念比较。观众欣赏电影时候,电影有没有一定的哲学内涵是很关键的,因为观众总是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人们借助电影的叙事元素来咀嚼着其中的哲理内蕴,优秀的华语电影总要符合中国人的哲学理念。中华传统哲学的理念也渗透到近二十年的华语电影中,叁地的华语电影都受儒道佛哲学理念的影响,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内地对传统哲学抱着批判与继承并存的态度,香港则是中西哲学交融下来显示其特有的城市影像,台湾则依靠其良好的国学传统完美地在电影中表现了传统哲学。近二十年,叁地华语电影除保持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儒佛道传统外,还出现了强大的现代哲学思潮。不管是内地、香港还是台湾,不少导演在表现存在主义时候充满了愤怒与悲痛交织的复杂感受,意欲抨击人的精神生存状况但又无能为力的虚无心情。同时,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去适应这个环境,其中蕴含着荒诞精神的哲学就被挖掘出来,解构也是华语电影文化领域的一种哲学思维。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使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一个精神开放的时代,呈现出极其宽容的社会生存空间,现代哲学给予的理论空间是开放和自由的,第六代在这个时代唱起主角。香港来源于良好的商业环境,在电影中充分应用互文性技巧,互文性是香港类型电影发达的重要密码,互文是后现代文本中能指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嬉戏,是原始文本意义播撒于新的文本中,利润的追求促使香港反复使用互文性,同时超越旧的审美范式,使自身电影除了在量的方面增加,质的方面也得到突破。台湾民众因对当地政府无能不满,在电影上流露的情绪是心灵萎缩的表达,它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的消解作用,新族群电影中所体现的情绪大多是悲观和迷茫的,而这种后现代的体验又将写实手法嵌入,进行沉闷枯燥地表现。结语,展望未来叁地华语片在世界电影中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双刃剑下,好莱坞对诸多国家,特别是第叁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面临好莱坞,日、韩、泰、印度和伊朗电影进行改革并崛起,形成各自的营销方式。他国的国际市场经验对华语电影的制片是有着很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的,对于华语电影本身融入全球化,抵抗好莱坞有着很大的帮助。叁地华语电影可以采取共同的发展策略:挖掘民族符号,构造全球式普遍情感;注重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关注全人类主题;建设良好的国际营销策略。具体到叁地各自情况上面,由于叁地1949年以后又有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电影实践历程,所以叁地在未来的发展又有自身独特的策略。对于内地来说,内地在当前电影市场化改革良好的趋势下,最需要做的是继续深化一系列体制性的变革和创新,近二十年电影市场化改革的成功,说明电影产业若要发展,必然依据市场,市场的实质是优胜劣汰,作为竞争力核心的电影产品必须承受这个经验。香港电影需要做的即是大力提高影片质量,必须坚决反对重量不重质和粗制滥造的生产状况,电影界要大力培养优秀制片人,大幅度提高电影的剧本创作,让国际电影界重新来重视香港电影,促使港片夺回原先的东南亚市场并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台湾需要改革辅导金制度,电影政策必须以市场价值为标准,单依靠辅导金养着艺术片很难让台湾电影在未来收回票房,作为产品的电影概念必须被很准确定位。
王雁[10]2015年在《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重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好莱坞电影作为世界电影主流的代表,长期雄踞全球电影市场之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强势的传播力度和传播优势。从好莱坞电影输入中国开始,丰富、独特的中国文化就始终是好莱坞“想象东方”不可或缺的要素。百年以来,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起伏变化,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各种用意的阐释和描述。本文将好莱坞电影与中国元素的关系放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做梳理和评价,对好莱坞电影的特征和优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好莱坞电影作为成熟的文化产业,体现出其本质性的商业逻辑,同时也代表与象征着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对好莱坞电影创作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元素代表着一种文化交流的符号,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与传播将有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异质文化共同进步与发展。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可使一国从异国所塑造的本国形象中更好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这种认识和发现自己的过程将有利于对自己进行更好的定位与发展。本文从纵向上梳理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境况,以及好莱坞电影运用中国元素的历史考察,通过史的梳理,廓清了好莱坞电影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尝试说明中美起伏变化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使得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具有阶段性特征,其使用意图也是复杂的和不断演变的。以历史的眼光观照,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体现出类型上的转换与流变,具体表现为：从善于对物质性的中国元素进行静止的、稳定的运用,转变成逐渐关注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从之前生硬的符号拼贴,到选择一些蕴含文化深意的元素进行表现。无论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表现为何种类型,其中都包含着内在的使用意图与逻辑植入。对此的分析集中在文化审美、政治意识形态与商业意图的视域之下,但如果对好莱坞电影使用中国元素的意图进行更为与时俱进的反思与重估,就会发现其中有更为复杂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表征：任何一种单一意图都无法概括好莱坞使用中国元素的全部动机。好莱坞使用中国元素的文化的审美意图、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图、商业意图往往是交叉相伴的,最终的效果还取决于多方力量与接受终端的多元理解。但在种种使用意图与力量结构中,商业逻辑始终占据主流与核心的地位。好莱坞电影使用中国元素的意图与其最终实现的跨文化全球传播的效果是否能达成一致,这个问题还需有长期的文化观察、建设和警觉。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长期以来的普遍认识是一种变相的“文化殖民”或者“文化侵略”,中国文化会在这种“文化殖民”或者“文化侵略”的境遇中遭到误解、误读,沦为西方文化主体观照下的“客体”和“他者”。针对这种认识,本文重估了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传播的文化意义,在文化传播的视角考察下认为,好莱坞对中国元素的使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被传播”,这客观上使中国文化的某些突出元素借助好莱坞创造的影像获得了全球性的认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研究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重估其内在逻辑与文化意义,更重要的现实指向是希望能够对中国电影发展以及中国文化的自觉传播做出新的启发。好莱坞电影在当下的电影市场具有强势的传播能力,是我们进行文化传播可以借助的途径,而中国独特、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中国电影市场的广阔潜力,也必将是好莱坞电影所需要的,因此,借助于好莱坞电影,中西方文化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与交流。中国电影需要有选择地接受好莱坞,运用好莱坞先进的电影理念、电影制作机制、创作方法,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性,能动地传播丰富的中国元素和深刻、有魅力的中国文化,创作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市场效应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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