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的开拓 可贵的探索——评《史记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可贵论文,有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俞樟华所著《史记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已于1994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分为“《史记》的思想与艺术”和“《史记》源流论”两大部分。《新探》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十余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全书最大特点就是给人以一种“新”的感觉，这一总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探索《史记》的源流。司马迁作《史记》博采《国语》、《世本》、《楚汉春秋》，考信六艺、诸子，在大量的先秦文献资料中吸取思想精华和艺术养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史记》一经出现，由于它的巨大成就，又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致成了后代史学、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仿效和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事实，《新探》作者从源与流两个方面对《史记》前承后启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溯源的论文有：《史记与左传》、《司马迁与先秦诸子》、《史记与晏子春秋》、《司马迁与诗人屈原》。寻流的论文有：《史记与汉书》、《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史记与戴名世》、《史记与三苏》、《史记与三国演义》、《史记与水浒传》、《史记与戏曲》。张大可同志在为《新探》所作的序中说：“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只言片语论及的也有，也有个别的专篇文章，但象《新探》这样集中和系统的论述还是首次。这些论题内容填补了这些方面的学术空白。”《新探》作者在谈到他的治学体会时曾说：“专门研究《史记》一书，可能太专太偏了，会被人认为面太窄，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我以《史记》为基点，上挂下连，把《史记》放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中考虑，这样做，不仅扩大了《史记》研究的领域，而且使自己对文学发展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讲课、做文章都很有好处。”“在平时写单篇文章时，我还有意识注意它的系列性，重点是探讨《史记》的源与流。从文和史两个方面研究《史记》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及对后代史学和文学的影响。”的确，目前像《新探》作者这样比较系统地这样做的人还不多，《新探》恰恰在研究《史记》源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与作者治学的特点和长期努力分不开的。
二是注重比较研究。在我国，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学术问题在80年代才开始成为热门儿话题。于是“比较史学”、“比较文学”等提法频频见于书刊。《新探》的作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步入《史记》研究领域的。他以其对方法论和学科发展趋势的敏锐观察和正确把握，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对《史记》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目前运用比较方法对《史记》进行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尚不多见，《新探》可说是《史记》比较研究领域绽开的一朵奇葩。在作者这个自选集的18篇论文中，涉及比较研究的论文就有11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读者通过《新探》的这个比例，从中不难感到在《史记》研究领域躁动着的时代脉搏。《新探》的这一实践，无疑给《史记》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在谈到《新探》的这一特点时曾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史记》的地位、价值、长处短处。书中题目大都用《史记与××》，就体现这个意思。”张大可同志在序中评论说：“在中国学术界，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并不普遍，更谈不上深入。《新探》的尝试，无疑开风气之先。”这个评价是很切合实际的。
三是注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学者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是目前《史记》研究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探》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开创性的工作，其中《司马迁的民俗观》、《司马迁与古代姓氏学》、《司马迁与地名学》和《史记与晏子春秋》等一系列富于比较研究意味的论文都是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对此，张大可同志在序中说：“许多《史记》课题，一代又一代的人作了数十万次的重复研究，《史记》的各个角落均有人开拓，似乎有‘题无剩义’之感。在《史记》研究这块万紫千红的百花园地中，要绽出一枝独秀的鲜花，可以说是很难的。而《新探》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放出异采，实属难能可贵。作者在谈到这一问题和他的治学体验时说：“《史记》本身的研究，一些大家做的比较多的，自己又无法深入的，我也不去做。‘锦上添花’的事比较难，所以我一般都选择人们做的较少或还没有做的题目去做。第一次做的题目，既有开创意义，又反而相应地好做些。”其实难与易是相对的，俗话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做开创性的工作更需要胆识与学识，只有具备了这两条，才能化难为易。《新探》之所以“新”，原因正在于它富于开创性。
四是深入浅出，通俗晓畅。《新探》的立论不求深奥，而是力求浅显，既适于《史记》的传播普及，又不失文雅。例如《古代学者对史记艺术的评论》一文中写道：“《史记》诸篇在段落层次之间的笔法变化，则更如公孙大娘舞剑，令人心目俱眩；又如常山之蛇，出现隐见，变化无端，使人应接不暇。”接着作者在列举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评论之后又说：“《史记》论赞，是太史公发议论、明褒贬的一节小文字，尚且写得如此一波三折，无限委蛇，如黄河之水，百折百回，那么，他长篇文字中的抑扬顿挫的笔法变化之妙，就更令人击节赞叹，叹为观止了。”又如作者在《史记与三苏》一文中以苏辙的创作为例说明其学《史记》的情况道：“苏辙的这篇《上枢密韩太尉书》艺术性也很高，它由远及近，从虚到实，写得婉转含蓄，有意在此而言在彼之妙。中间行文忽而开宕，忽而收合，忽而陪衬，忽而照应，翻跃起伏，一波三折。所以清人刘大魁说其‘文亦有疏荡之气。’苏辙对《史记》文章的疏荡之气理解颇深，又心向往之，学习的结果，使他的文章也写得疏荡壮阔，气势旺盛。”象上述这样结论平实，叙述流畅的文字在全书中可谓不胜枚举。张大可同志在序中说：“笔者很欣赏这种雅俗共赏的论文写作方法，面向大众，使具有中等文化知识水平的人都能阅读。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深入尚可，浅出则不易。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做起来很困难。这是时代的需要，应该朝着这一方面努力。《新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1988年5月，在一次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了让《史记》研究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若想实现这一令人振奋的目标，就需要广大《史记》研究者在传播普及方面多做工作，《新探》在这方面做了成功的尝试，它的出版必将对《史记》的传播普及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