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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07(2000)04-0001-07
首都要可持续发展，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城市，必须依托其周边地区，与其周边地区共同形成首都圈，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我国首都北京面临着严峻的发展与空间的矛盾，借鉴国际上首都圈发展的经验，大力发展首都圈，是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1 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决定因素
1.1都市圈及其相关概念
首都圈是一种特殊的都市圈。要明确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影响因素，首先需要理解都市圈。都市圈这一术语最早在日本使用[1]。50年代，日本行政管理厅将都市圈定义为：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城市（人口规模必须在10万以上）某一方面功能服务的地域范围。50年代中期进一步提出大都市圈的概念[2]，中心城市人口须在百万以上或是中央指定市，圈内到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小于本身人口的15%。显然，都市圈是城市能发挥其机能的时候与周边地域所形成的种种紧密联系所波及的空间范围，通常以物流、人流、经济流、信息流等作为研究衡量的指标，都市本身的对外控制能力和经济辐射能力也是其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城市机能“波及的空间范围”，在成田孝三[3]看来，主要是从产业上说的，第二、三产业的部门的活动通过投入或输出劳动、信息等等和外围地区发生联系而形成通勤圈、信息获取圈等。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研究角度。我们也可以从城市综合实力的角度进行研究，即从城市规模（包括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包括科研能力和科技生产力规模）等方面，对都市圈进行研究。城市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城市的等级系统结构，然而一个相互依赖的严格等级结构现实中并不常常存在，因而都市圈的划分标准是因时而定、因地制宜的。我国都市圈研究不多，对都市圈的概念认识也不一致。国家计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96）、李文彦[4]等有过有关经济大区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都市圈还是大都市圈都是指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城市影响地域。然而，随着“圈”被用来泛指任意时空尺度的地域，“都市圈”这一术语也有被用来泛指任意时空尺度的城市影响地域，因而在不同文献中常常把时空尺度不尽相同的地域，主要是大都市区、城市场、通勤圈、都市广域联系圈、大都市带等称为都市圈。为了更为明确地表述首都圈，有必要考察一下都市圈及其相关概念。
1.1.1 大都市区(Mtropolitan Area)。美国1910年提出“大都市地区(Mtropolitan District)”后来几经变易，至1980年开始实行新标准，称之为大都市统计区(MSA)，并一直沿用至今。大都市区一般是指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的邻接社区的组合，通常以县作为构造单元。一个MSA由中心县(Central county)和外围县(Outlying county)组成，中心县可以由邻接的几个县组成。而加拿大的“人口普查大都市区(Census Mtropolitan Area)”，英国的非官方用语“标准大都市劳动市场区(Standard MtropolitanLabormarket Area)”，澳大利亚的“人口普查拓展都市区(Census ExpandedUrban District)”，法国的“集聚区(Agglomeration)”，西德的“都市区(Stadt Region)”，瑞典的“劳动市场区(Labor-market Area)”，均属同类概念。
1.1.2 城市场(Urban Field)。最初由Friedmann和Miller[5]提出。后来，Friedmann[6]修正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城市场应该看作一个三维概念：1）社会地域子系统(Territorial Subsystem of Society)。城市场是城市之间的功能相互作用的空间延展和空间组织的多中心模式。2）人口空间配置(DensityConfiguration)。城市场人口在空间上分至几个高密度活动束，其周围是由复杂的交通通讯能量流网络联系的低密度开放空间。3）自然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城市场包括室外娱乐等活动所需的永久或暂时的粗放式的土地环境资源，内有一些住宅、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活动所需的一些空间分化的永久性集约利用的土地。但是，城市场不具有明确的统计标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术语在使用中被逐渐推广而偏离了原意，把它与场强理论联系在一起，用于大城市向外的吸引范围。
1.1.3 通勤圈(Commuting Circle)。由于通勤场的存在，通勤圈内有比较大的日常人员流动，城市被C.Doxiadis称做“日常城市系统(Daily Urban System)”，J·Berry[7]借用了“日常城市系统”这一术语，对美国城市进行了通勤区划。T.G.McGee[8]针对东南亚地区发生的一种城乡劳动力流动频繁的空间类型进行研究之后，将其命名为“Desakota”（城乡混合体）。Desakota与通勤圈类似，不同的是，T.G.McGee还通过劳动力人口密度、耕作方式、劳动力价格、距离大城市远近、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特征来描述界定之。日本学者成田孝三[3]在研究都市圈的时候，认为，在大都市外围应该有一个比日常通勤圈更大的联系圈域，并称之为“都市广域联系圈”。他以大阪广域联系圈研究为例，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说明都市广域联系圈：劳动力流入圈（人流圈）、批发零售圈（物流圈）、中枢管理机能圈（中心职能圈）、电话交流圈（信息流圈）。
1.1.4 大都市带(Megalopolis)，由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于1957年提出，指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密切交互作用的多都市区城市地域。大都市带内必须有密集的城市、多个都市区、中心城市之间便利的交通走廊以及巨大的人口规模。一般来说，在都市带还是国家的核心区域。
1.2 首都圈
首都圈实际上也是一个都市圈。首都圈是以首都为中心，可以为全国提供政治功能服务的特殊的都市圈，同样以人流、物流、信息流、经济流为划分标准，从城市规模、科技水平等方面进行研究。首都圈具有两个明显区别于其它都市圈的特征：一是以首都为中心城市，具有强大的政治服务功能，二是在首都圈内首都邻近地区密布着许多国家机关和政治机构。在国外首都发展中，这种依托首都圈促进其国际化进程，并成为首都迈向国际城市重要空间基础的实例比较多，包括韩国汉城首都圈、英国伦敦圈、日本东京圈等。其中，以日本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最具代表性。日本构建首都圈的目的，是要通过首都圈的运作实现中心城市东京的功能疏导与重新组合，扩大城市功能调整的空间幅度，减轻首都由于高密度发展带来的压力，同时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首都圈的概念在中国城市化历史上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在中国的封建皇朝，国都周围地区一般被划为“京畿”，并直接由主管京师的官员管治。此范围内许多城镇和军事重镇作为京师的拱卫及物资供应基地。在古代周王朝初期，燕的国都蓟城就拥有一个四周的辅助城市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首都圈；由辽代起北京成为全国国都，至清代，其首都圈越来越大。在清代它成了经北京为中心的，半径为300-400km的城市群，包括了周边重要城市保定、天津、唐山、秦皇岛、承德和张家口等。这些城镇有其特别功能（政治、军事、经济、交能）以支援服务首都，使其得以发挥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我国对于首都圈没有过系统的研究，仅有过规划实践（1982年北京市总体规划）。1991年在天津召开了一个有关研讨会，认为我国首都圈有内外两个圈层。1996年北京市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提到发展首都圈[9]，指的是京津冀地区，并没有科学的划分，只是基于经验的设想。
1.3 首都圈的决定因素
首都圈是由首都与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空间联系所决定的。显然，可达性和辐射接受能力是决定这种联系的关键因素。
1.3.1 可达性。可达性包括地理空间的可达性和社会文化的可达性。可达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可能性。随着可达性的降低，外面同城市联系越困难，受城市的影响也越弱。反之，在邻体经济干扰效应的作用下，区域经济联系越密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理空间可达性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社会文化的可达性越来越重要。
我国北京的地理空间可达性在国内位居前列。北京已成为国际国内交往中心，全国的交通通讯枢纽，各类经济流的集散点，是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作为区域性的路径枢纽，北京可通过联营联运等方式有效利用毗邻的天津等城市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天津的空港和各滨海城市的港口，实现区域经济流量的合理配置和综合平衡，扩大整个地区的对外交流量。北京的社会文化可达性堪称首位。社会文化的可达性指从区外进入该区所必须克服的语言文化、社会风俗、生活习惯和心理反应等方面的障碍。社会文化的可达性往往比空间可达性更重要。元代以来几百年的京都历史使北京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可达性。北京具有普通话优势及外语优势；由于流动人口和移民人口而具有的生活风俗和文化形式的混合性与开放性；以及良好的国际可达性；北京是中国对外政策制定和对外交往的中心。北京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正是在这种具有良好可达性的地理路径体系基础之上，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种政治文化型力量作用的结果。北京市由于其地理和文化可达性程度都很高，其影响范围因此越发扩大。
1.3.2 辐射能力与接受能力。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也会增强首都的辐射能力。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其政治和文化服务功能涵盖全国。随着现代化交通、通讯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北京对内将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珠江三角洲三个核心经济区联接起来，对外则是中国与世界交往、交流的窗口。这种中国其他城市无与伦比的政治文化优势是北京的重要优势。
北京周边地区的相对比较落后使得其接受辐射的能力较小。首都圈与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相比较，北京的周边地区相对落后，具有较强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制约着北京整体优势的发挥和区域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城市效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相对落后，乡镇企业不发达，部分偏远山区人民生活贫穷，也是首都圈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重要差距所在。北京周边地区的相对比较落后的状况，与北京的相对发达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较大的差距，尽管会因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而可能增强联系，但同样会使得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联系的“共同语言”比较少，从而周边地区接受北京辐射的能力较小。
2 划分方法与指标
2.1 指导思想与划分方法
划分中国首都圈，应在以下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九五”及2010年远景规划，以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为依据，准确把握北京市在华北地域分工、产业空间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北京市“九五”及2010年远景发展战略，联系其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努力发展区域经济，逐步完善交通、通讯网络建设，形成区域经济交通网络、通讯网络、市场网络；充分发挥经济中心，经济腹地的双向作用，加强横向经济联系。把共同富裕和北京市周边地区经济起飞结合起来，促进首都经济圈的建设，使首都北京建设成为21世纪的国际城市。同时应该遵循系统性原则、等级联系分界原则、市域完整性原则。
都市圈，包括首都圈的划分，通常是以人流、物流、信息流、经济流为划分标准[3,7]。其理论基础均源自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地理现象之间是相互联系与制约的，人力、物质、资金、信息等在空间上的移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的表现。空间相互作用往往呈现出距离衰减规律，即相互作用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首先将距离衰减规律应用在社会经济研究的当数冯.杜能。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距离衰减规律，用于区域经济联系研究（包括都市圈、首都圈的研究）的理论通常有重力模型、潜能与场强模型、最大熵模式、通勤模式和系统模式。这里主要采用重力模型和场强模型。根据我国的实践，笔者取城市人口P和经济活动规模E（国民生产总值）两个因子反映城市规模状况，并且用两者乘积的平方根作为城市辐射和引力的“质量”；取城市间铁路交通时间作为时间距离（记为d），用以消除直接采用空间距离进行分析所忽略掉了的交通摩擦和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引力为：
式中P为市区人口（不包括下辖县人口）；E为国内生产总值(GDP)；d为时间距离；W为政治文化可达性系数；J为接受程度系数；a为系数。
2.2 变量与系数
在研究社会经济空间联系的时候，变量的选择必须具备可查性、可比性，才可能进行科学的量化分析。首都圈经济联系研究中，主要选取了五项变量（有些变量是由数项变量决定）即城市市区人口、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城市间时间距离（包括其空间距离和空间可达性分析）、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影响（政治文化可达性分析）、修正系数（接受程度等其它因素），最终通过场强、经济联系强度等可决变量来反映经济联系的空间规律。
2.2.1 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经济联系研究中，用经济中心城市的城市市区人口（不含下辖县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城市的规模，即城市潜在经济联系能力。以往研究一般用工业总产值来代表城市的经济规模，认为它在经济联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工业总产值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是合适的[10]。本文不用工业总产值，而选用GDP来代表城市“质量”或规模，有两点考虑：1）工业总产值中有许多重复计算的部分，难以代表城市经济规模；2）近年城市第三产业的兴起，工业再也难以独力支撑城市经济，而是与第三产业一起形成城市经济的绝大部分，在一些城市，三产成为城市经济主要力量，二产有让位的趋势。据统计计算，北京及其周边城市二产比例均在50%上下，三产比例约在45%，而在北京、沈阳、秦皇岛等城市三产比例已经超过50%[11]。至于人口数据采用城市市区人口，而不采用城市地区非农人口，其原因是要与经济活动指标口径一致，城市市区GDP是由城市市区人口创造出来，而非由城市地区非农人口创造出来。
2.2.2 时间距离。本文采用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与空间可达性的综合）。距离本身包括多种含义，以往经济联系研究多采用一个区位到另一区位的空间直线距离或铁路长度。但是，在区域经济联系中，距离不是抽象的空间距离，而是具有实际经济和社会意义的距离，它受空间可达性的影响。例如保定，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市的空间距离分别为146km、178km、131km，相差不大，但是其铁路时间却分别需要1.42h、2.79h、1.35h[12]。而实际发生经济联系时起作用的距离正是这种时间距离。
2.2.3 场强与引力。场强对于确定经济中心的联系区域范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结合区域经济联系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区划的现状，确定城市经济区域的“边际场强”；确定了“边际场强”，根据场强模型计算相应各经济中心的经济作用力“力场”半径，根据半径可以作出“力场”图，在“力场”图上可以明显看出区域内经济中心间相互作用的空间格局，并能够较准确地以不同经济中心为节点确定其经济联系的区域范围。
2.2.4 北京政治文化可达性系数。笔者运用经济基础方法，分析其政治文化产业的经济基础职能规模，由此推知其服务输出功能，以其作为北京政治文化可达性系数。
2.2.5 接受程度系数。区域经济联系的过程即经济联系的双方在经济上共同作用的过程，经济发生联系过程中，被接受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作用的物质、能量、信息。它基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被作用体的非农产值；二是被作用体的科持人才状况，经济联系研究中，联系强度模型中的人口规模前是应附加系数的，附加权重系数取决于经济中心人口的年龄、性别、健康、文化素质等[13]。这里笔者运用科技人才规模来计算其接受程度系数。
3 首都圈的范围和功能
3.1 中国首都圈的范围
根据上述理论基础，从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中心城市可达性和辐射力等方面研究，确定辐射强度阈值以划分首都圈。对北京与天津的周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廊坊、唐山、承德、保定、张家口、石家庄、秦皇岛、沧州、衡水、大同、阳泉、赤峰、德州、太原、济南、郑州、沈阳、呼和浩特等市）进行分析计算，其场强指数ci和引力指数yi分布如表1所示。
资料来原：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pp51-71,pp111-130,pp151-170,pp171-190,pp231-250数据与《全国'98-'99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数据计算而得。
根据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得出中国首都圈的范围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廊坊、保定、沧州、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九市（图1）。总面积168，739km[2]，1998年人口6,01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8%；总就业人口3,029.6万，占全国的4.3%（注：根据1999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3.2 中国首都圈的功能
由首都圈地区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第一，这里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区位商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表2）。第二，首都圈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也是北方最大、发育最好的城市化地区，它是中国北方最大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业密集区，目前工业集中分布在天津、沧州、张家口、唐山、秦皇岛等市。第三，首都圈是中国北方的金融商贸中心。首都圈的建设有利于京津协调发展，北方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天津的功能将能得到极大的发挥。第四，首都圈是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中心。它拥有以天津港为首的北方港口群，外向型经济相对发达。第五，首都圈是全国乃至世界的旅游文化中心。它拥有丰富的东方文化旅游资源和秀丽的山水，如北京、天津、承德、秦皇岛、保定等城市旅游业都相当发达。第六，这里是全国的知识产业中心。首都圈拥有全国最大密度和最大量的科研和技术人才，综合科技实力全国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潜力极大。知识经济初现端倪，以知识为主要投入的经济正在兴起，如计算机服务行业已形成“超强垄断性服务部门”，其金融、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已经逐渐形成全国性的服务部门[14]。最近，首都圈又正在着手建设中国唯一的国家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为首都圈乃至全国的知识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发动机。
表2 京津部分第三产业区位商(1995)[4]
行业北京LQ天津LQ 行业北京LQ天津LQ
教育 3.31 2.44
金融保险业3.04 2.31
文化艺术业
12.852.83
航空运输业10.85 1.69
科学研究和综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
合技术服务业 22.975.40
和社会团体4.01 2.39
综合技术服务业
21.16
社会服务业9.73 4.43
科学研究业
24.63
计算机应用服务业 47.95
整个第三产业 3.71 2.70
收稿日期：2000-09-12； 修订日期：2000-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