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述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解决实践”述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述评_民族问题论文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述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解决实践”述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述评_民族问题论文

厚积薄发,求真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厚积薄发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都不能孤立于社会之外,它必然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10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创立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一个重要部分的民族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民族问题,科学地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指导着一代代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7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走过了一条曲折迂回而又成绩辉煌的道路。总结过去,开创未来,无论对前人还是对今人和未来,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近10多年来,理论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甚丰。王连芳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是这一研究领域最新成果,也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成就之一。

科学研究的生命在于创造,而创造性的成就绝非易事,任何细微的新发现,都凝聚着研究者的艰辛劳动,都必须植根于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的土壤之中。本书作者有多年从事民族工作的领导同志,有长期潜心民族史、民族理论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把毕生精力献给民族理论教学工作的老教授,还有思想敏锐的后起之秀,大家组成一个结构优化的强有力的写作群体。历经沧桑巨变,阅尽古今典籍,编写组的同志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打牢了坚实的理论功底,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了无畏的创新精神,以一种高层建瓴、俯瞰古今的气势进行写作。厚积薄发,正是建立在雄厚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之上,本书在民族理论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就。这些成就可用三句话概括:1、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2、大胆地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3、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的构想。

(二)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中国从秦汉时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2200多年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积累了丰富的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中国古代历史虽然经历过多次统一与分裂时期,但统一始终是主导趋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经千难万劫、风谲云诡而发展壮大,凝聚力不减,其中奥秘值得探究。本书作者多年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对浩如烟海的史籍提要钩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古代民族政策作了宏观的梳理,找出其中可供借鉴之处。主要有:1、经济方面,把民族问题与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联系起来。2、政治方面,注重从俗而治,实行“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3、文化方面,对外开放,提倡各民族兼容并蓄,取长补短。4、军事方面,实行争取团结民族地区上层人物的“智慧政策”。

本书总结历史经验,并未停留在古代社会,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倾其主要精力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

首先,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进行回顾。作者把这一阶段分为探索时期(1921年7月至1937年7月)和成熟时期(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两个时期。在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探索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日趋成熟,具体表现在:1、建立了民族工作机构,制定了有关条例规定,保证少数民族政治上当家作主。2、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依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于1941年5月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和山东、河北建立了民族自治区、乡,1947年5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3、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7年在中央党校开办民族班;1940年8月在陕北公学成立民族工作队,1941年6月在此基础上成立民族部;1941年9月又在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培养了数百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5、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了少数民族革命武装,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出巨大贡献。6、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和陕甘宁边区第一、二届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中,均明文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940年7月,毛泽东、朱德发起成吉思汗夏季公祭纪念大会;1940年10月7日陕甘宁边区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在延安文化沟落成,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清真寺”三个大字。7、团结一切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在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活佛、上层喇嘛、阿訇、教长方面卓有成效,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土地改革中又根据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实行特殊政策,保持了社会稳定。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调动了各民族劳动人民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积极性,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引导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少数民族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紧接着又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生产力突飞猛进,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历史进程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作者一方面充分肯定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也分析前进道路上由于“左”倾错误而造成的严重失误和惨痛教训。作者着重总结了三条:1、稳重慎进地实行社会改革,是实现少数民族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例如在土地改革时,考虑到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和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需要,采取了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殊政策、方法、步骤,既坚持了革命的总目标,又从实际出发采取审慎的政策措施。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也从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出发,先行试点,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逐步推开,得到各族群众的普遍拥护。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脱离生产力水平,急躁冒进,“一步登天”,盲目变更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造成民族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破坏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2、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各民族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民族地区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民族问题集中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最终达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和繁荣。这是总结50年代后期直至1978年20余年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对新时期民族问题艰苦思索作出的理论概括。3、从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各民族的共同目标,但由于各民族、民族地区之间的民族特点、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宗教信仰、政治觉悟、文化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时都要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处理好共同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切忌一般化、“一刀切”。要在各个方面采取切合各民族实际的特殊政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科学技术、管理人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少数民族地区赶上或接近先进地区水平。

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引起世人关注。当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为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困扰时,民族众多的中国大地却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繁荣的景象。对比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对比给研究者提出了严肃的课题,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思考的天地。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专著,本书对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作了深刻透彻的分析。前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变,国内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演变为激烈的民族冲突是酿成这一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事变发生后,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还灵?本书对此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科学真理,当它与各国具体实践正确结合,是灵的,管用的。前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败,决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灵,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结果。”这一结论是在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本书作者从国内因素到国际因素,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从文化背景到历史背景,从理论失误到实践失误,对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表现出对客观形势洞幽烛微的目光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

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探索中,本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又不用僵化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观点,而是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得出新的认识,如:

1、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多年来学术界对此争论迭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书立论鲜明,一方面指出斯大林定义的科学性,即这一定义揭示了民族最本质的特征,严格区分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和其他人们共同体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指出对这个定义不能作机械的理解,不能要求所有民族都必须同时具备四个特征。这一看法持论公允,简明扼要。

2、关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一个观点。在本世纪上半叶,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斗争都纳入社会主义革命范围。本书深入分析了时代的变化,指出在时代主题已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下,不能脱离实际地认为当前仍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时代,不能简单地把一切殖民地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都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

3、关于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本书在总结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民族问题的实质,是由社会主义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所规定和制约的。它不是凝固不变而是生动可变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实质迥然不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并非没有时间、地点、条件限制的普遍命题,它不适用于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实质是解决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问题,要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尽快赶上发达地区的水平。

4、关于民族自决权。本书首先提出,民族自决权或称分离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条重要原则,同时又分析革命导师提出这一原则的时代背景和具体针对性,明确指出这一原则不适用于解决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民族问题。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分化”、“西化”的图谋,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祖国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理论探索与建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新的研究,结合新的形势进行再认识,固然是理论工作的重要使命,但更重要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民族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探索规律,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再指导各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本书有以下建树:

1、指出了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且与发达地区差距逐渐扩大同各民族发展意识日益强化形成反差;(2)《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颁布实施,但需要全面落实和进一步完善,以确保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3)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在广泛学习、借鉴、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的同时,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阻碍和限制民族传统文化发展;(4)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由于宗教在民族地区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等特点,急需慎重处理好宗教问题,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列出很多,但上述问题无疑是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找准了问题,就为正确解决问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2、归纳出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主要是:(1)转折性与延续性。随着民族地区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转变,民族问题不再主要反映在政治上,而集中反映在经济权益上;但是,原有的某些民族问题,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差距、民族偏见、民族隔阂和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心理依然存在,成为引发当今民族问题的历史原因。(2)复杂性与集中性。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民族问题表现在各方面,显得比较复杂,但又集中地反映在经济问题上。(3)非对抗性与对抗性。当前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一基本判断必须坚持;但也不能排除有的民族问题带有对抗性,这是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存在的反映。因此,又不能丧失警惕,必须严肃对待,果断处理。(4)地方性与全局性。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使民族问题具有显著的地方和区域性特点,对其他地方的影响有限;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全国经济的一体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繁荣,直接影响全国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又要看到民族问题的全局性特点,处理问题时要有全局观念,从大局出发。(5)潜隐性与突发性。民族问题是复杂的,它常常以潜隐的形式存在。改革和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必然涉及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切身利益,产生新的矛盾。若这些矛盾与历史上遗留的潜在问题相结合,就容易激化甚至酿成突发性事件。特别是在交通、通信条件发达的今天,局部地区的问题往往传播快、影响面广。(6)长期性与阶段性。民族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彻底解决也同样有一个十分长期的过程。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问题又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方面。到下世纪中叶,当我国实现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各民族达到共同富裕以后,民族问题又将有另外的内容和特点。(7)常见性与重要性。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好的时期,也是党的民族政策执行得最好的时期,但并不否定民族问题的常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防的巩固、全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这样,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如江泽民主席指出的:“民族、宗教无小事。”关于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特征的概括,学者们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本书却以独特的思路给人以启迪,对决策者解决实际问题也大有裨益。

3、提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系统的初步设想。本书认为这一建构可以分为3个部分:(1)基本理论,包括实事求是的原则、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原则、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的原则、民族团结的原则、真正民族平等的原则。(2)基本目标,实现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3)基本保证,即道德保证、政策和法律保证、党的领导与科学决策的保证。如何建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是一项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本书的探讨仅是一个开端,还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和从事民族工作实践的同志共同努力,深入探索。

(四)

王连芳同志撰写的代绪论《民族的团结与发展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是一篇匠心独具的文章。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核心和民族两重属性的思考,对民族联合与民族平等政策的联系和区别的辨析,对民族的团结与发展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必须贯彻始终的主题的提出,对云南汉族的基本特点及其在民族团结事业上的主要作用的肯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民族工作必须认真对待的两个问题的警示,都是王老多年来民族工作实践和艰苦理论探索的结晶,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品格。

在代绪论中,王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是各民族的联合和团结。对于这一观点,有的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是民族平等。就此,代绪论分析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实现民族平等的要求根源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团结斗争的利益。民族的联合团结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命运所决定的,它具有贯彻始终的根本意义,不因民族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内容和特点的变化而削减其根本意义,因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而民族平等则是无产阶级实现民族联合团结的最基本的政策原则,它虽然是贯彻始终的重要原则,但为着解决特定的历史阶段民族不平等、事实上不平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不平等问题,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则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民族的联合团结与民族平等,二者既有根本方向上的一致,又有性质范围的不同,一个是民族观的核心,一个是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历史证明,各民族能否联合和团结,首先来自各民族自己共同命运、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来自于共同奋斗中是否坚决执行民族平等政策,从来不是先平等后团结。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是民族的联合和团结后,一系列的问题就易于认识和解决。代绪论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1、各民族在族际关系上表现出的排它和联合两重属性。世界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族际交流、互助互利、相互联合,是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这种联合属性的发挥,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昌盛。同时,在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培养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感,锤炼出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于是,相对的对内认同和对外排它就成为民族的又一重要属性。这种属性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但很容易使人们只着眼于本民族的具体利益。在阶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这种属性,挑动民族间的对立、争斗以至民族战争,给各民族人民带来无数灾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民族问题并未自然消失,它仍将长期存在。因此,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排他属性,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联合和团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2、“团结发展”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必须始终贯彻的主题。团结和发展互为因果,不可分割。在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边防、稳定社会和经济建设中,民族团结处于首要地位。团结固,则社会安,百业兴;团结亡,则社会乱,百业衰。团结是发展的基础,团结也是发展的结果。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使各民族沿着“团结——发展——更团结——更发展”的道路不断进步,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3、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处理好党和政府同后进民族农民的关系。云南民族问题主要的仍然是有着民族特点的农民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过去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殊照顾政策措施已经失效或弱化,一些政府部门的扶贫力度减弱,经济开发中片面追求利润而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工作中的“一刀切”做法等,扩大了民族之间、城乡之间、后进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差距,使后进民族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产生疑虑以至不满。因此,充分考虑各民族的特殊实际,高度重视后进民族地区的脱贫问题,加大帮助贫困农民的力度,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努力缩小差距,克服经济体制转型给后进民族地区带来的“阵痛”,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的。对转型时期的民族问题如果有所疏忽或处理不当,很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民族问题。王老的这一忠告绝非危言耸听,它实在是一位老民族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80年代,民族学界曾有人提出: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有世界上少有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有在科学的道路上攀登不畏艰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民族学界应产生可称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续篇的民族学巨著。很可惜,似乎还没有公认的这样一部巨著。人们怀疑近期内是否能出现这样的巨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使我们看到希望。应该相信,中国的民族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云南的民族理论工作者,一定能对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工作实践作出前无古人的理论抽象,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宏篇巨著,推动中华民族全面振兴,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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