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测算实证研究
——基于CRITIC-熵权法客观赋权的动态组合测算
吴 忠1,2,关 娇1,3,何 江4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1620;2.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93; 3.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4.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 科学合理的测算方法是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及其制度有效施行并切实发挥权益保障效应的关键。本研究以上海市2007—2016年相关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别采用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因子测算模型和ELES模型等5种方法实证测算最低工资标准,进而构建基于CRITIC-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的组合测算模型,并以灰色关联分析所得主要影响因子作为参考依据进行动态调整。研究结果发现:(1)5种单一算法中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所得理论最低工资标准整体水平偏低,国际收入比例法所得温饱线与执行标准较接近而发展线则显著偏高,因子测算模型和ELES模型测算结果总体较为理想;(2)构建所得最低工资标准组合测算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执行标准拟合度较高,表明上海市近10年来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含金量较高,相应标准已基本满足低收入劳动者生存和温饱需求,尤其近年来相关情况已得到显著改善;(3)深入分析来看,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仍普遍低于发展线需求,且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等主要影响指标的比率关系并不协调,表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及相应配套体制仍有较大提升改善空间。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组合测算模型;因子测算模型;ELES模型;CRITIC-熵权法;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
一、研究背景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政府干预工资分配、保障低收入劳动者权益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最早兴起于19世纪末期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发展至今在90%以上国家均已施行相关制度或类似规定。我国于1993年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正式引入并尝试施行以地方政府主导为主的最低工资制度;2004年3月出台《最低工资规定》,并向全国范围推广。我国《最低工资规定》明确要求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注] 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年下发《关于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周期要求进一步更改为每2—3年至少调整1次。 ,因而从该制度实施以来各地政府就开始不断探究并高频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由图1和图2统计结果可知,在2005—2017年大陆地区全面施行最低工资制度的13个完整自然年间,全国内地31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先后共计调整255次、每省份平均调整8次以上,其中调整地区数最多年份为2010年(30次)、最少为2009年(0次),而累计调整频次最高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等3地(均为12次),且上海、广东、浙江等地最低工资标准长期居于全国前列[2]。从国际比较来看,以我国最低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大一线城市作为代表与OECD国家进行比较,发现2011—2016年间我国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人均GDP两项指标衔接比率普遍显著低于同期的OECD国家水平[2]。由此看来,虽然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及相关制度历年来均在不断调整完善,但相较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及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致使其相对价值反而趋于缩水、总体水平普遍长期持续偏低、执行效果亟待改善[3-5]。究其原因,这可能一方面因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引入历史相对较短、实践经验匮乏,社会各界的关注度、支持力度和认可度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我国传统最低工资测算方法已难以适应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劳动力市场以及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发展性需求,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和决定机制及其测算方法科学性等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图1 我国内地31省份2005—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地区数量与最大值统计
注:数据综合整理自国家以及各省市区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因各地各年度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实际执行时间不统一且并非完整自然年度,同时存在一年多次调整情况,故此处最低工资标准为按该标准当年实际执行时间长短加权处理所得。
图2 我国内地31省份2005—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次统计
理论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既不可偏高也不能过低,偏高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稳定,使得企业丧失竞争力优势、影响正常生产活动而带来社会经济负效应;偏低则将导致其无法有效发挥劳动者权益保障效应,且对低收入劳动者就业行为、劳动关系以及群体间收入差距等带来不良影响;而适度的最低工资制度则既要考虑其社会性又得兼顾其经济性,有效权衡劳动者、企业和社会等多方利益关系。尤其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最低工资制定一方面要“调结构”,适度上调相应标准以确保最低工资与其它社会保障线、平均工资等比率衔接关系更为协调,同时发挥其淘汰低生产率企业和产业并促进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效用,倒逼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低技术陷阱”,进而推动由传统廉价劳动力竞争转向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导向竞争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要“扩内需”“稳增长”,在适度上调最低工资以“保基本”、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同时,还得兼顾“新常态”下的当地经济增长状况,控制好最低工资上调速度和幅度。由此可知,科学合理的标准统计测算是最低工资制度有效推行的关键,且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多方利益关系权衡并切实发挥权益保障效应等有着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并完善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因而从理论上探究新时代中国特色情境下更为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测算方法,为我国各地政府最低工资制定提供科学理论依据,成为当下学术界持续关注而又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国外学术界最低工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选题较为成熟、广泛而丰富,相关内容主要涉及最低工资立法、标准确定及实施状况[6]、就业效应[7]、工资与收入效应[8]、减贫与生活福利效应[9]以及人力资本效应[10]等诸多方面。国内学术界最低工资研究则主要兴起于21世纪初,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最低工资水平确定及其制度完善[11]、经济效应研究[12]、劳动力市场影响[13]、企业影响[14]以及农民工群体影响[4]等方面,相关研究反应时间短,内容选题较为浅显和片面且仍旧处于主要关注制度本身及其宏观层面影响的探索阶段,尤其对于最低工资测算方法的探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相继引入国际先进经验并尝试对传统测算方法进行改进创新,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且共计提出10余种测算方法,但这些形式多样的测算方法大多仍处于探索验证阶段且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一致共识,尤其是对于组合测算模型的系统性探究仍着墨甚少且尚未成熟。少有的相关研究在新旧测算方法取舍、组合模型赋权、动态调整指标等方面仍存在较强主观性,且其科学合理性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和改进完善。基于此,本研究在综合梳理国内外现有测算方法研究成果基础上,分别采用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因子测算模型及扩展性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以下简称ELES模型)等5种方法进行最低工资测算,进而构建基于CRITIC-熵权法的组合赋权模型对5种方法测算结果进行客观赋权,并结合灰色关联度分析所得主要因子实现同步动态调整。
相较于既有文献,本研究的贡献之处主要在于:一方面,本研究分别实证探究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因子测算模型和ELES模型等5种最低工资测算模型,并对各测算方法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为后续研究中各测算模型比较和选择提供实证参考依据;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单一测算方法以及主观赋权的组合测算模型,本研究创新性构建基于CRITIC-熵权法的客观赋权组合测算模型并结合关联度分析结果进行动态调整,这既保留传统通用方法的国际惯例并兼顾了新兴方法的优势,又是对传统测算方法的系统性改进探究,可进一步健全最低工资测算评价指标体系并完善最低工资与关键要素同步增长机制,使得组合模型构成与赋权、动态调整机制及测算结果更具客观和科学合理性。本研究实证检验所得最低工资测算模型理论思路创新以及基于上海市的经验启示,可为后续上海市乃至全国各地政府最低工资标准测算和相关制度完善提供参考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有关最低工资测算方法,国际通用且认可度较高的主要有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和国际收入比例法[11],我国2004年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中也明确提出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两种通用测算方法。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发展、消费结构转变、贫富差距扩大并逐渐步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这些传统方法测算所得标准早已不能适应我国新时代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需要以及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的真实需求。因而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又不断尝试对最低工资测算模型进行改进创新。韩兆洲等[15]运用ELES模型改进最低工资测算,并认为该客观定量方法有着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效果。王蓓[16]基于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和ELES模型3种方法进行实证测算最低工资标准,研究发现ELES模型测算结果也更为科学合理。蔡火娣等[17]则认为ELES模型未考虑到消费需求的时间变化因素,结合时序和截面信息对其进一步改进并得出了综列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吴忠等[2]基于因子分析、因子回归和动态调整相结合的方法,尝试构建并实证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因子测算模型。此外,魏章进等对最低工资测算方法进行较深入系统性探究,还相继提出了灰色系统模型[18]、神经网络法[19]和改进的马丁法[20]等多种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又进一步尝试将多种单一算法进行组合测算创新,以克服单一模型的不足之处。韩兆洲等[11]提出基于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线性支出系统法和马丁法等5种方法构成的组合测算模型,并基于等比例法对各测算方法所得结果进行赋权。叶志鹏等[21]则基于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和社会平均工资法等3种方法进行组合测算,运用主观性较强的德尔菲法对各测算结果进行赋权,并结合考虑GDP和CPI两个因素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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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最低工资测算方法比较
4.因子测算模型
基于此,为尝试探究更为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测算方法,本研究拟保留国际惯用的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结合近年来学术界认可度较高的ELES模型,并尝试引入因子测算模型,基于这5种测算方法进行组合测算,进而构建基于CRITIC-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的组合测算模型,并以灰色关联度分析所得主要因子作为参考依据进行动态调整。相较于传统单一测算模型,该组合测算模型可能具有以下几方面优点:(1)更为全面地综合考量并集结所有单一模型的多方面信息要素,比单一测算模型有更低的误差方差,从而使测算模型具有更强环境适应性、测算结果具有更高准确性和稳定性,且可一定程度消除单方面虚假现象和一些不合理假设[11,22];(2)可实现多种测算方法优势互补并较好避免单一模型测算结果偏差过度的弊端,如运用国际收入比例法可一定程度改善当前我国各地最低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例普遍偏低的现状,因子测算模型可结合区域特性综合考虑多方面需求要素从而进一步健全最低工资测算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可吸纳ELES模型测量效度高且综合反应低收入劳动者各类商品基本需求的优势,还能兼顾保留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传统测算模型的优势和国际惯例;(3)基于CRITIC-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有效克服了组合测算过程的人为主观性,且基于主要影响因子的动态调整可以有效实现最低工资与关键要素联动增长。本研究构建所得最低工资组合测算模型是当前国内最低工资测算方法的进一步尝试和改进创新,以期为后续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测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
水稻种子直播时一般要为露白的芽种，比较脆弱容易损坏。所以，播种时，伤种率的大小往往和护种装置有很大关系。传统的护种装置多容易在护种过程中因与种子相对滑动而擦伤。所以，该设计使用同步护种装置，在种子被护送过程中因与种子接触部分是柔软的带材料且无相对滑动，减少了和种子的机械摩擦，大大减少了伤种情况[6]。护种带有主动同步带轮驱动，简图如图5所示。
(二)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测算方法文献回顾,本研究拟采用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因子测算模型、ELES模型等5种测算方法,构建基于CRITIC-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依据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进行动态调整的组合测算模型,并以最低工资标准含金量长期居于全国前列的上海市为例,选取2007—2016年相关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探究。研究主要步骤如下:(1)根据5种测算方法及组合测算模型各项指标需求,结合上海市历年统计年鉴获取2007—2016年间各指标相关统计数据,并分别利用各测算方法实证测算最低工资标准;(2)构建基于CRITIC-熵权法的客观赋权模型,并对上述5种单一算法所得测算结果进行权重赋权;(3)基于各测算方法结果及其相应客观权重组合测算最低工资标准,并结合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构建动态调整模型,最终动态调整所得结果即为本研究组合测算模型所求理论最低工资标准。
三、各测算方法实证分析
(一)各单一算法实证测算
ELES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居民的各类消费性支出看成是收入的函数,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来测算维持居民基本生存的消费支出[29]。参考韩兆洲等[11,16]的测算公式与研究思路,本研究的ELES模型具体测算步骤如下:(1)将2007—2016年上海市各年度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5个等级,并收集5组不同收入水平下居民8大类消费项目的支出情况;(2)对8大类消费支出按不同收入等级(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8个回归方程Y i =α i +β i I +μ i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3)将8大类消费支出划分为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等3个档次(划分标准同比重法),并结合生活消费支出函数
即可分别求得3个档次的月人均基本支出额(见表7);(4)进一步根据最低工资标准测算公式
则可最终求得如表7所示上海市2007—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理论值[注] 其中,p i 代表第i 种商品的价格,
为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对第i 种商品需求量,α i 为回归方程系数,β i 为对第i 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因上海市特殊性,此处同样不考虑调整系数a 。。
比重法即用家计调查得到的贫困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单位就业人员赡养系数及工薪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再加一个调整数,所得结果则为最低工资标准理论值。具体计算公式为:M =C ×S ×B +a 。其中,M 为月最低工资标准,C 为贫困户月人均消费支出,S 为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B 为工资性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比,a 为调整数[注] 后文相同符号代表的含义一致,不再另作说明。其中,根据家计调查结果对居民收入进行由低到高排序,居于最低的20%居民户则视为贫困户;调整因素a主要考虑当地个人缴纳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因上海市政府明确规定上海市最低工资不含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故后续计算时可将调整因素a忽略不计。 。针对8大类消费性支出,目前学术界较普遍的观点是将食品、衣着、居住和其他用品及服务类这4类支出设为生存线,生存线加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类支出为温饱线,温饱线加教育文娱、医疗保健类支出为发展线[11,16,20][注] 以下生存线、温饱线、发展线划分方法同上。 。在此基础上,运用比重法并结合表1所示的样本数据,可初步测算得到如表8所示上海市2007—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理论值。
表1 2007—2016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低收入户各项生活费用年均支出情况样本数据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2008—2017年《上海统计年鉴》。其中,考虑到上海市经济水平且为与国际水平接轨,本研究将就业者的赡养系数指标选定为“城镇居民人均赡养系数”,下均同;对于统计年鉴中部分缺失数据,此处采取均值法进行补足处理。
2.恩格尔系数法
另一方面，知识点kα的点权W(kα)反映了知识点kα在知识网络中的重要性，本文假设W(kα)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知识点kα与其他知识点的匹配关系、知识点kα被协同成员的掌握情况。基于此，知识点kα的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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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7—2016年上海市城镇居民年均基本食品支出情况样本数据
注:本研究参考上海市静安区主副食品分类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将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食品费用划分为粮食、食用油、肉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和奶制品等7大类。其中,城镇居民年均主要消费品消费量由2008—2017年《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得出;各类食品年均单价来源于上海食用农产品流通安全信息网,各类食品不同品种的价格取其平均值;水果价格由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数据得出;以上各类支出单位为元/年。
3.国际收入比例法
Period:Qing dynasty (1644-1911),Qianlong period (1736-95)
国际收入比例法即借鉴国际经验按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合理比例来确定最低工资,一般将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在平均工资的40%～60%之间。本研究借鉴韩兆洲等[11]的比例划分方法,将生存、温饱与发展比例系数分别确定为0.29、0.33、0.40。据此初步测算结果如表8所示。
总的来说,当前学术界对于最低工资测算方法探究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进一步全面梳理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可知,现有研究涉及的测算方法主要有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累加法、分类综合计算法、综列线性支出系统法、马丁法、必需品法、超必需品剔除法、生活状况分析法、ELES模型、灰色系统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因子测算模型以及组合测算模型等共计16余种,其优缺点的对比归纳如图3所示[2]。基于各测算方法对比分析可知,无论是传统国际通用算法或是近年来学术界改进创新的测算方法,现有模型理论各具优缺点,测算过程相关指标参数选取设置多存在主观定性成分,进而导致测算结果的科学合理性和经济意义难以判定。其中,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等3种传统方法虽最为常用、符合国际惯例且操作相对简便易行,但因其考虑要素过于简单而导致最终测算结果往往并不理想[11]。比重法主要基于贫困户的人均费用支出进行测算,恩格尔系数法主要强调满足人类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这两种测算方法所得标准更像是补贴处于贫困线人口基本生活支出的最低生活保障[2],而并不满足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国际收入比例法则机械套用比例关系且调整系数难以确定,因而测算所得标准并非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真实反映,测算结果往往偏高且一定程度脱离企业和经济发展实际承受能力。近年来学术界认可度相对较高的ELES模型,虽可较好地反映低收入劳动者对各类商品的基本需求、可操作性强且能有效避免因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造成的扭曲等问题,但其仍旧存在无法衡量和处理最低工资制定过程的一些潜在或人为因素问题,所得结果也无法真实揭示边际消费倾向和总支出之间实际规律[2]。吴忠等[2]实证探究所得因子测算模型虽可操作性强且综合考虑多方面要素,但相关因素选取尚未达成一致共识而存在一定主观性。韩兆洲等[11,21]提出的组合测算方法虽能综合考虑多方面要素,可有效避免单一测算方法的缺陷,具有较高可靠、可行和可操作性,但在组合测算模型赋权时采用的德尔菲法和等比例法以及动态调整依据选取等方面均存在较强的人为主观性,导致最终加权测算结果的科学合理性有待商榷。
最低工资标准因子测算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文献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筛选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子,进而采用因子分析和因子回归方法综合构建得到最低工资标准因子测算模型[2]。本研究基于国内外最低工资影响因素研究文献回顾[23-28],并综合梳理1993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最低工资规定》等最低工资主要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参考要素,立足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发展现状与自身特性,同时结合考虑各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选取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称CPI)、失业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等9项指标。结合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及历年《上海统计年鉴》,可筛选得到1993—2016年间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和9个影响指标相关统计数据并将其作为研究样本[注] 由于因子分析法对样本数量要求较高,本研究运用上海市历年最低工资及其影响因素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并最终对2007—2016年最低工资进行因子测算和分析。因篇幅有限,故此处省略原始样本数据。 ,进而运用灰色关联法进行关联度排序可得如表3所示的关联度排序结果。由表3可知,9个因子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关联度均大于0.6,表明最低工资与这9个指标均具有较强关联性,本研究所选指标具有较强科学性,可继续进行后续研究。
表3 各指标对最低工资的关联度排序
表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先利用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KMO值为0.809,Bartlett值为615.235,显著性水平P 值为0.000,表明各项检验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本研究所选样本数据满足后续因子分析需求。基于因子分析结果可知,按照特征根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选入2个公因子,且其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665%,说明这2个公因子已能充分反映原始数据变化趋势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由表4所示的旋转成分矩阵可知,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GDP、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在第1个主因子上有较高载荷,表明其可以较好地解释这7个变量的变化,并将其记为反映经济发展和居民收支等状况的主因子F 1;CPI和失业率在第2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表明该主因子较好地反映了两个因素的变化,并将其记为反映物价水平变动和就业状况的主因子F 2。基于上述主因子分析,进一步计算2007—2016年主因子F 1和F 2得分,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与这10年间的最低工资标准(记为
进行回归分析,进而可建立如式(1)所示的最低工资标准因子回归模型。
(1)
由回归结果可知,可决系数R 2=0.986,F =736.416,显著性水平P 值为0.000,表明F 1、F 2两个主因子对上海市近10年来的最低工资标准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本研究构建所得因子测算模型较为合理。基于此,运用式(1)所示因子回归模型可测算得到如表5所示的上海市2007—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理论值。
2.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ELES模型
1.比重法
表5 基于因子测算模型的最低工资测算结果
表6 城镇居民生活费数据回归计算结果
注:据回归结果统计可知,除部分年份项目所得回归方程需去除截距项才可通过显著性检验外,表中其余各回归方程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决系数R 2均大于0.8且绝大部分大于0.9,表明各回归方程均拟合总体较好且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所有系数α 、β 均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因上海市统计局网站并未直接公布2014—2016年5组不同收入水平下城镇居民对8大类消费项目的支出情况,故此处基于2007—2013年间各相关指标数据的平均比率进行简要计算补足。
(二)各测算方法结果比较
基于上述5类方法实证测算,可将初步所得理论最低工资标准整理如表8所示。从传统的测算方法来看,比重法(以发展线为例)以及恩格尔系数法测算所得理论值在2011年以前总体接近且高于最低工资实际执行标准,而近年来的模拟值却普遍显著低于实际标准。这一方面表明上海市近10年来最低工资标准已能够基本满足传统测算法所强调的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存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两种方法测算所得结果确实相对较低,且已逐渐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低收入劳动者基本发展需求。国际收入比例法测算所得发展线普遍均高于历年最低工资执行标准,而温饱线与历年实际执行标准较为接近,表明近10年来上海市最低工资仍处于国际标准的温饱线水平,相应标准还未能较好满足低收入劳动者整体生活质量提高、自身及后代人力资本投资和综合素质提升等生活发展需求。近年来认可度较高的ELES模型测算所得发展线总体与历年标准较为接近,而本研究新引入的因子测算模型所得理论标准与实际标准总体较为接近、但仍相对偏低,这可能由于从统计年鉴所得样本数据具有一定时期滞后性所导致。
当已经发现犯罪分子并知道其藏匿的地点，但又不知道其具体位置时，公安边防部队可以从三面以“地毯式”进行平行搜索，虚张声势，迫使犯罪分子离开藏身之地，尔后向三面之外的另一面逃离，从而达到“打草惊蛇”的目的。公安边防部队在三面之外的另一面选择有利于我进行伏击的地域设下埋伏。其他兵力应以由大到小的范围继续对敌进行搜索包围，逐步把犯罪分子赶至我伏击地域，进而对其实施伏击。
表7 基于ELES模型的最低工资测算结果
表8 基于各测算模型的最低工资初步测算结果 (单位:元/月)
从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3条线来看(此处将恩格尔系数法和因子测算模型所得结果看作发展线),上海市2007—2016年尤其是近年来的最低工资标准已基本满足低收入劳动者的生存和温饱线需求,但仍普遍低于发展线需求。其中,比重法发展线与实际最低工资标准偏差比率范围居于2.97%～26.67%(平均偏差比率为10.69%),恩格尔系数法测算值与实际标准偏差比率范围为1.34%～19.45%(平均偏差比率为11.00%),国际收入比例法发展线与实际标准偏差比率范围为17.62%～48.54%(平均偏差比率为30.81%,且均为正偏差),因子测算模型测算值与实际标准偏差比率范围为0.49%～16.35%(平均偏差比率为6.91%),ELES模型发展线与实际标准偏差比率范围为1.96%～18.93%(平均偏差比率为9.01%)。由此进一步对比可知,上述5种单一模型中因子测算模型和ELES模型总体测算结果较为理想,可为今后最低工资测算提供依据参考。
总体来看,上海市早期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于各方法测算所得理论标准,但近年来情况相对有所改善。5种不同测算方法测得的最低工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测得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整体偏低,国际收入比例法的温饱线与执行标准较接近而发展线则显著偏高,因子测算模型和ELES模型总体测算结果相对较为理想。然而5种方法因其测算模型、指标选取、数据来源等各不相同且各有优劣势,导致其测算结果水平不一、无法适应现实需求但又无从取舍。随着最低工资制度地位逐渐凸显及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变革,尤其在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最低工资制度既要注重“调结构”、又得“扩内需”“稳增长”以适应“新时代”经济环境的发展需求和区域地方特性,还要权衡劳动者、企业、社会等多方利益关系,并充分发挥其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效应,因而最低工资标准测算需要兼顾考量的要素也越来越复杂、对测算准确性要求也提出更高挑战。传统单一测算模型虽简便易行且意义明确,但大都只从单方面视角出发且普遍存在考虑要素过于简单、测算结果准确性不高等缺陷,且已逐渐不能适应当下最低工资测算复杂系统的新挑战。较之于单一测算方法,组合测算模型具备最大限度地综合考量多方面信息要素、集结多种测算方法优势、避免单一算法测度过高或过低等弊端、具有较强环境适应性以及更高准确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则可较好地克服传统单一模型缺陷。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比重法、国际收入比例法和ELES模型测算所得发展线,并结合恩格尔系数法和因子测算模型模拟结果,尝试基于构建组合测算模型对上述所得理论最低工资标准作进一步组合测算优化。
四、组合测算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一)基于CRITIC-熵权法的客观赋权模型构建
组合测算模型是指基于一定的赋权方法,将多种单一测算模型进行赋权组合的综合方法。为克服既有相关研究中德尔菲法赋权或等比例赋权人为主观性较强的缺陷,本研究拟尝试采用客观赋权法作进一步改进。当前学术界常用的主观赋权法有德尔菲法、AHP法,客观赋权法有熵权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标准离差法、TOPSIS法和CRITIC(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rcriteria Correlation)法等,陶长琪等[30]对多种客观赋权法进行综合比较后发现CRITIC法更为全面客观。CRITIC法是由Diakoulaki等[31]提出的一种客观权重赋权方法,该方法可兼顾考虑各指标间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并由此综合确定指标的客观权数。然而单一的CRITIC法未能虑及指标间的离散性,熵权法则可有效弥补这一不足。基于此,本研究将两种构权法相融合,构建了基于CRITIC和熵权法的组合赋权模型,并有如下计算步骤:
第1步:基于CRITIC赋权法,本研究可构建如式(2)所示权重计算公式[32]。其中,
即为CRITIC法求得第j 种算法的权重,r ij 为算法i 与算法j 之间的相关系数,σ j 为算法j 测算结果的标准差。
至于几种证明方法，课前都有准备，但不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很多是以前的学生想出来的．课前设想只有思路3和思路4必讲，尤其是思路4，用向量的方法解决问题是一种意识，教材中虽有所涉及，但不够系统，需教师自己去总结．至于其它方法如果学生不提出来，可能略讲或不讲，一切取决于学生的需求．解题方法的呈现要有适当的时机，要有充分的理由，也就是说要讲理．
(2)
第2步:基于熵权法计算原理,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如式(3)所示标准化公式。
恩格尔系数法是将基本食品的市场总价作为食品支出的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到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生活费用,再乘以单位就业人员赡养系数,并加上一个调整数得到最终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公式为:M =F /E ·S +a 。其中,F 为满足营养标准的基本食品支出费用,E 为恩格尔系数。运用恩格尔系数法实证测算最低工资所需样本数据如表2所示,据此测算所得上海市2007—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理论值如表8所示。
(3)
和X ij 分别表示第i 年第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原始值,maxX j 和minX j 分别表示第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而根据式(4)求得5种算法结果的信息熵E j ,并最终构建如式(5)所示权重计算公式。其中,
即为熵权法求得的第j 种算法权重,式(4)中
(4)
(5)
第3步:CRITIC法结合了标准差系数法、均方差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的优势,充分考虑了指标对比强度及数据间的关联性,而熵权法则从离散程度间接反映指标重要性。基于此,本研究对两种赋权法进行组合改进,并假设两种赋权法具有等同地位,构建基于CRITIC和熵权法的最低工资测算组合法,进而实现客观赋权法间的优势互补。据此可建立公式(6)。
(6)
分明是初相遇，却似故友重逢。诗人顿生情愫，那些喷涌出来的炽热与忧伤源源不断，被秋天的长风带到更远的地方。樟树听人们深情表白，叶子沙沙，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不知它是否在意人的褒扬。它的资历实在太老了，王朝更替，兵荒马乱，雨顺风调，好的坏的，装了一肚子。它见过男人如何留起了一根长辫，又如何一朝剪下，见过女人的小脚，颤颤巍巍在面前走过，见过甜蜜的爱情和无情的背叛，见过一茬茬的人呱呱喊叫着来到人世，最后沉默地躺进山坡，它还无数次地目睹一轮明月如何被“天狗”蚕食，饥荒年代人们如何将一把野菜一些树皮装进胃囊。直至有一天，如果不是那场适时而降的大雨，一场意外，差点将它烧成灰烬……
基于以上步骤,并结合表8各测算方法所得结果,可计算得出如表9所示的各测算方法权重。由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所得各模型权重来看,ELES模型和比重法的权重占比相对较高(分别占比27%和22%)且二者共计占比将近一半,而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因子测算模型3种方法权重占比相同且各为17%。该客观赋权方法所得权重比例与传统德尔菲赋权法和等比例赋权法所得结果相差不大,这既验证了该方法的稳健和科学性,也更为客观且较充分考虑了各测算方法的特性和结果数据特征。
表9 基于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的各测算方法权重
表10 基于组合测算模型的最低工资标准理论值 (单位:元/月)
(二)组合模型测算与动态调整
基于表9所得各测算方法权重比例,可进一步计算得到如表10所示的最低工资标准组合模型初步测算结果。因由统计年鉴整理所得数据具有一定时期滞后性,故需对初步测算所得理论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动态调整。本研究综合借鉴韩兆洲等[11,16]的动态调整思想及调整指标依据,基于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对下年度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动态调整,并结合表3所示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最终选取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关联度接近80%及以上的人均GDP、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3项指标作为动态调整依据。其中,人均GDP的增长一定程度表征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应当实现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均GDP同步增长,进而保障低收入劳动者能有效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反映了低收入劳动者维持基本生活的需求,应当维持最低工资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适度衔接比率关系并实现二者同步变动,方可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整体配套效应并调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工资标准的比率关系一定程度表征了低收入劳动群体经济地位和社会收入差距,故适度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应当实现二者同步增长。基于此,可构建得到如式(7)所示的动态调整模型和式(8)所示的动态调整系数计算公式。
MW 下一年度=MW 本年度·(1+R 动态)
(7)
R 动态=(R 1+R 2+R 3)/3
(8)
其中,MW 本年度指组合测算模型初步测算所得本年度理论最低工资,MW 下一年度指经动态调整后的下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R 动态为基于本年度情况的下一年度最低工资动态调整系数,R 1、R 2、R 3分别代表人均GDP、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人均可支配收入3个动态调整指标在本年度的增长率。根据式(7)对组合模型初步测算结果进行动态调整,可得如表10所示基于组合测算模型的最终最低工资标准理论值。由表10中动态调整前(平均偏差比率为8.92%)与调整后(平均偏差比率为8.58%)所得最低工资标准理论值比较可知,动态调整后所得理论标准总体更为接近实际执行标准。表明本研究所选动态调整模型具有较高合理性和必要性,既较好解决了样本数据的时期滞后性问题,又有效实现了最低工资与多方面关键要素的同步增长。
(三)组合模型测算结果分析
从表10所示组合测算理论最低工资与实际执行标准相比来看,2008—2017年间10年平均偏差比率为8.58%,其中2008、2009、2010年偏差相对较大(偏差比率依次为13.33%、28.65%、11.88%),这可能主要因为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最低工资增长缓慢乃至2009年暂停上调的影响;金融危机后的理论值与实际标准偏差总体呈现为逐步降低趋势,且2011—2017年间偏差绝对值均不高于120(偏差比率居于0.64%～7.79%)。总体来看,本研究构建所得组合模型的理论测算值与最低工资实际执行标准拟合度较高,表明上海市近10年来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具有较高质量,基本反映并满足了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存和温饱需求,尤其在近年来其相关情况已得到显著改善。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总体情况已较为乐观,但从历年最低工资实际执行标准与部分主要影响因子的比率关系情况来看,其适度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改善。由图4分析可知,2008—2017年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的比率基本维持稳定于39.01%～44.27%之间,而国际水平一般认为该比率应当居于50%～60%之间,表明近年来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线之间的梯度关系并不协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定价扭曲乃至抑制上海市经济发展。从最低工资与人均GDP近10年间比例关系来看,二者比率基本稳定于16.40%～22.88%之间,且总体呈现出增长趋势。而据国际劳工组织《2008—2009年全球工资报告》显示,2004～2007年全球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为60%,而我国学者刘植荣也指出世界最低工资平均占比为人均GDP的58%。显然相比之下,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均GDP比率仍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表明劳动力价值仍未能得到较好地体现和保护,致使低收入劳动者未能切实有效共同分享全市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从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例关系来看,近10年来二者比率长期稳定于26.92%～34.01%,远未达到国际公认水平的40%～60%,表明上海市劳动者间的收入贫富差距仍旧非常明显,低收入劳动者权益受保护程度和待遇公平性程度有待进一步改善。总体说来,虽然最低工资标准一直在不断调整和提升,但其增长速度仍旧跟不上经济发展和平均工资增长,致使其相对价值反而趋于缩水,进而导致最低工资制度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5]。
图4 最低工资标准与主要因素比率关系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上海市2007—2016年间相关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别采用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收入比例法、因子测算模型和ELES模型等5种方法实证测算最低工资标准,进而构建基于CRITIC-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以灰色关联分析所得主要影响因子进行动态调整的组合测算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测算探究。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本研究构建所得最低工资组合测算模型具有较强科学可行性,且其理论测算值与实际执行标准拟合度较高,表明上海市近10年来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具有较高质量,基本反映并满足了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存和温饱需求,尤其近年来相关情况已得到显著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囿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宪法学专业基础相对薄弱，学术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以解读宪法文本为主的“注释宪法学”阶段，学理论证能力和思想供给能力不足，系统独立、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种以宪法文本为基础，注重以宪法的法律性来规范现实政治运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宪法学逐渐兴起，学科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开始了初步构建。
第二,5种单一测算方法中,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所得理论最低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国际收入比例法的温饱线与执行标准较接近而发展线则显著偏高,因子测算模型和ELES模型测算结果总体较为理想。表明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已逐渐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国际收入比例法则显得脱离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因子测算模型、ELES模型以及组合测算模型可为后续上海市乃至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测算提供理论参考。
宁夏贫困地区6～24月龄婴幼儿辅食及时添加率为55.9%，首次添加辅食最多的为谷类泥糊状食物占66.6%，远低于张玲等[7]研究的贵州地区(分别为91.1%、74.5%)。本次婴幼儿看护人儿童营养知识总知晓率仅为36.5%。可见婴幼儿看护人在喂养过程中存在辅食添加过早和过晚现象普遍存在，直接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因此，加大健康教育覆盖力度，是婴幼儿营养改善干预措施的重要环节，对于改善下一代营养健康状况具有长远意义[8]。
第三,结合各模型测算结果及生存、温饱和发展线分析来看,上海市近10年最低工资执行标准仍普遍低于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发展线需求,且在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等主要影响指标的比率关系适度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改善。表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总体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其与关键要素衔接比率关系以及和整体社会保障制度配套性等有待进一步改善。
(二)研究启示
综上可知,传统最低工资测算方法已逐渐不能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适度最低工资制定需求,而本研究实证探究所得基于CRITIC-熵权法客观赋权的动态组合测算模型具有较强科学可行性,可为今后上海市乃至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测算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上海市近10年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总体情况较为乐观且基本满足低收入劳动者生存和温饱线需求,但相应标准仍普遍未能满足教育文娱、医疗保健等发展线需求,且与主要影响指标之间的衔接比率关系并不协调。表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其总体适度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或许也是当前阶段我国各地政府最低工资制定面临的普遍困境。深入剖析来看,可能原因有如下三点:一是可能由于上海市等地方政府过去10年间仍一定程度受“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的传统政策导向和“保守”态度影响,导致最低工资标准长期普遍偏低且未能较好实现其与经济发展、生活发展需求等同步增长;二是我国2004年施行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提出用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测算最低工资标准,因而上海市等各地政府可能一直受到这两种传统方法测算标准的影响,相应执行标准固然会相对偏低;三是可能受到我国最低工资制度施行历史积淀和实践经验薄弱等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和决定机制、调整周期和幅度、评价指标体系、相应配套体系等的科学可行性尚待健全完善和革新,从而致使最低工资制度的关键要素比率结构关系及其与整体社会保障制度配套性等方面存在显著不足。鉴于此,为进一步推动上海市乃至我国各地政府最低工资制度体系更为健全合理,切实发挥最低工资制度的低收入劳动者权益保障效应,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研究启示:
第一,适度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把握好相应标准调整节奏与幅度。当前上海市及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总体呈现普遍偏低现状,尤其当下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低收入劳动者生活发展和劳动收入权益问题亟待改善。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时代背景下,适度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既可促进低收入劳动者整体生活质量提高、自身及后代人力资本投资和综合素质提升,又能有效倒逼企业创新、技术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经济驱动结构转型和完善,进而促成经济长久有效、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当然,各地政府在适度提升最低工资以确保低收入劳动者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应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实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把握好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力度和频次,而非盲目追寻最低工资应达到平均工资水平40%～60%的国际化标准,否则过高的最低工资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定价扭曲,进而带来更多失业并抑制经济发展。或许这也是我国2015年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周期要求从原来的每两年调整一次进一步更改为每2-3年至少调整一次的缘故。
第二,调整最低工资与关键要素比率结构关系,完善最低工资同步增长和决定机制。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应当注重调节其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等主要影响指标之间的比率关系,切实有效推进其相互间比率关系维持适度水平并向国际先进标准靠拢。同时,要努力促进最低工资与各社会保障线之间合理衔接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配套效应并实现政策执行效果的帕累托最优。另一方面,今后上海市及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时可着重将人均GDP、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对最低工资变动影响较大的关键因素作为调整参考要素,实现最低工资与关键要素同步联动增长。此外,可借鉴德国、墨西哥、爱尔兰、韩国等国际先进经验,推动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共同参与最低工资制定,这样既有效增强最低工资制度民主参与度,也使得相应标准制定更科学合理、更“接地气”、更符合社会各界实际需要,进而推动最低工资制度健全完善并切实发挥其保障效应。
第三,健全最低工资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并革新最低工资测算方法。今后上海市乃至各地政府应当进一步健全最低工资评价指标体系,并完善职工工资数据和市场经济监管系统,为最低工资精准测算提供有效样本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可运用本研究构建所得的动态组合测算模型进行适度最低工资测算,并结合因子测算模型、ELES模型等多种测算方法进行辅助分析,创新性探究出一套适合当地现阶段实际状况的最低工资测算模型体系。否则仍旧一味沿用和依赖于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等传统测算方法,将导致测算所得最低工资标准持续偏低,进而不利于调动就业也未能较好发挥其权益保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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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alculation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 —Dynamic Combination Calculation Based on Objective Weight of CRITIC -Entropy Weight Method
WU Zhong1,2, GUAN Jiao1,3, HE Jiang4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alculation method is the key to the minimum wage sett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and the full play of its protection effect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taking the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of Shanghai from 2007 to 2016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e paper has used five methods, namely Proportion method, Engel Coefficient method, International Income Ratio method, Factor Calculation model and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method, to measure the minimum wage. Then the combination calcul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CRITIC-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the dynamic adjustment i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obtained by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among the five single methods, the theoretical minimum wage standard obtained by the Proportion method and Engel Coefficient method is overall on the low side, the food and clothing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come Proportion method is close to the execution standard while its development lin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results of Factor Calculation model and ELES model are generally satisfactor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combined calculation model fit well with the actual minimum wage standard, which shows that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in Shanghai has a high quality, and has basically met the survival, food and clothing needs of low-income workers, and its situation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But in depth analysis,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in Shanghai is still generally lower than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line, and the ratio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imum wage and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standard, GDP per capita, average wage is still uncoordinate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 and its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system in Shanghai.
Keywords :Minimum wage standard; Combination calculation model; Factor calculation model; ELES model; CRITIC-Entropy weight method; Proportion method; Engel coefficient method; International income ratio method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48-2019(03)-0103-15
收稿日期: 2018-10-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研究”(16ASH013)。
作者简介: 吴忠,男,安徽省芜湖市人,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管理科学与工程;关娇,女,陕西省宝鸡市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电子邮箱:guanjiao2012721@163.com;何江,男,四川省泸州市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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