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临淹没的方言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东风移民村方言岛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枣沟头镇东风村是一个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移民村。1967年，由于当地修建岸堤水库，山东蒙阴县刘官庄公社的大旺庄村被一分为二，一半仍留在原地，另一半的49户居民共251人被迁至山东临沂县县城以北的俄庄公社（今临沂市兰山区枣沟头镇）立村定居，时名东风大队。当时政府为其拨地408亩，建造新房200余间，并从经济、文化、教育、农业等诸方面尽心帮扶。几十年来移民村与当地居民一直来往密切，关系融洽。
东风村移民原迁出地蒙阴县亦属临沂市（原临沂地区）所辖，蒙阴县大旺庄与现居住地临沂市兰山区枣沟头镇直线距离约60公里，不算太远。但根据钱曾怡（2001：117）蒙阴地处蒙山山区，其方言属于山东方言东区东潍片，属于《中国语言地图集》的胶辽官话；而临沂市兰山区地处平原，其方言属于山东方言西区西鲁片，属于《中国语言地图集》的中原官话。二者在声韵调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声调的不同尤为突出。因此，东风村方言成为中原官话区内的一个小小的“孤岛型”胶辽官话方言岛（庄初升1996），当地人称其为“蒙阴腔”。下页图1显示了东风村现居住地和原迁出地的位置。
东风村方言是典型的由于移民而形成的方言岛。与其他汉语方言岛相比，它的历史虽然不算长，只有40多年，但是它来源地明确，并且其来源地的另一半仍生活在原地，因此可以清楚地确定其变化的起点。这是一般的方言岛很少具有的条件，可以说这为我们考察方言接触引起的变化提供了比较理想的样本。我们可以将现居住地方言作为其变化的方向和终点，从而比较方便地观察其变化的过程。
本文材料主要来源于朱军玲2005年九月、十月份对东风移民村、迁出地蒙阴县大旺庄、现居住地枣沟头镇三地的田野调查。在调查中，先根据《方言调查字表》对三地方言进行全面调查，以便全面了解各自的方言特点；在此基础上根据大旺庄方言与枣沟头方言的差异并参考《临沂方言志》（马静、吴永焕2002）、《山东省志·方言志》（殷焕先1993）和《山东方言研究》（钱曾怡2001）中的一些资料拟定调查提纲，分老（56～75岁）、中（30～55岁）、青（30岁以下）三个年龄段对三地方言重新做了重点调查。
二 东风移民村方言的原始面貌和现居住地的方言环境
东风村的居民在40多年前肯定是操着蒙阴的大旺庄话来到现居住地临沂枣沟头镇的，4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蒙阴县大旺庄话尽管也可能多少有些变化，但不会太大，特别是其老派，应该能够代表40多年前东风村居民迁出时的方音特点，可以作为东风村40多年来变化的起点。而该村40多年来的语音变化，最主要的应该是在现居住地周边方言即临沂市兰山区枣沟头镇方言的影响下发生的，可以认为，枣沟头镇方言代表着东风村方言演变的主要方向。所以，蒙阴的大旺庄方言和兰山区的枣沟头镇方言是我们观察东风村语音变化的最重要的两个参照系，本节先介绍大旺庄方言和枣沟头方言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蒙阴方言属于胶辽官话，兰山区方言属于中原官话，两地方言在语音特点上既有共同点，又有相异处。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观察两地的语音差异，其相同处可以参看《临沂方言志》（马静、吴永焕2002：27-80）中有关蒙阴方言和兰山区方言的材料。
（一）大旺庄方言与枣沟头方言的声母差异
移民迁出地大旺庄方言与现居住地枣沟头方言的声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表1中的五个方面（例字请参看后文）：
（二）大旺庄方言与枣沟头方言的韵母差异
移民迁出地大旺庄方言和现居住地枣沟头方言韵母系统比较接近，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表2中的几个方面。
以上项目中，第1、4项是枣沟头方言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异的地方，而第2、3项则是大旺庄方言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异的地方。
（三）大旺庄方言与枣沟头方言的声调差异
移民迁出地大旺庄方言和现居住地枣沟头方言的声调差异请看下面表3。
从调类看，大旺庄方言和枣沟头方言主要差别在于古次浊入声字的归类，大旺庄话归去声，与清入字归类不同；枣沟头话则归阴平，与清入字归类相同。
从调值看，大旺庄方言和枣沟头方言有同有异，差异在于：（1）大旺庄方言的去声为低降调，而枣沟头方言的去声为降升调；（2）大旺庄方言的上声为高升调，而枣沟头方言的上声为高平调。
三 东风移民村方言的内部语音差异和演变趋势
通过比较东风村方言和大旺庄方言以及枣沟头方言，可以明显地看出，40多年来，在当地强势方言的包围影响下，东风移民村的语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表现在新老差异方面，年轻一代在多数方面已经向当地方言靠拢；但即使是老派村民中，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朝向当地方言的变化。我们根据移民迁出地方言与现居住地方言的对比结果，重点从以下九个方面，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对东风村移民方言进行了调查。
（一）调查的项目和内容
1中古知庄章三组字的今读。共20字：支知争蒸专追巢潮馋缠仇愁梳树生声册泽择责。
2中古精组洪音字的今读。共20字：资词私糟操嫂脏仓桑咱参三坐搓酸催岁葱从足
3中古日母字（止摄开口除外）及少数喻母字（今北京读
）的今读。（1）日母共36字：惹如儒乳饶扰绕柔揉染任纫入然燃热软人仁忍刃韧日润闰瓤让嚷弱若仍扔绒肉褥辱。（2）喻母共4字：荣融容蓉。
4中古影疑母洪音字的今读。共30字：俄饿鹅蛾艾碍哀埃爱挨矮熬傲袄懊藕偶欧呕暗安鞍岸按案恩昂肮恶额。
5中古深臻两摄开口三等字的韵母。共24字：宾殡贫频民敏抿悯林邻临淋鳞赁您进尽津亲（亲戚）亲（亲家）侵新心信。
6来母蟹摄合口一等、止摄合口三等字的韵母。共8字：雷儡累（劳累）累（累计）累（连累）类垒泪。
7部分中古精组合口字的韵母。中古精组今北京读ts、ts‘、s拼合口呼的部分字（多数为古通摄三等字）共12字：从（从容）从（跟从）松诵足俗肃宿嵩（嵩山）粽（粽子）损笋。
8中古次浊入声字的今调类。共110字：纳拉腊蜡聂镊蹑猎叶页业立笠粒入捺辣癞抹（抹布）灭列烈裂热孽拽篾捏末沫捋劣悦阅袜月越曰粤密蜜栗日逸没（没有）律率物勿莫幕寞摸诺落烙骆酪洛络乐鄂略掠若弱虐疟药钥（钥匙）跃岳乐（音乐）墨默肋勒匿力翼域陌拍额麦脉逆亦译易液腋觅溺历木鹿禄目穆牧陆肉育绿录褥辱欲浴。
9去声的变化。共49字：近柱是坐淡抱后社似父/盖帐正醉对变爱抗唱菜怕汉世送放/共阵助贱大病害树谢饭岸让漏怒帽望用/月入六纳麦袜药。
（二）东风移民村不同年龄段语音调查结果
本项调查移民村调查对象共20人，其中老年人（56-75岁）4人，中年人（31-55岁）8人，青少年（30岁以下）8人。下面以表格的形式展现各调查项目中各年龄段的平均读音比率。
（三）调查所反映的东风村新老差异概况
通过表4可以看出，东风村的老、中、青三代语音中，与大旺庄方言相比，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新老派变化的程度不一。以上9个项目中，老年人保持大旺庄特点的平均比率为（69+77+63+75+81+68+62+87+53）%÷9=70.56%，而青年人保持大旺庄特点的平均比率为（10+31+0+0+94+0+2+89+0）%÷9=25.11%。中年人保持大旺庄特点的平均比率介于两者之间，但更接近于青年人，为（21+53+22+28+72+2+24+77+7）%÷9=34%。反过来看，读同枣沟头方言特点的平均比率，青年人最高，为（90+69+100+31+6+100+98+11+97）%÷9=66.89%；中年人次之，为（79+47+78+52+28+98+76+23+89）%÷9=63.33%，也是比较接近于青年人；老年人最低，为（31+23+37+21+19+32+38+13+44）%=28.6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3、6、7、9四项，青年人中两项与枣沟头方言100%相同，另外两项与枣沟头方言也已达到98%和97%相同。此外，第1项青年人也有90%与枣沟头方言相同。
2各项目变化的程度不一。如上所述，以上9个项目中，3、6、7、9四项东风村的青少人已经或近乎与当地方言完全相同，第1项与当地方言的趋同率也高达90%。这五项中，中年人的变化比率也是比较高，平均变化比率是（79+78+98+76+89）%-5=84%，大大高于其与枣沟头方言趋同的平均比率63.33%。而这五项中老年人与当地方言的趋同率也高于其平均比率28.67%，为（31+37+32+38+44）%÷5=36.4%。这说明这五项内容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依变化程度的高低（主要看青年人并参考中年人）排列，这五项是：（1）蟹摄合口一等、止摄合口三等来母字的韵母；（2）去声的调值；（3）日母（包括少数喻母）字；（4）部分精组合口字的声韵母；（5）知庄章三组声母音值。
另外四项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4、5、8三项。第5项，中古深臻两摄开口三等字的韵母，青年人基本上（94%）不跟从枣沟头方言的读法读合口呼而读齐齿呼，比老年人（81%）还要多。第8项，青年人将古次浊入声字读为阴平的比率比中年人要小，甚至比老年人还要略少一点儿，也就是说，青年人在这一项中更多地与大旺庄方言的读法相同而与现居住地枣沟头方言有很大差异。第4项，中古影疑母洪音字的声母，青年人已经完全抛弃了大旺庄方言η的读法，但大部分（69%）没有跟从枣沟头方言的读法读γ而读成了零声母，其中读γ声母的比例（31%）要小于中年人（52%）。
至于第2项，老、中、青三代呈现出逐渐变化的趋势，但在青年人那里仍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字保留大旺庄方言的特点，应该算是变化最为平缓的一类。
总的来看，由于现居住地方言的影响，东风村的方言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内部差异，主要的演变方向是向现居住地方言靠近。年轻一代，已经在大多数方言特征上放弃了原有的方言特点而改从现居住地方言。特别是最能直接反映方言语音特征的声调调值上，年轻一代已经与现居住地方言近乎完全一致，因此，他们口中的“蒙阴腔”已经基本上消失殆尽，外地人已经比较难以区分东风村青年人与枣沟头青年人的区别。东风村的老年人，是携带着大旺庄方言来到临沂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口中的方言尽管已经渗透了不少临沂方言的特点，但其基本语音面貌或者说其大多数的方言语音特点还是其从小习得的蒙阴话，他们不可能会完全丢掉这些特点而彻底地“临沂化”。但是，可以预期，用不了多少年，随着第一代移民的逐渐自然消失，东风村的方言就会由“蒙阴腔”为主而被临沂方言所替代。而中年一代，他们有的是在幼年带着“蒙阴腔”来的，但他们因为教育、工作、新的婚姻家庭关系等因素要比相对传统的老一代受到临沂方言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比老一代向临沂方言靠拢的脚步迈得更快。虽然他们可能难以摆脱“蒙阴腔”少数特点的习惯，但他们现在已经是多半（综合比率为63.33%，声调比率则高达89%）为“临沂腔”了，可以预期，中年一代的这种“临沂化”还会继续发展。“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现代的社会里，这个中原官话区内的胶辽官话方言岛不过三代，就要被淹没在周边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四 从东风村方言内部差异看移民村语音演变的影响因素
语言接触现象十分复杂，语言接触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都会对语言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制约着语言变化的方式、程度和方向（薛才德2007：35）。一个方言岛的消失，必然有其诸多的社会因素。这些影响方言岛变化乃至影响一般方言发生变化的社会因素中，多数对于不同的方言岛来说是共通的，比如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等。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对这些影响因素作全面描写，而只讨论东风村所反映的比较突出的四个问题。
（一）当地方言和普通话的双重影响
由于处在人数占优势的当地方言包围之中，一个方言岛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自古皆然，此不用多说。而在现代的社会中，由于教育的普及，现代化传媒的出现，民族共同语也能够跨越千山万水而直接辐射到每个角落，这种影响力是任何的古代共同语所不能比拟的（张树铮1995）。因此，现代方言岛语音的演变方向就由当地优势方言和普通话来共同决定。我们这里主要关注一下移民村方言与当地方言、普通话这两种因素有着怎样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这里采用比较东风村与其迁出地大旺庄方言的方法。如上所述，大旺庄只是有一半人迁到了临沂，而另外一半人仍生活在原地。无疑，在40多年前，大旺庄人的方言语音状况是统一的，而现在东风村和大旺庄的差异是这40多年演变的结果。当然，即使是蒙阴县的大旺庄，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大旺庄的周围都属胶辽官话区，假如说受到外部影响的话只有普通话一个方面，而东风村则是受到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双重影响。因此，在假定普通话对大旺庄和东风村的影响力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东风村与大旺庄的变化不一致之处就主要是受到临沂话影响所致。其中，已经掌握了大旺庄方言的移民第一代（现在东风村40多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与仍在原地生活的大旺庄中老年人的比较更能说明东风村民在临沂方言影响下的变化情况。
1在移民村语音特点与当地方言不一致、而当地方言与普通话一致时，移民村的语音变化方向会与迁出地方言的变化方向相同；从移民村与现居住地方言的关系说，由于有普通话的推动，移民村方言朝向当地方言变化的速度会比较快。
下面请看中古日母字（包括少数喻母字）的声母和蟹摄合口一等、止摄合口三等拼来母时的韵母两项在东风村和大旺庄的变化情况。见表5。
可以看出，这两项在东风村和大旺庄两处的中老年人那里都有变化，其变化的方向是与普通话趋同，在东风村来说也是与枣沟头方言趋同。但是，大旺庄的老年人分别只有7%和4%读为与普通话相同，而东风村的同项比率分别是37%和32%，分别比大旺庄多30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中年人的情况差异更大：大旺庄的中年人只有31%和16%读为与普通话相同，而东风村的同项比率是78%和98%，分别比大旺庄多47个百分点和82个百分点。如上节所述，东风村青年人在这两项上100%读同枣沟头方言，也就是读同普通话。
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的今读、中古精组洪音字的今读、部分中古精组合口韵母的今读等方面，东风村与大旺庄方言比较，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东风村中老年人变化更快的特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
2在移民村语音特点与当地方言不一致而与普通话一致时，移民村的语音变化方向与迁出地方言的变化会呈现出一定差异，表现为迁出地方言特点始终不变，而移民村方言的中老年人语音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方言特点趋同，但青少年则再回归原来特点，即呈现为一种马鞍形的变化趋势。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中古次浊入声字的归类情况。请看表6。
由于次浊入声字的归类情况与普通话一致，所以大旺庄方言并未发生变读；而东风村在当地强势方言的影响下，老中青三代都出现了变读阴平的现象。这是现居住地方言影响的结果。但是由于原读与普通话一致，因此东风村这种与当地方言的趋同势头受到制约，老年人变读阴平的比例较低自不必说，就是中年人的变化比率有所上升，但也没有升得很高；随着教育的普及，普通话的推广，制约因素增强，与当地方言的趋同比率在青少年一代反而降低了。这说明在青少年一代中，普通话具有比当地方言更强的影响力（事实上在当地方言中青少年也有不少人将古次浊入声字改读为去声），影响了移民方言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这在表面上看来是移民方言语音特点得到了维持和加强，而实际上是普通话的影响和移民村原有语音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古深、臻两摄开口三等字今读一项的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规律，请参看上节中的表4。
3在移民村语音与当地强势方言和普通话均不相同时，移民语音受当地方言的影响比较明显，从而在发展方向上与仅受普通话影响的来源地方言出现差异。请看表7所示的去声调值的演变情况和中古影疑母洪音字声母的变读情况。
东风村去声调值与当地强势方言和普通话均不相同，此时移民语音受当地方言的影响比较明显，老中青三代去声调值不同程度存在由低降21变读为中降升312的现象，特别是青年人已经基本上读同当地方言了，从而与保持21调值不变的原大旺庄语音呈现出差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上面所说古次浊入声的今调类青年一代更倾向于普通话读去声不同，在调值方面，青年一代还是采取了与当地方言一致的取向，这应当是因为普通话对方言声调的影响只是体现在调类方面而不大可能将调值掺入到方言的声调体系当中来。
中古影疑母洪音字的读音在东风村无疑受到了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双重影响，老中青三代人中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原读η声母的特点经历了从100%到75%（老年）、25%（中年）、0%（青年）的变化，在青年一代中已不复存在；变读γ声母则经历了从0%到21%（老年）、52%（中年），再到31%（青年）的曲折变化，这种变化类似于古次浊入声字归调的变化；变读零声母则从4%（老年）到23%（中年）再到69%（青年），直线上升。而移民来源地大旺庄方言由于只受普通话的影响，变化便简单了许多，仅表现为η声母的减少和零声母的增加，不会出现读γ声母的现象。
上述三种情形，我们可用下面图2中的一组图式A、B、C来分别表示（○：普通话；△：当地方言；
：移民村方言）：
总的来看，在推动移民村语音发展变化的两大因素——当地方言和普通话中，当地方言的影响渗透是主要因素，而普通话则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和制约作用。当地强势方言的渗透力远超过普通话的影响，是由于在农村普通话仅局限于学校内的教学语言和公共传媒语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场合人们还是习惯用优势方言来交流。不过，随着普通话的进一步普及，普通话对青少年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大。
（二）年龄因素——母方言习得环境的改变
在一般的方言区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新老差异，由于社会在不断变化，年轻人接受教育程度、生活范围、对新生或外来事物的接受程度等方面与老年人有所不同而在语言特征上发生变化。但是，对东风移民村来说，年龄因素具有着双重的意义：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新老差异之外，年龄因素还意味着母语习得环境的不同。对于四十五岁以上的村民来说，他们是在原迁出地蒙阴县大旺庄掌握语言、带着已经习得的蒙阴话来到移民村的，临沂话对他们来说是纯粹的第二方言。其实对于迁来东风村之后最初数年出生的东风村民（现在大约30多岁至45岁）来说，他们出生时的东风村、他们的父母应该还是蒙阴腔的一统天下，与在蒙阴出生的长辈的语言习得环境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对30岁以下的东风村民来说就不同了，他们出生时村子已经从蒙阴迁来十多年，方言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他们当中多数人的母亲是附近村子的临沂人，在村里或家庭里掺入了临沂话的“砂子”；二、村子里的大人甚至青少年由于与临沂当地人的交往，已经吸收了部分临沂话的成分，所以他们的母方言习得环境已经不是纯粹的蒙阴腔了。此外，最近的三十年，也是整个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电视的普及，他们每天都会受到普通话的直接影响；幼儿园、学校的教育语言也都逐渐改为使用普通话。所以，他们在语言习得过程之中也受到了比他们的长辈更多的普通话的影响。一个人的母语，会对他学习掌握第二种语言或方言起正向或负向的作用，因此，东风村民不同年龄段母语习得的差异，对于他们接受当地强势方言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中老年人的母语底子是蒙阴腔，所以很难完全地“临沂化”，一般是以蒙阴腔为主，即使想模仿临沂话也难免带有蒙阴腔的浓重痕迹；而青年人从小就在夹杂着临沂话的语言环境中长大，因此接受临沂话可以说驾轻就熟。
至于青少年其他方面与中老年的差异这里不再讨论。
（三）婚姻状况——人口构成中不同母方言使用者的变化
家庭是方言使用最频繁的地方（李如龙2001：25），也是子女最早习得方言的地方。家庭的人员构成对于家庭内方言语码的选择、特别是对下一代人的方言习得有着重要的影响。东风村的移民自1967年迁至枣沟头镇后，由于距离迁出地比较远，且当地生活条件远远好于迁出地，所以除起初几年有回嫁回娶的现象外，四十多年来嫁娶的对象基本上是当地附近村庄之人。因为移民村很小，村上的女孩一般都是嫁到外村，村上的媳妇便基本来自周围村庄。在我们所调查的8位中青年发音人之中，只有一个家庭，妻子为原籍蒙阴县大旺庄人。这还是我们通过村会计在移民村刻意找到的。这种通婚状况，势必加强了移民村与当地人的密切联系，也加速了移民村的语言变化。从整个东风村的角度说，在已婚的中青年一代的村民中，实际上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妻子）并不说蒙阴腔而说当地的临沂话。从家庭内部的角度说，如果对子女影响最大的母亲说的是临沂话，那么子女从小说临沂话的比率就会比较高，起码也会受到临沂话比较强烈的影响。因此，东风村青少年除两个语音项目与当地方言趋同率较低外，其余七项已经或近乎完全被当地方言同化，这种状况与上述同当地人的高通婚率应当有密切关联。
（四）经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心理因素
方言历史演变的宏观取向一方面表现为方言向共同语靠拢，另一方面则是弱势方言向优势方言靠拢。所谓“优势方言”是与“弱势方言”相对而言的，优势方言是指在文化地位和语言心理上占优势地位的方言（游汝杰2004：214）。迁出地蒙阴县大旺庄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在40多年前其经济、文化状况远远落后于地处平原、交通便利的兰山枣沟头镇（当时称俄庄公社）。移民们自称大旺庄的生活水平要比枣沟头落后20年。当时俄庄公社拥有先进的水浇地，盛产水稻，土地产量很高；副业发达，拥有拖拉机厂、水泥厂、丝绸厂、磷肥厂、磨面坊、电焊组、照相馆等先进设施，是著名的先进公社。而距移民村仅1.5公里的大枣沟头村更是全县、全地区闻名的先进大队，连年贡献粮食超过150万斤，居全县首位；村里的民兵连是全县的先进，十二个“铁姑娘”组成的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也闻名全县。大枣沟头村因此被赞为“东方红村”，俄庄公社由此也被更名为枣沟头公社，并迁址到大枣沟头村。枣沟头公社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势必使移民产生强烈的归化心理。此外，移民刚来时，公社曾在经济、文化、教育、农业等诸方面悉心帮扶，包括无偿为移民建造新房、分配土地，选派技术能手传授水稻栽种技术，选拔优秀移民青年到公社企业工作，鼓励移民子女加入当地中小学学习等。种种友好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移民对当地文化、习俗、方言的认同感。这样，移民仿效当地优势方言中的语音、词汇或语法成分，同时部分放弃或完全放弃本地方言中相应的成分，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我们的发音人中，有一位发音人已经54岁，但其语音变率在中年组中却相当高，九个语音项目中有三个与当地居民的趋同率达到100%，就连移民村变化率普遍较低的“古次浊入声字的归类”这一项，他的变化率也高达54%。笔者在调查时曾担心他有意回避平时的说法、使调查失真，便提醒他移民村普遍的读音是什么，告诉他用平时最自然的说法来说即可，他却纠正笔者说：“蒙阴人才那样发音，我平时从不那样说，那多土啊！”另有两位朴实的中年移民在发音时曾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发音不准确，正确的发音可能应该是什么，而他们心目中的正确发音却正好是当地方言的语音。当地方言在移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当地方言被移民看作时髦、权威的象征而加以模仿，主动放弃部分原有的语音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移民人数不多，移民子女在求学、打工时常因特殊的蒙阴腔成为同学同事模仿取笑的对象，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语音的不同，而有意识地减少蒙阴特色。另外，上面提到移民村的媳妇绝大多数来自附近村庄，她们虽嫁到移民村，却多数不喜欢移民的蒙阴腔，她们在自己的孩子开始学习语言时，会有意纠正孩子的发音，不使他们带有过多的蒙阴特点。正是这些主客观条件造成的心理因素加速了移民村村民语音的变异。
本文曾在首届濒危方言学术研讨会（2009.11.28-29，广州中山大学）上，以大会发言形式宣读交流。本文材料主要来源于朱军玲2005年九月、十月份对东风移民村、迁出地蒙阴县大旺庄、现居住地枣沟头镇三地的田野调查。
附：移民村发音合作人情况表（发音人年龄均以方言调查时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