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多元化研究趋势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学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大卫·科蓝德（David.C.Colander）在经济思想史杂志上发表了《新古典已经死亡》一文，该文已被公认为是经济学第二次多元化时代的宣言。自此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以经济学转向为主题的著作、论文，如劳森（Tony Lawson）的《重新定向经济学》，霍奇逊（G.M.Hodgson）的《达尔文和马克思阴影下的经济学》，保罗·奥默尔德（Prul Ormerod）的蝴蝶经济学等。国际经济学多元化协会（ICAPE,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欧洲演化经济学协会（EAEPE,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演化经济协会（AEEA,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等学术组织也多次召开了以现代经济学的转向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从多方面对现代经济学的特征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认为现代经济学已经进入了第二次多元化时代。那么，是哪些证据表明现代经济学已经进入了又一个多元化时期？其特点是什么？它将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一、经济学的第一次多元主义时代
一些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非常推崇用年代，而不是术语和个人来分析经济思想的变化，认为后者只适合个别研究而难以概览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易于疏漏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M.S.Morgan and M.Rutherford,1998; David Colander,2000）。按照这种划分法，一战和二战期间的这段时间获得了一个特殊名称——战间多元化（interwar pluralism），其特征是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边际主义等多种思想并存发展。
尽管以制度主义一词囊括整个战间的多元化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粗略的概括，但它多少道出了当时的学术研究倾向。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如凡勃伦、米切尔、汉密尔顿、康芒斯、J.M.克拉克等都属于制度主义者，但是，正如摩根和鲁斯福德（M.Morgan,M.Rutherford,1998）指出的那样，制度主义虽然是当时的潮流，但并不是一个有统一纲领和理论体系的学术阵营，也没有表现出学术垄断的倾向。制度主义阵营内的异质性十分明显，不同的制度主义者在方法、观点和研究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异。在研究内容上，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大致分为两个领域，一是商业周期和失业，二是与市场相关的法律研究，尤其是商业管制和劳动法。在方法上，米切尔偏重于数量分析，康芒斯侧重于历史分析方法，汉密尔顿则致力于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企业和产业问题。其时边际主义已得到很大发展，瓦尔拉斯那种基于个体自利、外生偏好和完全无成本契约安排的经济学思想已经替代了马歇尔时期的维多利亚经济学，但他们与制度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冲突和排斥，两者也没有正统、异端之分。罗宾斯的著名论断——经济学是研究既定目标和稀缺手段间的关系的学科，尚未出现在大学教科书中。制度主义者既不存在对某种范式的极度推崇（比如凡勃伦主义①），也不存在对其他流派的狭隘排斥。摩根和鲁斯福德指出，当时的制度主义是一种广义的潮流，无论对哪种经济思想，都非常具有包容性。
正如我们熟知的那样，第一次多元化以新古典的胜利而结束。二战后，边际主义、一般均衡和数学分析方法完全战胜了制度主义、历史学派和描述分析，确定了自己在经济学领域的垄断地位，标志是进入大学教科书，从而得以大规模地解决了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代际传承问题，使新古典思想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环境。摩根和鲁斯福德认为，战后新古典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胜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一战和二战之后，历经了大萧条冲击和战争摧毁的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强烈的需要，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都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种对经济数量上精确的认识，人们很难控制和理解经济运行，相比重视社会结构的制度分析而言，边际主义的经济思想更易于形式化、数学化并有助于量化分析；第二，这一时期科学哲学已深入人心，这促使经济学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审视、选择和发展经济理论。在方法选择上，逻辑演绎较之归纳描述更符合科学的标准，所有标准假设都被视为经济学科学化的必要前提，这也是导致新古典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补充的是，摩根和鲁斯福德忽略了另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在这一时期，也正好是社会科学内学科分化的时期，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需要一种独特的标准以将自己与其他学科区分开，这就需要迅速确定自己的纲领、对象和方法论，从而能在大学内明确划分院系并创办专门的学术期刊。而制度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与社会学、历史学界限不清，这也是新古典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新古典的缺陷和优势一样明了，简洁的假设虽然有助于在严密推理中分析经济现象，但逻辑的天梯爬得越高，俯瞰现实的大地时也就越是晕眩。科斯、贝克尔、阿尔钦、奈特等经济学家都曾致力在不损害新古典硬核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假设，使该体系扩大保护带从而获得更强的解释力，但除却信息缺陷、不完全契约等因素之外，新古典体系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处理群体现象时采取了简单的加总方法。② 198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特里夫·哈维默（T.Haavelmo）一言中的：新古典的缺陷主要在于忽视了人的行为具有多元性，从想象的制度结构和社会环境出发就会舍弃掉某些理解经济现象的关键因素。②
现实主义者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状态。尽管在教学领域，新古典保持了长期的垄断地位，但在研究领域，新古典的垄断地位一直都很不稳固。第一次多元化时代的遗产一直在新古典的逻辑王国中断断续续地发挥作用，战后的制度主义者（通常被统称为后制度主义者，Neo-institutionalists）仍继续了战前制度主义者那种强调社会制度与结构的传统，并在经济学领域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二战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有7位来自制度主义阵营，其中，库兹涅茨和缪尔达斯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霍奇逊在近年的考证也表明，二战以后经济学领域中的重大突破，无一不与早期制度主义者开拓性贡献有关。交易费用理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凡伯伦（1904），对不确定性重要性以及有限理性的强调则最早由奈特提出（1921），康芒斯（1924）指出了合约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而J.M.克拉克则首创乘数和加速数概念，还有杨格（1928）的递增报酬理论和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凡伯伦（1904）和奈特（1921）的企业能力理论等，所有这些都在后来经过发展成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不过，总体而言，尽管这一时期不乏对新古典的批评，但这些批评或者势单力薄，或者机遇不佳，都未能引起颠覆性后果。内生偏好的提法在这一时期一直备受批评，认为其理论基础不足且对经济学也没有特别的用处（Stigler and Becker,1977）。西蒙的有限理性虽然直接指向了新古典的基石，但并未引发颠覆性后果，倒是管理学敏锐地借鉴了它。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研究社会制度是如何改变偏好和个人特征的，但他们没有触动“口味难言好坏”的教条（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em）（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2000）。博弈论虽然在1946年就已出现，但1947年却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即希克斯的《价值和资本》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尤其是后者，其综合性和对边际主义碎片的修复使新古典主义渐趋完整。自此之后，主流经济学在形式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已然达到了一种忘我的状态。
二、扭转——现代经济学的变化
明显的进展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那时开始，瓦尔拉斯关于偏好和契约的假设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相比起当年人们反对马歇尔的新古典模型而赞成瓦尔拉斯经济学，如今的风气颠倒了过来”，⑤ “经济学家曾企图用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去建立自己的帝国，他们曾自认为解释了所有的事情，事实上却什么都没有解释。对经济学范式完整性的追求被简单的恢复真实、提高解释力原则所替代，经济学家开始热衷于行为科学的研究。库恩、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开始悄然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多种概念和方法，尽管有人对此赋予了很多新的名称，如后现代主义、诠释学、解构主义等，但研究者本身却对这些繁文缛节毫无兴趣，甚少解释”。⑥
经济学家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第一，科蓝德、戴维斯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认为新古典已经死亡，这一名称已经无法代表现代经济学；第二，戴维斯和杜尔（Davis,J.B.,2002; Dow,S.C.,2001）等人从经济学教育的角度分析了主流经济学的转向，认为所谓异端的涵盖内容已经变得非常狭窄，过去的传统异端已经有大部分成为主流思想；第三，霍奇逊从内容和观点以及方法论的变化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制度和演化为主题的演化经济学正在成为主流。2007年3月在日本举行的日本演化经济学年会（JAFEE）会议上，霍奇逊提交了《演化经济学成为了主流吗？》的论文。他认为，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经济学主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制度与演化主题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标志。
科蓝德认为，新古典具有的六大特征已经在现代经济学中不复存在，这一术语已经到了需要被新术语替代的时候。新古典体系的六大特征是：1.集中分析既定时间下的资源分配问题；2.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础；3.考虑边际量变化和边际决策；4.在长远理性前提下进行最大化计算的分析方法；5.方法论个体主义并坚信市场就会把个体理性转换为社会理性；6.一般均衡原则。而现代经济学在这六个特征上已经全部发生了转变：1.既定条件下的资源分配主题退位于增长主题，新增长理论已与新古典体系联系甚少；⑦ 2.现代经济学已经认识到彻底的功利主义是不存在的，它出现在教科书中主要是因为教学的方便，并不意味着它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什么垄断地位；3.边际主义思想主要出现在本科教材，研究生教材已经不再强调这一点，取而代之的是博弈论；4.完全理性被有限理性和经验理性取代；5.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复杂性理论、进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的挑战；6.一般均衡不再是研究的热点，多重均衡更受到重视，尤其是均衡的选择机制问题。科蓝德还列出了一长串现代经济学的卓越代表，如David Romer,Buz Brock,Richard Thaler,William Baumol,George Akerlof,Joe Stiglitz，等，认为他们全都是在背离新古典原则时才作出贡献的，而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异端。戴维斯则强调，仅需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死亡就可以判定主流经济学已经转向，在一篇名为《皇帝的新衣》的论文中，戴维斯写道：死亡的不仅仅只是新古典，而是所有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早已脱去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外衣，只是无人提及而已，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波兰尼的嵌入主义思想（J.Davis,2002）。
在另一篇论文中，戴维斯则从研究、教学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主流经济学多元化的趋势。他认为，经济研究的变化总是先于教学，并往往导致经济教学的改革，而不是相反。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前沿近二十年来一直属于非新古典领域，重大突破基本上都与其他学科相关，多学科交融已成为常态。近20年来的经济学博士论文表明，最容易产生重大突破的经济学研究方式，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一潮流已经获得了不可逆转的优势。实验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和仿真经济学已经开始进入一些大学的课程。这充分证实新古典的垄断地位正在被一种新的多元化主流所取代（J.Davis,2006）。
欧洲旧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奇逊则连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就经济学的转向问题进行了分析。⑧ 他详细列举了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博弈论、认知心理学在这一时期内所取得的进展，认为这些领域的进展或者单独、或者共同挑战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稳定偏好、完全理性等传统假设，与此同时则有力地支持了制度主义尤其是凡勃伦的观点，制度和演化主题也因之而得到了复兴。笔者将霍奇逊系列文章中的观点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实验经济学和博弈论证明了元初规则的不可回避性，而进化博弈论、计算机仿真和复杂性科学则使研究元初规则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成为可能。实验经济学和博弈论都证明，在模拟市场中，回避规则设定，尤其是分配规则的设定，任何控制实验和博弈都不可能展开（Vernon Smith and McMillan,2002）。第二，实验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在证明新古典完美理性缺陷的同时，也昭示了经验理性的重要性。实验经济学家罗姆斯的倡导——用经验法则替代一般理性假设的观点（G.Loomes,1998），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经济学家清楚地认识到，人的理性能力不能单独还原为个体分析，他们依赖于社会交往和结构。与此同时，认知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也越来越倾向于在分析人的行为心理时，将社会和物质环境作为制约因素来考虑（Cohen and Bacdayan,1994）。此外，脑科学的进展也促使经济学开始研究社会化过程是如何塑造人的认识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与理性决策的关系这类问题上来。个体理性依赖于文化和制度背景这一事实要求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人类理性能力与社会进化、生物进化之间的关系。第三，仿真经济学、桑塔费学派、行为经济学对内生偏好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Graham Loomes,1999），这对瓦尔拉斯体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偏好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的客观存在表明，个人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于决策者个人的心理参照系，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福利和境况的总水平；心理参照系又与偏好的环境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应将人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这昭示了历史特定性、场景依赖性和过程理性的重要性。
正如劳森指出的那样，异端经济学的共有特征，就是在本体论层次上认为社会经济是动态的、过程的、结构的，包含涌现现象和多元价值的（Lawson，2006）。而霍奇逊所总结的这些进展无疑是对这些共有特征的支持和强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异端经济学的活力。新异端不仅揭示了传统主流的缺陷，也证明了传统异端的合理性。传统异端曾正确地指出了方向，却缺乏适合的工具，而新异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元初规则的不可回避使经济学家必须面对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互动关系，在继博弈论揭示出新古典理性范畴的缺陷之后，博弈分析已从传统博弈论转换到了演化博弈论。前者保留的一些最后的新古典痕迹，诸如博弈前规则的存在、有限博弈假设、个人理性主义已经被演化博弈论所摧毁，后者已经将习俗、惯例等范畴包容进来，这突出体现在青木昌彦等人的工作中。而科曼等人（Kirman and Gérard-Varet,1999）的工作则表明，在有限理性、特定制度结构和行为人交互行动中处理博弈行为，可以改变传统经济学的简单加总法，这对增强经济学的解释力、解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长期脱节问题都大有裨益。
其二，内生偏好的相关研究修正了传统经济学的稀缺概念，新古典考虑的是基于稀缺制约下的理性选择，但却忽视了认知的相对不足和人们在知识拓展下对原有稀缺性的缓解。内生偏好的研究凸显了个人行为选择中社会背景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化对社会消费的制约和引导作用，从而使凡勃伦的“社会性稀缺”这一几乎被遗忘殆尽的概念重新得到重视。借助于实验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仿真计算机技术，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知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中一些关于缄默知识、本能、冲动等范畴纳入经济学分析。
声言主流转向并不是制度主义者的自我陶醉，因为进展本身不是来自传统的对抗阵营，而是来自传统主流经济学可以接受的实验方法、统计和数学分析手段，经济学阵营因此而易于理解和接受这些修正。主流经济学是通过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才对有限理性与社会性偏好观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使非自利倾向、合作动机等问题受到重视（Fehr and Fischbacher,2002）。这些来自内部的突破引发了外部的呼应。霍奇逊指出，只要承认偏好内生性，演化经济学的累积因果原则（cumulative causal）就会自然体现，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就会转换到过程和制度结构上来，这实质上就是演化与制度分析的复兴（G.M.Hodgson,2007）。当然，复兴的不仅仅只是演化经济学，相似的局面也出现在马克思经济学阵营、奥地利学派和社会经济学中（Garnett,R.F.Jr,2005）。
三、第二次多元化时代
从研究领域看，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的确已经不再拘泥在新古典体系了，主流和非主流、正统和异端已经需要重新定义，但在本科教育体系中，新古典仍处在垄断地位。转向后的现代经济学事实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新古典死亡之后，现代经济学仿佛一个胜利的斗士站在废墟之上茫然四顾，它将怎样继续？
经济学家倾向于用多元化来描述这一时期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学（Dow2000; Lee,2002; Fullbrook,2003）。戴维斯在2003年国际经济学多元化协会年会上提出，虽然异端经济学在反对原子式同质个体假设而主张社会性嵌入，以及在强调不可逆的时间观方面有共同特征，但就其观点、内容和方法，异端经济学又具有很强的异质性。⑨ 戴维斯是从各传统异端流派形成历程的差异得出这一结论的，但笔者认为，这仅仅只道出了传统异端经济学之间的异质性，而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异质性。多元化时代的经济学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戴维斯所指的传统异端间的异质性，比如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二是指传统异端和新异端之间的差异性，比如复杂性经济学、非线性理论、仿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与制度主义之间的差异；三是所有异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多元化时代的经济学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这三者如何并存发展？尤其是传统异端和新异端之间的关系。传统异端经济学是借助新异端而复兴的，而新异端也从传统异端经济学的视角和纲领中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两者虽然都属现实主义，但传统异端经济学基本上是具有范式和纲领的现实主义，而新异端则是在后现代主义思维下催生的，他们不追求诸如纲领范式和系统性，只是单纯地追求对真实现实的解释力。这种异质性令很多经济学家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新异端经济学如果不能和传统异端之间实现有机整合，就可能导致碎片化出现，这样的多元化也是一种学术隔绝主义。⑩
经济学家明智地认识到，第二次多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学术精神，而首要任务就是清除掉长期存在的冷战式思维方式，用学科间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推进经济学的发展。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是格里特（Garnett,R.F.Jr.,2005）提出的森—麦克罗斯基原则（Sen/ McCloskey approach）。这一原则拓展了森—麦克罗斯基关于自由与发展的思想，并将其与麦克罗斯基的平等学术观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自由——平等多元主义观，旨在发展出一种知识发展的自由空气。
作为主流经济学的背叛者，麦克罗斯基对多元化一直非常推崇，尤其强调学术的平等价值。正如与哈耶克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麦克罗斯基也认为科学是一种市场方式的交流，是不同知识和观点间的对话；促进学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并不是建立和强化一个统一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而是倡导一种学术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他指出，正如国民财富依赖于市场范围一样，学术繁荣也取决于交流范围；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价值，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以及是否能够与其他成员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从而促使知识在这种平等交流中获得发展。(11) 他呼吁异端经济学群体在挑战主流的同时，不要建立牢固的范式障碍，而是包容宽容的社会思潮，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具有说服力的思想。
森—麦克罗斯基原则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阿马蒂亚·森对自由的认识。虽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人类和经济主题而不是知识发展上，但他对自由本身价值的认识，以及他的著名论断——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同样适用于学术和知识领域。格里特将阿马蒂亚·森的著名论断——自由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的——扩展为：知识自由既是知识发展的目的，也是知识发展的手段，知识的价值也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能引导人获得更多自由。从这种自由的观念出发，无论是知识的生产者还是需求者，都需要一个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学术标准。其他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知识自由与知识平等在多元化时代的重要性。贝克豪斯（Backhouse,R.E.,2001）、富布瑞克（E.Fullbrook,2005）都强调指出，必须结束那种学术的冷战思维模式，经济学家不应再单纯地强调智力竞赛的胜利，而必须转移到扩展知识自由这一目的上来；多元化要求个人要有更多的知识宽容度，要求社会在就业、财政资助等方面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持。
在理论和实践上，森—麦克罗斯基原则的精神都已经开始得到体现。在实践上，在传统主流经济学势力最为强大的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对标准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批评和很有影响的学生权力团体SAF（Students for Academic Freedom）。尤其是在争取了学术权利和自由法案(12) 之后，该团体倡导的“消除学术与价值偏见，象牙塔内之文化、价值多样性，真正的学术自由”等理念已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理论上，宽容度加大的迹象也已悄然出现，尤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对待新古典经济学的态度上，无论传统异端还是新异端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变得更为客观和理智。国际经济学多元化协会的第一任主席霍奇逊在与笔者交谈时指出，主流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简单，即是说对于经济学而言，它是不够的，同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中还有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桑塔费学派的代表人物鲍尔斯和金迪斯（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在反思瓦尔拉斯经济学时也客观评价了新古典的思想，“瓦尔拉斯体系为我们当下的知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瓦尔拉斯模型是错的，并不是它的细节有问题，而在于它的基本抽象不能解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13) 即使对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取得的明显成绩，经济学家也采取了更为谨慎而客观的做法，“扩展经济理论的行为学基础不能只依赖实验，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验结果能否完全作为真实世界中行为特性的强有力指标”。(14) 这体现了戴维斯的呼吁：异端经济学家应当在这场真正的多元化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背负着反主流的沉重负担；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将使得异端经济学在现实的大地上获得坚实的立足点。
不过，森—麦克罗斯基原则只是一个抽象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要真正体现多元化价值，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首先，“突出的困难就在于当今的经济学家缺乏多元化时代的对话能力，他们仅只在自己狭窄的领域内工作，当今的经济学教育没有赋予经济学家充分的知识和智力上必要的谦卑”。(15) 其次，如何在教学体系中体现多元化？教学是职业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部分（Goodwin，2000），经济学的多元化时代尤其需要理解复杂世界的广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但目前所有层次的学生教程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尤其是本科和硕士课程中的高度形式化倾向已经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狭窄的训练内容使经济学的后继者更缺乏多元对话能力。总之，要将森—麦克罗斯基的学术自由与平等对话精神在经济学领域中完全地体现出来，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注释：
① 霍奇逊曾因此而抱怨，战间制度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冷落了凡勃伦，详见G.M.Hodgson.,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March,2003。
② 经济学研究个人行为主要是为了理解这种行为的总效应，它关心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为什么没有工作，而是社会失业率的高低；不是一个既定的人如何缴纳税款，而是关心自觉缴税的人在人群中的分布。但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新古典体系采取的是直接推而广之的加总，这就将群体选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切结果都忽略了。详见：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2000,1411-1439。
③ 转引自：David C.Colander,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Redux,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1),Winter,2005(a),P.175-98。
④ Hodgson,G..M.,The Revival of Vebleni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XLI,No.2,June 2007.
⑤ 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 ,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P.1411-1439,November,2000.
⑥ Roundtable:the progress of heterodox economics,Round-table Session: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Conferenc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ume 22,Number 2,2000,P.145-148.
⑦ P.T.麦尼卡斯最近也撰文详细论证了这一点，祥见：Manicas Peter T.Manicas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the most recent“revolution” in economics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Issue No.41,5 March 2007,P.39-54。
⑧ 祥见 G.M.Hodgson,The Revival of Vebleni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XLI,No.2,June 2007.等系列论文以及部分会议论文。
⑨ Davis,J.B.,The Turn in Economics:Neoclassical Dominance to Mainstream Pluralis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2,No.1:2006C,P.1-20.
⑩ Backhouse,R.E.,Should Economics Embrace Postmodernism? In R.E.Backhouse,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London:Routledge).1998,P.144.
(11) McCloskey,D.N.,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8,P.163.
(12) David Horowitz及其所倡导的“学术权利法案”有八点主张，旨在“消除学术与价值偏见”，达到象牙塔内之文化、价值多样性，达到“真正”的学术自由。本事件在美国乃至西方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13) 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2000,1411-1439.
(14) 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2000,1411-1439.
(15) Backhouse,R.E.,On the Credentials of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In J.E.Biddle,J.B.Davis,and S.G.Medema (Eds),Economics Broadly Considered:Essays in Honor of Warren J.Samuels (London:Rutledge),2001,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