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小说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刘醒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4)01-0009-06
自从1984年在《安徽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以来，刘醒龙在文坛上已经笔耕近三十载，如今业已成为蜚声文坛、硕果累累的卓然大家，新现实主义、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著有《异香》、《黄昏放牛》等小说集20余种，还有《圣天门口》、《威风凛凛》、《天行者》、《政治课》等长篇小说10余种，而《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等中篇小说更已成为新时期小说的经典之作。他曾经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以及多次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等重要奖项。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背靠背脸对脸》以及电视剧《圣天门口》等更是饮誉国内外，口碑隆盛。刘醒龙是非常富有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的作家。他敢于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同情农民的疾苦，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崇高的理想主义激情。他对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探索颇有力度和深度。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风格，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思想见识超卓。从整体上看，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开始到1993年，以“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从1994年到2004年，以《威风凛凛》、《凤凰琴》、《大树还小》、《分享艰难》等小说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以来，以《圣天门口》等为代表。三个阶段相续而来，刘醒龙小说对人性、历史、命运的探索日益深入，艺术风格日益成熟，思想境界日趋宏大深邃。
与刘醒龙小说创作相伴始终的，是学术界对其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截至2012年10月1日)里以“刘醒龙”为主题词搜索，共有250多篇相关研究文章，其中大多载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小说评论》共28篇，《当代作家评论》共14篇，《南方文坛》共11篇，《当代文坛》共10篇，《文艺争鸣》共9篇，《文学评论》共2篇。从1991年到2012年，刘醒龙小说研究高潮主要出现于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995年至1999年，研究文章年均17篇左右。推动本轮研究高潮的主要是根据刘醒龙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于1994年获得第十七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使得他的小说一时声名大作。此外，这几年里正是中国文坛上出现“现实主义冲击波”热潮之时，刘醒龙作为该潮流的文学主将受到非比寻常的关注，《村支书》、《分享艰难》、《威风凛凛》等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学术界阐释和批评的浓厚兴趣。第二个时段是2005年至2008年，研究文章年均16篇左右，而直接引爆此一轮研究高潮的是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的横空出世。2005年12月13日，来自全国的60多位评论家参加了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在北京举办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2007年1月6日，由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刘醒龙《圣天门口》作品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如此大型的学术研讨会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刘醒龙小说研究。第三个时段是2011年至今，研究文章年均24篇左右，而引发此轮研究热潮的原因就是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于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本文试图综述近二十年来较为重要的刘醒龙小说研究成果，厘清其主要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反思其局限，从而探索刘醒龙小说研究的新路向。
一、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
要把握小说家的创作特征，对其创作历程作整体研究必不可少，其创作主题的开掘、题材的偏好、风格的形成等因素都是整体研究的主要内容。随着刘醒龙小说创作的不断掘进，学者们也紧随其后，勤恳地关注着其整体风貌进行辨析和阐释。金宏宇的《刘醒龙“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述略》(载《黄冈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是“中国知网”上最早研究刘醒龙小说的学术文章。该文把刘醒龙早期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放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潮流中把握其艺术延承性。它认为刘醒龙是大别山的儿子，以独具的才情与特有的悟性来描绘那富有神奇色彩而又迷人的大别山，通过“文化圈之谜、神秘美之谜、艺术氛围之谜”在大别山的青山绿水背景上精心构筑出了意蕴隽永的艺术世界。紧随其后，彭韵倩在《从迷的追寻到人的写真——评刘醒龙的小说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一文中阐述了刘醒龙从“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向《威风凛凛》等小说的创作转型，指出“大别山系列”小说追寻自然之谜、追寻历史之谜，但在《威风凛凛》、《村支书》等小说中开始逼近现实人生，更多表现出写实的特色，更关注人的生存和命运中出现的问题，很像是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不过无论是前期小说还是近期小说均以深厚的生活蕴积和真诚的情感取胜，悲剧意识贯穿其中。针对刘醒龙随“现实主义冲击波”潮流而推出的一批小说，丁永淮的《一片充满生机的青翠草木——评刘醒龙近年的小说创作》(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1期)指出其紧密贴近现实社会生活，切入当代的现实人生，描绘社会转型期的变革现实，正面无欺，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社会使命感以及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还有对人民群众的真实存在状态和真实形象的正确把握和真实表现；而且具有相当鲜明的悲剧意识。叶立文的《“我”与“你”——湖北当代作家主体意识的类型分析》(载《小说评论》2007年第4期)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湖北当代作家的特点，即主体意识大大提高，由此形成的创作观念和美学追求显然有别于老一辈的现实主义作家，深受“八五”新潮影响的刘醒龙在张扬主体意识方面则更为醒目。
作家李贯通对刘醒龙早中期小说审美特性的感悟和把握非常精准。他在《充盈之美——刘醒龙点滴印象》(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刘醒龙自小受楚家文化的滋养，较多地秉承了其忧思悲悯的人文主义精神，表面上看，虽浪漫和诗意的东西少了点，但他把浪漫和理想变得沉重化了，他总是在苦涩中给人以甘霖，在艰难中给人以希冀。这就直接影响了刘醒龙小说的叙述风格。他总是密不透风、诙谐有趣、不唯形式、平铺直叙、不温不火地推进着人物和故事，看似平拙，实则锐利，有棱有角；看似缺乏技巧，实则圆熟老辣。一部数万字的中篇，他常常不分大的段落，就这么一气呵下去，但读起来，又感觉不到累，似乎作品的字里行间带着“粘”性，能够“粘”住你的眼睛和思绪，随它进行下去。因此，李贯通认为刘醒龙刻意追求的乃是小说的充盈之美。李遇春的《走出“文革”叙事的迷惘——从阎连科和刘醒龙的二部长篇新作说起》(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从艺术视角和精神旨趣方面剖析了刘醒龙的《弥天》，从“性-政治”和“文化-国民性”的双重视角来透视在那个荒唐的历史年代里我们民族的集体病态心理症状，并对当时的历史倒退现象作出了独特的变态心理学的解释。
刘醒龙出身乡村，谙熟自己和周围人民的平民身份，在小说中也坚持平民立场。贺仲明的《平民立场的现实审察——论刘醒龙近期小说创作》(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就指出，刘醒龙的创作(尤其是近期创作)基本上是立足于平民的立场，以平民的视野和价值观来审察评判现实社会，他承担着为中国现代社会平民们代言的角色和任务。但也这导致了他缺乏真正的现代理性精神，而且拘泥于现实立场，使他的作品明显缺乏悲剧感，也匮乏历史性，甚或在价值评判上也存在一些含混处。应该说，贺仲明的持论较为客观，这也是程世洲的《刘醒龙论》的基本立论。程世洲的《刘醒龙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目前唯一一部整体论述刘醒龙小说创作的学术专著。该专著从文本读解入手勾画出刘醒龙的生命流程与创作流程，较为深刻地评析了刘醒龙的道德理想与文化坚守，对其在城市题材与性爱话语方面的新开拓作了比较深入的阐释，最后还对刘醒龙乡土小说作了较为细致的叙事学分析。程世洲认为，刘醒龙小说始终关注民间社会的现实人心世态而给人以很强的现实感，在叙事风格、审美形式、表现技巧等方面都体现了“平实”、“传统”的特点，这使得刘醒龙小说很适合一般大众的阅读心理。以苛刻的审美眼光来看，刘醒龙的创作观念和技巧显得有一些单调和陈旧，小说故事结构有模式化倾向，故事发展和结局大同小异，人物性格比较模糊，而且互相雷同、重复。就小说所传达的主导人文观念来说，刘醒龙小说表现出对传统极强烈的回归意识，有着极为浓重的古典人文色彩。但他远离了喧嚣的文坛与喧嚣的社会表面而沉入到生活与艺术的最深层，传达出来自生活底部与灵魂深处的真实，从真切的生活内部辐射出作者对生活的严肃思索。刘醒龙走出了先锋文学的试验阴影而从真实的生活出发，以完全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观念传达出另一种声音。唯其如此，刘醒龙的小说审美品格才能真正构成当代文坛的奇特风景。程世洲认为，刘醒龙的创作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平民立场、平民意识、平民眼光不仅仅是他创作努力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他创作的基点。为了实现彻底的平民化，刘醒龙甚至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若单就刘醒龙在《圣天门口》之前的小说创作而言，程世洲的诸多论述应该是较为深入而准确的。
等到《圣天门口》出现后，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发生了深刻转变，因此对其整体研究的结论也出现了不同的定位。曹吉云等的《论刘醒龙小说的叙事理想》(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就指出，刘醒龙小说的叙事理想是坚守乡土叙事，塑造理想人格，期盼寻找到人类的精神家园。而王春林的《刘醒龙小说创作论》(载《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6期)则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近三十年刘醒龙小说的发展历程。该文认为，从刘醒龙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如《凤凰琴》、《分享艰难》、《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威风凛凛》、《痛失》、《弥天》中，都不难感觉到它们有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即正面描绘回应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时代命题。对于那些在繁华的时代表象下艰难生存着的人们的谛视与表现，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刘醒龙小说所表现的重心所在。纵观刘醒龙20世纪80、90年代的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都呈现着某种日益上升的趋势。虽然他所涉及的题材都扎根于现实主义，但他思想的纵深却在逐渐增强——对时代命题的深刻思考，对深沉而勃发的生命力的执著表现。刘醒龙用他的小说拷问着时代，希望能够唤醒社会的良知，寻找到对症的良药，从而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刘醒龙在自己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能够带给我们启示的不只是一种经验、一种视角，更多的是他对现实与历史的吸纳和重铸，是他对于可靠的道德理想与精神支柱的不懈追求，更是他在反思中不断重构新的人文精神的努力。
由上面的综述来看，对刘醒龙小说的整体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的成就，能够把其小说创作不同阶段的精神立场、创作思路和创作特点较为清晰准确地概括出来，对于整体理解和把握刘醒龙小说具有较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刘醒龙小说的单篇评论
相对于刘醒龙小说的整体研究而言，对刘醒龙小说的单篇评论更为充分，几乎刘醒龙所有较有代表性的中篇、长篇小说都有学者作出及时的阐释与批评，尤其是对《圣天门口》等小说的单篇评论文章曾出现井喷现象。据中国知网的统计，仅评论《圣天门口》的文章就多达29篇。此外，《天行者》亦有20篇之多。这些单篇评论角度各异，深度不一，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圣天门口》无疑是刘醒龙小说中最受评论界关注，也最能体现刘醒龙以如椽巨笔重释历史、镀亮人文精神、恢复现实主义尊严的经典之作。在对《圣天门口》的评论中，批评家们最为关注的是其中的史诗意识及其对中国现代史的独到书写。宋炳辉的《〈圣天门口〉的史诗品格及其伦理反思》(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认为《圣天门口》回归了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追求和现实主义，从纪实到象征建构了多元复杂、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其次肯定了该小说对家族叙事与革命叙事的融合与突破，而且中国家族叙事中的传统礼教和血缘伦理被刘醒龙改写，女权与男权在叙述中得以平衡；此外，该小说对民族和革命历史的伦理反思也值得肯定。洪治纲的文章《“史诗”信念与民族文化的深层传达——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认为这部异常丰饶的小说中，刘醒龙以绵密而又均衡的叙事，在复杂尖锐的历史冲突中举重若轻、纵横自如，既展示了现代中国崛起的坎坷与曲折、悲壮与凝重，又再现了中国底层生命的坦荡与纯朴、粗犷与狡黠。与此同时，刘醒龙还精心设置了一系列丰富的叙事枝蔓，将小说的审美意蕴不断推向异常广袤的精神空间，从而使这部长篇呈现出某种“史诗”意味的繁复结构和文化意旨。
当然，评论者也非常关注《圣天门口》的价值重建意识。宋炳辉就认为《圣天门口》的值得肯定之处，还在于它在历史叙事中以文学的方式从正面提出了一种伦理价值的参照。正面求证和显示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单纯去否定，这在被称为“后现代”的今天或许如堂·吉诃德般的滑稽可笑，但同时也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可贵。而洪治纲则认为《圣天门口》重新找回了那些被人们过度悬置的伦理信念，并通过鲜活的人性推衍和人物的自觉言行，在暴力化的历史语境中，真正地展示了人类某些永恒品质的巨大统摄力。但是陈美兰的文章《对历史意义的追问与承担——从〈圣天门口〉的创作引发的思考》(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则对此有点犹疑，她认为把《圣天门口》当作一部历史寓言来看非常成功，但是如果人们转换一个视角用现实主义的常规眼光来看待它，或者用“史诗”的界尺来鉴量它，那么很可能就会发出许多质疑，质疑它所反映的历史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质疑它在对待革命暴力态度时的客观性。
《圣天门口》圆熟的艺术经验无疑也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於可训先生的文章《读〈圣天门口〉(修订版)断想》(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就认为《圣天门口》在宏大历史的叙述上有所创新，让历史事件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使之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酵母，回到了“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本位。该文还肯定了《圣天门口》在革命和人道主义之间的精神建构努力，以及糅虚实于一体的小说艺术手法。施战军的文章《人文魅性与现代革命交缠的史诗——评刘醒龙小说〈圣天门口〉》(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则认为《圣天门口》从很多方面挑战了现在已有长篇小说的难度的极限。书中人“说古”和进行中的风云变幻，构成了声音复唱关系，无论从生活的广度、理解的多重可能性还是结构、写法、人物关系的复杂程度，都经得住考量。而周新民的文章《〈圣天门口〉：现实主义新探索》(载《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指出，《圣天门口》显示了其独特而跨越性的意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当下现实主义文学新内涵。它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性，高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文学形式的探索上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质，构造了空间形式这一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形式。这预示着《圣天门口》给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新高度。洪治纲也认为渗透于《圣天门口》繁复结构内部的各种饱含灵性的细节则是确保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获得丰实与诗性的关键；而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刘醒龙一个有效的叙事策略，便是充分运用极致化的审美原则，致力于将人物安置在各种复杂的冲突中，使他们沿着自身的性格逻辑在激情化的历史语境中奔跑，由此展露他们各自的性格极致。罗兴萍的文章《〈黑暗传〉与〈圣天门口〉的互文性研究》(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则分析了《圣天门口》内部的互文性，认为借助这种互文关系，刘醒龙让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和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构成对照，从而大大拓展了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建立了立体式的小说结构。
长篇小说《天行者》因为荣获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备受批评家的关注。王春林的《良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认为《天行者》依然激动人心，原因当然首先在于小说所充分展示着的那些民办教师们苦难的命运遭际、坚韧的生存姿态、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叙事方式分析》(载《小说评论》2012年第3期)一文中，王春林则分析了刘醒龙是如何把中篇小说《凤凰琴》转变为长篇小说的叙事学问题。他认为，刘醒龙巧妙地完成了叙事视角的一种转换，《凤凰琴》的单一化视角被转换为《天行者》中的多样化视角；第二，如果说《凤凰琴》只是描写了一次转正事件，而且还把它处理成了具有崇高意味的正剧，那么，在《天行者》中，刘醒龙不仅先后三次描写转正事件，而且描写方式也多有变化。虽然说从更高的艺术要求来看，《天行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还是有略嫌单薄之感，但由于刘醒龙在基本的叙事方式上采用了以上两种艺术手段，所以《天行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一部满足了长篇小说基本叙事要求的优秀作品。傅华的文章《暧昧时代的精神叙事——评刘醒龙的〈天行者〉》(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6期)则认为《天行者》一方面将传统人伦之美植根于独特的乡土经验中，在全球话语、世界主义的喧嚣中以对乡士世界中的伦理人情的重新确立，表现出置身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作家应该有的自觉与警醒；另一方面，在话语实践上又以苦涩的浪漫、诗性传统的接续，以写意的抒情使经典现实主义的表意空间得到拓展，丰富了当代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从而也与现代主义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话关系。
长篇小说《政治课》因为直击当前中国基层政治生态问题，具有非比寻常的现实性，所以也受到了批评界的关注。汪政、晓华的文章《一个作家的乡村政治学》(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6期)认为，如果要说《政治课》作为一部成功的政治小说，其主要的贡献大概就在于他对中国乡村政治生态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并于其中塑造了中国基层各色“政治人”的形象。邓云涛的文章《〈政治课〉：强劲的政治伦理表达》(载《小说评论》2011年第2期)认为，如果说《圣天门口》是对暴力革命的反拨和对非暴力革命的启蒙、《天行者》是对无视最底层知识分子的伟大性的反拨和对乡村知识分子再认知的启蒙的话，那么《政治课》则是刘醒龙基于自己对政治的认知和研判而进行的现代政治的启蒙。将眼光放在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官员身上，关注他们在基层工作中的奋斗历程和面临的困境，并对他们的发展前景寄予美好的愿望，这便是刘醒龙对现代政治的启蒙努力所在。陈海英的文章《评刘醒龙新作〈政治课〉》(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6期)指出刘醒龙凭借着艺术家的道德良知和勇气，用客观冷静、不加修饰的原生态语言对现行官场生态和官场人生作了生动展示，孔太顺作为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了新一代基层知识分子官员复杂矛盾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深刻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变形，同时对现行官场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深刻思考。
与《圣天门口》、《天行者》等小说相比，刘醒龙的其他小说虽然没有受到批评界如此热烈的关注，但也屡有不乏创见的阐释和批评。普生的《〈凤凰琴〉的美学追求》(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3期)就认为中篇小说《凤凰琴》选材典型，关注落后山区里的教育和民办教师的生存问题，格调土俗，多用白描、直陈的手法，在情节处理、矛盾安排、悬念设置方面，较为成功地遵循了美学规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小说把真善美汇聚为一体，对人的善性、善心的发掘非常感人。丁帆的文章《论文化批判的使命——与刘醒龙通信》(载《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则对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展开了深入的剖析，对作家以劳动和仁慈作为灵魂的洗涤剂颇表怀疑，认为这种矛盾的和解法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整部作品对于时代的文化批判力度。而针对长篇小说《痛失》，丁帆的文章《一个痛失道德与良知的新的艺术雕像——刘醒龙长篇小说〈痛失〉读札》(载《小说评论》2001年第6期)则深表赞同，认为该小说较完整地体现了作者文化批判的精神，也较准确地表达了现实主义广博的悲剧精神内容；还指出刘醒龙在《痛失》中不仅弥补了人物性格的缺憾和故事情节的不完整性，同时也重重地弥补了在《分享艰难》中创作主体的迷失与彷徨，最终给“现实主义冲击波”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质，一种脱胎换骨的更新。
应该说，对刘醒龙小说的单篇评论文章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例如《圣天门口》的评论文章，已经对该小说的核心主旨、艺术经验等作出了较为精到的阐释，对《天行者》、《政治课》等小说的评论也很透彻，切中肯綮。
三、刘醒龙小说的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和质疑声音
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对研究对象个性的透彻把握。在刘醒龙小说研究中，吴晓红的文章《从土地上滋长的个性——刘醒龙、陈应松小说创作比较》(载《江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就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该文把刘醒龙和同是湖北的实力派作家陈应松加以对照，指出刘醒龙是一位冷静平和的现实主义作家，陈应松则更多诗意的浪漫气质。同是对现实题材的处理，刘醒龙常显出社会关怀的责任，而陈应松更多的是人文关怀的热情；在艺术传达上，刘醒龙善于出乎其外，作一位好奇的旁观人，呈现出一种客观无个性的“事务化叙事”，陈应松则常入乎其中，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参与者，与人物故事融为一体，以浓郁的主观情感色彩笼罩全篇。这种比较研究对于把握刘醒龙小说的创作特色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刘醒龙小说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许多学者对此也作出了较有创造性的研究。如前所述，李贯通就曾指出刘醒龙小说和楚文化之间的血缘关联。程世洲的文章《“父亲”形象的文化意味》(载《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刘醒龙小说世界里的“爷爷”、“奶奶”是作家理想中的乡土社会的象征，是作家的生命理念，而刘醒龙小说中的“父亲”形象都有一种道德化倾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家朴素的道德意识和人生理想。刘醒龙对“父亲”们的命运的表现，采取的是一种诗意化、道德化的表达方式。坚守传统的道德理想是刘醒龙最基本的文化立场。苏晓芳的文章则明确梳理了刘醒龙小说中的道家文化意蕴。她的文章《文明的质询 自然的挽歌——试论刘醒龙小说中的道家文化意蕴》(载《中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指出，刘醒龙小说中内蕴着鲜明的道家文化取向，而这种文化取向贯穿在他的乡村、乡镇与都市工业题材的小说之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自然素朴的乡村文明的追慕、对异化人性的现代文明的厌弃、宽容因顺的道德观和女性崇拜。道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沈嘉达的文章《女人天然是艺术——刘醒龙女性观解析》(载《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则从女性主义意识角度透视刘醒龙的小说，认为刘醒龙一开始步入文坛并没有形成鲜明的女性意识，例如“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到了《痛失》、《弥天》等小说，女性还是作为政治符号出现，而未能显示出应有的性别光芒。但到了《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也不是表达某种既定理念的政治符码，性别已经具有了主动、积极和支配性价值。而在《圣天门口》中，通过梅外婆形象发掘了女性生命中的神性，重建了女性意识的根本。
虽然刘醒龙小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风格，大多明白易懂，但由于他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意识在小说中流露得过于显豁，往往也容易招致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曾有学者对他的《大树还小》中塑造的知青形象提出过质疑。而沈嘉达的文章《偏执与坚守——刘醒龙小说片面观之一》(载《理论与创作》2000年第2期)则认为刘醒龙偏执和坚守于乡村文化，在“官”与“民”的矛盾对立中，偏执和坚守于“平民立场”，对作为非平民系列的“知识分子”所固有的陋习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则偏执和坚守于并非真实的“过去”。因此整体看来，刘醒龙小说对城市文明的抗拒和对现实的愤懑指斥，存在着一定的局限。王文初的文章《“公民意识”还是“公仆意识”——对刘醒龙的“公民意识”的质疑》(载《当代文坛》2003年第4期)则批评了刘醒龙部分小说的价值取向问题。该文认为在《分享艰难》等小说中，刘醒龙提倡的其实只是一种“公仆意识”，这种“公仆意识”忽视个人和个人权利，并不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与类、将人—社会—自然交融互摄，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与“五四”引进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现代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义务观和集体观属于不同的范畴。这无疑使得《分享艰难》等小说缺乏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针对《天行者》，翟业军在《向内：“分享艰难”的一种方法——论刘醒龙〈天行者〉》(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10期)一文中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天行者》暴露出刘醒龙写作能力的严重不足。不足是多方面的，而主要表现于：人物语言的失当，人物性格的前后矛盾，叙事视角的极度混乱。在思想立意上，该小说也存在着鲜明的局限，如圣化民办教师，即赋予弱势群体以无限的精神尊严，却豁免了对权势的质问；其次是一切向内转，即让弱势群体接受屈辱，从而换得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些质疑的理性声音，并不会减损刘醒龙小说的文学价值，但对于多方面反思刘醒龙小说中潜藏的问题的确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刘醒龙小说研究的贡献、局限及未来路向
回顾学界二十多年来对刘醒龙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刘醒龙小说的价值立场、创作主题、发展阶段和审美风格等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大的共识和贡献；其二，对《圣天门口》等重要小说的阐释已经非常系统而深入；其三，学界在对刘醒龙小说研究中尽力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多方位地拓展了研究的领域，这对于推动刘醒龙小说的阅读接受和影响传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然，无可讳言，既有的刘醒龙小说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其一，相对而言，对刘醒龙小说的整体研究尚存不足态势，这也直接导致了对刘醒龙小说的文学史定位尚不够客观公正；其二，即使是对刘醒龙小说的单篇评论，虽然数量较多，但真正眼光独到、学术含量饱满之作尚不多，而且重复率较高，例如对《圣天门口》、《天行者》的批评；其三，许多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尚待开拓，例如对刘醒龙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对刘醒龙小说的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等。
既有成就奠定了未来研究的基础，既存局限则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路向。在今后的刘醒龙小说研究中，学界在及时地跟进对刘醒龙小说新作的评论外，无疑还应该进一步把刘醒龙小说放在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现代性视野中来把握其思想价值，放在更为宏大的文学史视野中来把握其独特地位，运用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一步厘清刘醒龙小说思想和艺术的文学史传承关系，全面总结和阐发其创作经验。这样，才能真正把刘醒龙小说研究推向较高的学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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