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款：从文化资本的观点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大款论文,观点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⒈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阶层
“文化大款”是9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词，它所标识的是90年代出现于中国大陆的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类型，也是一种新的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出现打破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知识分子与富豪之间的传统界线，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社会学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
通俗地说，文化大款就是“文化人”与“大款”的合成，是从事文化事业、同时又富有超群，从而跻身“大款”行列的那部分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奇怪的是，我们一般不说商业大款、经济大款、企业大款等等，而偏偏“文化大款”成了一个奇异又陌生的词。言后之意似乎是，凡大款本来就都属于商人和企业家的“专利”；与知识分子无缘。这也难怪，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人们的观念看，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与大款的绝情似乎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惯例，无论在传统中国社会、解放后30年，还是所谓“新时期”，知识分子即使不是“穷人”的同义词，至少也是近义词。前两个时期就不说了，即使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状态，80年代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改善与其经济地位的改善并不是同步的（可以戏说为“高帽子，低基础”）[1]。由于80年代的整个社会风气还有相当浓得的重精神的色彩（尤其是初、中期），社会转型也还基本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次而没有进入实践的层次，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还不明显，社会各界的经济收入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就连经济界、商业界的所谓“大款”也并不多见；而到了90年代，由于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化，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分化及重组越来越明显，知识与经济的关系也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所谓的“脑体倒挂”，有知识者不赚钱，赚大钱者无知识。社会上有这么两句十分流行的俗语：“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穷不过教授，傻不过博士”。尽管不无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知识分子几乎成了“穷人”的代名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大款的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引入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P·布丢(P.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或许能够有助于对于这个现象的理解。
⒉资本与地位
说起来，布丢的理论也并不高深。据我这个外行看，其基本主旨不过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人生是一场斗争，社会是一个战场。不过布丢的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资本”的概念，尤其是“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的概念，用以解释人，尤其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所谓“社会战场”，用布丢的概念说就是“场域”(field)。“场域”在布丢那里并非指的物理空间（如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地），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领域，而是“诸力量较量之场所”(the fields of forcese)，是“充满了斗争的场所”(a field of struggles)。所以说在场域中，总是“硝烟弥漫”，“杀声四起”，人人在那里争权夺利。这是布丢反复地、甚至不厌其烦地强调的一个核心思想。正因为这样，他认为：社会学不是社会物理学，“社会学不是力学的一章，社会场域乃是诸力量之场域，同时也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力量场域的斗争场所。”[2]
这种斗争的实质就是争夺在场域（社会空间）中的地位。那么，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问题的关键。在布丢看来，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他（她）所拥有的资本（包括资本的数量与质量）。所以争地位说穿了也就是争资本。布丢把在场域中卷入地位、资本之争的人称为“行动者”(agent)[4]。行动者由其拥有的资本的多少而获得其在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布丢说：“一个场域可以界定为由诸地位(positions)之间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形构。”[4]由于这些地位又是由资本的分配决定的，资本的拥有者能够获得场域中的特殊利益，因而，资本与场域是不可分离的，用布丢的话说：“一种资本除非与场域发生联系，否则就不能存在和发挥作用。”[5]。打个比方，场域与资本的关系就象是游戏与牌的关系。牌的价值取决于游戏的存在，资本的价值也是取决于场域的存在，只有在场域中资本的价值与力量才能得以发挥，这种力量既作为一种武器也作为一种（斗争的）奖品而存在，因为得奖者，即资本争夺中的胜利者，将会更有力地运用权力、发挥影响。所以布丢说：“可以将一个场域比作一种游戏（虽然场域不是精心的创造行为的产物），它也遵循规则与规律性，但不是清晰的、编制成册的规则与规律性。（场域中的）竞争的优胜者可以得到奖金(stakes)。游戏者通过游戏而参与到场域中，他们相互对抗。”不过，他们都一致认为游戏是值得做的，因为优胜者有利可图。这一共识是他们相互竞争的基础。[6]
总之，一个人总得有一定的资本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并与别人较量，两手空空只能是乞丐一个。因而地位之争也可以说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之争，资本位于力量的中心，同时也位于权力与地位的中心。
⒊文化资本与知识分子的地位
不耐烦的读者可能要急了：说了这么多的“资本”，与“文化”有何干？要是布丢听到这一质问，将会哭笑不得。因为如上所述，“资本”这一概念在他那里其含义是宽泛的，他划分了多种资本类型，如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社会资本、法律资本等等。而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三种基本的资本类型。布丢批评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只关注了经济资本而没有关注另一些重要的资本形式，忽视了符号权力在社会斗争与社会支配中的作用。布丢认为，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总体理论（这正是布丢所致力的目标），如果不把自己局限于经济，就应当全面地把握资本，充分考虑资本的各种形态，不同形式，并且努力发现不同的资本形式相互转化的规则。
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知识与文化生产的领域，它往往不具物质资本那样的可触摸性，但在社会支配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同样十分重要。象等级、权威、声望、学历与文凭（包括颁发学历与文凭的学校的地位，如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就不同于其他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外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所在研究或教学单位的名望等等，都是属于文化资本。同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之所以重要，人争人抢，是因为它也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支配与统治的基础。说物质资本是支配的基础，大约不成问题，凡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听老师讲过，无产阶级之所以受欺负，就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物质资本的重要形式）。但说文化资本也是支配的基础似乎不大好懂。这里的奥妙在于：各种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的(convertible)，文化资本的力量不仅在它的相对自主性，更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布丢对文化一向十分关注并认为它与经济密切相关，甚至称其著述为“符号商品的经济学”，声称“经济的核心乃文化。”其实举个例子，资本转化的道理就再浅显不过，君不见一个电影明星做广告与一个普通人做广告，其所得的报酬有若天壤之别，他（她）还可以用自己的“名声”与别人合股开公司、做买卖。这不都是文化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与经济利益的如山铁证么？（请读者注意，不同资本类型的转化理论对于我们下面的分析十分重要）。
人们之所以争夺资本，除了它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之外，还因为资本，不管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其他资本类型，从历史发展角度说其总量固然不断增长，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其相对数量又是恒定的、有限的，它们总是把自己表征为稀有的、值得去追逐的。加上资本总具有流动性，所以某一个个体或社会集团的资本拥有量的增加，在特定时期总是意味着另一个个体或社会的资本拥有量的减少。多了一个大款，必然相应地添了一个穷人（相对意义上）。如果遍地都是黄金，黄金也就不值钱了，就没有那么多的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了。文化资本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比如说，歌坛上新推出一个歌星，原来的歌星就是逊点色、失点光。如果人人都是歌星，也就没有歌星；再比如说文凭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在80年代，大学生、研究生是珍稀“动物”，这是因为此类文凭在当时还是稀罕之物。而到了90年代初，其稀有性大打折扣。记得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大学生不如狗，研究生满街走。”不管这里有多少夸张与自嘲的成份，却也表明了文凭作为文化资本之一种的贬值。
⒋资本的类型与强弱
资本的珍贵程度不仅取决于其稀缺程度，而且资本与资本之间还有强弱之分。如游戏中各张牌的相对价值在游戏中是变化不定的，资本的各种类型也同样如此。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价值与等级也是不同的。“换言之，这些牌作为资本的基本种类，虽然在所有的场域都是有效的，但是它们作为王牌(trump cards)的相对价值却是由每一场域、甚至同一场域的逐次状况决定的。”，“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一种资本的价值说到底是依附一种游戏、一种场域的存在，在其中资本的权能才得以利用：一种资本的类型既作为一种武器，也作为一种斗争的奖品，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有效的东西。”[7]在一种特定的场域中显示较高价值与有效性的可称之为“强势资本”，其余则为弱势资本。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场域中的每一位游戏者手中均握有不同颜色的代价券(tokens)，每种颜色对应于他所拥有的特定的资本种类。“所以，他在游戏中的相对力量、他在游戏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他所采用的游戏战略（进攻、冒险还是防守）均依赖于以下两者：代价券的数量以及它的构成，就是依赖于资本的总量以及资本的结构。”[8]这就是说，同样数量的两种资本因其结构、种类的不同，其价值是不同的。这样，两个有同样数量资本的个体，其地位可能不同，因为一个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少量的文化资本，而另一个相反，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少量的经济资本。所以，决定一个人的游戏空间中的地位与游戏策略的不只是他的资本拥有量，而且还要看他所拥有的是何种类型的资本以及这种资本的特定时间中的比值或兑换率(exchange rate)。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情况。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以儒家道德伦理学说为核心的文化资本显然是一种强势资本，而在解放后30年的政治社会中，政治资本（提干、入党、成为积极分子、劳动模范等等）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强势资本地位。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经济资本都表现为弱势资本，这是因为无论是在古代伦理社会，还是在解放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处于社会活动的边缘。而到了80年代后期以降，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生活取向，使得经济资本从弱势资本上升为强势资本。这种强弱的转化充分说明了不同资本类型的相对价值的确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空间或场域的性质，用我们所熟悉的术语说，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如重义轻利还是见利忘义）、政府的政策导向（如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
⒌什么人说什么话：“倾向”、“态度”与资本
场域中的行动者由其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与结构在场域中占一席之地之后，就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倾向与态度：积极地向着或是维持资本的分配结构或是改变这一结构的方向调整自己，以使自己的资本增加或增值。布丢强调：行动者不是被动孤立、被机械地推来拉去的“粒子”，他们总是为了争夺地位与资本而积极活动着。“游戏者可以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以及游戏和奖金的在生产的前提而增加或维持其资本，也可以介入游戏并改造——部分地或全部地——游戏的内在规则。”[9]比如，他可以努力改变不同颜色的代价券（不同类型的资本）的相对价值，以及不同种类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兑换率。改变相对价值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使某种资本形式失信(disdridit)，另一是强化自己所拥有的那种资本的力量。而最大量、最有效增加资本的方式是获得对国家的控制权，也就是控制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资源，因为国家正是依靠这种资源控制权而得以对全部的游戏以及游戏的规则行使自己的权力。
布丢认为，这种以利益为驱动的“计算”是一个人采取不同的姿态、倾向、态度（如激进的或保守的文化价值取向）的根本原因。[10]布丢引用韦伯的话说：“社会行动者遵循一种规则，只是因为遵循规则比无视规则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这样看来，一个人成为遵纪守法的良民还是违法乱纪的罪犯，与其说是道德水准使然，还不如说是利益计算使然。这不禁使我想起咱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当然布丢对于阶级有他自己的解说，与马克思并不完全相同）。一个人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状况的态度、评价，说到底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即他的资本拥有量。但是布丢强调：他的利益观不但与把一切化约为物质的经济主义不同，而且是对之的反驳。因为利益在布丢看来绝不仅仅是物质经济利益。布丢的利益观建立在与经济决定论极为不同的理论基点上。一个人只要是处于特定的游戏（场域）之中（而实际上他总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不卷入利益之中。他不能不关心游戏中发生的一切，不能不关心游戏的奖金，因为在他看来奖金是值得去争去夺的。这样布丢的利益概念就是十分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普遍的。布丢说：“利益决不是什么人类学的不变量，而是历史的任意物，是只有通过历史分析与经验观察才能了解的历史建构，它不能从某些关于‘人’(Man)的概念中先验地推导出来。”所以说，“每一场域都产生一种特殊的利益形式”[11]。
⒍文化大款：腰缠万贯的知识分子
介绍完布丢的理论以后，下面进入对于文化大款的解剖。从布丢的资本理论看，转型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贫困化状况实际上反映了文化资本在市场化过程中的贬值，或者说反映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分离。教授无疑是社会上文化资本的集中掌握者，但是，他的文化资本在市场上却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钱）；同时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却又普遍地（虽然不是全部）没有文化。90年代中国出现的数量惊人的大款中，有许多却是精神上贫困的乞丐，是没有文化的大款，以致于大款的标志几乎就是他的没有文化。当人们在说“大款”的时候，心中想的差不多是大腹便便、不学无术、以投机取巧、坑蒙拐骗而不是真才实学发家的暴发户。所以，他们虽然拥有毋庸置疑的经济资本，却依然与文化资本无缘。
在这样一种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严重分离、文化与有钱人无缘的大社会背景之下，文化大款的出现自然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资本的观点看，是否可以说，所谓“文化大款”，就是兼具雄厚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同时握有这两种资本，并能够在文化市场上成功地将两者加以互相的转化。他们与市场打得火热，唯大众趣味是从，或者在从文的同时兼商，或者把文当商来“经营”，他们熟练掌握了不同资本类型相互转化的诀窍，一方面靠文化资本跻身商海，以名取财，得天独厚；另一方面又用经济资本来进一步扩大巩固文化资本，以财买名。总之是财（经济资本）生名（文化资本），名生财，财名相得益彰；而仍然坚守书斋的书生们却是贫（缺乏经济资本）寂（缺乏文化资本）交加，财名两失。所以现在许多坚守者（无论出于自愿还是无奈）其“不平之鸣”，其对于商品大潮的痛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书斋中生产的知识为什么不象大众文化产品那么好卖钱呢？这就是上面说的各种资本类型的“兑换率”的问题，文化资本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亚类型”（如学历、文凭等是一种，资力是一种，在大众中的知名度又是一种，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它们在市场上的“售价”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与经济资本的兑换率不一样。刘晓庆的一本20多万字的书可以卖到100多万元，而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却常常难以出版或贴钱出版，就是兑换率差异之一例。
这样看来，所谓文化大款，既是大款中的文化人，又是文化人中的大款。他们以其双重差异性建构了他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以其所谓的文化趣味、文化素养而区别于一般的大款；复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资本）区别于一般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他们是腰缠万贯的知识分子。显然，就当前的情况看，文化大款多数集中在大众文化界，或活动于商业色彩较浓的文化领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文化界的各类明星，尤其是影视歌星。
⒎文化大款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兼谈电影《阳光灿烂
的日子》的价值取向
文化大款的特殊文化人身份与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而由90年代文艺界尤其是影视界一群文化大款联手推出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简称《阳光》），可以说是表达文化大款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或可统称为“意识形态”？）的经典性文本。
乍一看，《阳光》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怀旧的故事，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作品中怀旧的主人公在中学时期那段无人管束、自由自在的日子，而这段日子的社会历史时间则正当中国的文革时期。显然，给这部影片灌以政治意向（如怀念文革、不满现实）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无疑又是基于对影片的误读，首先，我们应当确立一个阐释基点是：影片表现的不是一般人的怀旧，不是清贫的知识分子怀旧，不是改革开放中的失落者的怀旧，也不是左爷们的怀旧，而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特殊弄潮儿——文化大款的怀旧，他们开着卡迪拉克，喝着人头马，坐在豪华饭店里，怀念着自細的中学时代。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场景！而它的美妙则体现在它集合了两种奢侈：一是新贵族怀旧的奢侈，另一是文化人腰缠万贯的奢侈，先说第一种。
90年代，尤其是推出《阳光》的1995年，是一个追新与怀旧奇妙地结合的年头。但是一般而言，怀旧者大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动力的社会转型中的失落者，而不是得利者，更不是在经济大潮中一跃而成为豪富的大款们。人的心理现象虽然不能一概化约为经济现象，但是总的说来，经济地位是一个人的心理倾向的基础，一个人对于现实的态度常常决定其对于过去的态度，今不如昔者比今胜于昔者无疑更易于怀旧。因而，现在社会上怀旧心理比较突出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经历过知青运动，而又没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化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年文化人（他们所写的大量集中表现怀旧情绪的知青题材作品可以为证），而对于在市场经济中得利的阶层，尤其是那些暴发户们来说，市场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应有尽有的享受与特权，他们为什么还要怀旧呢？
然而，由于文化资本毕竟还掌握在知识分子的手中，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者也不是那些有钱而无名的大款，所以，怀旧在90年代几乎成为文化人的高雅趣味的标志。是激烈地抨击现实——主要是抨击所谓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还是为现实辩护，几乎被当成了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也是一个人有无文化的试金石。满足于现状的人，尽管是富得流油的大款，也不过是文化上的白痴与“贫下中农”。他们只知道享受物质生活，只满足于物质上的富有，而在精神上空空如也，他们满足于虽有金钱但无理想的今天，却不知道怀念虽然贫穷但有理想的往昔。
《阳光》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塑造了一批蔑视金钱的大款，懂得怀旧的大款，因而也是有文化的大款。他们之有文化的标志就是他们的怀旧，这就是他们与一般的白痴大款的“本质区别”，他们既腰缠万贯、富得只剩下钱，同时又视金钱如粪土（当然只是在电影中）；他们仿佛在嘲笑着白痴大款说：你们太没有文化了，档次太低了，只知吃喝玩乐，简直就是金钱的奴隶！是动物！而我们，虽然富不比你们逊色，钱不比你们少，但是我们有文化，我们懂得怀旧，我们有档次。我们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这就是我们和你们的区别！
但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阳光》中的那些文化大款的怀旧与穷知识分子的怀旧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清贫的知识分子或知青作家的怀旧至少是具有真实的利益驱动的话（尽管它可能是隐秘的甚至是被断然否定的），文化大款的怀旧则更多地是一种奢侈的情感，因为他们绝不会真诚地想要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绝不会拿自己的大款身份作为代价或牺牲品。打群架、爬烟囱、溜门撬锁当然充满了刺激，然而没有人会为了再次得到这种刺激而放弃卡迪拉克，文化大款当然也不会。毋宁说这种刺激之所以是被怀念的，是因为有卡迪拉克作为“后盾”。
《阳光》通过对于豪华的物质生活的“蔑视”而体现所谓“文化品位”的策略，在王朔的小说以及由他的小说改编的通俗影视作品（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永失我爱》、《大撒把》、《过把瘾》等等）中被不停的使用。这些作品几乎都在表现一个共同主题：金钱不是万能的。可以说没有一部由文化大款制作的，或表现文化大款意识形态的作品是在直接歌颂金钱万能。只是“金钱不是万能的”这句话有大款（文化大款毕竟也是大款）说出，似乎显得不伦不类。为什么恰恰是有钱人在那里“数落”、“蔑视”金钱？其实，这不过是文化大款的一个文化策略。文化大款正是因为对于金钱的“蔑视”而区别于其他没有文化（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金钱奴隶）的大款，以表现自己的文化人身份（文化人之所以是文化人总不能是金钱的奴隶，总得把精神看得高于物质）。但是同时，文化大款毕竟是大款，所以他们又总是要在蔑视金钱的同时适时地、或明或暗地表明自己的大款身份。所以，《阳光》中的这种双重性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其他比较典型地表现文化大款意识形态的作品中（如《住别墅的女人》、《皇城根》、《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等），也总是一方面时时展示豪华的住宅、富裕的生活，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表示对金钱的蔑视，表示有比金钱更高的东西。用布丢的理论来说，他们的这种既挥金如土，又“蔑视”金钱的“态度”、“倾向”，是由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特殊位置——既是文化人，又是大款——直接决定的。[12]
读者诸君，千万不要以为本文对于文化大款的利益动机的分析，含有丝毫贬低其人品的意思，更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立场因沾了“铜臭味”就一无是处了。其实，对于这一种思想观念的利益动机的剖析，与对它本身的价值评价没有必然的关系（正如我们不能把巴尔扎克写作的经济动机与小说的实际成就混为一谈），对于文化人的社会地位与利益动机的揭示只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角角，它并不能替代其他的角度，更不能取代价值评价，在知识／权力的解剖刀下，几乎所有（不排除个别例外）思想文化立场的选择背后都含有深层的利益驱动（比如目前许多痛斥文化大款、痛斥文化资本的现行运行机制与分配方式者，同样免不了利益的计算。因为改变这种“游戏规则”即要改变自己在文化资本分配中的劣势）。因而这并不意味着各种观念在非利益的标准审视下也都是彼此彼此。有一点似乎可以指出，精英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虽然有值得同情之相当理由，但千万不可全然否定90年代文化资本民间化、文化活动市场化的历史趋势，甚至文化大款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文化体制的历史性转型的结果。因为一部分文化人所以能够成为大款，本身就是靠的文化的市场化，如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中，他们的“发迹”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承认，现在的文化资本的分配不尽如人意，毛病很多，急需优化改进，但切切不可通过文化市场进行文化资本分配这件事也予以扼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法修改游戏规则，但不要取消游戏本身。除非我们认为计划体制时期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由官方高度垄断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不是什么应该彻底告别的恶梦，反倒是值得留恋的美梦。
注释：
[1]有意思的是，与80年代相比，解放后3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虽然低下，但其经济收入在社会各界中却是相对较高的，中小学教师、医生、工程师、技术员是如此，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就更是如此。
[2][3]P.Bourdieu and Wanquant:An Invitation toReflexiveSociology,Univ of Chicago Rress,1992，页101。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4]行动者(agent)在布丢的学说中是一个非常独特，也非常难译的词，它既非“个体”(individual)，亦非“主体”(subject)，大意是指卷入场域并在其中为资本、为地位而行动的人。布丢甚至认为，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场域之后才成其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以艺术家为例，“这一或那一知识分子或艺术家只因为有知识的或艺术的场域的存在，他们才存在”，“不存在艺术场域就不存在艺术家。”（页107）。因而布丢指出：关于场域的观点提醒我们，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不是个体，而是场域及场域中的行动者。场域优先于个体，因而必须成为研究的焦点。这倒不是说个体只是“幻觉”或根本不存在。而是说个体是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行动者，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先验主体而存在。行动者是社会地建构的，并积极地行动于场域之中。他们必然要受到场域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场域。
[5][6]同上页97、101。
[7][8][7]同上页98。
[9][11]同上，页100、116-117。
[10]事情虽然比这要更复杂，也就是说，虽然并非所有拥有少量资本的人都一定是“造反派”，而拥有大量资本的人也未必都是“保守党”，但是布丢坚持“这是一个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空间的一般陈述。”页109。
[12]显然，以上文字不能说是对于文化大款的学术界定，即使作为一种描述也是极为粗浅，不能令人满意的。目前来看，比较“过硬”的指标只是经济地位，也就是是否够“大款”的级别。至于作为定语的“文化”似乎就很不好界定。只能说，文化大款作为明星式人物，一般都与大众传媒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即使他们中有些是从事精英文化的创造，也必然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从而也是极其“大众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