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外需明显疲软、内需提振不足、需求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乏力。为了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提振经济增长动力，着力供给侧结构调整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新供给经济学成为政府和学者尝试的新思路。梳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对于更加深刻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核心、供给侧改革的必然性、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及供给侧改革的实践路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溯源 （一）国外传统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启迪 当代中国众多经济学者都拜读过亚当·斯密、萨伊、罗伯特·蒙德尔、阿瑟·拉弗、克雷·罗伯茨、马丁·费尔德斯坦等西方经济学大家的论著，传统供给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以及减税、增加要素供给、重视市场调节作用发挥、强调稳定货币供给等思想观点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思考价值”[1]。 供给经济学分析方法来源于古典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渊源可上溯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虽然主张不完全一致，但都强调税收政策的作用，认为降低税率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都仅强调一个供给部门（农业或者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重点的主张片面。亚当·斯密（1776）[2]著《国富论》标志经济科学的发轫，确立了“供给侧”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与分析中的中心地位。亚当·斯密认为供给决定需求进而主宰经济增长的思想被让·萨伊继承和发展，萨伊（1803）[3]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供给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即著名的萨伊定律。马歇尔（1890）[4]著《经济学原理》将微观经济的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相提并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风靡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其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滞胀”局面，不能继续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解释和解决新出现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开始从需求的对立面供给侧角度寻求解困之道，借鉴和吸收前人的供给理论，扩展宏观经济理论的供给分析方法，并从供给侧提出了众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但对经济运行机制、“滞胀”成因与效应分析、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政府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其实荦荦。 1.减税是政府增加需求和降低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供给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蒙德尔（1974）[5]曾指责凯恩斯否定提高所得税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说法，认为提高所得税率会给“供给侧”带来不利影响，会使供给数量减少及供给价格提高。罗伯特·蒙德尔多次批判美国政府的总需求管理经济政策，1974年他就反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以控制物价的政策，主张以低税率促生产、恢复金本位及稳定美元币值等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供给经济学另一重大贡献是阿瑟·拉弗（1974）[5]提出的“拉弗曲线”，他认为税率和产量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反馈方式，即高税率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使产量不断下降、低税率会使产量不断增加，拉弗等人的逻辑是减税不会使政府税收减少、政府不必担忧他们所不愿看到的政策效应。 2.供给增加与生产率提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源泉 吉尔德（1985）[6]认为通货膨胀只是经济本质问题的表象，相比生产率低下、投资下降、储蓄减少造成供给下降，通货膨胀成因及其效应是排第二位的。克雷·罗伯茨（1987）不认同吉尔德的观点，其所著《供给学派革命》提出“生产率下降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通胀压力的加剧，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实际是下降的”[7]。一方面，生产率下降表明投入产出比下降，即要素需求过于充裕而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导致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产率下降表明单位产品成本相对上升，普遍生产率低下加之要素供给的世界性短缺造成成本增加，导致成本拉动的通货膨胀。就是说，生产率低下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提高生产率、增加要素供给才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 3.减少政府干预，重新重视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 供给经济学派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倡导自由经济，政府应扮演好守夜人角色。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越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越陷于“滞胀”的病态（1990），“战后美国经济结构最大的变化是政府作用的扩大，就过去10年（指70年代）间经济逆转的经验而言，政府的各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确应当受到严厉指责”[8]，即政府的干预强化是美国经济绩效减退的主要原因。万尼斯基（1975）[5]所著《世界运转之道》指出，拉弗的贡献在于提供了解开政府经济增长和私人部门停滞不前症结的方法，减税给政府行为带来约束，从而规范政府行为，为私人投资释放更广阔的空间，经济自由与活力提升。供给学派承认政府的作用，吉尔德（1984）[6]认为政府实施的一些干预活动，有些是极富生产性的，但公共部门以及公共活动的过度扩张，却造成真正的资本损失，形成实在的挤占效应。马丁·费尔德斯坦（1986）[8]强调要依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而不是政府强加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其重要的理论贡献是“费尔德斯坦曲线”，用以论证财政赤字水平对资本形成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 4.强调货币供给的稳定性，提倡恢复“金本位制” 供给经济学派在货币供给稳定性问题上，深受货币主义学派影响，虽然不赞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但认为正确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适度、可测和稳定的货币增长。莱曼（1981）[9]等人认为，由于货币需求数量难以估计、受政治时势影响的金融政策难以出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具备稳定控制货币数量的能力，因此供给经济学派主张恢复“金本位制”，认为“金本位制”与价格稳定存在一定关系，并且“金本位制”不会限制经济增长。莱曼指出，美元金本位延续了170年，虽有中断，但可由此得出结论，金本位制的存在绝非偶然；并且预言金本位恢复一年后，储蓄会引发生产性投资翻倍增长；“金本位制”下，价格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同时实现。供给学派认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通常是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但吉尔德（1984）[6]、罗伯茨（1987）[7]等认为极致的通货紧缩将使经济陷于崩溃，用单一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可能弄巧成拙，导致通货膨胀更加难以解决，因此面对通货膨胀时他们没有一味追求货币数量的稳定，并且认为货币数量的可控性差。费尔德斯坦（1986）[8]则认为“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货币主管部门可以允许货币不断增加”。 （二）国内传统供给经济学的前期探索 国内总需求经济学一直占主导地位，国内学者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主要是从总需求角度出发。但部分学者发现就当下中国经济环境而言，很多宏观经济现实采用需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转从供给角度进行分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供给经济学。借鉴陈端计的思路，中国供给学派的前期探索主要分短缺型供给问题和过剩型供给问题两个方面[10]。 1.短缺型供给问题研究 短缺型供给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供给短缺原因分析、效率与供给短缺关系分析、有效供给等方面。胡汝银（1987，1992）[11][12]所著《低效率经济学》提出一个供给决定论模型，认为若将存在短缺时的实际总供给看作短边，则短缺的供给决定于短边，探讨为何出现短边有助于解决短边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和提高短边、实现总供给的增加，但他没能回答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总产出水平不降、产量反而有所上升等问题。马庆泉（1989）[13]认为有效供给短缺是由于供给绝对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质量障碍造成的，并且供给不足型短缺是一种相对长期性、绝对性、体制性的短缺；胡汝银从微观效率角度解释短缺原因，忽视了造成供给短缺的宏观因素。可见，马庆泉更加注重从供给短缺的宏观和微观方面探讨供给短缺原因，认为投资生产力不足所造成的有效供给萎缩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持续短缺（非瓦尔拉斯长期均衡）的根源。樊纲、张曙光（1990）[14]指出效率问题和一个特殊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潜在总供给”有关，与是否发生短缺本身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潜在总供给水平再低也有可能不出现短缺，而供给水平很高也可能出现短缺。周建明（1992）[15]与樊纲、张曙光的观点存在一致性，他指出，胡汝银提出短缺是给定总需求水平下的实际总供给低于潜在总供给的直接结果，并不能解释短缺的内在联系，供给效率不足不能解释短缺，二者应是并行存在的问题，无关因果。周天勇（1996）吸收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高投入替代效率供给不足论，认为在中国高投入替代低效率造成的损失，能够将供给维持在既定的水平上，经济决策和运行的效率决定有效供给的水平。[16] 2.过剩型供给问题研究 过剩型供给问题的研究已经逐渐形成共识，主要集中于生产过剩下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管理两个方面。胡培兆（1998，1999）[17][18]认为供给者造成的生产过剩这类市场过失行为导致供需矛盾激化，劣币驱逐良币，低水平不良供给导致真正有效供给减少，抑制有效需求的增长。可见供给数量的增长并不一定是供给的健康增长，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隐患。刘诗白（2000）[19]与胡培兆的观点相似，认为有效供给短缺是有效需求短缺的重要因素，盲目生产、重复投资导致经济过剩，会使供给数量、质量、结构失衡。供给出现问题，大众需求信心下降，有效需求减少。因此，吴敬琏（1999，2000）提出中国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需求管理的作用，还应充分发挥供给管理的作用，采用向供给侧倾斜的政策治理经济，[20]发挥企业作为主要经济主体的发动机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真正增加有效供给。[21]李义平（2000）[22]认为虽然应把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结合起来考虑，但二者要分轻重，重头应是供给管理，即通过有效的产品供给和制度供给，最终解决有效需求问题。华桂宏（2000）[23]认为中国经济理论应该注重“供给边”，中国目前是结构性供给过剩，说明经济运行中无效供给较多；同时表现为结构性供给短缺，经济运行中能够满足不同消费层次需求的有效供给能力缺乏。 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指导 贾康、苏京春2015年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1]标志着新供给经济学的形成，该书详述了新供给经济学“五维一体化”的理论框架及供给侧“人”与“物”的联通。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以“八双”、“五并重”为概括的系列化制度创新与政策优化，强调新的制度供给应同时作用于供给侧和需求侧。随着政府对供给则改革的重视及新供给经济学的发展，供给侧改革研究成果日趋丰富，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核心、供给侧改革面临的矛盾和挑战、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核心 李晓晔、车海刚等学者界定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供给侧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土地资源投入、企业家才能投入等；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取决于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因素。供给侧改革是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李晓晔（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主要是从供给侧角度进行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供需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的到来。[24]车海刚（2015）进一步扩展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如果说李晓晔的观点是狭义的内涵，那么车海刚关于供给侧改革内涵的描述则更全面，属于广义的范畴。车海刚认为，供给侧包含产业供给、要素供给、制度供给三个层面。实现产业转型、要素创新、制度改革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25]，绝不能割裂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共生发展。 张宁（2015）对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总结。他在对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中指出，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内容，一是降低不具备发展潜力的过剩产能以使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二是改革垄断行业，降低准入门槛，提升企业活力；三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从粗放走向集约生产、精致生产，从微笑曲线低端向中高端发展等。[26] 胡鞍钢、贾康、任森等学者界定了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胡鞍钢（2016）指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短期目标是要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核心战术任务，长期目标是要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7]贾康（2015）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优化供给侧环境应着力提升制度供给的高效性和市场空间的开放性，激发微观主体创业、创新活力，使其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新动力。[28]胡鞍钢和贾康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从供给侧角度进一步解放、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任森、王大威（2015）提出供给侧改革重点在于跨经济周期调控，经济增长需要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达到资本、劳动力、土地和生产力之间的平衡增长，全要素增长的持续性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29] （二）供给侧改革的必然性 张杰、翟福昕（2014）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泡沫化、房价波动和影子银行四大问题和风险，宏观调控目标“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促进供给侧的政策转型成为破解经济风险和政策冲突的最优工具，具体应从金融体系改革、打破垄断体系、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推进。[30] 李由（2015）认为供给侧管理是一种中长期管理，往往收效较慢，需求侧管理是一种短期管理，收效较快，但二者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无论是从供给还是需求角度看，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政府应让位于市场，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31] 李智、原锦凤（2015）[32]和刘承元（2016）[33]指出供给侧改革的现实依据，一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分流显著，释放需求存在结构性障碍；二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风险增加、政府购买支出面临投向选择；三是出口不再具有竞争优势、贸易壁垒深化，贸易条件不见好转。因此，从供给角度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对我国宏观调控的需求侧调控的补充和深化，有其现实需求。 贾康等（2015）对十三五时期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以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到来、城乡二元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艰难挑战，迫切需要中国宏观调控必须注重供给侧管理，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以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从人口、土地、金融、企业、教育、创新等六个角度优化供给侧环境与机制，促进经济数量与质量升级。[34] （三）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刘霞辉（2013）指出，遵循供给理论，中国现阶段应当适当突出供给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更有效地重组生产和市场，提高产出效率，促使供求趋向均衡，重点是提高供给要素的效率，促进要素质量的提高”。[35]金海年（2013）认为供给是满足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性和决定性因素，政府应当通过制度供给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给企业松绑。[36] 贾康及其团队成员基于对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的深度理解、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危机时刻背叛经济学主流教科书的深刻感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面临困难和挑战的精准把握，在其论著中提出了从供给端着手的“八双”、“五并重”等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的系列政策主张。[37][38]魏杰、李阳子（2014）从“体”“用”关系的哲学层面探讨供给侧改革方向，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增长方式替代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既是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边界的重新厘定、划分，更是市场与政府“体”“用”关系的根本转换，应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成为市场自我完善、自我调节、自我补充从而更好实现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工具”。[39] 祁凡骅、李声宇（2015）则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主要矛盾之一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解决问题的路径应是以市场为导向，运用供给服务于市场，市场需求大的企业可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小、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企业则应关停并转，促进产业升级。[40] 三、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实践路径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多省市政府特聘专家或政府顾问、多所高校特聘教授、多次受中央领导之邀“中南海问策”的贾康为首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派创立的新供给经济学为中国供给侧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贾康等众多经济学者不仅是新供给理论的创立者，更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践行者，他们大多是政府核心部门要员，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自己是新供给理论的拥护者，更代表了政府推行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要着力提升制度供给的高效性和市场空间的开放性，激发微观主体创业、创新活力，使其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借鉴车海刚的观点，供给侧改革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产业转型升级、要素创新驱动和制度改革促推三个方面。 （一）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是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意味着要素的重新流动和配置，实现帕累托改进，最终实现经济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意味着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提升有效供给和产业层次，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工业供给侧改革实践 互联网消费时代的到来推动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成为工业企业的首选，满足消费者及企业个性需求的服务模式创新、以分散式网络协同为特征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深度融入互联网思维的全流程开放式创新以及多业态多技术融合的产业生态体系创新，[41]这种工业+互联网的融合模式不仅可能创造新产品、新工艺，推进产品创新，还有可能挖掘潜在的消费市场，消耗多余库存、剩余产能的同时加强短板供给，完善产业链从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型。李克强总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强调提质增效，促进产业创新升级，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无一不体现出中国中央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2.农业供给侧改革实践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明确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主张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实现交叉融合，推进产城一体化发展，这样不仅拓宽了农业、农村发展空间，还将有效地整合农业、农村资源，推动第一产业现代化和市场化水平。 （二）要素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单纯依赖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两大要素驱动，已难以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快速发展。要素是改革的基础，推动要素创新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组合和创新要素效用，推进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1.土地改革创新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改革开放30年后农村土地改革的重启，开始承认市场在土地经营中的作用，土地不仅可以通过种植作物实现价值，还能通过市场实现增值，是中国土地改革的创新。2016年蔡继明提出征地制度、建设用地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按照“三位一体”城乡互动进行，对“三块地”进行通盘考虑和顶层设计，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城乡土地市场互联互通。[32] 2.人力资本创新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建立“统一开放、服务完善、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是避免刘易斯拐点出现的重要手段。通过初级劳动力短缺到中高级劳动力富余的过渡、提升人力资本层次继续保持人口红利，既有助于促进一国科技水平的提升并提升国家产业层次，又有助于加快知识积累和传播速度、发挥知识的外溢效应，通过人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的现代化。 （三）制度改革促推 制度改革主要是行政管制、准入管制、退出管制以及价格管制等的改革，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加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对企业和个人的束缚，提升市场、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活力。当前正在推动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审批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等，都是政府让位于市场的实际举措。 1.负面清单嵌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经历了制度缺失到制度过剩的演进过程，目前简政放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必须从有限准入向开放准入转型。负面清单管理是构建开放准入秩序的现实选择，能满足强化市场型政府职能的要求。”[43]肇始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全面嵌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国各省市均出台了负面清单改革的相关文件和具体措施，负面清单嵌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将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大大激发市场、企业和个人创新、创业活力。 2.社会资本全面介入基础设施建设 2014年9月以来，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个部委及各省市政府相继出台PPP模式相关文件，基础设施建设PPP模式应用的制度体系初步成形，国家层面和各省市公布了多批PPP试点项目。[44]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来自政府、被政府垄断的局面得到改变，社会资本开始冲破公共产品生产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盈利慢的障碍，全面介入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合同管理、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评估、程序管理、风险防范和分担等制度的完善，必将促推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广度和深度。 3.金融体制及财税体制改革创新 宏观调控上，实行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结合。一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滕泰（2016）[45]认为减税是中国经济复苏最有力举措，应以全面减税为起点，扩大结构性减税范围，全面推行营改增，实现普遍性降费；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实现新供给改革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二是实施稳健略宽松的货币政策。注重松紧适度，多次降息降准、改革存贷比管理、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等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将大大减轻企业税赋，释放企业和市场活力，推动企业和个人投资力度，刺激国内潜在消费需求。 四、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前瞻 国外传统供给经济学派尝试恢复萨伊主张的做法在里根政府期间受到热烈追捧，采取凯恩斯主义过于极端的需求侧管理政策致使经济危机加剧，供给学派强调市场的基础作用、减少政府干预以及坚持减税的财政政策、恢复“金本位制”的货币政策极大激发了个人、企业、市场的发展活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市场得到自我调节，经济危机得到极大缓解，加速了经济恢复和增长。但此时供给经济学生长的时代背景仅限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政策主张的反需求管理倾向使其陷于供给侧极端，缺陷在于抹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放弃政府干预，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已经论证了萨伊定律悖论，因此传统供给经济学没有上升为一个成熟的理论，借用供给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的话，“供给经济学不过是倒退回……取消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基本论点”。[46]传统供给经济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取代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完全是应势所迫、顺时而生。因此，传统供给经济学者没有涉足发展中国家的供给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国情决定的国内传统供给经济学富有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国内学者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及政府与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相继在拓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侧管理，特别关注政府宏观调控导致总供给发生变化环境下政府作为的多样化，特别重视结构优化与政府产业政策的关系，“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47]凸显了供给经济学理论层面的“中国特色”。中国供给经济既存在短缺型经济即供给不足，又存在过剩型经济即供给过剩。因此，国内供给经济学者强调有效供给，认为短缺主要是有效供给短缺，过剩主要是无效供给过剩，这种结构性短缺需要提高有效供给、避免盲目生产带来的无效供给；强调效率与供给的关系，提高效率是增加供给的有效手段。但是，国内传统供给经济学观点零散、没有形成较为一致且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立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单一强调需求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供给经济学强势进入大众视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者在当前社会经济矛盾趋于激化下提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主张和政策诉求，它是需求管理政策在中国空间收效见窄情况下的一抹亮色。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强调短期调控，传统供给学强调供给端的中长期调控，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主张以供给管理为主但同时强调供给管理需要适应需求管理以实现供需平衡，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供给经济学者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一种折衷的创新，是对凯恩斯主义和传统供给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伟大实践将为新供给经济学者们不断完善新供给经济学提供思辨素材，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指导供给侧改革实践、供给侧改革实践推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进步。 基于此，笔者认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可能呈现以下趋势：一是供给与需求研究的融合。展望新供给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关于供给与需求的研究可能从对立走向融合，两者相伴而生有望成为未来研究重点。二是实证研究的加强。立足于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学者们可能将更加关注改革实践、改革政策的评价和实证研究。新供给经济学当下更多是宏观层面和理论层面的研究，数理模型论证支撑欠缺，未来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实证论证以及具象行业供给研究（微观研究）可能越来越多，佐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伟大实践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科学性。三是供给侧短期管理研究得到重视。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供给管理侧重的是长期管理，需求管理侧重的是短期管理，现行需求短期管理被人诟病，供给侧短期管理研究可能成为未来新的研究热点。四是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的研究有望深化。西方经济学者或否定政府“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或推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资源配置核心与决定因素，并未能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为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能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内生活力的探索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供给实践，可能为多学科理论研究者深化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的划分提供充分的思辨素材。标签：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有效供给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