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5年我国利用外资战略目标与融资方式选择_直接投资论文

未来15年我国利用外资战略目标与融资方式选择_直接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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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从而提前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过程中,国外资本的流入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内部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内储蓄能力进一步增强,重化工工业化势头重新出现,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普遍看好,大量资本已经并正在准备涌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以及正在变化的国内国际条件,重新论证我国利用外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制定明确的外资政策,是“九五”至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我国未来15年利用外资的形势与战略目标

(一)利用外资的形势判断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的积累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国内储蓄率无论从国际标准来看,还是同国内投资率相比,都是不低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高的。国内已有不少分析家认为我国目前已不存在“储蓄缺口”,今后应对外资流入做规模上的限制和结构上的调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判断,需要谨慎从事。我们认为,考虑到经济发展的现时阶段和特征的大背景,我国的储蓄缺口还将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首先,从国外经验来看,象我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处于资本净流入增加即不成熟债务国的阶段。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大规模的利用外资以及以什么方式利用,是同该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密切相连的。在国际资本流动分析中经常运用三个跨国资本流动的成长阶段模型。其中之一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70年代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第二、第三个模型的功用基本相同,偏重于对债务(间接投资)的分析。三个模型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依其在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分为若干阶段,如:不成熟债务国、成熟债务国、不成熟债权国和成熟债权国。这些类型大致概括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在国际资本跨国流动中的地位特征。经济不发达国家通常处于邓宁的第一(人均GNP400美元以下)、二等级(400—1500美元)和债务周期中的不成熟债务国阶段。这些国家储蓄能力有限,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储蓄、外汇双缺口”,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弱。而处于发展链条另一端的则是由最发达国家构成的“成熟的债权国”。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从实现工业化意义上看,必须完成从“不成熟债务国”向“成熟债权国”的转化。据此,我国目前无疑还处在邓宁第二等级及对应的不成熟债务国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我们仍为净资本流入:利用外资大量增加,利息支付净流出,对外投资规模很小,净对外投资是负数并且上升,债务上升。

其次,从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特征的二元结构问题并未根本改观。这意味着我们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仍然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扩展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完成劳动力的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这就需要在非农业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使之不仅能够吸纳自身的劳动力增长,还能够吸纳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1.2亿左右;而城市地区在低失业率的表象之下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也很严重,据估计,国有企业冗员比例高达15%以上,绝对人数在2000万人以上。要使如此众多的人员在非农部门就业,需求的资本将会是十分巨大的。但现时我国尚未把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充分就业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因而对投资需求的测算大为低估,据此断言储蓄缺口的消失也是不恰当的。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外资在直接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从1992年的约600万人,上升到1994年底的1400多万人。这期间,外资创造的就业机会已占到总从业人员增长量的40%,可以说,外资在我国就业的增量结构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有部门基本上提供不了新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发挥外资的作用,对解决我国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目前我国高储蓄率成因中有若干不合理因素存在。在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储蓄与积累主体已经转向居民户部门。居民户部门的收入和分配情况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储蓄率影响很大。而在这一领域,还存有很多问题。首先是收入分配长期向城市倾斜,多年来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一直大大高于农村居民。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了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而较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因处于消费结构转型的积蓄期,具有较高的边际储蓄倾向,从而形成了较高的储蓄率。其次,近年来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高收入者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所以这种分配格局导致整个储蓄率的上升。因此,规范个人收入,解决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自然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政府一项长期任务,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会适当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倾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高储蓄率。虽然我国的储蓄率仍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施行政策的总的效应是趋向于储蓄率的降低,对此不能不予以考虑。

第四,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动向来看,国际资金的供给可能会由充裕转向偏紧。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萧条后,经济开始转向复苏,国内的投资机会增加,(如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的道琼斯股票指数大幅上扬连创新高),资本外流的步伐可能会放慢。另外,资本输出大国日本和德国,由于国内的呆账坏账问题和两德统一问题,内部对资金的需求增长,也减少了对国际资本市场的资本供给。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上对资本的需求却在增加。一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逐步渡过了危机期,生产由大幅下降转为平稳态势,增长潜力很大,投资前景开始看好;二是我国周边地区的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宽了对外资的政策,与我争夺外资。在这种情况下,出台对外资规模的限制性规定显然会导致不良效应,为此,必须谨慎从事。

第五,虽然从外资的总规模上看,我国已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受资国,但从人均受资水平来看,还仍然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94年我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26%,但同期我国人口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27.1%。如果考虑到外资中还有相当部分资金是国内资金循环到国外后又以外资的形式返回的,那么我国的受资强度还要低。从改革开放17年来看,前期我们利用的外资并不是很多,外商真正开始大规模投资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所以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人均利用外资的水平,更是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相比,则差距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利用外资的强度还不够,扩大利用外资的余地还很大。

之所以会出现利用外资重新定位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目前外汇储备较多,外汇人民币占款过多对中央银行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起了冲销作用,导致短期内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从而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研究这一问题还应将长期发展趋势与短期政策需要区别开来。从长期资源配置角度看,我国资金总量是不足的。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各项宏观调控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以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对外资的吸收能力。

(二)未来15年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利用国际资本流动目标的侧重点定然不同,这进而决定了政府战略与政策框架方面的差异。如处于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的国家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更多地吸引外资以解决投资不足和就业问题;处于成熟债务国(及债务减少国)阶段的国家更多地要考虑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提高国际竞争力问题。因此与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未来15年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应当是:

1.鉴于我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所处地位尚未根本改观,因而利用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整不应过大;继续积极引进各种类型的外资。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总方针的前提下,对前一时期外资引进中暴露的问题则要重视,力争使外资利用规范化,与国际惯例靠拢。

2.培养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对先进技术、管理方式的引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成为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战略重点。同时应防止利用外资过程中形成国外资本对国内市场的垄断。

3.坚持出口导向的方针,防止外资企业过度挤占国内市场。

4.提高国内市场竞争程度,引进现代企业机制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育,提高宏观与微观层面的资源利用效率。

5.保持短期宏观经济平衡。

以上几点中,继续坚持积极利用外资的基本方针及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未来15年我国利用外资战略目标的核心内容。为要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有必要重新调整我国对不同国际筹资方式的政策。

二、未来15年我国利用国外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利用外资的筹资方式主要指间接投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灵活投资等。不同的国际筹资方式需要不同的条件,各有其短长。各国必须考虑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并根据具体发展目标来制定筹资方式政策。因此,我国未来发展阶段,在选择筹资方式时,要围绕弥补资金缺口与提高经济竞争力这两大目标设计政策,以找到最适合的筹资方式并力图达到两大战略目标的平衡。

(一)提高间接投资在利用外资规模中的比重。我国目前已走入工业化中期。一方面经济结构开始向重化工业化阶段演进,一方面经济开放度迅速提高,如何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已提到了经济发展的首要日程。我国的产业已具备一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同时,开放环境下的竞争也不可避免,这就要求更多使用间接投资。

间接投资是一种债权性投资,不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投资国与受资国的投资目标冲突不大,受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产业规划,技术升级战略购买本国所需的关键生产技术、工艺设备,投资完成后的生产经营可以由本国企业自己独立控制。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在国际经济竞争力方面提升迅速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利用间接投资方式为主。我国外贸出口规模的扩大、外汇储备的增加及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贷款也具有相当强的承受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这为外债规模的扩大提供了较大空间。衡量一国外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使用债务率和偿债率指标作为参考。我国1994年外债累额为966.7亿美元,债务率(外债累额与当年商品劳务出口外汇收入之比)为90%,低于国际公认的界限100%的水平。1994年还本付息额为110亿美元,偿债率(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商品劳务出口外汇收入之比)为10%,低于国际公认警界线20%的水平。

(二)利用间接投资应侧重于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正确利用国外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外债使用重点应逐步向关键行业的关键技术及设备倾斜,以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外债使用结构不当,即使规模不大,也可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负担,出现债务危机;反之,即便有相当大的外债规模,也可能出现利用外债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债款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农业和基础原材料加工行业,而对那些支撑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及主导产业如微电子、通迅设备、汽车、航空等产业投入则十分不足,始终没有支持国内形成具有规模效益和自我研究开发能力的新兴产业群体。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及一些主要的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是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的基础,应当加大外债使用向这些部门倾斜的力度。

(三)间接利用外资中要逐步增强国际商业贷款的比重,增强我国在外资使用投向上的自主性。在当前的借款结构上,多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双边政府贷款比重较高。这些贷款在使用条件上有较多的限制,不利于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如多限制在农业、非盈利性的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及基础设施方面的项目上使用。外国政府贷款中则更多地包含着促进投资国出口贸易性质的限制。相反,国际商业贷款方式较灵活,手续较简便,使用方向一般没有上述限制。尽管外国政府贷款名义较低,但多要求设备必须由贷款国供货商提供,其报价往往偏高。与此相比,国际商业贷款的综合成本不一定高。另外,双边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币种选择余地小,汇率风险相对高于商业贷款。多边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国内配套资金的要求较高,一般只支付项目所需外汇资金或项目总投资的35—50%,其余资金由国内配套,这就增加了国内资金压力,也容易导致国内项目单位的外债偿还困难。

(四)配合国内企业体制改革,推进债务人主体结构逐渐向商业银行及企业倾斜。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最根本的还是国内企业运行机制的重塑与改革。借用外债的企业主体不但应是国内一些关键行业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而且这些企业应具有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好的体制条件。为了贯彻国家的政策指导,选择一些金融机构作为中介进行“窗口管理”是完全必要的。但应当加速其商业化进程,防止不适当的行政性干预。

(五)积极利用国际债券筹集资金。与其他间接投资方式相比,国际债券具有更典型的间接筹资特征。由于债券面向公众筹资,债权人分散,发行人可根据需要选择币种、面值及使用投向,没有任何干预与附加条件,有利于我国根据本国发展战略和经济建设需要控制投向。而其他间接筹资形式中,由于债权人集中,常会有对借款人活动进行不同程度干预或伴有一些前提条件。同时,债券筹资的还款期长(一般为10年以上,最长可达25年之久),利率略低于贷款利率。我国近些年来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利率都在10%以下,最低为5.3%。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发行机构信誉与偿还力强。战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国际债券筹资已渐成为各国筹资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几年债券发行占国际市场总筹资额的比重已大大超过50%,取代了银行贷款的霸主地位。我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一环境,积极利用国际债券筹集资金。同时也应注意防范汇率、利率风险及债务规模控制。

三、未来15年我国利用国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国内就业不充分,储蓄不足,存在着大量资金缺口,是目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我国制定利用外资政策目标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而直接投资在解决国内资金不足问题方面是一种较为有利的形式,它是一种股权投资,要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对投资项目的盈亏成败负连带责任——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因此这是一种没有或很少外债负担、投资风险共担的利用外资方式,对于一个资金较缺乏的国家有较高的吸引力,是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从中长期发展角度看,对直接投资的方针不应限制和收缩。

同间接投资形式相比,直接投资在提高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有所不同。它在诸多领域直接形成对受资国的竞争。对于国外投资方来说,直接投资的投资风险明显大于间接投资,特别是在一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国外投资方(主要是跨国公司企业)的直接投资更着眼于利用自己的特殊优势获得长期利益:利用其在技术专利、管理、资本等方面的优势,绕开受资国贸易壁垒,削弱和减少现实与潜在的竞争对手;利用所在国“区位”(自然、资源、劳力和运输)方面的优势,减少生产成本;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内部化供需关系减少经营中的不安定因素,并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获取高额利润,逃避税收,等等。投资方的上述战略,肯定要对受资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这就决定了直接投资的政策设计关键是如何处理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与防止国外资本对本国产业的垄断性控制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继续鼓励和规范中小型直接投资

8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的国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而其中,又以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特别是港台华人资本的投资为主。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组装类制成品行业,以及资本收益率高的房地产及服务业领域。如何评价这种国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影响呢?目前不少观点认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小规模的直接投资不利于实现我国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改变目前不利现状的途径是限制其发展,同时,要更多地吸引国际上大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们认为采取上述方针必须慎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选择完全忽视了外国直接投资性质上的特点及投资动因。总体上看,国外中小资本流入符合我们利用外资的目标,利大于弊。除了前面谈到的提供国内需要的资金和经营管理、减轻国内剩余劳动力压力以外,同大的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相比,其优点还在于:由于投资项目及企业规模较小,它不足以形成对国内某些行业的垄断性控制;第二,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转移产业原有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因而现有的转移到我国的三资企业主要是作为出口生产基地,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它们对国内市场的挤占作用有限,而对出口贸易的推动力强。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这类投资的增多,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投资资金不到位问题,“高进低出”转移利润、环境污染、劳动保护不善及一些投机资本炒作国内金融、房地产和期货市场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完善市场和法律的办法加以引导解决。在目前我国存在资金缺口和严重就业问题的条件下,对中小投资应在逐渐规范化前提下,继续持鼓励、支持的态度。

(二)控制跨国公司以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跨国公司的国外投资,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全球战略的核心部分包括:(1)利用其对先进技术专利、管理能力的垄断地位和资金能力抑制和封杀竞争对手,尽可能地扩大其拥有的市场份额;(2)在技术转让方面,只有当受资国可以从其他途径(受资国自己开发或别的对手愿意提供)获得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技术时,跨国公司才有可能将其转让给受资国子公司;同时,争取产业移植的办法,结合出售设备,并且分期、分批地转让,以尽可能保持其技术垄断地位;(3)当公司产品遇到东道国严重贸易壁垒时,通过在东道国投资设厂,绕过贸易壁垒,向其市场渗透;(4)利用母公司和国外子公司间的内部贸易来转移利润或排挤竞争对手。内部交易价格一定程度上不受市场供求法则制约,而是根据公司全球战略由公司决策制定。

鉴于跨国公司强大的实力及其投资战略,在利用其资金技术进行合资时,必须意识到跨国公司的战略与我国的利用外资提升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竞争力的目标是有直接冲突的,为此,必须具有针锋相对的决心并提高讨价还价能力。在政策选择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尽量不使跨国公司拥有企业的控制权,限制其股权比例。发展中国家一般要求其低于50%。我国则应根据合资公司的合伙人数量,拥有相应的控制经营权的控股比重。除了面向出口企业外,要严格限制跨国公司的独资子公司在我国设立。

2.利用法律与行政手段,防止跨国公司在关键行业形成垄断地位,特别是在微电子、汽车、化学药品等高新技术与支柱产业。

3.以间接利用外资或国内筹资手段,支持国内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在这方面,加速国内大中型金融、贸易及生产企业的经营机制转轨,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4.调整征税方法,健全审计制度,加强对跨国合资企业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可采取“比较定价”的原则,参照市场公平交易价格,审核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合理性,防止“转移定价”对我国经济利益的损害。

5.继续实行贸易开放政策。对跨国公司企业坚持出口导向贸易政策,对已出现跨国公司垄断趋势的高贸易壁垒的行业(如我国计算机、汽车行业)要适时调低关税及非关税保护,加强该行业的竞争性,防止这些跨国公司过多利用我国贸易壁垒获得不合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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