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发展趋势与政策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导向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全局的影响正在不断加深，并显示出了若干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科学地分析和把握这些趋势，适时进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商投资，加快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FDI增长迅速， 带动我国利用外资总量结构趋于优化，利用FDI由速度型模式转向质量效益型模式的条件趋于成熟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具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水平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另一方面资本不足仍是约束我国劳动力资源和其它经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因素。其原因一方面与我国资本使用效益低而又不可能很快得到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所处的工业化过程中经济起飞阶段对资本投入的巨额需求有关。为了实现我国经济起飞的战略目标，除了深化改革，努力提高国内资金的使用效率外，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本。在利用国际资本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回避对外借款的债务风险，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心在于如何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市场潜力，使中国在90年代成为对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地区。1992年至94年，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并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据初步统计预测，中国在1995年将继续处于领先地位。
表1. 我国实际利用FDI的变动趋势
注：本文所有表格的原始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表1显示了1979 年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走势及其影响：其一，1991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总额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对外借款，1992年以来，由于FDI 增速明显加快，改变了我国的外资进入结构。1992年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对外借款实际利用额，92至94年我国实际利用FDI与对外借款之比分别为1.4:1，2.45:1和3.64:1。1994年，我国实际利用FDI累计额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对外借款累计额（811.1亿美元），并在实际利用外资累计总额中比重过半，达52.8%，估计1995年我国实际利用FDI累计额将超过国家外债余额。由FDI规模迅速扩大所引起的这些变化使我国利用外资总量结构趋于优化，有利于减少债务风险，保持利用外资的健康稳定发展。
其二，FDI的大规模进入，直接增加了我国的资本投入， 促进了劳动力就业的增加，成为我国GDP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1994年FDI占我国国内总投资比重已高达16.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8.0%。到1994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已占全国非农就业人数的4.5%和城镇就业人数的7.5%。据估计，1992年以来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5%以上，沿海地区更高达30%以上。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对外资依赖的现象正在形成。
其三，FDI进入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速度型不稳定性特征， 年度增长率落差相当悬殊。随着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不断加深， 其速度型数量增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并在事实上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发生了冲突。盲目追求引资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提高必将对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消极影响。
所以，实施利用FDI 战略由速度型数量扩张模式转向质量效益型稳定发展模式上来，已成为我国“九五”期间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环节，并应成为我国调整利用F-DI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二、以港澳台为主体，FDI来源地趋向多元化， 将有利于实现引资战略的转移
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和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相通性，使港澳台地区在大陆引进外来直接投资过程中不仅作为特殊类型的“外商投资”捷足先登，而且在投资总量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截止1994年，港澳台商人在大陆投资额累计已达678.83亿美元，占外商投资累计总额的70.86%。港澳台商在大陆的大量投资，强化了两岸经贸关系，促进了共同繁荣，对“南中国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
进入90年代以来，其它国家对华投资正在加速发展。统计资料显示，在1994年外商来华投资累计额排行榜上，美国（77.28 亿美元）和日本（72.89亿美元）分别以占总额的8.07%和7.61%难分伯仲， 而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以色列，欧洲的法、英、德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亦不断通过官方互访及民间渠道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扩大投资，形成华厦逐鹿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中，港澳台资下降幅度较大，带动整体协议外资额下降，但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投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95年依然保持了这种态势。这样，尽管港澳台商投资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在近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所占比重趋于下降。同时，美、日、英、德、韩、新加坡、丹麦等国尽管在投资总量上不及港澳台地区，但在对华投资项目规模、技术档次、产业特征等投资质量上处于优势。投资来源地的多元化，对于我国进行更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稳定增长和投资质量的提高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FDI的区域分布与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密切相关，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和跨世纪的战略重点转移将促使FDI 向中西部扩展，相对均衡将成为中近期政策选择的基点。
8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沿海地区在享受政策优惠的同时，引进外资的软硬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并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广东省，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江苏省、上海市，以闽南“金三角”地区为中心的福建省，以胶东半岛为中心的山东省，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辽宁省五大外商投资密集区。从1991年至94年的情况来看，这6个省市外商投资总额占去了全国的70.77%，其中广东以占全国总额的29.19%独领风骚。加上沿海其他省区，其总额占全国的88.99%。
表2. 1991-94年实际利用FDI总额占全国1%以上的省、市、自治区
从表2还可以看出，80 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浦东开发带动沿江开发与开放战略在引进外商投资上亦取得重大进展，1991至94年，包括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在内的引进外商投资总额达185.75 亿美元，占全国23.91%。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在沿海、沿江地带的集聚，强化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格局，这在我国工业化经济起飞阶段是一种难以回避的选择。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和国家将要实施的跨世纪的开发重点的北上西移，加上沿海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将会促使外商投资特别是资源开发型投资项目向内陆地区扩展。统计资料显示，中部地区的河南，沿边地区的内蒙、新疆及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等省、区引进外资额增长较快。广东省引进外商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1991年的41.6%下降为1994年的27.9%，同期占全国比重1%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则由13 个上升为18个。这些变化都将有利于弱化投资区域过于失衡的状态。但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差异性的影响，实现外商投资区域性相对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九五”期间的政策倾斜只有同中西部地区加速观念转变和投资环境建设相结合才有可能对外商来华投资格局变化产生实际的影响。
四、我国利用FDI的产业分布在波动中趋于合理， 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仍须加强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如何适应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市场需求层次不断提高的要求，有效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推进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我国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实践表明，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外汇不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的约束严重，仅通过一般贸易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步伐非常缓慢。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一揽子资源转移的特点有利于这一战略的实施。
表3.1979—94年累计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产 业项目数
占项目总数
协议外资金
占协议外资
(个) 的比例(%)
额(亿美元)
额的比例(%)
农林牧渔业 53672.4 42.1 1.4
工 业168749
76.1
1696.6 56.0
第 三 产业 39911
18.0
1198.1 39.5
其 它 76913.5 93.3 3.1
合 计221718 100.0
3033.1100.0
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总体情况（见表3）来看， 与我国工业化发展现阶段的基本要求相适应，并呈现出下述发展趋势：
其一，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于电子技术、生物化学工程、现代通讯设备、海洋石油工程等高科技领域的项目增加，带动了我国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生化制药、通讯设备工业和海洋石油开发等新兴产业在我国的迅速发展；
其二，外商在工业项目中大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我国的汽车（轿车）、微电机、自动电梯、纺织工业上，使大批老企业的陈旧设备得到更新改造，产品更新换代加速，同时，他们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市场开发策略，对我国一些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其三，外商在我国第三产业的投资也大都以设备、技术、管理一体化方式进入，在建设一大批现代化的宾馆、商场、通讯网、广告设施的同时加速了我国商业、服务业现代化的进程；
其四，受国家鼓励政策的诱导，外商投资在能源、交通、原材料、城市基础设施上的大项目近年呈增长趋势，基础产业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
其五，与上述趋势密切相关的是，外商投资在扩大我国的进口额的同时增强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扩大了出口渠道，对我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势头突出（见表4）。就出口结构来看，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构成中工业制成品保持在90%以上，1995年上半年为93.8%，其中机械、电子产品占43.1%，并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外商投资在推动我国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我国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
表4.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海关总署历年《海关统计》
当我们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演化的积极作用时，还应注意到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商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别是在工业和房地产业上波动较大。就协议外资金额来看，1986年工业只占27.7%，房地产及公用事业占57.1%，此后工业投资急剧升温，到1990年占84.4%，房地产只占6.9%，而1992和1993 年的房地产热使房地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分别高达30.6%和39.3%，工业投资则下降为55.3%和45.9%，1993和94年房地产投资出现大面积亏损，投资下降，到95年上半年工业投资又上升为63.4%，房地产投资则下降为26.0%，FDI 在产业投向上的盲目性反映了我国产业政策导向的不稳定和不成熟性；二是受投资规模和短期利益驱使，中小规模的工业项目投资集中于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上，造成低层次上的过度竞争；三是对出口型企业支持不足，产品外销比例规定已形同虚设，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积极性下降。
针对上述情况，“九五”期间首先应进一步强化产业倾斜的政策和措施，并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强化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支持，充分发挥外商投资在我国产业结构演化中的积极作用。
五、外商投资项目规模趋于上升，大型跨国公司主导趋势正在形成，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垄断将成为政策调整中的重要课题
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小规模投资具有灵活多变，见效快、风险小的特点，只要东道国近期内有足够的盈利诱惑即可发生，其对投资环境的综合性要求不高。但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则更多地着眼于长远发展，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综合性要求较高。由于受整体投资环境的约束，整个80年代国际著名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很少，多数公司处于观望状态。80年代末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大型跨国公司更是犹豫不前。
表5.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投入规模变化情况
表5显示了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外资投入规模1990和1991 年明显低于80年代平均水平。
进入1992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政治不确定性风险降低，早就关注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信心迅速增强。至1995年， 国际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者已逾200家。
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投资，使1992年以来的项目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投资集中的上海、北京、广东、天津等地新增项目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明显增加。截止1994 年， 协议外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企业数天津为120余家，占协议项目的1.5%，协议外资额占全市的31.8%，上海市这个比例则分别达7.1%和70.1%。 平均项目协议外资规模上海1994年为264万美元，1995年可望突破300万美元，浦东新区则高达400万美元。（见1995《上海统计年鉴》、 《天津统计年鉴》）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作为其全球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占领中国市场及以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为基地向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扩张的战略性投资，在已进入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投资行为中居主导地位。同时，许多相关的跨国公司为了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亦不得不进行防御性投资，这种主动进攻的态势在汽车制造、电子工业、通讯设备制造、生化制药工业表现得最为突出。
大型跨国公司在FDI中主导趋势的形成，在提高FDI的质量和FDI 进入的稳定性的同时，其投资活动中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趋势正在一些行业中显现出来，政策调整就不能只关注于引资规模和投资本身质量的提高，对跨国公司国际投资行为中的垄断本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如何实施相应的政策调整和法律控制将成为利用外资战略转移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六、FDI项目技术构成由以低技术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为主体向多层次适应，多元化技术方向发展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一揽子资源转移的特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题中之意。但在经济起飞的前期阶段，我国大多数地区无论就物质基础、能源供应，还是就劳动力素质来看都更适应于在国际上相对较低技术构成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港澳台商的劳动密集、小规模、快节奏变化项目的大量进入正是与这一条件相适应的。1991年以前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属于简单的加工装配型的中小项目占80%，其中又以港台接单、大陆装配等生产模式最为典型。就总体情况来看，1991年以前，投资在100 万美元以下的生产性三资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加工企业，而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占80%，电子工业项目中，约有70%为产品组装线。正因为如此，外商投资的就业创造率一直比较高，三资企业已消化吸收了我国1260多万劳动力就业，为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流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与项目投资规模扩大相联系的往往是资本有机构成和先进技术含量的提高，1994年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项目已由前几年的10%提高到了30%以上。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深化及其合资范围的扩大，先进技术引进将日益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由于受到“产品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国外投资行为规律的影响，通过利用FDI 引进的高新技术只具有相对意义且处于被垄断之中，所以有必要实施政策调整，加快FDI过程中技术转移的速度和强化国内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创新能力； 另方面，由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产业间发展的不平衡，在我国经济活动中仍将长期存在，不同地区和产业在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选择上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将呈现出以多层次适应为中心的多元化适用技术共同发展的趋势。
七、投资形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新的投资形式的发展需强化政策引导和措施配套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对利用FDI 的形式和股权安排基本上未加限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形式基本上是依其自身利益要求和对我国投资环境的判断自主选择的。至1994年底，我国累计批准的22万多个利用FDI项目中，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开发资源四种形式分别占63.6%、15.3%、20.9%和0.2%； 在协议外资额中分别占48.4%、25.5%、24.4%和1.7%； 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中分别占53.1%、21.2%、21.2%和4.5%。
进一步分析其比例变化情况，则可以发现其阶段性的结构变动趋势。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79—1985年，这期间合作企业和合作开发无论在立项和协议外资额还是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上二者合计均占50%以上，独资企业所占份额不超过6%，且呈下降之势；第二阶段发生在1986—89年，这期间合资企业增长迅猛，在项目比例、协议外资额和实际利用额三项指标中的比重由不到50%上升到60%以上，合作企业与合作开发所占比例下降，而独资企业仍徘徊不前；从1990年起进入第三个阶段，合资企业比重下降并维持在50%左右，合作企业安稳中有降，独资企业则稳步上升，三项指标分别由1988年的0.08%、9.08%、7.08%上升至1-994年的27.35%、26.55%和25.82%。
上述趋势性变化首先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对投资中国的非市场性风险的顾虑减弱，规避合资合作中的摩擦，实现经营权控制的倾向强化；其次，随着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和先进技术引进的增加，跨国公司投资行为中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倾向上升，实现这种垄断最有效的方式是独资经营，从上海和天津市情况来看，协议外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工业企业中独资企业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形式。
除主要以设备、土地、资本、劳动等投入的增加为主要内容的三资企业外，近年来，以对我国现有企业的股权进行收购为主要形式的“引资改造”方式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投资形式主要针对具有潜力但经营管理不善的国有企业而来，特别是“中策现象”的出现为外商以“兼并”的方式对现有企业进行重组包装，或直接出让股权，或在境外上市再行募股筹资活动进行了实验。就当前国际投资发展趋势来看，以兼并的方式进行直接投资已在国际投资领域形成潮流，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利用这种形式，推进我国现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在搞活国有资产存量过程中，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实现国有资产与外资的优化组合；另一方面必须严格对国有资产的评估和规范外商的兼并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明确的对外商兼并的政策及相应的措施进行规范。
八、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影响日益增强，深化改革、调整政策、完善管理是实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转变的内在要求
上述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形成，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而且从三个层面上对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形成冲击：
在微观经济运行层次上，作为中国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发展中面对的最大竞争对手已是跨国公司的挑战。随着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国有企业在原有的相对较小而分散的竞争对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面前尚能自我安慰的垄断优势正在暗然失色。
首先，国际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实现海外发展的最大本钱在于其拥有当代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以及相应的技术管理和创新能力，其向海外扩张的动因则在于通过国际市场开拓直至市场垄断获取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最大收益。而我国的国有企业由其体制约束所形成的技术创新动力缺乏和创新与应用能力不足的问题仍相当突出，成为其市场竞争力衰弱的重要成因，一些企业一经包装和营销策略创新即被外资“救活”的事实一再说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能力的贫乏使其陷入了困境。
其次，体制约束还使得一部分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应用能力和市场发展前景的企业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和要素优化配置的条件，缺乏组织创新和市场扩张的能力，不得不借助于外资以求“自主”发展，其代价则是许多国产名牌不得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激流勇退”，告别自己往日的辉煌，换上洋名，成为外商资源优化配置的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对外资产业准入和市场准入限制的放宽，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我国现有企业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现实选择：要么加快改革的进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机制，保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进而实现海外扩张；要么听任于海外跨国公司的垄断趋势，甘当“配角”；要么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退而求助于政府的市场保护。
在市场体系运行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对强化商品市场的竞争和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市场化的影响已相当深入，并正在通过对现行银行经营体制的冲击影响资金市场的发展进程。随着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国民待遇的进程加快，一方面对外商投资企业国内融资贷款的限制将会放开，信贷资金运用市场化的压力必然增大；另方面逐步放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现行国家银行体制还很难适应这种变化，加快银行制度改革，既是保障国有银行主导地位的需要，也是实现利用FDI战略转移的客观要求。
在经济管理体制层面上，FDI 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形成的冲击最为明显。为了适应引进外商投资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先是在三资企业的审批、管理、税收与外贸体制上网开一面，形成了较为廉洁、高效的运行体制，并在事实上成为深化我国企业管理、税收、外贸体制改革的先声，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暴露出现行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性：
首先，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上多头管理，缺乏协调，形成勤于引进疏于监督管理的局面，目前在对三资企业资金到位情况、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缺乏完整的统计、监督，对外商严重的转移利润问题难以进行有效的约束，这无疑会放纵外商通过非经营性活动牟取暴利的不规范行为。
其次，国家的产业导向政策在界限上不清晰和配套措施不完善，加上作为地方利益至上的一种表现形式的“优惠竞赛”问题仍严重存在，助长了投机商的投机行为使得国家对外商投资产业合理调节的难度很大。
其三，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缺乏战略性规划，对外资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缺少全面分析，表现在政策导向上的波动性和具体操作上的盲目性较大，将会影响利用FDI战略转移的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要实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转变，就必须全面认识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并将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对外商投资实施国民待遇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银行制度改革、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相结合，配套进行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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