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历史考察_恩格斯论文

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历史考察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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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在阐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问题时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新的”对应词是旧的,它是相对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理论而言的。今天,在纪念马克思诞生18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日子里,考察一下马克思和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当世界社会主义转入低潮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却获得更新和发展,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国民经济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9.6%。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会遭到失败,而在中国却获得巨大的成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呢?在考察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后,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同前此以往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一样,或者确切地说,又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两者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的,都属于科学思想体系;不一样的是前者主要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后者则主要是以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这或许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神奇力量的秘密所在。

我们常说,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是对的。但据此而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就不一定是正确的。恩格斯说: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40页,以下所有马列引文均属中文第2版)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是比较空想社会主义而言的,它解决了社会主义是怎样和为什么会从空想变为科学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曾经作了如下两点说明:第一,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第二,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一句话:“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同上第732页)为了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思想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同上第1卷第87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建构来说,两大发现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直接的理论基础,而是他们使社会主义得以从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理论前提。两大发现为人们研究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考察方法”和“思维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思辩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写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同上第73页)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呢?我以为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阐述了这样的一些基本思想:第一,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产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伊始,就明确指出,从这种历史观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参见同上第90-91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说得很明确:“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哪个真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同上第3卷第719、742页)第二,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基本途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建立在“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认识上面的。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并确认“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同上第1卷第272、284、282、284页)恩格斯也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上第3卷第754页)第三,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阶级斗争的过程。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从总结欧洲大陆两次革命经验中,推论出*

来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过程,将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同上第1卷第462页)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讲得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他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讲得十分具体了。他认为,公社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步,“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上第3卷第58-59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工人阶级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完成;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且勿宁说是使目前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同上第98 —99页)第四,共产党的理论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同上第1卷第285-286页)第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是阶级斗争。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一封《通告信》中强调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1886年2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揭露和批判人道社会主义者的错误时说:“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同上第21卷第297页)

由此可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主动性。当生产力发展到现存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的时候,变革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就上升到历史的首位;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或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也就提上历史的首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于容纳的地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发展得很尖锐,战争与革命充分表现出历史的主动性,成了那个时代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和鼓舞,又置身于欧洲十分活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氛围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从政治斗争的历史考察中,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研究中,还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体验中,都得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结论。因此,他们在探索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道路的过程中,就不能不突出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条主线,不能不借重阶级斗争这一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杆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理论基础也就很自然了。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自己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早在1899年,列宁就在他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宣言书——《我们的纲领》中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160页,以下引文均属此版)列宁认为:“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同上第15卷第38页)在列宁的政治和理论的视野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条基本的指导线索,是对社会进行政治分析的首要问题。所以,他十分注重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他在《卡尔·马克思》这篇著名论文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贯穿于他领导俄国革命实践的整个过程,他的这一思维惯性延续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比如,1918年春,他在被后人称之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出,社会主义面临一个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479页)1919年,他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伟大的创举》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论文中,提出和阐述了这样的一些基本思想: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为了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取斗争、*

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最后,列宁把这一思想归结为一个著名的命题:“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参见同上835、第4卷11、67、69、64页)1920年10月,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同上第4卷第290页)同年12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中还说过这样的话:“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租让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讲和,而是一场新领域内的战争。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同上第330、332页)1921年,在俄共(布)十大的政治报告中仍然坚持:“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上第481页)

在列宁的思想里,一方面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按列宁的话说:这是“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同上第13页)应该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考虑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他的阶级斗争的弦就有所松动,开始把发展生产力提上首位。比如,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他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的劳动组织。”(同上第3卷第490页)随后,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起点是在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生产的地方,只有这些物质条件,即大机器工业、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全集》第34卷第240页)为此,在1918年春夏之间,他就提出了“暂停向资本进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从“直接剥夺剥夺者”、“实行国有化”,转向加强经济“管理”和“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上来。(参见《列宁选集》第480、476页)根据列宁的提议,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还通过了“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一经济建设上去”的相应决议。(见《列宁全集》第40卷第137页)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由帝国主义和白匪发动的三年内战,把阶级斗争再次提上了历史的首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力度,使他作出了像“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是对消灭阶级的理论论证”(同上第332页)这样一些经典性的论断。尽管这样,他还是认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第16-17页)所以,一当内战基本结束,列宁就再次把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提了上来,特别是从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更是突出了生产力的标准。还在1920年11月,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列宁就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应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列宁说,共产党人是要讲政治的,但政治不仅是阶级斗争,政治还包括经济建设。“现在我们*

主要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碳,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碳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说的政治。”(同上第308页)1920年底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只有当全国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列宁全集》第40卷第156页)1921年3月,他在俄共(布)十大所作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而从生产力状况看,即按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来看,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466页)并用这个标准来重新评价党的工作、确定党的任务、调整和制定党的政策,发动了堪称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场改革,即推行新经济政策。他在谈到为什么要放弃实行三年半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改行新经济政策体制时明确指出,过去“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同上第576页)1923年1月,他在总结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经验时,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同上第773页)

尽管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问题上,列宁的理论带有二重性的思维特征,未能完全摆脱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传统理论的束缚,比如直到最后,他最为担心的重要问题之一,仍然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一组被后人称之为“政治遗嘱”的文章里说:“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同上第783页)但是,他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为前此以往,社会主义新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导师那里,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尝试才会变成现实。所以,早在1918年春夏之间,列宁就提出了如“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教条”、“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分条列款的定型的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论点,并明确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281、481、188、471、467、466页)那么,列宁所说的“经验”是什么?经验就是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他说:“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同上第531页)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未曾遇到的历史难题。列宁在解决这一难题时认定,不能搞马克思原来所设想的在发达国家里搞的那种纯粹形态的社会主义,那种“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在比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第43卷第278页)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新的认识,才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搞“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上第42卷第227页、第43卷第83页)也就是说,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来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列宁晚年搞的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始从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理论基础,向以发展生产力为其理论基础转变。虽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转变没有完成,但它却为后人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转变。邓小平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出发点,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在我国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如,1980年4月,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同上第311页)同年4、5月间对外宾谈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同上第312-314页)可是,恰恰在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我们过去长期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同上第3卷第117页)他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上第264页)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他提出和制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发动了一场新的革命。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话说:“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同上第237页)

邓小平在生产力问题上的理论贡献,首先是肯定革命和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9年11月,他在同美国朋友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时说,这“确定是一场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1985年8月,他在谈到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时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同上第3卷第135页)1992年春,他在视察武昌、深圳、上海等地时再次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同上第3卷第370页)其次是重新确立了生产力的标准,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时,反复阐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就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参见同上第116、254、255、228、372页)再次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还在1980年,邓小平就是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他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建国三十年来,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生产力发展得太慢。“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同上第2卷第313页)同时也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上第3卷第63页)1985年8月,他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同上第134-135页)1992春,他在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时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第373页)总之,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肯定了改革和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在于确立了生产力的标准,不仅在于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生产力概括到社会主义的本质里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理论。

这一新的生产力理论,不仅是邓小平重新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思路的实践内容,而且也是邓小平建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在谈到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同上第328页)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像一座宏伟的科学殿堂,他的新的生产力论就是这一殿堂的基础建设,殿堂的全部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这一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上面的,它的几乎所有重大的理论支柱都是同这一基础分不开的。比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大的理论台柱,无一不是植根于这一理论基础之中,或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派生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正是拿着生产力这把尺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重新量度了一番,重新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之所以能作出新生产力理论的贡献,首先是由邓小平所处的时代特征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同一时代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者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不同的。在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这一时代里所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它的理论基础自然是而且只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共处的时代里,社会主义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很自然地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其次是他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济与教训的最新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社会区别于它社会质的规定性是该社会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构成的。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他所建构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因为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社会主义将在发达国家里率先发生,它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是由资本主义一百多年发展准备好了的。所以他的着眼点也就很自然地放在变革生产关系上面,放在“剥夺剥夺者”、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上面。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首先遇到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他已经意识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但是在苏联的往后发展中,列宁的这一思想被忽视了。社会主义传统理论思维的惯性,使得人们仍然沿着以往的思路走,继续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看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不断铲除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和得以再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却不断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马克思以来,特别是从苏联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极其深刻地指出:“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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