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欢[1]2016年在《儿童文学：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文中指出中国的现代童年想象是伴随着“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和对“儿童”的发现而发生的,在此之后,中国儿童文学逐渐走向了创作的自觉。然而,由于受到社会现实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作家对“儿童”的书写意在传达观念,儿童的主体性未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被认可和呈现。直到1980年代,伴随着儿童文学对儿童个体成长的书写和观照,才逐步确立了儿童在儿童文学中的主体地位。1980-201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迅速成长和发展的叁十年,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和成熟,并在创作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观念性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在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儿童主体性的自觉建构。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与话语的干预和影响,儿童文学作品中被建构的童年和儿童主体显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本文将1980-2010年代儿童文学中的童年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不同发展阶段为线索,以不同阶段作家的精神视野和作家对儿童主体的建构为中心,从历史、文化和美学等角度考察和审视了1980年代前期、198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至当下这四个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呈现不同时期儿童文学中童年叙事的差异,分析不同话语对作家建构儿童主体的影响,寻找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对话关系变化的线索与轨迹。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分析了儿童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对话关系的实现途径,通过对百年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历时性考察,阐释了中国儿童文学在1980年代前未能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历史现实因素,和19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中儿童主体性的建构过程。第一章讨论了1980年代前期,在“社会寓言”构架下中国儿童文学的童年形塑。新时期之初,虽然中国儿童文学还停留在1950年代形成的文学创作模式中,但新的时代已经给儿童文学创作指定了新的坐标和新的方向。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借助于对“教育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讨论,对“文革”时期的创作指导理论以及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纠正。对于新时期之初的儿童文学创作者们来说,驱除蒙昧、疗治社会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作家们在创作中,通过“师者”视角表达了驱除蒙昧、疗治社会的愿望,并借助对教师形象的塑造,寻回了知识分子失落已久的“启蒙者”身份。伴随着对“文革”反思的深入,儿童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张扬个性,追求精神独立的少年、儿童形象,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儿童主体性的建构,预示着儿童文学即将脱离社会规训的束缚,走向对儿童成长自为性的书写道路。第二章分析、阐释了1980年代中后期,在启蒙和成长视域下儿童文学对儿童主体意识的建构。1984年前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开始由以教育性为指针向追求文学性的创作观念进行转变。在此过程中,“少年文学”概念的提出,在有效拓展了儿童文学的书写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同时,也表明书写儿童成长的主体性已经得到了作家的普遍认同。在1980年代初涉文坛的青年一代作家的作品中,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时代精神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家们既敏感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同时也对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记忆,这形成了他们创作中的批判反思视角和开阔的人生视野。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开始拥有了主宰自我成长的权力。他们在对既定秩序的反叛中,在苦难之境的成长中,彰显了人的主体性。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体现了新时代对“人”的理解。儿童文学参与了新时代对“人”的建构,但儿童文学中儿童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仍被置于国家民族和社会人生的层面加以考量,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精神特点和童年文化价值的理解则还处于认知的初期,尚未形成一种明确的共识。第叁章论述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下儿童文学对儿童主体和文学对话关系的建构。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作家从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生产指向了市场和受众,对儿童文学创作者而言,儿童读者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明显向“童年本体”的方向发生倾斜,实现了由“文学性”向“童年性”的过渡与确认。由此,“童年”成为了独立的文化主体,其和成人社会文化之间平等、分立的格局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一时期,一种风格幽默的,以儿童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为主要内容的童年叙事方式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逐渐崭露头角。对游戏和童年日常生活的书写,表达了作家对童年快乐生活的追忆和想往,体现了作家对儿童游戏精神的认同,还原了儿童的生活特点和精神特质,是成人理性精神与童年诗性精神的深层次的对话与融合。第四章分析、阐释了新世纪初至当下,在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儿童文学对童年的书写和对童年精神的重构。在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商业化写作的涌现、大众传媒的延伸、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影响,都将儿童文学推向了新的发展空间。以营利为目的的类型化写作将儿童文学创作指向了一种模式化的文学生产路径,类型化儿童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益空间对儿童文学作家构成巨大的诱惑,是为了利益而媚俗,还是为了艺术而执着于儿童文学的难度写作,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而艰难的选择。童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文化的存在。面对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语境下成人文化对童年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占,儿童文学创作应该保持对消费文化的清醒认知与理智反思,实现对童年精神的文学重构。结语部分认为,1980—2010年代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发展离不开其所身处的文学语境和文化语境,特殊的历史境遇和转型中的社会文化语境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作为儿童文学书写的对象,对“儿童”和“童年”的书写投射着作家在一个时代的想象空间,反映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潜在的对话关系,体现了成人社会对儿童的文化赋权。身处消费时代,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审视和反思,我们的儿童文学正在建构和传递着一种怎样的精神价值,又该如何通过儿童文学去安放人类共同而永恒的童年精神。
高小弘[2]2003年在《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游戏精神》文中指出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精神之一，它在儿童文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游戏对人类文明发展以及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可得到证明。但与这种地位不相称的是，长久以来，游戏精神经常被人们所忽略，而且争议颇多，并时时被人所误读，这种理论上的滞后必将给创作带来不利影响。 综合周作人、班马等人关于游戏精神理论的论述，本文将游戏精神的内涵归纳为叁点：快乐原则、幻想原则、自由原则。这叁大原则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具体的作品中昭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情节设计、情境氛围、语符排列等方面，从而使儿童文学作品充满生气与活力，给儿童撑起一片真正属于他们的天空。 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应保持孩子式的游戏性心理，少一些道学气的说教，而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其具体的心理依据有文化原型的积淀、童年经验、创作思维等。在大力张扬游戏精神的过程中也要避免简单地追求游戏性的热闹和快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游戏精神和教育主义的关系，应打破那种认为二者绝对对抗的认识、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两方面来寻求二者的协调发展，推动儿童文学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从而获得广阔的创作空间。
王艳文[3]2008年在《“游戏精神”的淡出》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是从“游戏精神”这个视角来看“十七年”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嬗变过程。建国后,儿童文学中儿童形象所具有的“游戏精神”有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因此,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开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建国初期,昂扬向上的乐观气氛形成比校宽松的创作环境,因此也出现了一些描写新中国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作品。在对儿童幸福生活的描写中自然流露出某种“游戏精神”。然而,相对于经典的游戏文本来看,这类儿童虽然是顽童,但他们还缺少经典文本中顽童身上那种大胆幻想的狂野之气、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50年代开始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但是由于对教育功能的狭隘理解,出现了大量描写顽童经过教育变成乖孩子的小说。这类小说较夸张地描写了儿童的游戏天性、兴趣爱好与成长中伴随的不足;在写到儿童的游戏、淘气、贪玩时,把他们天真活泼、调皮可爱的模样刻画刻划得活灵活现,使作品充满了童趣,但这并非作者最终的目的。对儿童游戏天性的描写与“游戏精神”的张扬不是作者的本意,作者的目的其实是先扬后抑。于是在文本中儿童总是动辄得咎,在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与内心道德的自我约束下,这些本来活泼可爱、调皮淘气、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顽童变成了一个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循规蹈矩、暮气沉沉的小夫子。50年代中后期,儿童文学开始追求对各项政治运动与中心任务的紧密配合。儿童文学作家怀着真诚的心情,会意于一切暗示;或以惶恐的心态,听命于一切指示。配合各项中心任务,开展“正面教育”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条潜规则。于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塑造先进的典范,反映少年儿童支援工、农、林、牧等各行各业建设的小说在50年代中期便蓬勃兴盛起来。儿童特有的天性尤其游戏天性是不利于其榜样身份的树立。这也使得儿童形象所具的“游戏精神”大量淡出,只在少数文本中,“游戏精神”还偶露真容,但是微乎其微。“游戏精神”在这类小说中只是其儿童身份的一种点缀与装饰。小说的重点是要树立劳动光荣的榜样,以供他人学习与模仿。这些作为榜样的少年儿童大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大公无私。少年儿童至此变成了先进型典范。到60年代,儿童文学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儿童小说大都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一轴心旋转。描写少年儿童与阶级敌人斗智斗勇,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作品比比皆是。游戏玩闹与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是格格不入的,儿童形象所具有的“游戏精神”在这类小说中也就荡然无存。小说中的少年儿童个个都是降妖除魔的小英雄。他们能发现成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完成成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小说中的儿童个个都是小神童。随着文坛上教育论、工具论的愈演愈烈,“十七年”儿童文学最终完全偏离了儿童文学的正常轨道,使得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消失殆尽。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儿童形象“游戏精神”的淡出,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发生了嬗变:从最初幸福的小顽童到转变型儿童再到先进型典范,最后变成了小神童。从作品的发表时间来看,这四类儿童形象有重迭,有交错。但是,从每一类形象的大量出现是有来看,他们还是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段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游戏性儿童文学文本,就必须清醒的地反思自己的儿童文学观,放下因袭的“教育工具论”,调整好创作心态,突破传统的创作定势,否则很难创作出与经典游戏文本相媲美的作品来。
张利芹[4]2010年在《论杨红樱校园小说创作中的游戏精神》文中指出游戏与儿童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它是儿童心理和生理的本能需要,是儿童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也是儿童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途径。游戏精神不仅是儿童本真的、永恒的精神,同时也是儿童文学永恒的精神,是儿童文学最主要的美学特征和审美标准。杨红樱作品之所以畅销并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游戏精神的贯彻,游戏精神是其文学创作的灵魂。在校园小说创作中,杨红樱以天性为材料、自由为目的、游戏为载体,尽情涂抹着儿童成长的天空。在游戏化的故事情节中,杨红樱以简单流动带有儿童认知特色的叙事方式、幽默明快的叙述语言,塑造了一群天性活泼的“坏小子”“淘气包”形象,以游戏的精神和姿态,将孩子从成人世界的挤压和禁锢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更贴近儿童自身、更易于让儿童乐于参与的方式对儿童的生命精神进行了诠释。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从儿童的游戏入手,探讨了游戏精神与儿童文学的渊源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中游戏精神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本研究在对象择取上的合理性及重大意义;正文部分分为叁章,第一章从杨红樱的文学创作观谈起,揭示其作品畅销的秘密在于对游戏精神的张扬;第二章和第叁章分别从游戏精神内涵的两个方面剖析了杨红樱创作中的游戏精神。第二章首先从文本分析入手,从游戏情节的设计,游戏伙伴的刻画、叙事方式的选择、文学语言的使用等方面来阐释杨红樱游戏精神的表现形态——玩和顽;第叁章重点论述杨红樱作品中对儿童本体生命的张扬,体现这种具有儿童生命哲学意义的游戏精神的价值内涵;结语部分对杨红樱的游戏精神与教育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对杨红樱文本创作中的游戏精神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当下对“杨红樱现象”进行解密的研究文章大多只是从文本中的故事人物、读者定位的准确、媒体出版商的推动来分析,而对其秉承五四传统的游戏精神却鲜有提及。杨红樱的校园小说创作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体现游戏精神的典范,本论文拟打算从这一角度切入,对杨红樱校园小说创作流露出的这种游戏精神进行分析,抛砖引玉,既让我们为新时期儿童文学弘扬的游戏精神摇旗呐喊、助威鼓劲,又可进一步探求作家创作成功的秘笈和儿童读者的审美趣味,从而为诸多的儿童文学创作者提供有益的写作指南。
张晋霞[5]2016年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幼儿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幼儿文学最富儿童文学特质,综观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幼儿文学理论批评在五四时期即参与到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中,对丰富、拓展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具有功不可没的作用。因此,以幼儿文学理论批评为研究对象,在当代语境中分析、整合幼儿文学理论批评史料,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论述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幼儿文学理论批评,共分四部分:绪论,为本选题的意义及相关研究综述;第一章,论述幼儿文学理论研究发生的基础,梳理幼儿文学中儿童文学观研究逐步深化的四个阶段,并分叁个层次对幼儿文学本质论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以幼儿文学文体研究为对象,分别论述了童话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状况,儿歌研究的地域性,以及图画书的接受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第叁章,将出版研究在幼儿文学发展中的功用价值作为研究重点,论述了叁个时期的幼儿文学出版研究。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研究,本文认为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幼儿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方法正逐渐丰实,研究领域有所拓展,体现了幼儿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度。但大批研究在快速出现的同时,仍存在研究粗糙,缺乏研究动力等问题。这类问题的出现,正是幼儿文学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理论与批评还存在较为薄弱、滞后环节的表现。
李宁[6]2014年在《论郑渊洁童话中的游戏精神》文中研究说明“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精神之一，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在游戏精神的美学视野中对郑渊洁童话创作中的基本精神——游戏精神的表现形态、游戏精神的生成原因、游戏精神的价值和局限进行研究，从中探寻对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启示。全文由绪论、正文叁章和结语五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郑渊洁童话的研究现状，界定了游戏精神的理论概念，其对郑渊洁童话解读的适用性，论证了本文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论述了郑渊洁游戏精神的表现形态。本章从叁个不同的方面对郑渊洁作品中的游戏精神进行阐释。（一）人物行动的主体自由性：郑渊洁童话中，主人公的行动大都是来源于个体内部的需要，具有主体自由性。郑渊洁还通过对儿童反抗精神的描述，张扬主体自由性的价值。（二）人物形象的幻想性：为满足儿童读者的幻想，郑渊洁为儿童读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幻想空间，引领儿童进入虚拟的世界。在此世界中，儿童能够获得比日常游戏更多的乐趣和更深的感受，并且能够在想象中实现被压抑的愿望。（叁）作品语言的娱乐性：郑渊洁通过幽默夸张的语言、情节设置的创新、对“无意思之意思”的游戏活动的描述，给读者带来心理上的快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对“快乐”的本能需求。第叁部分阐释郑渊洁作品中游戏精神的生成原因。（一）作家童年经验的影响：郑渊洁年幼时的特殊经历，让他感受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因此在童话创作中特别注意主体自由性的彰显。（二）重回童年的游戏冲动：郑渊洁通过写作这种游戏替代方式，对自我进行深入挖掘，将儿时被压抑的游戏精神唤醒，以写作弥补童年被压抑的愿望。（叁）中外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郑渊洁的童话创作受张天翼的影响，童话中充满奇思异想，且突破了张天翼童话的说教意味。（四）当代儿童文学观念的转变与影响：直到五四时期儿童和儿童文学才被发现。“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郑渊洁的童话富含游戏精神的哲学基础，唯有如此他的作品中才充溢着对儿童原初生命以及自由本性的尊重。第四部分，分析郑渊洁游戏精神的价值与局限。（一）郑渊洁童话中游戏精神的价值：郑渊洁的创作突破了传统的道学气息，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郑渊洁对传统教育体制的反叛和鞭挞以及他对未来教育的美好憧憬，对我们以后更好的教育儿童提供了借鉴。（二）郑渊洁童话中游戏精神展现的局限：郑渊洁的童话存在幻想过于跳跃、细节缺乏，讽刺盖过游戏性的缺憾。本文结论指出，郑渊洁童话中张扬的“游戏精神”是其创作取得成功的关键。他的童话创作对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以及儿童人文成长环境的建设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聂爱萍[7]2017年在《儿童幻想小说叙事研究》文中认为儿童幻想小说是隶属于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承袭流传在民间传说故事里的原始思维与狂野想象,在发展初期,曾因其荒诞不羁而遭到贬抑。十九世纪,德国的格林兄弟收集出版第一版德国民间故事集,民间的想象开始汇入童话创作的血液。地处欧洲的英国出现了约翰·罗斯金、查尔斯·金斯利、路易斯·卡洛尔、J.R.R.托尔金等一批具有前瞻视野和实验精神的作家,儿童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想象的时代。《金河王》《水孩子》《爱丽丝奇境幻游记》《霍比特人》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儿童文学小说向深埋在“布道说教”的儿童文学之中的儿童读者展现了一个独特的生命世界与生存空间。半个多世纪后,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大陆也迎来了想象的破土。弗兰克·鲍姆、E.B.怀特、厄休拉·勒奎恩、沃尔特·布鲁克斯等作家在英伦幻想文学的启迪下,为清教主义统治下的北美儿童文学“松绑”,用幻想重塑童年生态。与此同时,幻想之翼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清朝末年的中国,敲开了这个东方大国沉闷自闭的大门。孙毓修、叶圣陶、郑振铎等儿童文学作家开启了用童话进行寓教于乐的传统,经过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等的传承与创新,孙幼军、班马、薛涛等的锐意进取与探索,殷健灵、彭懿、曹文轩等的仗义担当与掘进,中国儿童文学一直在幻想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实现了从童话故事到幻想小说的裂变。由托尔金、J.K.罗琳、苏珊·柯林斯等作家引领的“幻想风暴”接连将西方儿童幻想文学推向巅峰,英美两国成为万众瞩目的幻想文学生产大国,幻想文学的研究话语也因此烙刻上欧美意识形态的印记。中国儿童文学里的幻想声音与幻想影像在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幻想文学研究场域中缺席,这不免让当今世界儿童幻想文学的考察有些遗憾,也使幻想文学的研究成果显出几分尴尬。因此,本文尝试将现当代中国儿童幻想小说与英美儿童幻想小说放置到同一语境中加以共同观照,从叙事的角度切入,分析探讨儿童幻想小说所表现出的超越国别、历史、文化等外部差异的内在共性特征,试图充分全面地展示儿童幻想小说风靡全球的跨文化魅力背后的艺术奥秘。第一章对儿童幻想小说进行了概念界定。该章从幻想小说和儿童性这两个维度出发,对儿童幻想小说进行定义探讨与特征梳理,试图通过对其身兼幻想小说和儿童文学的双重身份的讨论,揭示其独特的艺术内涵。第二章对中外儿童幻想小说进行历史梳理,既有上至神话传说的追根溯源,也有发展至今历史沿革的探讨。该章从神话入手,梳理从原始想象到幻想小说的演变进程中文学想象的基因传承脉络,跟踪儿童幻想小说在中西方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发生发展,以期勾勒出儿童幻想小说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轮廓。第叁章是有关儿童幻想小说叙事主题的阐释。该章以儿童幻想小说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为立足点,结合相关作品,讨论揭示其“善恶之争”永恒母题的时代表达,以及其对儿童自我以及人性的探究与书写。第四章主要探讨儿童幻想小说的人物设置。该章根据人物的形态特征,将儿童幻想小说的人物形象简要划分为人类形象、动物形象和鬼怪形象叁大方面,探讨儿童幻想小说对儿童人物“英雄”与“平凡”的两极塑造,对成年人物“加害”与“监护”两重功能设定,对动物人物的多元刻画,以及对游走于边缘的鬼魅精怪形象的另类呈现。第五章主要讨论儿童幻想小说的叙事模式。该章在归纳总结其线性叙事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远征式、历险式、童话式和渗透式四种常见的叙事结构进行解析,以详细阐释和揭示各类型独特的叙事特征。第六章是有关儿童幻想小说叙事视角的探讨。本章根据热奈特对叙事视角的划分,结合儿童幻想小说文本,着重探讨了无聚焦叙事和固定式内聚焦叙事这两种儿童幻想小说经常使用的叙事视角在文本中的具体应用与艺术效果。第七章探讨儿童幻想小说的时间叙事艺术。该章借助叙事学理论有关叙事时间的研究,从时序、时长、频率等方面对现实与幻境中的时间策略展开研究,以展现幻想小说具有的独特时间机制。第八章对儿童幻想小说的空间叙事策略进行探讨,从现实和幻境两个维度,深入解读儿童幻想小说对两个空间的不同书写,揭示其在叙事空间的驾驭与表现方面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儿童幻想小说已经实现了跨越性别、年龄、种族和国界的国际化。面对这个具有普适魅力的艺术形式,致力探寻揭示其魅力背后的艺术结构与美学构成,应当是与当下儿童幻想文学研究的全球化诉求内在契合的。幻想小说展现的形式美与其蕴藏的内涵美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彰显着儿童幻想小说独特的美学品性。儿童幻想小说是美的艺术,是一种美的艺术言说。
迂卓[8]2018年在《儿童文学审美视域下曹文轩小说创作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对美的偏爱与推崇,使得曹文轩成为一位将美发挥到极致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因之而具有很强的美感。从审美角度出发对曹文轩作品进行分析与研究,成为大多数研究者首选的切入点。遗憾的是,在研究曹文轩的大多数论文中,研究者多将理论建构与阐释的基石,放置于成人文学理论或美学原理的表述之上,研究者们似乎更愿意把曹文轩视为成人文学作家。放弃将曹文轩归类于儿童文学作家的自觉意识,也就失去了从儿童文学出发对曹文轩在作品中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世界开展有效的研究与分析的特有视角。尽管从客观来讲,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强调曹文轩小说创作的儿童文学特质与审美价值,对于丰富曹文轩文学创作批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2016年4月,曹文轩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桂冠这一事件本身就足够说明,无论是对曹文轩本人,还是对关注曹文轩文学创作的读者、研究者来讲,曹文轩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代表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成就。首先,对儿童审美心理特征的探讨是本文的第一部分。儿童自婴儿时期起,身上已经烙上种种或隐或显的审美胎记,游戏、节奏、情感与想象构成了儿童审美心理的原始形态,它们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影响着儿童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意识。其次,对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独特审美意味的赏析构成本文的第二部分。成长是儿童文学永恒的主题,成长一词在曹文轩手中明显具有深意的指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时代变迁同样反映在儿童文学主题的变化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登上儿童文学舞台的曹文轩,其少年小说的成长主题也经历着一番演变。通过不间断的苦难叙述来表现高贵而美好的人性,在这一系列人性美的展示中完成对人物形象的设定,使其达到典型形象的深度,这是曹文轩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一大特色,同时拓宽了儿童文学的表现深度与广度。曹文轩对游戏精神有着别样的理解,在他的作品中很难寻觅到浅层次的打闹与庸俗玩笑的痕迹。在面对人生的挫折与苦难之时,曹文轩赋予游戏精神以不屈不挠、坚毅刚强、勇于担当等新质,使读者在欢愉之外体会到游戏精神的严肃意味。再次,对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外部形式的分析构成本文的第叁部分。语言文字是文学作品的外部形式,曹文轩在保证其笔下文字干净、柔美、自然、流畅的同时,赋予文字节奏上的变化,犹如一曲节奏分明的乐曲悄然打动读者的心扉。对风景描绘满怀热忱的曹文轩将象征手法巧妙地加以合理运用,无疑为少年文学的审美创造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在成人文学世界中对人物心理进行段落式的独白描写是意识流小说的鲜明特征之一,且抛开成人文学不论,心理描写同样适用于儿童文学。曹文轩的小说在展示少年复杂心理机制的方面有着独树一帜的特点,“自我”与“他人”、“主我”与“客我”成为少年寻找、发现和建立“自我同一性”的绝佳场所。最后,对曹文轩审美创造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反思和总结,人物形象类型化、情节模式化和固定化的倾向是值得曹文轩本人在实际创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韩雄飞[9]2017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身体书写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将身体与“我”紧密相连,身体不再是被忽视的、受精神压制的对象,而是肉体和灵魂的集合,是创造世界的主体,也是受社会规训的客体。对于身体书写的研究、探索和思辨既有认知自我的重要价值,又是建构社会的一种文学途径。本论文从身体书写视角出发,探究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梳理身体书写的文学流变,力图以文本的解析展示儿童在社会文化中的生存状态,强调社会对儿童身体的尊重和解放。具体写作思路如下:绪论主要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身体研究基本观点的梳理,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身体书写研究现状的总结,阐释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意义价值。并明确本论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围,阐明论文的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第一章主要讨论儿童身体书写在启蒙主义思潮中的“发现”。主要包括叁个方面:一是将被损害的儿童身体作为社会的顽疾在问题小说中提出;二是将儿童身体作为人类精神的原乡和理想未来的精神寄托;叁是呈现日常生活中真实、本能、可爱的儿童身体。第二章主要讨论儿童身体书写在救亡运动中的文学想象。儿童身体虽然在阶级的话语规约下呈现出受虐的儿童身体、施暴的儿童身体和抗争的儿童身体叁种形象谱系,但在具体作品中也显现出身体书写对意识形态的挣脱和僭越。儿童身体在与革命意识地相互纠缠中,既受到革命意识的规范,呈现出“复仇”型和“送信”型的儿童成长模式,也最终化为了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留下了革命打在身体书写上的烙印。在战争书写中,儿童文学一方面高扬身体的暴力美学,一方面将其转化成儿童间的“身体”游戏,带有浓重的狂欢化色彩,并在具体的作品中呈现出了个体生命对战争的反思。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作品坚守儿童本位立场,显现出儿童身体在革命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多元形态。第叁章主要讨论儿童身体书写在集体主义中的形象统合。为了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儿童文学开始打造“新儿童”的身体形象,并将劳动作为锻造儿童身体的重要方式之一。与此同时,儿童身体也在集体话语中被同一化,最终淹没在集体中,成为集体的一员。第四章主要讨论儿童身体书写在儿童本位理论下的重新建构。以回忆文革时期儿童生存的经验来探讨儿童成长中的伤痛和蜕变。以对儿童服饰、发式描写的分析探讨儿童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长际遇的变迁。以儿童第二性征的身体成熟、对爱情的朦胧认知与渴望、对性的想象和在性问题处理不当上所受到的伤害等儿童的切身体验为基础,探讨身体书写中儿童性意识的觉醒。从对儿童身体的疾病、残疾等问题的书写探讨儿童在困境和苦难中的历练和成长。从身体消逝的叁种类型探讨儿童文学的死亡书写,阐释儿童文学中向死而生的身体价值和死亡书写的美学意义。第五章主要讨论儿童身体书写在儿童文学“分化期”的多元表达。从在金钱崇拜社会中的儿童身体和在功利主义教育下的儿童身体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对日常生活中儿童身体的书写。从对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孤独、恐惧、乏爱、无助等多重情感的文学表达,形成文学镜像引起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并通过文学探讨留守生活对儿童身体的再造。以儿童成长的具体细节和儿童从顽童成长为革命小战士的人生历程展现儿童在战争中的蜕变。以儿童身体在童年生活、乡土生活中的诗意栖居探讨成人对童年的浪漫想象和对儿童身体的诗意表达。以对儿童网游文学中儿童身体呈现出平面化和类型化特点的分析,探讨消费文化和娱乐精神对儿童身体书写丰富性和立体性的冲击。结语部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总结了儿童身体书写研究的文学价值、哲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指出研究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是指向对儿童生存问题和终极问题思考的一种方式。提出“身体”应该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予以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应注重对个体儿童身体的表达,建立一种“以人为本”、“以身体为本”的审美根基。同时,对“儿童身体”的尊重也应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为儿童构建一个健康的成长空间,打造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不仅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整体的责任和义务。
王雅琴[10]2014年在《中国新时期童话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童话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样式之一。在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期,童话就是儿童文学的代名词,童话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儿童文学研究。新时期童话在儿童文学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童话研究继续引领着儿童文学研究。自1978年的庐山会议以来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都进入一个繁荣期。中国新时期是一个充满观念变革和创新意识的时期,在1978年至2000年的这22年中,童话批评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新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过渡性和阶段性。这一时期的童话批评贴近创作和文本,对文学活动和现象密切的关注,研究这一时期的童话批评具有“史”的价值。从历史发展来看,新时期童话批评在中国童话批评发展链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为新世纪的童话批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新时期童话批评就更具历史意义。另一方面,新时期的童话批评虽然从宏观上看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但多而杂、繁而同,多为零散式的、蜻蜓点水式的批评。这些批评文本中包含着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金粒,但也存在着杂乱无章、不成体系的弊病。因此需要我们对童话批评进行一番披沙拣金的挖掘和研究。本论文将中国新时期童话批评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立足新时期的童话批评文本,按照“文学活动过程模型”(即艾布拉姆斯图式)为基本思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审视研究对象并透过批评文本和历史背景来探寻新时期童话批评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规律。论文除绪论外还包括上篇、中篇、下篇和余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童话批评研究现状概述以及选题意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上篇为童话作家批评研究、中篇为童话流派批评研究、下篇为童话作品批评研究。这叁篇首先是以一个整体的形态出现,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在实际批评活动中也无法分开。童话作家批评研究是指以童话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批评研究。这不仅包括对童话作家个人的批评,还包括将童话作家作为整体批评对象、对其作品批评的研究。任何文学家都离不开文学活动的,其成就集中表现在文学作品上。虽然文学作家包括童话作家在创作期中可能会出现艺术风格的变化,但变化中必定有一致的、连续的艺术追求。上篇以“童话作家批评”为主题,试图从新时期零散、芜杂甚至是零星式的批评中找出童话作家的主要特点、批评流变、童话作家身份以及艺术特点批评等,从而发掘新时期童话批评中本质性的规律。中篇是对新时期童话创作中出现的两个文学流派：“热闹派”童话和“抒情派”话批评进行研究。“热闹派”童话和“抒情派”童话是新时期两个蔚为壮观的童流派,在中国童话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其定位并不明确。我们以童话批评为入手点,结合两派童话创作,提出两者具有文学流派的特点,是新时期两个童话文学流派。本篇重点关注的是“热闹派”童话和“抒情派”童话作为文学流派的批评,其中既包括两者作为文学流派整体性批评,也包括流派风格的批评。另外还对“热闹派”童话的代表人物郑渊洁和“抒情派”童话的代表人物冰波的童话批评进行微观审视。下篇为童话作品批评研究。童话作品批评是新时期童话批评的主要内容,因为即使在童话作家批评中,也不可避免要涉及到作品。绝大多数童话批评都是从作品出发,在微观研究之上进行的总结、归纳。下篇关注的中心是那些在新时期童话批评中有着较为明显价值和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批评有的与作品的价值密切相关,如《小狗的小房子》,其批评是因作品的价值——对教育工具论的颠覆而形成的批评；有的是因为批评呈现出新的价值和意义,如《宝葫芦的秘密》批评；有的是展现出批评的新方向和新动态,如安徒生经典童话批评。“探索童话”是新时期与探索儿童文学一起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探索童话”批评也是新时期一次较为集中和激烈的批评论争。在这次批评论争中,批评者们不拘泥于童话文本,而将批评的触角延伸到接受批评、少年文学批评之中,掀起了新的批评高潮。余论部分主要论述了两个内容：一是中国新时期童话批评的再批评,包括在新时期童话批评舞台上最为活跃的第五代儿童文学批评家以及新时期对童话批评展开的再批评。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以隐含的脉络展现于整个新时期童话批评中,属于童话批评的“学术史”范畴。二是论述了八十年代中期《儿童文学选刊》上组织的“现代童话创作漫谈”。这次漫谈是新时期一次大规模、集中的童话创作讨论,虽然是以漫谈的形式出现,但却是观念碰撞和思想交流的大讨论,不仅对当时出现的“热闹派”童话和“抒情派”童话创作进行了批评研究、价值判断和引导指正,还对此后的“探索童话”创作起到了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 儿童文学：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D]. 何家欢. 吉林大学. 2016
[2]. 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游戏精神[D]. 高小弘.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3
[3]. “游戏精神”的淡出[D]. 王艳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4]. 论杨红樱校园小说创作中的游戏精神[D]. 张利芹.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5].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幼儿文学理论批评研究[D]. 张晋霞. 兰州大学. 2016
[6]. 论郑渊洁童话中的游戏精神[D]. 李宁.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7]. 儿童幻想小说叙事研究[D]. 聂爱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8]. 儿童文学审美视域下曹文轩小说创作分析[D]. 迂卓. 渤海大学. 2018
[9]. 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研究[D]. 韩雄飞.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10]. 中国新时期童话批评研究[D]. 王雅琴. 扬州大学. 2014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曹文轩论文; 杨红樱论文; 郑渊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幼儿心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