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183;马洛传记研究中的史料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克里论文,传记论文,斯托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4720(2010)02-0118-06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是早期英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然而迄今为止研究者对他生平史料的掌握却是寥寥无几。在《建构克里斯托弗·马洛》一书中，J·A·唐尼(J.A.Downie)指出：“我们对于克里斯托弗·马洛几乎毫无所知。当我们谈起或撰写马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叫做‘马洛’的建构物”。(Downie，2000：13)然而，从1593年马洛在酒馆遇害的一刻起，人们对马洛的误解和臆测就没有终止过。从同时代剧作家格林(Robert Greene)临终忏悔的指责，基德(Thomas Kyd)在酷刑之下的招供，到死后友人的深切悼念和赞美，宗教卫道者的以讹传讹，再到19世纪评论家的顶礼膜拜、推崇备至，现代理论家和传记作者的诠释，甚至过度诠释，马洛的传记书写被深深地打上了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印记。然而遗憾的是，马洛的一手材料实在太少，传记作者能够找到马洛唯一的手稿只有他的一个签名。史料的稀缺使传记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只能从有限、零散的史料出发，猜测和建构马洛的传记生平。由于一手史料的稀缺和西方后现代史观的变化，20世纪马洛的传记书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1 传记史料与马洛形象
一手史料的极度匮乏使得早期的马洛传记作家只能满足于考证马洛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马洛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描写却仍然是一片空白，然而这些大量“空白”却为后期马洛的传记形象塑造提供了极大的建构空间。20世纪早期的马洛传记中，史料堆砌的表面下往往隐藏着传记作家的史料组织原则，这种组织原则恰好暴露了传记作者对马洛形象的建构。
以约翰·贝克利斯(John Bakeless)的《克里斯托弗·马洛》(1938)为例，为了分析马洛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对马洛性格以及创作的影响，传记作者把重点放在了记述伊丽莎白社会中血腥、暴力的一面。传记中描写“犯人因为极小的罪过而被绞死”(Bakeless，1938：37)，还列举一个叫做威廉·马洛的人(约翰·贝克利斯称，此人有可能是马洛的亲戚)就是因为偷了一头小母牛就险些被处死的事例。除了绞刑，“其他的刑罚几乎同样野蛮，如切裂鼻孔、斩手、切割耳朵、打火印等”(Bakeless，1938：37)，“对于叛国罪，绞刑是非常轻的处罚。叛国重罪比较仁慈的处罚方法是砍头或绞刑。但是，当政府希望将叛国者示众以警醒后人时，受刑者就会先被施以绞刑，之后在尚有一息时从绞架上取下来开膛剖肚，罪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内脏被施以火刑。罪犯死后，尸体被肢解为四块，悬挂在不同地点示众。”(Bakeless，1938：38)约翰·贝克利斯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记述坎特伯雷市的血腥和暴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希望在马洛的出生地找到他性格的成因。这些史料记载表面看来的确繁琐，甚至略显杂乱，但并不是毫无目的、无关紧要的，而是为了揭示马洛的性格形成。“马洛短暂的生命中，坎特伯雷市执行过8次绞刑，其中6次发生在马洛剑桥读书前的童年时代。如果(几年后)他的作品中夹杂着某些叫嚣、野性、夸大和血腥成分的话，我们不要忘了这些早期印象在一个敏感和富于想象力的孩子身上的影响。”(Bakeless，1938：39)相比之下，下面这段描写则更清晰地展现了约翰·贝克利斯塑造的马洛形象：“出生在一个骄傲的城市，自由民的儿子。城墙之外就是乡村生活，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只有壮丽、激烈、野性、狂暴、充满激情的美才能进入他的视野。”(Bakeless，1938：41)
回到马洛生活的语境之中探寻他的成长轨迹，这种方法本身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传记作家利用、阐释史料的方法。马洛的性格气质与他生活的时代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很难用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加以说明。二者的关系我们暂且放下，作者解释史料时的选择性和主观性应该使我们警醒。如果说，传记作者希望通过回顾马洛生活的时代来解释马洛性格的成因，认为童年时期坎特伯雷市的不寻常经历造成了马洛不寻常的性格，那么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动荡的伊丽莎白社会中、仅比马洛小两个月的莎士比亚却有着不同的性格？贝克利斯在描述马洛生活时，总是不忘把马洛和莎士比亚进行对比：“此时在斯特拉特福德，约翰·莎士比亚的儿子正在过着乡村男孩的安静生活。相对平静的乡村生活形成了莎士比亚多面、和善的性格，这与马洛后期作品中表现出的凶猛、狂暴、动荡恰成对比。”(Bakeless，1938：39)莎士比亚生活的斯特拉特福德果真如同贝克利斯所说的那样恬静安详吗？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美国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他的莎士比亚传记《威尔/意志在世：莎士比亚如何变成莎士比亚》(2004)中这样写道：“斯特拉特福德和整个16世纪的英国一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突变、矛盾、暧昧……16世纪50年代，约翰·莎士比亚搬迁到斯特拉特福德时，周围地区点缀着许多柴堆，被玛丽女王领导下卷土重来的天主教徒们用来烧死当地的新教首领……”①这与贝克利斯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
早期的马洛传记者力求客观、审慎地还原马洛的“历史”面目，他们在传记建构中往往并不急于得出结论，而是先做历史的考证和材料的收集，然后通过考证出的“新”史料进行分析，进而通过归纳的方法获得马洛的“历史”形象。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这种貌似客观的“归纳”法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往往掩盖了传记作家们考证前先入为主的传记形象。
2 传记史料的阐释与挪用
在20世纪形形色色的马洛传记中，查尔斯·尼科尔(Charles Nicholl)的《结账：克里斯托弗·马洛的谋杀之死》(The Reckoning：The Murder of Christopher Marlowe)是比较特别的一部。与马洛的其他批评著作不同，《结账：马洛的谋杀之死》拥有大量的普通读者。1994年，美国的藏书目录《普通读者》(A Common Reader)把该书列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图书之一。《结账：克里斯托弗·马洛的谋杀之死》营造了一个充满各色间谍的英国宫廷世界，马洛成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贵族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传记一开始，查尔斯·尼科尔就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吗？它建立在事实，而非虚构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的。书中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所描述的事件也真正发生过，其中引文也是原封不动地引自历史文献。书中的对话也是根据传闻重构出来，我没有捏造任何东西。”(Nicholl，1992：3)尽管如此，查尔斯·尼科尔并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表明马洛曾经从事过政府间谍工作，更不用说死于政治谋杀。查尔斯·尼科尔关于马洛死于“政治谋杀”的猜想的另一个薄弱环节在于，他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显赫一时的埃塞克斯伯爵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罗利，为什么偏偏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剑桥毕业生？此外，马洛和罗利是否相识也同样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尼科尔的传记虽然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好评，他的传记书写方式却被众多专业人士所诟病。例如伊丽莎白·莱恩·福德尔(Elizabeth Lane Furdell)就批评他说：“尼科尔在写作方法和陈述方式上都存在严重漏洞，其中包括叙述者本人不适当地频繁介入。他常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他自己的‘看法’，不管他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有多大的可信度，这种做法使他的论述大打折扣。他关于马洛的谋杀理论也缺乏证据，从而只能靠读者的忠诚。然而尼科尔身无片甲，仅凭一些‘也许’、‘大概’，就毫无畏惧地跳入了深渊之中：马洛的谋杀只是一种主观臆测，而非现实。”(Furdell，1996：479)
与《结账：马洛的谋杀之死》相比，康斯坦丝·布朗·栗山(Constance Brown Kuriyama)《克里斯托弗·马洛：一个文艺复兴人》中马洛的一生远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为了着力塑造马洛作为普通“文艺复兴人”的形象，康斯坦丝·布朗·栗山认为：“如果比较一下马洛和其他学生在剑桥大学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马洛的在校记录并无异常之处，而且其中一次他长期离校是因为他回到了家乡坎特伯雷市。这样，如果我们更全面地看待史料证据，得出的结论并不那么振奋人心、可能性却更大：马洛长期离校期间所做的事情和其他学生并无二致。”(Kuriyama，2002：2-3)康斯坦丝对传记的“文本”特色的直言不讳和对传记读者的推崇是《克里斯托弗·马洛：一个文艺复兴人》的鲜明特征。传记作者不再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首要目标，而是坦言史料本身的文本性。她承认自己并不以揭示亘古不变的历史真相为己任，而是声称马洛的传记书写将被不停地构建下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马洛到底是谁，马洛只是引起一个小圈子里的人们无限遐想的名字，一个文化人认可、响应的名字。他们知道这个名字指代(signifies)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大胆的创新者，他英年早逝，且死得惨烈。连莎士比亚都向他学习。除了这些轮廓以外，我们只是发明出自己的马洛。然而这样一个臆测物的存在总比没有要好，特别是考虑到它唤起了我们如此绚烂耀眼和诱人的想象。”(Kuriyama，2002：171)不难看出，康斯坦丝的写作初衷和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文本理论存在着某种暗合。除了对马洛的生平史料口头上表达敬意之外，康斯坦丝在写作中抹杀了历史和文学的一线之隔。见证马洛生平的一切史料都变为动态、不确定性的文本，因而蓄藏着无限阐释的可能性。史料本身越发不确定，并以其符号性与其它文本和读者一道构成了一种不断运动的阐释和参照关系。鉴于马洛生平史料稀缺(如马洛的死亡之“谜”)，马洛传记中似乎潜藏着一个永远未呈现的意义。
查尔斯·尼科尔笔下的间谍形象和康斯坦丝·布朗·栗山笔下的“文艺复兴人”形象可谓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史料的阐释和挪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理查德·贝恩斯(Richard Baines)指控马洛无神论思想的书信(以下简称书信)为例。对于该文献的史料价值，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类态度。一类研究者认为，书信出自一个卑鄙、阴险的谎言家、阴谋家之手，其可信度几乎为零；另一类研究者结合马洛作品中的宗教主题，坚持说书信中的记录符合马洛的性格气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于有着怎样的参考意义，则众说纷纭。康斯坦丝等当代传记作者则因受到后现代文本理论的影响，强调该文献阐释的开放性。然而此前也不乏研究者对书信的可靠性及其意义提出质疑，马尔科姆·柯素(Malcom Kelsall)就是其中之一。“这份文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文中恶意诋毁之处比比皆是——性放荡(意料之中)、无神论、天主教教义、意气用事的言语亵渎足以给马洛定罪，而不必累及贝恩斯的信仰——文件无法提供中立第三方的确凿证据。没有这样的证据，凭此臆测马洛的心灵和思想毫无意义。”(Kelsall，1981：7-8)另一研究者，W·L·戈德谢克(W.L.Godshalk)虽然承认书信的可信性，却认为马洛有关上帝的各种“亵渎”言语反而说明马洛是个虔诚的宗教徒，毕竟有坚定信仰的人并不忌讳谈论上帝，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着足够的信心，可以畅所欲言。“我们知道，不敬神的玩笑在神学院里并不少见。这倒不是因为神学院里都是无神论者，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坚定足以容忍善良、直爽的玩笑。一个人不是因为他说什么就被定罪，而是他信什么、做什么。”(Godshalk，1974：31)
除了以上两种观点，对于该文献的传记处理则不能不提到保罗·H·科克(Paul.H.Kocher)的《克里斯托弗·马洛：思想、学识、性格研究》(1946)。可以说，这本传记全部建立在对这些史料的诠释之上。首先，科克把全部的论证建立在一个最大的前提和假设之上：作者称贝恩斯的指控书信是“了解马洛心灵的钥匙”。“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些言论向我们展现了马洛思想发展的轨迹，它们强烈地暗示出，这些都是条理分明，攻击基督教的论述。如果对原文顺序做些调整，其中行文结构会显得更加连贯。”(Kocher，1946：33)
作者认为书信记录了马洛对基督教思想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攻击和嘲讽，并把书信中的主要论点一一编号排序，归纳为四组：(1)对《旧约》记载的早期人类历史的攻击(2)嘲讽基督的出生、神性和行为不检(3)对基督教“方法论”的批评(4)劝说他人背叛基督教的行为(Kocher，1946：33-68)。将看似杂乱无章的文件整理之后，科克指出马洛的言论表现出一种“审慎”、“自觉”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从何而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保罗·科克作了第二个大胆假设，即书信是理查德·贝恩斯根据马洛生前未发表、现已遗失的小册子的记录。(Kocher，1946：39)保罗·科克在对书信做出两个大胆假设之后，继续细致、详尽地分析了书信中的四组观点。马洛的只言片语被作者重新组织安排之后，成了一篇逻辑严密的批判基督教的“檄文”。科克还猜测马洛曾经写过驳斥基督教义的小册子(pamphlet)，这可能是作者最为大胆的假设之一，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再没有发现马洛的任何其他作品，更不要说他的手稿了。书信中虽然有比较鲜明的反基督教论证，但是原文并非科克所说的那样具有“统一性”(unity)。这种统一更多来自于科克本人的材料重组。保罗·科克传记的另一薄弱环节在于，他一厢情愿认定宗教是马洛思想的全部内核。这显然和马洛所接受的人文教育以及他作品中反映出的古典文学、现实政治关注等不符合。
马洛的最新传记作者，帕克·霍南(Park Honan)在《克里斯托弗·马洛：诗人和间谍》(2005)中没有直接探讨书信的意义和内涵，但却巧妙利用了书信，悄无声息地把它改写成了贝恩斯和马洛的私人谈话。“马洛决心嘲弄他(指贝恩斯，笔者注)一番，教义、信仰、《圣经》都是合适的话题。‘新教徒全都是虚伪的蠢驴’，他这样对理查德·贝恩斯说道——马洛知道后者从事神职。至于三一论，‘加百利天使是给圣灵拉皮条的，因为他曾向玛利亚致意’。所有这些都是马洛的惺惺作态。”(Honan，2005：270)与保罗·科克不同，帕克·霍南回避了史料的直接诠释，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潜在文本编织进马洛的传记之中。作为诗人、剧作家和间谍的双重身份如何影响了马洛的一生是帕克·霍南传记的重心。马洛为政府服务、从事间谍活动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然而作者对于史料处理时的态度却和众多马洛传记者迥然不同。很多情况下，许多有争议性的史料被顺理成章地用来佐证马洛的间谍身份。比如枢密院写给剑桥大学的公函即成为马洛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证据。马洛长期离校“旷课”让校方大为恼火，而正在此时出现了马洛要去兰斯的谣言，剑桥大学拒绝授予马洛硕士学位。作为政务间谍的马洛“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求官方的帮助”。(Honan，2005：154)鉴于马洛传记中史料文献的稀缺和史料本身不可避免的文本特点，帕克·霍南也无法摆脱马洛传记书写事实与虚构交织的宿命。
3 马洛的肖像画
在马洛为数不多的传记史料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文本”。1953年，剑桥大学圣体学院施工中发现了一幅作于1585年，长24英寸、宽18英寸的油画。画面上的匿名年轻人恰好也是21岁，和马洛当年的年龄相同。1955年，加拿大学者加尔文·霍夫曼(Calvin Hoffman)提出，画中的年轻人正是克里斯托弗·马洛。不过关于画中人是否就是马洛目前仍然存在一定争议。卢卡斯·埃尔伯(Lukas Erbe)在他的最新论文“生命写作、神话书写和批评：克里斯托弗·马洛的生平和作品”(Biography，Mythography,and Criticism:The Life and Works of Christopher Marlowe)即认为该肖像存在以下若干疑点：其一，画中人物没有署名，无法判断该人物身份。1585年在剑桥读书、年龄21岁的学生不止马洛一人，因此无法排除其他人选的可能；其二，画中青年衣着华贵(天鹅绒料的衣服)，而马洛只是靠奖学金生活的穷学生、鞋匠的儿子，不符合他的经济条件。况且，请人画肖像在当时本来就是达官贵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行为。即便马洛因从事间谍活动而手头富裕，他也应该尽可能掩人耳目，而不是大肆张扬。鉴于以上种种因素，J·A·唐尼等学者坚持认为“没有一丁点证据说明1953年圣体学院的废墟中发现的肖像画中人就是马洛”。(Downie，2000：16)斯蒂芬·奥克尔(Stephen Orgel)也认为：“把画中人认定是马洛，而不是其他别的同学的唯一原因是我们需要一幅马洛的肖像。”(Orgel，2002：211-29)
仅凭年龄和衣着根本无法确定画中人就是剑桥时代的戏剧家马洛，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传记者和批评家“发现”的喜悦。“马洛的肖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众多马洛出版物的封面之上，其中包括J·B·斯蒂因(J.B.Steane)编辑的企鹅版马洛戏剧集、A·D·莱特(A.D.Wraight)和维吉尼亚·F·斯特恩(Virginia F.Stern)撰写的马洛传记《寻找马洛》(1965)、利萨·霍普金斯(Lisa Hopkins)最新的传记《克里斯托弗·马洛：文学生涯》(2000)，以及《马洛剑桥文学指南》等等。有趣的是，帕克·霍南也是从身份地位、财力状况等因素来论证肖像画真伪，结论却和J·A·唐尼等人截然相反。霍南认为，马洛有足够的财力支付昂贵的肖像画，这一点从剑桥大学饮食记录上马洛的阔绰花销可以看出；马洛是“帕克学者”(Parker Scholar)，在当时享有非常荣耀的地位(帕克·霍南称之为“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精英分子”)。肖像画既是马洛本人的炫耀资本，也表明“帕克学者”头衔的荣誉；帕克学者毕业后大都从事神职，马洛是少数对世俗肖像感兴趣的学生之一；马洛和他笔下的帖木儿一样都格外关注外表装束；1585年，刚刚21岁的马洛正意气风发，请人为自己画像的行为符合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人自我设计和自我定位的心理需求。
支持和反对画中人即为马洛的两派观点各执一词，难分伯仲。对于支持画像中人就是马洛的研究者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画中青年的形象符合马洛的精神气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似性通过了所有测试中最微妙的一关——它符合我们对剧作家的感觉。基于对作品的熟悉，演员、导演、评论家、学者们都觉得这就是马洛。不是说直觉完全可靠；我只是相信面前的是一个聪明、敏捷、机警、富有创作力的作家：这幅画符合这些标准。如果很多人都有此感觉，很有可能事实就是如此。”(Honan：119)马洛一贯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先驱者，一个目空一切、浑身洋溢着革新气概的天才形象显然符合画中题字的精神内涵(拉丁文：Quod me mutrit me destruit。直译为：“滋养我的也毁灭了我”)。然而马洛作为先驱者和天才诗人的形象只是批评家们基于作品解读之上建构出来的众多马洛传记形象之一。仅仅从画中人的浪漫气质很难最终判定此人即为年轻的作家马洛。查尔斯·尼科尔也认为肖像中的青年很可能是马洛。有趣的是，他对该画的诠释恰好可以用来归纳今天马洛传记作者的尴尬处境：“嘴唇是个难题。没法知道他是不是在微笑：如果是，这可并不友善，这是一种不合作的笑容。他反过来看着画家、看着这个世界，带着嘲弄的目光。微笑中，他似乎随时准备嘲弄我们。我们太容易就被骗了：这只是一幅画，他跟我们玩的一场游戏。”(Nicholl，1992：5)
无可否认，传记作者为马洛作传的目的也是为了还原马洛的本来面目，并尽最大可能求其“真”。然而纵观20世纪以来马洛传记建构，我们不难看出，马洛传记作者常常徘徊于描述其心中马洛的既成形象与史料考证和阐释之间，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今天业已进入英国文学正典的“马洛”，一方面记录了研究者还原马洛历史形象的努力，但同时也见证了传记研究者的“后见之明”。在马洛传记建构中，一手史料始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受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宗教信仰、道德倾向、审美趣味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常常断章取义地解读马洛的生平言论、传闻轶事、戏剧作品，马洛传记形象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传记作者和研究者的先入之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看到的马洛固然如唐尼所说的是一个文化“建构物”，但“马洛现象”既说明人们对历史(事实)认知的有限性，也说明了马洛传记形象的丰富性。
注释：
①在此感谢笔者的导师，北京大学程朝翔教授对本文做过的精心指导。Stephen Greenblatt新近撰写的莎士比亚传记“Will in the World：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一书，题目采用了先生的翻译。如程朝翔教授指出，原文中Will一词双关，兼有“莎士比亚”(威尔)和“意志”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