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是沿着双重逻辑展开的，即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批判，和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基础的一般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从宗教批判入手，开启了其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从而完成了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开创了全新的思想体系。本文尝试在青年马克思双重批判逻辑的统一之中，重新阐释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革命性质。
一、马克思批判哲学之双重逻辑的开启
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是从宗教批判开始的。这既是根源于黑格尔体系解体之后德国的思想状况，也是根源于当时德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尽管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思想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停留于从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出发对宗教的批判，而是将其纳入人自身生成的历史进程之中去理解。费尔巴哈认为，人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上帝，上帝的本质即人的本质：“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的秘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6页)因此，必须彻底地批判宗教，消除上帝对人的奴役，以恢复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但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人”而不是现实的、社会历史中的人，因而无法触及宗教的社会本质；另一方面，“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这依然是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建制内去批判宗教，因而不可能完成对宗教的批判。由此出发，马克思展开了其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因为政治解放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而只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身，使国家从宗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政治解放摧毁了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政治解放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就其实质而言是人自身存在的分裂。因此，在完成政治解放的国家，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在现实的市民社会的“尘世生活”中，人是没有真实性的现象；而在“天国的生活”中，人是想象中主权的虚拟分子，失去了现实的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因此，政治解放只是使共同体的生活——国家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使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政治解放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宗教，而是实现了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使之成为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的精神。也就是说，“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第175页)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人作为特殊宗教的信徒，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他人所发生的冲突，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同上，第173页)这样，马克思就将宗教问题转化为世俗问题，转化为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并最终上升到人类解放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必然转变为对国家、法和政治的批判。而“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但是，一方面，在当时的德国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无法离开哲学的领域的，必须通过对德国哲学的批判进行，因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 pari)上的德国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页)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形而上学本身就具有神学的性质：“哲学与神学的联系始终存在，不过这种联系完全是潜在的。因为神学彻头彻尾无非就是哲学，哲学恰恰就是对于神学的思维。”(黑格尔，第6页)神学的秘密就是思辨哲学，思辨哲学是神学的最后的支柱和避难所。因此，只有彻底地清算近代西方形而上学才能最终地完成宗教批判。换言之，对宗教的批判必然转向对思辨哲学的批判。
从宗教批判到对国家、法和政治的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构成了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第一重逻辑；而从宗教批判开始的对黑格尔和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则构成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第二重逻辑。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同上，第1页)。
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又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批判。
二、马克思批判哲学之双重逻辑的变奏
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都是围绕着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危机而展开的。也正是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揭示了现实的人的本质的生成性，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近代西方形而上学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分析，就明确提出了解答人的本质的基本思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9、207页)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分析，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在进一步分析异化劳动的过程中，阐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及其如何根源于人的对象性本质，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一般形而上学批判奠定了基础。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生成的存在，其本质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个体一样，依赖于自然界而生活。但人又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而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所谓有意识的，是指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人的活动的自由表现为其面对自然时的双重尺度——物的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正是这种双重尺度，使人超越了自然的必然性链条，而成为自我确证的存在；同时也超越了自然的自在性，成为人的现实生活的构成部分。因为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人将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从而实现自己本质的对象化，进而在其所创造的世界之中直观到自身。这样，自然界也就由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变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为我之物”了。也就是说，自然界丧失了其存在的自在性和给定性，而成为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存在，成为人的现实生活的构成部分。从人的方面来说，也正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双重的确证：他既在创造性的活动中作为现实的人而生成，又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实现对自身与其创造的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因为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人的感觉的丰富性才产生出来、发展出来。(参见同上，第305页)也就是说，人之为人的全部感性丰富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质，而是在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而作为感性活动对象的，也正是那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生成的过程本身。“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因此，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他通过自身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实现自我确证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他作为现实的人的自为生成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而且，由于人的意识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地生成的，并始终以其自身的活动为对象，因此这一过程“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同上，第297页)
因此，近代西方形而上学所面对的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已经不再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同一个人的存在的两个方面，或者说，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的分裂与对立在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意识的内在性原则所引发的困难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因为意识并不是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存在，而就是在现实的世界本身之中生成的，其认识的对象也不在自身之外，而就内在于其自身之中。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从而阐明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的实质是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现实表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分析工人的生存状况入手，逐步揭示了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并由此揭示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从而建立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理论通过对工人的生存状况的分析，直接阐明了工人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的自我分裂和对立，即工人的自我确证活动的直接后果是工人在对象性活动之中的丧失。(参见同上，第269页)而且，由于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在工人的异化劳动活动中不仅生产出自己的对立物，同时也生产出他们与其劳动成果的关系，即生产出不生产的人——资本家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权。“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7页)这样，工人的异化劳动就不仅仅带来自身的分裂和对立，而且带来人与人的分裂和对立，即工人和资本家的分裂和对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9页)也就是说，只有揭示出私有财产的人的本质，阐明其根源于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作为国民经济学基础的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矛盾，不过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不但如此，还可以通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国民经济学的整个思想体系。因此所谓的商业、竞争、资本、货币等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不过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的表现形式而已。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物的运动的规律，不过是揭示了人的异化存在的规律。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从主体的方面来看，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同样是根源于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本质。所谓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其实质是劳动与劳动的对立，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它不过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是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因而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而且没有任何表面上的人的关系混合在一起)，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同上，第283页)因此，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对立只不过是现实的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以物的运动的形式揭示出人的现实的分裂和对立。全部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物的运动的规律，不过是揭示了人的异化存在的规律；这样，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不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历史问题。
第三，马克思指认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一致性，从而确认了双重批判逻辑的统一。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同上，第320页)，而“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版，第25页)。也就是说，黑格尔同国民经济学家一样，在他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中展示出来的正是人的这种异化和分裂状态。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形而上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近代西欧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近代西方形而上学本身也就是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表现，是其形成的思想逻辑；其所面对的思维与存在二元分立的逻辑，实质上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理论体现。所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面对的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政治解放完成之后人的自我分裂的问题。因此，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现实的批判——这后一种批判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
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实质上是统一的，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也正是由于触及到了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才超越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和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三、马克思批判哲学之双重逻辑的理论意义
对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之双重逻辑及其内在一致性的揭示，为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其全部的思想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马克思通过批判形而上学和政治经济学，阐明了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生成的本质，从而确立了其批判哲学的基础。既然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是在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之中现实地生成的，那么任何哲学都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版，第165页)这种建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之上的哲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实现了世界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历史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研究的历史转向：
一方面，哲学摆脱了纯粹思辨的性质，转向对人之生存的历史性研究。哲学的研究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一种历史的研究。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人及其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在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建制内，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没有看到人的生存世界的总体性和全面性，而只是抓住其中的某一方面去反对另一方面。因此，“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注2)在马克思看来，一旦超越了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就能阐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阐明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现实的生活世界的生成过程；这样哲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独立形态，无论就其内容来说还是就其表现来说，它都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而成为时代的思想，而时代也成为思想中的时代。这种与时代相同一的哲学必然是历史性的，是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现了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另一方面，这种历史的研究是以哲学的研究为基础的，是哲学研究的一个现实的构成部分。从历史学方面来说，什么是历史、历史与时间的关系、历史的内在本质等一系列历史学的元问题，并不是历史学自身能解决的，它们必须在哲学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思考基础之上才能阐明。而从哲学方面来看，以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为出发点的哲学，不能停留在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抽象理解基础之上，而是必须将其与对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结合起来，在对人类历史进程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总体性的，他变革了全部“哲学”，从而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
其次，青年马克思批判逻辑的双重变奏表明，马克思在解答人的自我分裂和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性问题时，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的，依循这种双重的批判逻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亦表现出双重的维度——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的统一。
在宏观的维度上，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理解出发，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三个阶段；同时根据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将人类的历史描述为五大形态的依次演进的过程。在微观的维度上，马克思则要求对社会或历史的研究必须从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开始。这就将历史的研究转换到现实的个人生存的历史尺度，而这个个人的历史性存在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的。因此，“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同上，第92页)
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应从人们现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在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之下展开的生产活动开始，进而揭示出现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类自身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之中的变化过程。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把握必须与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真正阐明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只有在宏观与微观双重维度统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既避免宏观研究的抽象性而使之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同时赋予微观研究以总体性的视野而使之超越具体的历史学研究，从而形成对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的、全面的把握。
第三，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的统一，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提供了理论的基础。传统上所说的哲学人本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划分，实质上是根源于马克思批判哲学的不同的逻辑层次。所谓的哲学人本学批判，实质上是建立在一般形而上学批判基础之上的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内涵逻辑的展开，阐明了异化以人的内在本质为依据：正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异化才产生，也只有在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之中才能实现异化的扬弃。但同时必须明确，这种哲学人本学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正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才使哲学人本学批判超越了一般形而上学而成为以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为基础的哲学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人本学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统一的，它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批判。也只有从社会历史批判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哲学人本学批判所蕴涵的人的自我生成逻辑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的展开——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与五大形态理论的统一，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揭示了现实的人的生存结构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人的自我生成的逻辑在现实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人的生成结构的阐释——表现为《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揭示出来的现实的人的生存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结构实质上就是现实的人的生存结构。如果说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一种隐性的逻辑支撑了一般形而上学批判，那么在这一哲学批判的过程中所确立的现实的人的历史性的生存方式，则作为隐性的逻辑支撑着马克思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经济学的语境，而成为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的历史批判。
第四，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批判哲学双重逻辑的共同指向，既是形而上学批判的逻辑终点，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概括总结的现实终点。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双重阐释的共同终点，它的含义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具体发展进程分析的一个逻辑结果，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历史的设计；另一方面，作为人类自身发展进程的一个逻辑的结果，共产主义预示着一种真正的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即人之总体性得到实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在这两方面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理论的核心。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作为人自身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实质是人的本质得到全面发展和展现的阶段。在其中，共产主义所展现的并不是人之存在的一个终极的状态，而是一个永恒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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