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翰林论文,学士论文,玄宗论文,政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7）01—0006—07
一
唐代翰林学士作为相对固定的使职差遣，确定于唐玄宗朝。
在此之前，“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1](卷46，《百官一》) 其本职乃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只因近密之便间或参与政事，“然犹未有名号。”[1](卷46，《百官一》)
唐玄宗即位后，经常引弘文馆、集贤院学士参政、草诏：“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2](卷43，《职官三·翰林院》) 但这种临时差遣根本无法适应政务日益繁杂的局面：“玄宗以四隩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或屡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偏掌，列于宫中，承道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于是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首充焉。虽有密近之殊，然亦未有定名，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等迭居其职，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院），俾专内命。”[3]
可见，翰林学士从参谋纳谏、分掌制敕到“俾专内命”，经历了文学侍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等几个阶段，所担负的政治使命越来越机密，与皇帝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密①。而无论是翰林待诏、供奉还是学士，其共同特点在于：都是由朝官中深具“词艺学识”者入充兼职，也就是说翰林学士的人选必须是精通艺文的文词之士②。
唐玄宗朝的翰林学士主要有吕向、尹愔、刘光谦、张垍等人。
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4](以下简称《壁记》) 记载，吕向以中书舍人充翰林供奉，直至天宝末年才出院拜工部侍郎。《新唐书·文艺中》载：“吕向字子回，……玄宗开元十年，招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开元十年，赵冬曦与贺知章担任集贤院修撰时，“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1](《赵冬曦传》) 可见吕向担任翰林供奉至迟应在开元十年。
吕向早年曾与房琯在陆浑山隐居读书十余年：“（房琯）少好学，风仪沉整，……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2](卷111，《房琯传》) 他“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1](《文艺中》)
也许正因为他的博学，才应吕延祚之邀，与吕延济等四人合为《文选》作注：“吕向……尝以李善释《文选》为繁酿，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1](《文艺中》) 他们之所以重注《文选》，是因为“李善注唯引事，不说意义，故复为此注。”[5]③ 学界对李善《文选注》与《五臣文选注》素有轩轾之论，此处不赘。不过总的来说，李注详于征引而略于训释，五臣注疏于征引而繁于训释。五臣注的学术水准虽不及李注，却有解词析义、通简不繁等优点。唐代盛行《文选》之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士子们以《文选》为蓝本学习诗赋、骈文，便于应试科举。唐人特别关注《文选》中的诗文技巧、典章辞藻。“五臣注”串讲文义、解读文学形象的特点很适合举子们的功利目的，所以在唐宋两朝都很流行。
吕向能够担任翰林学士，与他参与《文选》注不无关系。唐玄宗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上表玄宗敬献《五臣注》，表中对吕向等四人评价甚高：“或艺术精远，尘游不杂；或词论颖曜，岩居自修。”并极言《五臣注》之功：“其言约，其利博，后事元黾，为学之师，豁若彻蒙，烂然见景，载谓激俗，诚惟便人。”表明进献《五臣注》的政治目的：“伏惟陛下濬德乃文，嘉言必史，特发英藻，允光洪猷，有彰天心，是效臣节，敢有所隐？”[6](卷300，《进集注文选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书首进表之末，载高力士所宣口敕，亦有此书甚好之语。”[7](《六臣注文选》) 五代人丘光庭认为：“五臣者，……所注《文选》，颇为乖疏。盖以时有王张，遂乃盛行于代。”[8](卷4，《五臣注文选》)
显然，吕延祚的上表以及《五臣注文选》都得到了当朝者的肯定与器重，这也正是《五臣注文选》在当时较为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作为编撰者之一的吕向，获得玄宗的关注并在四年之后入充翰林供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宰相张说也是吕向得以进入翰林院的重要因素。《新唐书·文艺中》载：“时帝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全唐文》卷447窦臮《述书赋》下注云：“吕向，东平人。开元初，上《美人赋》，忤上，时张说作相，谏曰：‘夫鬻拳胁君，爱君也。陛下纵不能用，容可杀之乎！使陛下后代有愎谏之名，而向得敢谏之直，与小子为便耳，不如释之。’于是承恩特拜补阙，赐彩百段、衣服、银章朱绂，翰林待诏。频上赋颂，皆主讽谏。”[6] 张说任相在开元九年，吕向开元十年入翰林待诏，他能够转罪为功并得到玄宗的赏识成为翰林待诏，张说的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张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任集贤院知院事期间，多引徐坚、孙逖、王翰等文词之士入集贤院。作为宰相，他也推引文词之士执掌权柄，当时许多文士如赵冬曦兄弟、韦述兄弟、张九龄等人都趋附于他，逐渐形成文学之士与“吏治之士”相对峙的结党局面，这正是开元时期玄宗用人风气的一个显著特点④。吕向之所以在张说的开脱与推荐之下，获得玄宗的任用，与开元之初文学之士普遍得到重视、玄宗引用文士粉饰太平盛世的政治目的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开元初年朝廷广引文学之士参与政事，对于促进开元十五年前后盛唐诗坛创作的成熟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促进的过程中，翰林学士职事的确立与人选的选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因素。
与太宗朝的谏臣不同，吕向进谏玄宗的方式具有浓厚的文学特色，这也是翰林学士参政议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天子数校猎渭川，向又献诗规讽，进左补缺。……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帝引颉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赐弓矢射禽。向上言：‘鸱枭不鸣，未为瑞鸟；豺虎虽伏，弗曰仁兽。况突厥安忍残贼，莫顾君父，陛下震以武义，来以文德，势不得不廷，故稽颡称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内从官，陪封禅盛礼，使飞矢于前，同获兽之乐，是狎昵太过。或荆卿诡动，何罗窃发，逼严跸，冒清尘，纵醢单于，污穹庐，何以塞责？’帝顺纳，诏蕃夷出仗。”[1](《文艺中》) 骈文的华彩风韵成为这篇进谏之辞的主要特点，进谏的政治功能反而退居其次了，推想《美人赋》也应具有同样特点。《述书赋》下注说：“频上赋颂，皆主讽谏”，吕向进谏的主要方式就是以文学之器达政治之用，它反映了早期翰林学士从文章词人向“天子私臣”、从文学角色向政治角色转化过程中的性格特征。
在后人眼中，吕向这个翰林学士相当称职。据《旧唐书·裴潾传》载：“宪宗服泌药，日增躁渴，流闻于外。潾上疏谏曰：‘……伏以贞观已（以）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咸能竭其忠诚，悉心规谏。小臣谬参侍从，职奉起居，侍从之中，最近左右。传曰：‘近臣尽规。’则近侍之臣，上达忠款，实其本职也。’”裴潾劝谏宪宗不要服食长生丹药，并以吕向作为近臣的楷模，认为吕向的政治品格主要表现在“竭其忠诚，悉心规谏”这两个方面。这两句话也揭示出皇帝与翰林学士天然的近密关系。
草诏、进谏是翰林学士的主要职责，除此之外，也承担一些国事礼仪职责。比如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唐玄宗在西岳华山“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1](《文艺中》) 《关中金石记》卷3载：“《述圣颂》开元十三年六月立。达奚珣撰序。吕向撰颂并正书。在华岳庙。”[9] 《旧唐书·突厥上》记载：“阙特勒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人蕃吊祭，并为立碑。”
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已经很少承担文化典仪职责，这些职能大都由翰林院翰林书待诏负责。吕向兼任镌勒使这一事实⑤ 说明，在翰林学士制度的草创阶段，翰林学士依然承担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职责，与旧翰林院待诏存在职责交叉现象，这是新使职在初创阶段必然有的现象。
也正是在这类频繁的文化活动中，吕向与许多盛唐诗人展开文学交游活动。
开元十三年春初，吕向随玄宗往华山立碑，孙逖、徐安贞均有诗赠别：“刻石记天文，朝推谷子云。箧中缄圣札，岩下揖神君。语别梅初艳，为期草欲薰。往来春不尽，离思莫氛氲。”[10](卷118，孙逖《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得云字》)“圣作西山颂，君其出使年。勒碑悬日月，驱传接云烟。寒尽函关路，春归洛水边。别离能几许，朝暮玉墀前。”[10](卷124，徐安贞《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
孙逖、徐安贞均为开元之初的著名文士。“孙逖，……擢左拾遗。张说命子均、垍往拜之。李邕负才，自陈州入计，裒其文示逖。……时海内少事，帝赐群臣十日一燕，宰相萧嵩会百官赋《天成》……等诗八篇，继《雅》、《颂》体，使逖序所以然。”“开元间，……韩休、许景先及逖典诏诰，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张九龄视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1](《文艺中》)“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皆有能名。”“徐安贞者，……尤善五言诗。……上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11](卷15)
“（开元）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禅仪注，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上制诗序，群臣赋诗。……时预宴者，宰臣源侍中干曜、张燕公，学士徐坚、贺知章、康子元、赵冬曦、侯行果、敬会真、吕向……酒酣，内出彩笺，令燕公赋宫韵，群臣赋诗。”[2](《文苑中》)
其实，从太宗朝的“十八学士”到高宗武后时期的“北门学士”、“珠英学士”，再到玄宗朝的集贤院学士，在京城宫廷内部，一直延续着学士群体诗歌创作的传统特色，如对仗工稳、意象繁复、辞采华美等等⑥。这类学士群体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因文词之才入选宫掖，以备政治顾问之用；其二，编纂修订经籍图书，润色王化，粉饰盛世。由于身处枢密机要之地，兼以文词之士出身，他们自然成为盛唐文士诗人投献诗文的重要对象。
开元十五年三月，吕向以主客郎中随驾洛阳，著名诗人储光羲即以《河中望鸟滩作贻吕四郎中》《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二诗投赠吕向，诗云：“河流有深曲，舟子莫能知。弭棹临沙屿，微吟西日驰。……为惜淮南子，如何攀桂枝。”[10](卷137)“剧孟不知名，千金买宝剑。出入平津邸，自言娇且艳。……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少年不得志，走马游新市。”[10](卷139) 吐露登科进士后怀才不遇、企求汲引的愿望。孟浩然的和诗看上去则洒脱得多了：“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10](卷160，《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
开元十七年十二月，吕向以主客郎中为皇太子赞谕，沉沦下僚已久的储光羲再次献诗吕向，希望他能以近密君王之便向玄宗推荐自己：“上士既开天，中朝为得贤。青云方羽翼，画省比神仙。委佩云霄里，含香日月前。君王傥借问，客有上林篇。”[10](卷139，《贻主客吕郎中》) 值得注意的是，吕向当时的任职中仍旧有翰林院供奉一项⑦。
吕向本人虽因文词之功入选翰林，然而并不以诗闻名，亦无诗作传世。但通过前面的描述，可看出吕向等人在盛唐文士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来自于翰林学士特殊的政治地位，也来自于翰林学士与文士群体之间特殊的渊源联系。换言之，凡能胜任翰林学士者，首先必为文词之士，然文词之士欲为翰林学士，则需要多种政治、文化机缘的凑合。文词之士一旦遽为翰林学士，则身处近密、上达天听，必然成为文词之士竞相投献干谒的对象。翰林学士本人虽未必是当代文豪，但他们的特殊身份却可招致众多优秀文学大家云集京城、谋求功名。他们的不同命运、遭际以及种种咏叹令开元时期的京城文学呈现出多元风格，并衍生出丰富的文学现象。当然，开元时期京城文坛格局的形成有多种因素，翰林学士这个独特的文士群体是这多种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在客观上促成开元时期京城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的汇聚、整合与形成⑧。
二
玄宗一朝，张垍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位翰林学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根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载：“至（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根据今人岑仲勉考证，刘光谦于开元二十九年以习艺馆入内院校理，校理之职在学士之下，所以开元二十六年刘光谦并未官至起居舍人，当然也就谈不上充翰林学士⑨。所以，从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张垍最有可能是唐代第一位名称与内涵相统一的“翰林学士”。
与吕向相比，张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坛上都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张垍乃宰相张说之子，又是玄宗的驸马，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旧唐书》卷97《张说传附均垍传》：“均垍俱能文，说在中书，兄弟已掌纶翰之任。……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尝赐珍玩，不可胜数。时兄均亦供奉翰林，常以所赐示均，均戏谓垍曰：‘此妇翁与女婿，非天子赐学士也。’”
张垍自许甚高，长久觊觎宰相的职位：“天宝中，玄宗尝幸内宅，谓垍曰：‘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垍错愕未对，帝即曰：‘无逾吾爱婿矣。’垍降阶陈谢。杨国忠闻而恶之，及希烈罢相，举韦见素代，垍深自觖望。”[2](卷97，《张说传附均垍传》)
张垍曾积极向玄宗推荐才略之士，玄宗大都能够采纳：“及禄山陷东京，玄宗方择将帅，张垍言巨善骑射，有谋略，玄宗追至京师。”[2](卷112，《李巨传》) “安禄山反，张垍复荐制之（来瑱）。”[2](卷114，《来瑱传》)
正因为张垍的特殊身份与职位，使他在文士中享有特殊的声誉。许多大诗人都曾向他投献诗作，请求汲引。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李白第一次来长安，给张垍投献《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希望张垍能够像孟尝君赏识冯驩一样，将自己推荐给朝廷。这两首诗是我们研究李白首入长安及其早年政治理想的重要资料。此时的张垍虽非翰林学士，但因为特殊的出身，早已成为士人干谒的重要对象。这反从一个侧面证明翰林学士人选在玄宗眼中的特殊性、重要性。
唐玄宗天宝九年，困居长安的杜甫给张垍投献《赠翰林张四学士垍》，诗中称张垍“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这是一般文士眼中翰林学士与皇帝关系的写照。张垍也确实凭借自己的地位，给杜甫提供了一个显露才华的机会。
天宝九年，“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天宝十年，“上朝献太清宫；癸巳，朝享太庙；甲子，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载地税。”[12](卷二百一十六) 杜甫于是奏献《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由于这三篇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2](《杜甫传》) 试文章的场面蔚为壮观：“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10](卷220，杜甫《莫相疑行》) 但只获得“送隶有司，参列选序”[6](卷359，杜甫《进封西岳赋表》) 的资格。
借玄宗朝献朝享的良机，适时献上三大赋，这样的最佳效果只有得到朝中关键人物的鼎立襄助方可达到，即便是投匦献赋也须有朝中官员作保。可以认为，张均、张垍兄弟帮助杜甫的可能性最大，其中尤以张垍出力最多。四年后杜甫给张垍的干谒诗可窥见个中消息：“吹嘘人所羡，腾跃事仍睽。碧海真难涉，青云不可梯。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10](卷224，杜甫《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杜甫对自己辱没张垍提供的机会深感惭愧。在这三四年里，杜甫获得的最大机遇其实就是投献三大礼赋。而从杜甫开始投献大赋，到获得玄宗赏识以至于命宰相试文章，都能看出张垍提供给杜甫的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弄臣角色，这也许是翰林学士如张垍者给文士们首先提供的常见职位。经翰林学士推荐入朝，显然成为开天时期文词之士进阶仕途的重要渠道，而通过这个渠道致身仕宦的官员大都具有较丰富的文学才情与创作经验。
事实上，到了天宝年间，诗赋早已成为考试进士的一个重要标准。玄宗虽然重用李林甫等吏治之士，但受到整体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对文词之士依然保持着特殊的敬重与亲近，他诏李白进宫为翰林待诏就是一个明证。在诗赋、文学逐步成为社会选用人才重要标准的过程中，翰林学士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遗憾的是，张垍并不是一个有信念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安史乱起，玄宗一行西逃，“帝西狩至咸阳，唯韦见素、杨国忠、魏方进从。帝谓力士曰：‘若计朝臣当孰至者？’力士曰：‘张垍兄弟世以恩戚贵，其当即来。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为禄山所器，此不来矣。’帝曰：‘未可知也。’后琯至，召见流涕。帝抚劳，且问：‘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尝过其家，将与偕来。均曰：‘马不善驰，后当继行。’然臣观之，恐不能从陛下矣。’帝嗟怅，顾力士曰：‘吾岂欲诬人哉？均等自谓才气无双，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终全之，今非若所料也。’”[1](卷125，《张说传附均垍传》)
三
玄宗朝还有几位翰林学士，即张淑、张渐、窦华等，“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3]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依附宰相杨国忠。
“国忠之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凭国忠之势，招来赂遗，车马盈门，财货山积，及国忠败，皆坐诛灭……国忠使胥吏于私邸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其所昵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张渐……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2](卷106，《杨国忠传》)
“杨国忠兼剑南节度，遥制其务，屡丧师徒。中书舍人张渐荐国珍有武略，习知南方地形，国忠遂奏用之。”[2](卷115，《赵国珍传》) 玄宗对杨国忠宰辅之任不满，命其精求瑞士。窦华等人遂建议国忠任用温顺易制的韦见素为相，朝政大权依然掌握在杨国忠手里。[2](卷108，《韦见素传》)
翰林学士本是专为皇帝执掌内翰的“天子私人”，设置翰林学士的本意也是为了制约、分解相权，然而张渐、窦华等人却反为国忠所用，成为权相的死党。这说明玄宗统治的中后期，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宰相的权力都开始相对集中并急剧膨胀，玄宗虽然从未真正失去掌控全局的权力、能力，但皇权的衰微以至引起朝臣倾轧、政局动荡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与玄宗本人政治意志衰退有直接关系，也与翰林学士体制的阶段性特征有密切关系。
与中唐相比，玄宗朝的翰林学士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它在中枢政局中的定位，对皇权的加强、对相权的制约，都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运行体制。这样一来，翰林学士作为天子私人侵夺、挟制相权的作用也就不能得以完全发挥，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也就很不稳定，加之翰林学士在官僚机构中无所归属⑩，“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1](卷46，《百官一》) 所以对其他政治权力有较强的依附性，在政治倾向上具有动摇性。这个特点其实在张垍身上也得到表现，从政治体制的立场来说，翰林学士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必然会导致在位其人政治道德、信念的不稳定。
玄宗朝另一位翰林学士尹愔也较有特色。
尹愔本为道士，也因为这个原因得到玄宗赏识：“（愔）博学，尤通老子书。初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荐愔者，召对，喜甚，厚礼之，拜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固辞不起。有诏以道士服视事，乃就职，颛领集贤、史馆图书。”[1](卷200，《儒学下》) 并以谏议大夫充翰林学士：“尹愔谏议大夫充。”[4]“尹愔自大谏充供奉。”[3]
他的父亲尹思贞精通《春秋》，曾受学于国子博士王道珪。后经张说等人推荐就任国子大成，在释奠礼上讲辨三教，又曾撰写《诸经义枢》、《续史记》等著作(11)。尹愔继承父学，精通史学、道教，所以能颛领集贤、史馆图书。诏许以道士服视事，足见玄宗对其才能以及道教的特别青睐(12)。尹愔对天文历法也颇有研究。开元年间，僧一行奉敕修撰《开元大衍历经》，尹愔与道士邢和璞曾称誉僧一行修撰新历堪称圣人之功。
与吕向、张垍相比，尹愔与文坛的交往并不密切，时任右拾遗的大诗人王维有《和尹谏议史馆山池》一诗：“云馆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树万年余。洞有仙人箓，山藏太史书。君恩深汉帝，且莫上空虚。”[10](卷126) 意谓玄宗垂恩甚重，切莫辜负君恩。玩其诗意，似为尹愔初任翰林学士时所作。尹愔既为方外道士，又以谏议大夫充翰林供奉，贵为天子私人，兼知史馆事，职掌学术。这一连串的身份确是盛唐文化兼容并蓄的真实写照，他又怎么会辜负盛世圣君的期望呢？
说到尹愔知史馆事，有一点值得注意。历代史官，皆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贞观时期，史馆移至禁中门下省。开元二十五年，“右相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2](《职官志》) 史馆办公地点移动后，中枢机构与记事官、翰林供奉与宰相的联系都得到了加强，但距离翰林院与皇帝的内殿更远了。所以开元二十六年，玄宗不得不在原翰林院以南别建翰林学士院，以便加强翰林学士与皇帝的密切联系。由此可见，翰林学士创制初期，与之相关的各项规制的确很不完备。
从《壁记》《翰林院故事》等材料可知，玄宗朝翰林学士中，吕向、尹愔大体在开元初入充翰林学士，开元末卒或出院。张垍等人在开元末入充，天宝中后期出院。张淑、张渐、窦华等在天宝中后期方入充翰林学士。由于所处历史阶段的不同，这些翰林学士的地位、作用都有所不同。其中吕向、张垍与文坛诗人的交往比较密切，在政治、文化上也颇能发挥翰林学士应有的作用。他们是具有盛唐时代特色较典型的翰林学士。张渐、窦华等人则不同，他们在政治上依附权相，其政治职能与权力倾向都不属典型的翰林学士，甚至走向翰林学士的反面，这是天宝后期玄宗朝中枢权力失衡倾向在翰林学士身上的政治投影。
总的来说，玄宗朝翰林学士虽出身文士，却并非优秀的文学家，但由于他们在政治、文化、社会上的独特地位与声誉，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汇聚诗人群体、形成文学现象、酝酿诗文格调的重要因素。玄宗朝翰林学士的政治职能、功能也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首先，这一制度处于草创阶段，相关体制的不完善必然限制其职能。再者，玄宗朝中枢格局固然出现失衡倾向，但基本的均衡尚未完全打破，作为中枢政治中的重要使职差遣，翰林学士侵夺、补充权力空间的功能也就不可能得到完全释放。加之玄宗中晚期皇权意志衰退，相权膨胀，翰林学士这个使职便被挤压到极小的职能空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在原翰林院以南设立独立的翰林学士院，从此直至天宝年间，旧翰林院与新翰林学士院人员的称谓一直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如《宝刻类编》卷2所录碑文书写者的头衔多为翰林学士。如《庐舍那含珉像碑》（开元十六年三月立），结衔“蔡有邻翰林院学士、左卫兵曹参军、集贤院待制书”，《定进严碑》（开元二十六年二月立）、《户部尚书章仇兼琼碑》（天宝十载），结衔“韩择木国子四门博士、翰林院学士书”。《金石补录》卷15著录《唐封恒山碑》（天宝七载五月二十五日），结衔“左羽林军兵曹参军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李荃撰”[9]。蔡有邻和李荃其实不过是唐代翰林院中的翰林书待诏，但其结衔却被称作翰林院学士。可见，将是否有翰林学士称谓作为判断新旧翰林院人员的标准是不准确的。这种称谓上的混淆局面反映了翰林学士与原翰林院杂流班子密切的文化渊源联系，也反映了翰林学士从旧翰林院中脱颖而出所经历的观念历程。
收稿日期：2006—09—27
注释：
① 宋人范祖禹曰：“中书门下，出纳王命之司也，故诏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职始分，既发号令，则宰相以下进退轻重系之。”（《唐鉴》卷10）
② 其实，翰林学士的前身本来就是与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等近侍之臣共同在翰林院中侍从皇帝的“词学”弄臣。它只是翰林中的一种，不是官名和荣衔尊号。其职责是出入宫禁，为皇帝宴居游艺献其词伎。随着盛唐政治格局的发展，这些文词之士逐渐参与内廷政事，后来更选为朝官入充兼职。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在翰林院之南别建学士院，正式设置翰林学士，词学之士就从翰林院的杂流班子中脱颖而出，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差遣成为固定的使职，以至于成为皇帝的“天子私人”。（参见《文献通考》卷54《职官考8·学士院》条引致堂胡氏语。参见《旧唐书》卷43，《职官三·翰林院》）
③ 并参见《全唐文》卷300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
④ 有关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的具体情况，汪
《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⑤ 吕向还撰写、书写了不少的碑颂之文。如《宝刻丛编》卷7（《丛书集成初编》本）引《金石录》载：“《唐温国寺静泰法师塔铭》，唐吕向撰。刘怀信书。开元十二年八月立。”卷7引《京兆金石录》：“《唐内侍省杨公碑》，唐吕向撰，李思铨行书，开元十八年。”《宝刻类编》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著录向书五碑：其三《龙兴寺法现禅师碑》，李适之撰，天宝元年九月立；其四《长安令韦坚德政颂》，梁陟撰，行书，天宝元年立；其五《寿春太守卢公德政碑》，天宝二年建。
⑥ 关于学士群体的文学创作传统，将有专文加以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⑦ 《山右石刻丛编》卷6《庆唐观铭碑阴》：“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永王文章臣吕向奉敕题碑阴并建碑年月日。”
⑧ 关于开元时期京城长安、洛阳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的形成，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盛唐诗》（贾晋华译，三联书店2004年）中有较详尽的论述，参见该书第五章“第一代：开元时期的京城诗人”。
⑨ 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⑩ 参见《新唐书》卷46《百官一》：“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
(11) 参见《新唐书》卷200《儒学下》。
(13) 《新唐书》卷44《志第34·选举志上》：“……及注《老子道德经》成，诏天下家藏其书，贡举人灭《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