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名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名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省现存原有的少数民族，我们概称为高山族。在台湾，由于未调查识别民族，只研究“族群”的文化丛；加上台湾当局不谈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过去将台湾现存原有少数民族，称为山地同胞（简称山胞），并按所居行政区域，分为平地山胞与山地山胞。这是不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的称呼。
早在台湾光复后，台湾就称他们为先住民、土著族、南岛语言诸族、南迴族等，近年来又称为台湾原住民。这些名称，都反映不出一个民族族体的称呼，仍有待于科学的调查识别，才能确定台湾原有的少数民族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并按民族调查识别的结果，来确定其民族名称。
台湾少数民族的族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不同。在台湾的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以及历史上记载的三国“山夷”、隋代“流求人”，都是越族的先民及越族、越族的后代。唐代，随着大陆民族的迁入，以及南洋菲律宾人、马来人的迁入，融合成为明代的“东番夷”、清代的“番族”，这应是台湾现存原有少数民族的最早直接祖先。由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清代的“番族”，又划分为野番、生番，化番和熟番。在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略台湾，及荷兰侵占台湾三十八年中（1624—1662年），西方殖民者称为“台湾的土著”，后来也分别称为平埔人和其他名称。日本侵占台湾的五十年中，妄加改称为“蕃族”、“高砂族”。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沿称为平埔、泰雅尔、阿美、赛斯特、布嫩、派宛、米欧、雅美等。目前，台湾当局普遍称为平埔、泰雅、赛夏、曹、布农、鲁凯、卑南、阿美、雅美等族。
台湾少数民族是何时形成的？根据考古发现材料与文献记载，因台湾古代是闽越族居住地，他们是在原始社会后期才形成的。因此，考古发现的多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至于文献记载中的三国“山夷”与隋代“流求人”，也应是闽越的后代，只有经过唐代以后，从大陆和南洋迁入民族的融合，才形成为明代“东番夷”和清代“番族”，这才是今日台湾现存原有少数民族的直接祖先。
对台湾现存原有少数民族，包括平埔、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曹、赛夏和雅美，尚待科学的民族调查识别，才能确定他们是一个民族的支派或不同的民族。同时，随着民族调查识别，族名就容易解决了。台湾当局现称他们为“山胞”，并不当作少数民族，这是不对的。现称为“台湾原住民”，也是指这群人，未明确为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仍需进一步调查确定。
一、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
民族是在原始社会后期才形成的。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1〕在原始社会， 包括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游群，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都属于民族形成前的“先民”。
台湾发现的“左镇人”化石，经研究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三万年前的古人类。虽然“左镇人”的发现，把台湾的古代历史推前到三万年前，但其时尚未形成为民族，其主人还不是民族。〔2〕
1968年以后，台湾考古学者、古地质学者又在台东县长滨乡发现了“长滨文化”。经研究，“长滨文化”属于一万五千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尽管“长滨文化”发现不少古代文物，但其主人也还未形成为民族。
新石器时代，台湾发现的遗址近千处，归纳起来，主要有早期的大坌坑文化；中期的圆山文化、老崩山系统文化、牛骂头文化、牛稠子文化、东海岸纯纹红陶文化；晚期的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后期、植物园文化、土地公山系统文化、营埔文化、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卑南文化、大坑文化、麒麟文化等。金属时代有十三行文化（旧社系统、番化系统）、番仔园文化、大邱园文化、茑松文化、北叶文化、龟山文化、静浦文化等。〔3〕
这些文化的主人，大多数是在新石器时代，他们应是民族的“先民”。但有些文化，延迟到历史时代，例如凤鼻头文化，又可分为三期（类型）：第一期（印纹红陶文化类型），约为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之间。第二期（素面和刻纹黑陶文化类型），约为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公元前后。第三期（印纹和刻划纹灰黑陶文化类型），约为公元初到十六七世纪汉族文化大量进入为止。这一期的考古发现，其主人已形成为民族，应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台湾古代与福建一样，均为闽越族居地，在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中记载：在台湾山上“有越王射的正臼，乃是石也。”《临海水土志》已佚失，但引文载于李昉《太平御览》卷780东夷中。李昉《太平御览》还记载有：“夷州（指台湾——引者），四面是溪，顶有越王钓石在焉。”〔4〕由上述材料， 可证明在远古台湾，有着越王，既有越王，就有越的人民，即生活着越族。证诸《山海经》，应为越族的一支——闽越。故古代台湾居民，应为闽越人，而非高山族。这些闽越人，可算是后来高山族的一支主要来源，即为高山族“先民”之一。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古代记述的夷州，是台湾的古称。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详细记述了“夷州”上“山夷”（夷州人）的生活文化，归纳起来有分散、荆障、杂居、木鼓、踞坐、竹筒饮酒、歌舞、猎首、拔齿等。山夷应是闽越的后代，也应是今日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三国时山夷还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即相当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主要特征是氏族部落社会，还没有产生私有制和零星现象的奴隶制，我们认为应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
《隋书》卷81《流求传》记载的流求，也是今日台湾，流求人应为山夷的后代。他们的生活文化，大多与山夷类似。如社会组织的王、帅、小王、鸟丫帅，应是原始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中的各级领袖和酋长；从生产工具看，已较山夷的石器进步，处于金石并用时代；流求人的文身、贝饰，作为先民的文化特点，还一直保留到今日台湾少数民族身上；男女婚姻已出现聘礼，是买卖婚姻，还保留原始的自由恋爱；饮食已知制盐、醋、酒，也知歌舞；丧葬埋地下，不建坟，也食死人之肉，反映生活的原始、困苦；使用习惯法与望月盈亏以记时节，还处于较原始状态；好战斗，喜骷髅，祭其神。以上这些习俗，如饮食用手，今日南洋马来人也用手取食，都与古代越人习俗有关。又如贝饰，虽保留到现在台湾少数民族中，但因流求人为山夷后代，应系闽越族子孙，何况尚找不到他们从南洋迁入的根据。南洋马来人等迁入台湾是唐代的事，故流求人应仍视为今日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
二、台湾少数民族的形成
今日台湾少数民族的形成，自唐代到宋元应为融合形成时期，到明代才成为“东番夷”，才可算是今日台湾少数民族的直接祖先。
据连横《台湾通史》记载：“唐贞观间，马来群岛洪水，不获安处，各架竹筏避难，漂泊而至台湾。……故《台湾小记》曰：生番之语言，出自马来者六分之一，出自吕宋者十之一，迄北十七村多似斐利宾语。说者谓自南洋某岛迁来，其言近似。”南洋来的民族，带来海洋文化，与原来台湾岛上的流求人后代融合，增添了新的血液，才形成为新的民族。
宋元时代，据历史记载，还不断有新的民族迁入台湾。例如“宋末零丁洋之败，残兵义士亦有至者，故各为部落，自耕自赡”。“南社猫儿干二社番，其祖兴化人，渡海遭飓风，船破漂流到台，娶番妇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新港、肖垅、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后迁于此。”后者系指台湾少数民族在台湾的迁移。
唐代以后至宋元，台湾少数民族的名称和台湾分不开，如唐代称“流求人”（李延寿：《北史》卷94；韩愈：《送柳尚书序》；柳宗元：《岭南节度健飨军堂记》）、“琉球”人（杜佑：《通典》卷186）、“留仇”人和“流虬”人（张鷟：《朝野佥载》）。 宋代称“流求”人（郑樵：《通志》卷19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185；李昉：《太平御览》卷784；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毗舒耶”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元代称“流球”人（脱脱：《宋史》卷491）、“琉求”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7；汪大渊：《岛夷志略》）、“毗舒耶”人（汪大渊：《岛夷志略》）。到明代，经各族融合成为高山族的直接祖先，当时台湾有部分称“鸡笼山”（王鸿绪：《明史稿》卷302；张延玉：《明史》卷323；《续文献通考》卷237 ；《续通典》卷14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9）、 “鸡笼淡水”（张燮：《东西洋考》），较普遍称为“东番”。高山族的直接祖先就称为“东番夷”，或简称“东番”。
根据文献记载，在民族融合的唐代以后，大陆汉族等不断迁入台湾，如《台湾府志》引《沈开文杂记》提到：“宋末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朱景英《海东札记》亦同此说。零丁洋在珠江口外，南宋残军到此失败后，遂迁来台湾。郁永河《稗海记游》也提到：“南宋时，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各释所居，耕凿自赡。”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大陆同胞在宋元陆续迁居台湾。也因此，“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号。……相传初辟时， 土中掘出古钱千百瓮，或云来自粤东海舶。余住北路，家僮于笨洪（今北港）潘泥中得古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5〕
南宋时，住台湾的“毗舒耶”人，曾到泉州一带。据南宋楼钥《玫瑰集》卷88《汪大猷行状》记载：“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亩，号平湖，忽为岛夷毗舍邪者奄至，尽刈所种。他日又登海岸杀略，禽四百余人，歼其渠魁，余分配诸郡。初则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更迭劳扰。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皆以为便。”毗舒邪或作毗舍耶。又如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载《汪大猷神道碑》说到：“乾道七年，……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有毗舍耶蛮，扬奄至，肌体漆黑，语言不通，种植皆为所获。调兵逐捕，则入水，持其舟而已。俘民为响导，劫掠近城赤洲。于是春夏遣戍，秋暮始归，劳费不赀。公即其地，造屋二百区，留屯水军，蛮不复来。”又如南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公文集》卷8 《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载：“永宁寨（地名水澳），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人，冠杀官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频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以此言之，置城寨得其地。”由此文将毗舍耶与流求国并提，可证明毗舍耶即台湾之少数民族。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中，有“流求国”条专讲台湾事，文末提到“旁有毗舍耶、谈马颜等国”。同书另有“毗舍耶国”条记载：“毗舍耶，语言不通，商贩不及，袒裸盱雕，殆畜类也。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时至寇掠。其来不测，多罹生啖之害，居民苦之。淳熙间，国之酋豪，常率数百辈，猝至泉之水澳、围头等村，恣行凶暴，残人无数，淫其妇女，已而杀之。喜铁器及匙筋，人闭户则免，但其门圈而去。掷以匙筋，则俯拾之，可缓数步。官军擒捕，见铁骑则竞其甲，骈首就戮而不知悔。临敌用镖枪，系绳十余为操纵，盖爱其铁不忍弃也。不架舟楫，惟以竹筏从事，可叠如屏风，意则群升之浮水而遁。”毗舍耶应为台湾少数民族之一。所载淳熙间，应为乾道七年之误。
明万历二十年（1592），明廷派兵汎守澎湖、台湾，以防倭寇侵扰台湾的鸡笼、淡水。万历三十年十二月（1603年1月）， 明军在沈有容、陈第率领下，击退侵扰台湾西南部的倭寇，受到当地少数民族大弥勒辈的欢迎，他们“献鹿
酒，喜为除害也”。这些台湾少数民族即为“东番夷”的一部分。
陈第为第一个接触台湾少数民族的学者，他在台湾西南部接触“东番夷”后，归著《东番记》一文，详述台湾与“东番夷”的生活文化特点，全文现保存在沈有容《闽海赠书》中。内容为：东番人分布“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打狗屿、小淡水、双溪口、加喱林、沙巴里、大帮坑，皆其居也。”这仅指分布台湾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有隙则兴兵……其门骷髅多者，称壮士。地暖，冬夏不衣，妇女结草裙，微蔽下体而已。”还停留在原始生活阶段。“无历日文字，计月圆为一月，十月为一年。……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还保留不少原始办法。“乐起跳舞，口亦乌乌若歌曲。……族又共屋，曰公，少壮未娶者曹居之”。这些特点，也保留到后来台湾少数民族生活中。“女闻纳宿，未明去，不见女父母。……迨产子女，妇始住婿家迎婚，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养女父母终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家有死者，击鼓哭，置尸于地，环焰以烈火，乾，露置屋内，不棺。”还实行男嫁女娶的母系氏族外婚制。人死埋在屋内，则仍为今日台湾少数民族的特点。“谷有大小豆，有胡麻，又有薏仁，食之已瘴疬。无麦，有葱，有姜，无番薯，有蹲鸱，无他菜。果有椰，有毛柿，有佛手柑，有甘蔗。畜有猫，有狗，有豕，有鸡，无马、驴、牛、羰、鹅、鸭。兽有虎，有熊，有豹，有鹿。鸟有雉，有鸦，有鸠，有雀。山最宜鹿，俟俟，千百为群。”台湾应有牛、马，上述所记有些失误。“人精用镖，镖竹柄，长五尺有咫，铦甚，出入随自携。……冬，鹿群出，则约百人即之，穷追既及，合围衷之，镖发命中，获若丘陵，社社无不饱鹿者。”所述竹柄铁镞、长在五尺多的镖，应系矛类。集体捕鹿，反映了他们原始共产生活的特点。他们“居岛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鱼则于溪涧。”从畏海不能舟，说明他们离开海洋已久，长期居住山区，已不善驾舟航行。“又始皆聚居海滨，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漳泉之惠民、光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以玛瑙、瓷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骨。间遣之故衣，喜藏之。”由此可见大陆福建的漳州、泉州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关系密切，贸易也盛。《东番记》最后说：“异哉东番！……乃有不日不月，不官不长，裸体结绳之民，不亦异乎。且其在大海而不渔，杂居而不嬲，男女易位，居共处，穷年捕鹿，鹿亦不竭。……自通中国（指大陆——引者）颇有悦好，奸人又以渲恶之物欺之，彼也渐悟，恐淳朴日散矣。”文内指出少数汉人奸商欺诈台湾少数民族，会导致他们原有淳朴的社会风气被破坏。以上所记“东番夷”生活文化特点，应视为今日台湾少数民族过去的状况。
三、台湾少数民族名称的演变
自明代“东番夷”之后，台湾少数民族的名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不同。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西南部，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又侵占了台湾北部地区。西方殖民者因见台湾风光秀丽，景色优美，称为“伊儿哈·福摩萨（Ilha Formosa）”，意为“美丽之岛”，遂称台湾少数民族为“福摩萨的土著”。
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获得胜利。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者投降郑成功。郑成功对统一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郑成功的户都事杨英的《从征实录》中，称台湾少数民族为“土番”，并分别称各地少数民族为某某“社”，以区别汉人的某某“庄”。
清代，台湾的少数民族，统称为“番族”。当清廷统一台湾后，称山地土著族为“高山番”或“野番”，称平地土著族为“平埔番”。在清代的方志等文献记载中，常把台湾少数民族分为“野番”、“生番”、“化番”和“熟番”。据《诸罗县志》卷8 《番俗志》记载：“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平埔番”又叫“熟番”，“高山番”又叫“生番”。据《台湾府志》记载：在清代后期，台湾少数民族共有277社，其中分布在南部台湾县有3社，凤山县有123 社；分布在中部诸罗县有30社，彰化县有51社；分布在北部淡水有70社。〔6〕再据丁绍仪《东瀛识略》记载，道光年间（1821—1850年）， “综计全台熟番一百二十八社，归化番二百三十七社，未化野番可知者八十九社”，如此，总共台湾少数民族有454社。这些番社各有自己的名称，多根据居住地方的方位或地区命名：“南番”（埔里以南），包括今日阿美、排湾、布农、卑南、鲁凯、曹、雅美诸族；“北番”（埔里以北），包括今日泰雅、赛夏等族；以及“前山番”（指中央山脉西部之浅山地带）、“后山番”（指中央山脉东面纵谷平原等地）、“阿里山八社番”、“水沙连二十只社番”等等。在清代文献记载中，常以社名作为当地少数民族的名称，但其中多数为音译，含义不清；也有少数名称是意译，如阿猴社、山猪毛社、狮头社等。
在台湾有关私人文献（如黄叔《台湾使槎录》）和地方志（如《台湾府志》等）中，称台湾少数民族为“番族”，又有“平埔族”记载。一般区别称为野番、生番、化番、熟番等。外文记载中则称为“福摩萨的土著”。从18世纪以后，一些外国人如毕麒麟、泰罗（Taylor）、拉古贝利（Lacouperie）、高迪爱（Codier）等，在记述各个地区的台湾少数民族中，才采用平埔、阿美斯、派宛等名称，但也未明指他们为不同民族。
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侵占台湾的50年间，妄自改称番族为“蕃族”、“高砂族”。说前者以番不好，而蕃字有蕃殖意思；后者以台湾地方美丽，很像日本播州的高砂地方。这两个名称带有明显的侵略意图，且具有挑拨离间作用。从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日伪的台湾“总督府”及一些御用“学者”，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意图，除将平埔人划分为九或十族外，又将居住中部山区和东部平原、兰屿的台湾少数民族，分为六、七、八，或九、十个族。应该指出，他们并未指明系不同“民族”，只指明是具有不同文化丛的“族群”而已。首先是1900年，栗野传之丞和伊能嘉矩在《台湾蕃人事情》一书中，分为泰雅尔、布嫩、派宛、泽利先、卑南、知本、朱欧、阿美斯等八族，未列入雅美。1910年，鸟居龙藏分为九族，称法不同，其中增加了雅美。1911年，台湾“总督府”的“蕃务本署”出版的报告中，更换一族为萨斯特，仍分为九族。1912年，森丑之助合派宛、卑南、泽利先为一族，且取消萨斯特，共为六族。1913年，台湾“总督府”的“警务局”刊布的“蕃社户口”中，则分为泰雅尔、萨斯特、布嫩、朱欧、派宛、阿美斯、雅美等七族，为后来普遍采用。但是，后来的“台湾旧惯调查会”发表的《蕃族调查报告》（1915—1922年，佑山融吉）和《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1915—1921年，小岛由道）则将泰雅尔分为两族，共为八族。1935年，台北“帝国大学”的土俗人种学室移川子之藏、马渊东一、宫本延人等则从派宛中分出鲁凯（泽利先）和巴拿巴拿扬（卑南），改阿美斯为邦则，共为九族。1936年，浅井惠伦又根据语言的差异，区分为泰雅尔、萨斯特、布嫩、朱欧、沙阿鲁阿、派宛、鲁凯、阿美斯、巴丹、 雅美等十族。1939年，鹿野忠雄则主张七族增加卑南，共分为八族。
值得注意的，不管日本“学者”和台湾“总督府”对台湾少数民族如何划分，他们均未经过严格的民族调查识别，也未承认他们是不同的民族，只认为是“族群”。因此，这种划分，仍不应该作为民族区别的根据。
四、五十年来台湾少数民族的称呼
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台湾归回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由于台湾当局人为的阻挠，海峡两岸处于敌视、对立的状态。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当局沿袭日本侵略者的分类，除分平埔人为十族外，也有人将台湾其他少数民族分为泰雅尔、萨斯特、布嫩、朱欧、派宛、漂马、阿美斯、雅美等八族，又进一步提出有赛德克、卡那布亚、沙阿鲁阿、鲁凯等五族，又细分为二十多个“群”。〔7〕这种分类，至为琐碎，因为总数可达二十多个。
1929年，已故林惠祥教授接受中央研究院委托，到台湾调查少数民族，仍称他们为“番族”，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中，对各地族群，采用太么、萨衣设特、蒲嫩、朱欧、派宛、阿眉、野眉等名称。”〔8〕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大学的出版物写作阿美、排弯、泰耶鲁、布农、邹、赛萨特、耶美等名称。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写作邦则、排弯、泰雅（也有写作“阿达雅尔”）、布农、曹、赛复、雅眉。台湾当局则按少数民族所居台湾的行政乡分属于平地或山区，统称为“山地同胞”（简称为“山胞”），又分为平地山胞与山地山胞。平地山胞系指居住在普通行政区内的阿美人、卑南人、赛夏人和部分泰雅人、排湾人、鲁凯人、布农人、曹人等。山地山胞系指分布在山地行政区域内（山地乡）的泰雅人、布农人、排湾人、鲁凯人、曹人、雅美人和部分赛夏人、阿美人。根据台湾省1961年户籍登记的统计，在山地山胞的116465人中，〔9〕其中泰雅人49406人，几乎占总数之半。排湾人36146人， 占总数三分之一弱。布农人21440人，占总数六分之一强。 以上三族共占十分之九强。其他有鲁凯人4045人，曹人3223人，雅美人1957人，以及少数的赛夏人、阿美人。此外，在平地的山胞有116098人。台湾当局除将台湾少数民族称为“山胞”外，还将各族群名称沿用日本人的划分，这是：一，不承认台湾少数民族地位；二，未经自己的科学调查识别，就沿用以前日本所用名称，缺乏严格的科学性。
祖国同胞一贯关心台湾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按照流行习惯，称他们为“高山族”，包括一切现存台湾原住少数民族如平埔人和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曹、赛夏、雅美等。“高山族”一名，并非日人擅自改称的“高砂族”，因在日文中，“山”与“砂”发音完全不同，且“高山”与“高砂”意义也不同。关于台湾原住少数民族的称呼，除平埔系根据清代文献记载外，其他族群的名称是：
阿美：自称“阿美斯”（amis），是北方人的意思，有的人认为是古代南方卑南社社人所称之语。清代曾写作“阿眉番”，日据时期称为“阿眉蕃”、“Amis”、“Ami”、“阿眉”、“アミ”、“Pamgtsa”等，普遍写作“アミ”。抗战胜利后，我国著作多写作“阿美”和“阿眉”，也有写作“亚美”、“阿米”、“亚米”、“阿弥”的。台湾大学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写作“阿美”和“那则”。〔10〕《高山族简史》写作“阿美斯”，《台湾少数民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6 月版）写作“阿美人”，因“人”指未确定为民族或民族内部之支系者。
泰雅：自称“泰雅尔”（ataiiaq），是“人”的意思。 清代曾写作“黥面番”，日据时期称为“有黥蕃”、“Alayal”、“Tayal”、“太么”、“タイセル”等。抗战胜利后，我国著作多写作“泰耶尔”和“太么”，也有写作“泰耶”、“达耶”、“他衣耶尔”、“太野儿”、“大野罗”等。台湾大学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写作“泰耶鲁”和“泰雅”。也有写作“阿达雅尔”。《高山族简史》写作“泰雅尔人”，《台湾少数民族》写作“泰雅人”。
排湾：自称“派宛”（Paiwan），是最先开辟的地名，后称此部分人为“派宛”。在清代，有一部分称为“卑南番”，日据日期，被写作“卑南蕃”、“Payowan”、“Paiwan”、“排湾”、 “パイワン”等。抗战胜利后，我国著作写作“派宛”、“派旺”、“派温”、“拔湾”、“拔弯”、“拔旺”、“派伊浑”、“培旺”等。台湾大学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写作“排湾”。《高山族简史》写作“派宛人”、“卑南人”、“鲁凯人”，因有的著作在派湾人中包括卑南人与鲁凯人。《台湾少数民族》则写作“排湾人”与“卑南人”、“鲁凯人”。
布农：自称“布嫩”（bunun），也是“人”的意思。 日据时期被写作“Vonun”、“Bounoun”、“武
”、“ブヌン”、“Bonun”等。抗战胜利后，我国著作称为“蒲嫩”和“不奴”，也有写作“布嫩”、“不浓”、“普伦”、“保隆”、“布伦”、“葡能”的。台湾大学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写作“布农”。《高山族简史》写作“布嫩人”，《台湾少数民族》写作“布农人”。
曹：自称“朱欧”（Tsu'o），也是“人”的意思。日据时期被写作“Tso'o”、“Saou”、“曹”、“ツオウ”、“Tsou”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著作写作“朱欧”、“齐阿”、“兹乌”、“曹米”、“芝阿”、“都奥”、“粗奥”、“卓族”等。台湾大学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写作“邹”或“曹”。《高山族简史》写作“朱欧人”，《台湾少数民族》写作“曹人”。
赛夏：自称“萨斯特”（Sastu）。日据时期被写作“狮设”、 “サアセツト”、“Saisiat”等。抗战胜利后， 我国著作写作“萨衣设特”、“萨赛特”、“萨雪特”、“沙西得”、“晒随之”、“撒衣塞脱”、“薛塞托”、“赛锡”等。台湾大学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写作“赛萨特”和“赛夏”。《高山族简史》写作“萨特人”，《台湾少数民族》写作“赛夏人”。
雅美：自称雅美（iami）。日据时期，写作“Yami”、“セミ”。抗战胜利后，我国著作写作“耶美”、“野眉”、“玡眉”、 “亚米”、“耶米”、“耶弥”等。台湾大学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则写作“耶美”和“雅眉”。《高山族简史》写作“雅美人”，《台湾少数民族》也写作“雅美人”。
上述各名，只当作高山族（民族）内的不同支系、地区的称呼，从未把他们当作不同民族看待。在台湾，也只是认为他们是具有不同文化丛的“族群”而已。
五、关于“山胞”与“台湾原住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当局不把平埔人当作少数民族；又把其他现存原有少数民族称为“山地同胞”，简称“山胞”。这是台湾当局不承认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所造成的。
据台湾当局1979年《台湾民政统计》表明“山地同胞”共296718人。其中山地山胞165982人（男88334人，女77648人）， 平地山胞130736人（男69255人，女61481人）。
所谓“山地山胞”，只极少数居住平地，大多数即156523 人（男84094人，女72429人）居于15816平方公里的山地行政区，即12县的30个山地乡：台北县乌来乡，宜兰县大同乡、南澳乡，桃园县复兴乡，新竹县尖石乡、五峰乡，苗栗县泰安乡，台中县和平乡，南投县信义乡、仁爱乡，嘉义县吴凤乡，高雄县桃园乡、茂林乡、三民乡，屏东县三地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玛家乡、雾台乡、泰武乡、牡丹乡，台东县海端乡、延平乡、金峰乡、达仁乡、兰屿乡，花莲县秀林乡、万荣乡、卓溪乡。在以上30个山地乡中，地广人稀，人口密度最高是玛家乡和兰屿乡，分别为每平方公里77人和59人；最低是桃源乡，每平方公里仅为5人。其中21个山地乡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人以下， 而台湾全省平均为每平方公里508人。
平地山胞则分布于18个平地乡、6个镇和5个市、区，即：台北县瑞芳镇，新竹县关西镇，苗栗县南庄乡、狮潭乡，南投县鱼池乡， 屏东县满州乡，台东县台东市、成功镇、关山镇、卑南乡、大武乡、太麻里乡、东沙乡、长滨乡、鹿野乡、池上乡，花莲县花莲市、凤林镇、玉里镇、新城乡、吉安乡、寿丰乡、光复乡、丰滨乡、瑞穗乡、富里乡，基隆市中正区，高雄市鼓山区、前镇区等。其他乡、镇、市应还有少数未列入者。
从上所述，山地山胞包括有泰雅人、布农人、排湾人、鲁凯人、曹人、雅美人和部分赛夏人、阿美人。平地山胞则包括有阿美人、卑南人、赛夏人和部分泰雅人、排湾人、鲁凯人、布农人、曹人等。
把台湾现存的原住少数民族，概称为“山胞”，这个名词是不从民族区分的立场来说的，其错误显而易见。
近年来，台湾学术界除继续使用“高山族”名称外，部分台湾汉族和高山族同胞，还提出“台湾原住民”一名。
台湾学术界使用“高山族”名称的，如《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发表有《台湾高山族的始祖创生传说》（1956）、《台湾高山族脱镞镖之研究》（1960）、《台湾高山族简略生命表》（1967）等。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发表有《云南卡瓦族与台湾高山族的猎头祭》（1953）、《台湾高山族的编器》（1954）、《台湾高山族的枪与矛》（1955）、《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所藏台湾高山族之弩》（1956）等。《文史哲学报》发表有《台湾高山族长盾与东南亚各地长盾的比较研究》（1951）。《中国民族学通讯》发表有《台湾高山族人口的族群组织》（1965）、《台湾高山族妇女的生育能力》（1967）等。《新时代》发表有《台湾高山族的文化及其源流》（1961）等等。
笔者于1992年6月访问台湾， 参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博物馆时，该馆陈列有平埔人及各族群的不同文化丛文物。该所的重点课题即“台湾高山族与太平洋文化关系”，且该所设有“台湾高山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讨论会，并在1975年专刊第四十期出版《高山族研究回顾与前瞻专辑》。
由此可见，尽管台湾当局从政治上使用“山胞”一词，但在台湾学术界，仍使用“高山族”一名的。
近年来，由于部分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士建议，较多使用“台湾原住民”一名。这个名称比起“山地山胞”来，无疑前进了一步，因为更接近台湾现存原住少数民族的实际。1994年6 月成立的台北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便是个例证。
尽管台湾同胞中提出的“台湾原住民”比较台湾当局过去所提“山胞”前进了一步，但因台湾尚未经民族调查识别，现有划分基础又多是外国人所制定，作为民族名称，仍是欠妥的。“台湾原住民”一名的缺点是：
第一，这是个泛称、概称，非民族的专有名称。与我国56个民族名称不一致。
第二，不符合历史实际，因台湾古代有小黑人，且一直保留在赛夏人的“矮灵祭”中，“台湾原住民”却未包括在内。
第三，所谓“台湾原住民”，有的不包括平埔人在内，而平埔人却是清代台湾主要少数民族“番族”的主要部分。
第四，所谓“台湾原住民”只包括若干个“族群”，非包括民族，“族群”不等于民族。
因此，大陆称为“高山族”，实指现存台湾原住少数民族，究竟是属于一个民族或若干个民族，从文献中找资料是无法解决的，应该通过社会调查、民族调查识别来决定其名称。
在1994年6 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少数民族》（陈国强、田珏著），把台湾现存原住少数民族统称为“台湾少数民族”，这与“台湾原住民”一样，也非民族专名。台湾的民族目前仍以称“高山族”为合适，至于将来经民族调查识别后，应属于一个或若干个民族，叫什么名称，就可迎刃而解了。
注释：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闽台考古》第一章，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刘益昌：《台湾的考古遗址》第三、四章， 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2年版。
〔4〕李：《太平御览》卷98。
〔5〕连横：《台湾通史》卷4，度支志。
〔6〕据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2《番社》。
〔7〕卫惠林：《台湾土著族的源流与分类》。
〔8〕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第7—1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30年。
〔9〕据《台湾省通志·同胄志》载：1961年统计， 山地山胞有117710人，其中1245人居平地乡，故只有116465人（第一册，第30页）。
〔10〕陈国强：《台湾高山族研究》第250—255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