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里的春天——走进2008文学现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天论文,身体论文,现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像世界上并没有纯酒一样，世界上也没有所谓的纯文学，尽管我们一直渴望在文本中提纯文学性，但这种努力似乎并不能激活文学疲乏的神经中枢。相反，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文学作为消费品的一面日益凸显，欲望和金钱主宰着叙事想象。幽暗的灯光替代了热烈的日光，艰辛的生产退出了叙事的地平线，乡村淡化在远山之外。叙事在迷离、迷惑与迷惘中次第开放，我们迷失在物质的盛宴中。孤独这位不速之客领我们深入文学现场，寻找内心深处的春天，我们渴望看到希望仍在前方迎接我们。
一 春天的希望、幸福和温暖
2008年文坛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关于茅奖这个官方最高长篇小说奖在网络上引起的讨论已经足够多了，在此我并不想赘言。我只是对迟子建出现在这一届的名单中表示欣喜，她已经多次出现在鲁奖中。在我看来，奖项不过是催化剂，增进其作品的传播，而她的名字却为这些奖项增添了声誉。迟子建浩瀚的想象力和细密的演绎故事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更为难得的是她对美好温暖的信念，她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把纯真善良这种恒久的价值和美的感受传递给这个日渐贫乏日渐迷茫的世界。她一直在努力丰盈我们的内心，为我们流离的肉身寻求荫护。在中国，真正的女性书写是在20世纪文学史中才占据一席之地的，而综观她们的创作和生活，似乎印证了一个事实——深沉的叙述世界与静好的日常生活不可兼得，她们必须从切身的经验和矛盾出发并在一己之痛中提取力量。丁玲、萧红到张爱玲这些今天仍然拥有很多粉丝的女作家的身世都在无声地诉说这个事实。“新时期”后，诸多女性作家仍然是从个体创伤中获得写作的资源和冒险的勇气。具体到迟子建，她的写作大概可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界，后期的气象明显阔大起来。她在经历了个人的创痛之后反而将这种痛咀嚼消化沉潜了，变成了糖变成了营养。她那痛苦曲折的叙事血液中融入了温暖，这种温暖是真实可触的，就像春天嫩芽携带着希望。
中篇《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国作家》2008年8期）撷取的只是小客店里的腊八夜，却展示了诸多苦难然而善良的人生命运：神一般的云娘和通神性的嘎乌，贫困得走投无路的小偷刘志和他那早当家的儿子豆瓣，在布基兰小站做指挥工作的老齐和派出所的老刘，浪漫的顺吉和豪放的丈夫刘泉，还有去给儿子完成阴婚的一对老夫妇。他们都有一颗美丽的心，现实并没有给他们相应的配额，但卑微和无奈都没有磨蚀他们身体深处的春天。那开着鲜花的春天仍然在召唤着这群神性闪烁的人们。那些素朴的感情和价值观，那些仿若隔世的神话仿佛复活了。“云娘的神偶口袋能盛春风，盛月亮光，盛百合花的香气，盛鸟儿的叫声，盛炊烟。”这个神偶其实装载了我们对过去的亲切怀念、对美好的向往和善有善报的渴望。嘎乌这只多情而忠实的狗，用一生的忠诚完成了它自身的超度，它老得跑不动了，还准时来客店接云娘，结果却意外地用自己的生命成全了一对急着要给儿子去完成阴婚的老人，它也成全了主人的心愿，这又回应了前文云娘让老齐每天抽颗烟敬铁轨的伏笔。在云娘看来，神无处不在，“这世上，没有没有魂灵的东西啊，草木啊花朵啊石头啊河流啊，包括你整天看着的铁轨，都是有灵的。”这种“灵”是靠叙事者的信念建立起来的，因而是真实可信的。
和那些耽于幻想的消遣小说以及古代戏剧大团圆结局提供的廉价安慰不同，迟子建从不忽略现实的沉重，文尾，豆瓣会为了改变穷苦的命运而像政府楼里的官一样迷信红灯笼。这一笔余韵深长，既叙述了穷人反抗的无力，也暗示官员们的一路亨通的官运受到威胁，而云娘抱着嘎乌悲怆地离开则意味着神灵的局限。我们思念牵挂的另一种生活离现实越来越远了，忧伤和怅惘没有遮蔽迟子建叙事世界的光芒，那饱含深情的叙事依然像鄂伦春族萨满在春祭时唱的神歌：
我用四平头的鹿茸做我的梯子，
登上天空进入我的神位，
我要用双手向人间撒满金子，
用双手向人间撒满银子，
用双手把成群的鹿赶到主人身边，
用双手把成群的紫貂送到主人手中，
让我的主人得到春天般的温暖、幸福。
迟子建的《一坛猪油》（《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5期）是个短篇，看似轻描淡写却举重若轻地写出了一个颠倒的时代。“我”领着三个孩子，抱着用破屋子从屠夫换来的一坛猪油颠簸流离地去林场跟老潘团聚，开篇叙事者用了许多笔墨铺垫这坛猪油，显示艰苦时代物质的贵重，也为这坛猪油埋下悬念。“我”如此谨慎，仍在靠近林场不远的地方打破了坛子，猪油中爬进了蚂蚁，老潘吃掉了和在猪油中的蚂蚁。“我”去林场没多久就怀孕了，因难产过界河到苏联那边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蚂蚁”。过境出生的蚂蚁从一出生就与这个时代发生了深刻的纠缠，就像黑格尔所说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时代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蚂蚁的父亲因擅自送妻子出境生孩子而受了惩罚。蚂蚁长大了，成了个人见人爱的俊美青年，打上大鱼却发现鱼肚中有一只女老师的戒指，漂亮的女老师为寻找这个戒指而死于河中，她正是因为这个闪闪发光的戒指才选择嫁给崔大林的，而崔大林是在“我”的猪油坛打破时贪得这只戒指的，良心的谴责使他丧失了性能力。也就是说贪来的财宝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终生的折磨。这只戒指身份的揭秘暗藏了已故去的屠夫对我不曾表达的爱慕，这坛隐藏深情的猪油与前文“我”的慎重多么匹配。“蚂蚁”爱上了对岸的姑娘，带着这只戒指偷渡到对河去追寻他的心上人。饱受打击的老潘过世了，“我”越来越老，不断地徘徊界江，凝望天空的鸟儿，想念着蚂蚁。“一坛猪油”带出了盘根错综的情节、复杂纠缠的爱、跌宕起伏的命运和莫测的人性。
与迟子建叙述世界的神不同，北村重新对宗教意义上的神进行了思考。在迟子建的叙述世界里，神性的实质就是美好的人性，是人内心深处善良温柔的愿望，是对佛教因果报应的演绎。北村的神则是形而上层面的对终极是非的判断，是对无意义的反抗、对短暂生命意义的追求。北村的神是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所陌生的，她直接来自福音书，来自其对道德评价方面的革命，福音书“所发生的对价值的重估，是世人所知的最极端的重估。一切都成了不平常的，与世人赖以生存的和珍视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世人不但要放弃自己的恶，而且还要放弃自己的善。福音书教导，不用暴力抗恶；而世人所知道的善就是用暴力抗恶。”①在《自以为是的人》（《花城》2008年第1期）中，主角陈明达所追求的“是”回到了是的本义，即价值重估之后的对，他毕生坚持只做对的事，结果却在世俗的道路上荆棘丛丛。当世俗不断地向人提出屈服的要求时，人是坚持内心成为个性的部分还是向世俗弯腰，这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陈明达这样的追问在这个时代意义独具。当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屈从时，当我们简单地以法律以社会契约来判断事物的价值和对错时，当我们放弃个性的思考时，陈明达却坚持内心的标准，坚持对“是”的追求，坚持不以暴力抗恶。所以，他的近人——亲人、爱人和朋友都对他恨入骨髓却无可奈何。他以一系列超越常规的实践挑战了道德标准，挑战了爱和善，挑战了熟人社会的伦理。在现实人情的规范之上，在法律条文之上，还有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灵魂的标准——人之为人的标准。在这个短暂的肉身世界，如何做人是个永恒的秘密。而文尾，自以为是的陈明达也找不到生命的答案，他在迷惘和忧愁中选择了自杀这种基督不允许的死亡方式，他用毕生的实践得到的答案是“好人不是靠做出来的”。叙事者用陈明达执著的一生提醒我们生命可能拥有的深度、广度和难度。虽然文本没有提供人生的答案，或者作者也找不到生命的出口，但他依然坚信在我们的身体和情感最深处，有一个叫灵魂的东西存在，而且这个东西随时可能被激活，由自发到自觉指示身体的方向。《自以为是的人》是一种内在的敞开的写作，是一种痛苦的写作，是一种明知生命痛苦仍然为痛苦寻求意义的写作。人并不害怕受苦或者承担痛苦，人并非一味追求幸福和快乐的动物，人恐惧的不是痛苦而是无意义。人终极一生是被意义诱惑着，人愿意用此生去证明活着的意义。意义使一切不堪变得可以忍受，是意义而不是现世的成功才是无上的幸福。陈明达是一个忠实内心的典范，他用自己的一生做实验，为我们重新界定了是非的标准和幸福的依据，他以痛苦的此生昭示了身体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灵魂的重量。陈明达的存在延续了北村一贯的思考，这种思考与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的距离，他的叙述也为我们这个茫然时代的书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
二 叙事与时代的责任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易卜生的这份遗产也随着他的戏剧一起来到中国，并像一条蜿蜒的小河般不停地流淌。
陈希我的《罪恶》（《上海文学》2008年第10期）将我们带进一单酒吧意外中毒的“罪恶”事件的不同叙述裂缝中，欧阳、小个子小姐、小魏、茉莉等每位人物叙事都依据自身的立场，极力撇清自己与这场罪恶的关系，他们话语背后的目的不过是为自己开脱以便获得安静的心态。叙事者“我”最后能够置身事外更显示了语言魔法的魅惑，我们都不同程度地被语言奴役，包括道德本身就是语言罗网中的产物。语言既是矛，又是盾。语言希图欺骗他人，也希望欺骗主人，而且每个言说的主体自身也潜在地希望被语言蒙在鼓里，以摆脱内疚这种潜在无形的紧张。尤其是“中国人”、“四川人”、“福建人”这样的全称更容易形成遮蔽，让我们躲在符号的大伞下遮风避雨或开弓引箭。一位在日本开酒吧为日本人提供色情服务的女老板向灾区捐款这件事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我们的道德敏感区，“善”款的来源以道德的目光审视可能恰好是脏的，爱国行为的基石以民族感情来看恰好是耻辱，这也是这个时代现实多样性的表现，这种现实的光怪斑驳必然导致我们内心的五味杂陈。金钱这一“世俗之神”在道德面前低下了颐指气使的头，所向披靡的金钱也有它的软肋！所以不捐款的叙事者最后反倒可以高蹈地指责捐款者欧阳，“你可以向遥远的灾区捐款，却不能对现实作出赔偿；你可以向空泛施舍，却不能对具体你所犯下的罪恶作出承担。那种施舍的场面多么好啊，轰轰烈烈让人忘记了个体的罪恶，信誓旦旦然而谁都不需要去承担，做个姿态就让负有罪责的人成了善人，然后船过水无痕。”当“我”处在道德上风时，我意外地得到了局外人的安详，这与欧阳的道德高姿的潜意识异曲同工。陈希我的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冒险，他以极端的方式寻求意义，他用一只眼睛盯住物理故事，另一只眼睛寻求心理故事，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他叙事的张力，并以此彰显我们每个个体与时代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点所在，当“文革”渐行渐远的时候，诸多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对此进行叙述，如王松的《欢乐歌》（《花城》2008年第5期）以医院为场景叙述一群尿毒病症晚期的病人不同的“文革”，“欢乐歌”这样的标题构成极大的反讽。刘玉栋的《大鱼、火焰和探油仪》（《十月》2008年第1期）则叙述“文革”时代集权造成的个人命运的巨大起伏。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收获》2008年2期）将我们的目光重新聚焦“文革”中的青春及身体的启蒙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文革”过去了，它仍然可能镶嵌在部分人的青春记忆里如鲠在喉，它可能伴随任何一个细节复活。在时代的内部，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并构筑这个时代，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着时代的重量，没有人可以逸出。当我们大家都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过推诿给时代之后，我们就获得了个人良心上的轻松，我们就容易遗忘罪恶的发生以及罪恶给他人带来的具体伤害。一个禁忌丛生的时代，躁动的青春无处安放，在纯洁的少男少女那里，躁动带来了深重的罪孽，无知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权力的参与以及道德的谴责扩大了这种罪与罚，进而改变了他人的命运。“特蕾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内心的黑暗攫紧，事业的成功和时光的流逝并不能使她摆脱恶魔的阴影，她不能与异性正常相处；同样，心怀愧疚的王旭东也无法独自放下枷锁，他选择研究文革历史，漂洋过海去采访经历过文革的“美人”，往事历历，时光荏苒，有些人选择回避，有些人选择沉默，有些人选择记取和承担。直面过去，负起自己对历史对时代的那份责任，尽管相当艰难，然而只有这样，聚焦的目光才能融化过去，那终日回避的黑洞才能被填补，日常的平安才会在期盼中光临。
《安全》（《花城》2008年第2期）可以看出《一九八四》的基因遗传，当然也有些变异，这种变异来自叙述者自身的时代。昆虫标本采集者布鲁诺意外地看到了国家元首癫痫病发作，因此将被处死，但他不是罪犯，而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所以，他是为“国家”献身，“国家”要像对待民族英雄一样满足他的愿望。卑微的布鲁诺生前的愿望一一得到实现，甚至他潜意识中的处女情节。他从那位前来贡献处女膜的少女脸上看到了献祭的纯粹表情，跟情欲没有任何关系。此时，我们不禁掩卷沉思，少女的贞洁完全是男权文化叙述的结果；少女宝贵的贞操，标本采集者宝贵的生命都无条件地奉献给了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叙述出来的还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布鲁诺为捍卫真理而被宗教法庭处以火刑；标本采集者布鲁诺因“国家”要消灭真相而被处死。一个是沉重的死亡，一个是轻飘的死亡，历史的内里多么惊人地相似。文本以黑色幽默的形式接触集权国家的根基，它呈现出集权的荒诞。文本以戏谑的形式包裹着沉重，就像糖裹着炮弹，显示了小说可能拥有的轻逸之美。
裘山山的《脚背》（《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4期）围绕妻子车祸之后的私了展开，严立成和被撞的男人展现了当今社会巨大的贫富悬殊和相似的贫乏空虚的精神境况。赌博和买彩票都带有博彩的性质，不同的是，富人严立成在麻将桌边一掷千金，以赌博打发时光；而丧失了工作的小个子男人在买彩票前小心翼翼，满怀希望地写出几个号码交换一张彩票以博取命运。在去医院的途中被压了脚背的下岗男人一直在诉说他的博彩史，严立成则心里盘算私了这次车祸的代价，他们互相等待对方开价。最后，老实纯朴的男人不仅没有讹诈，反而给了一直等着挨宰的严立成夫妇一个意外，他只开出两百块的价来，而且理由并不是误工而是因为脚会痛，这与严立成最低一千块的期待有了五倍的差距空间。严立成仍按自己的原价私了这次车祸，他更加怀念自己起的那盘可能糊却因车祸没打成的好麻将。男人去抄车牌号，这给严立成留下后患的巨大恐惧，谁知男人不过是希望以此号码买彩票，他执着的是穷人的发财梦。消费社会，真正的真理是数字，是这种抽象的无所不在的数字内在地决定着人生格局。
田耳的《拍砖手老柴》（《北京文学》2008年第2期）也展示了城镇生活的灰色地带，道貌岸然的俞教授、凶悍的拍砖手老剧、将道德挂在嘴边的老柴的妻子吕大萍以及原本安分守己的老柴都深深地被金钱和性欲奴役着，面对欲望的汪洋，生活没有指点迷津。田耳的视野经常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周边，非典型生活和不安全因素在他的叙事场域跌宕，分享叙事的荣光。
叙事是我们对意义的追逐，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来自叙述，而叙述的媒介是语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权力制度。余岱宗《第三人称》（《收获》2008年第2期）以自己离婚与前妻的相处为语言祛魅，一旦我们能“将自个儿的事情变成‘他’的事情来感受思考的本领”，第一人称“我”所具备的魔障就会销声匿迹，而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与叙事学极力强调的视点息息相关。随着写作的深入，作家们总是会感到语言无形的约束。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语法乃是灵的王国的动力学。一个祈使语可以调动千军万马；‘自由’一词可以驱策各个民族。”②语言能唤起的情感是叙事长久以来积累起来的，无论是关于当下还是历史的叙事，最终展示给读者的是叙述者的时代而不是被叙述的时代，我们接收的是叙述者的情感和心智。傅爱毛《天堂门》（《芙蓉》2008年第5期）、陈旭红的《人间欢乐》（《芳草》2008年第5期）、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天涯》2008年第5期）等作品探讨了边缘人群的艰难生活，流言和歧视比生活的油盐柴米更沉更重更难以背负，文本既展示底层生活的困苦，也呈现叵测的世道人心。
三 循环的人生 缓慢的成长
乔叶在《最慢的是活着》（《收获》2008年3期）形象地告诉我们太阳底下没有新生事物，不管你曾经多么憎恶你的祖母，憎恶她的吝啬，憎恶她的重男轻女，憎恶她携带和象征的一切陈规陋习，然而，血缘在无形处牵连着，习俗以惯性的力量循环。你要重复祖母的命运，你的命硬就来自祖母的血液。“我”以为自己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处在一个祖母不能理解的新时代，但是，祖母的眼睛是比镜子更加明晰的。因为一路活过来的祖母知道何处才是人生真正的症结，祖母知道以柔克刚，阴阳相生的真理，这是靠了生活里的痛与苦累积起来的经验。正是“小让”才能求得平安。乔叶的叙事尊重传统，传统是当下的根。生活表象日新月异，古老的常理依然存在，《最后的爆米花》（《山花》2008年第2期）尽管最后像爆米花一样轰的一声抖了个意想不到的大包袱，但对爆米花的叙述以及人们对过去的怀念无不让人唏嘘。周末短暂的爆米花的时光使我们看到了都市生活的乏味以及现代人对传统熟人生活的怀念。而爆米花这个沉默的男人身上则显现了过去对现在的支配，死去的亲人对生活的统治，复仇这一古老的道德感情和爆米花这种过去的亲切的生活方式相应，今天的生活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传统的根须中去，是传统在底部支撑着今天。
《黑弄堂》（《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中王安忆用黑弄堂这样一个场景和几个片段就将人成长的艰难呈现出来，这都是小说轻逸这一美好的品质带给我们的。只有战胜了黑暗，发现了黑暗的秘密，我们才能摆脱未成熟的状态。这是王安忆顺着“启蒙时代”继续的思考。黑弄堂本身是一个世界，内部有孩子们权力的勾结，外部有来自大人的压力。黑弄堂的“黑”既是叙述的结果，也是叙事的源头。无论是中世纪的黑还是日常生活里弄堂的黑，如果没有这种对黑的恐惧，启蒙就无从谈起。
往日里稔熟的景象在此时又显得陌生，他们重新审视着其实无数次地走过的这个弄口，弄口挂着“注射”和“编结”的招牌，原来这里面就是黑弄堂！一个魔咒破除了。他欣然地回头看看小孩，小孩完全糊涂了，不晓得这街景是陌生是熟悉，一会儿朝东看，一会儿朝西看。他伸出手，手指头钩住小孩背带裙的两条背带，向上提了提，小孩也没有觉察。他们这一大一小沿街站着，往日的离隙弥合了，可也只是这么短暂的一瞬，接着，他将进入中学，成为二阿哥那样骄矜的青年。她呢，则成为真正的女生，弄堂里再见不着她。再然后，他会长成如何俊朗的男子！而她，淑女窈窕。从此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邂逅。
——这就是成长的欣喜与惆怅！同时，这个陌生而熟悉的结尾又让我们依稀听到张爱玲婉转的历史回声。正如狄金森所说的：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向远方。文学总是以隐蔽的方式逆流而上，我们只能随波荡漾。
阅读王安忆很容易回想起张爱玲，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大家》2008年第1期）也让我们记起曾在1928年的文坛轰动一时的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们记得莎菲也曾经对凌吉士倾心不已，她为他的异性的俊美所深深打动，她甚至因此而在瞬间明白了什么是爱情以及爱的无法分辨的身体秘密，可是，当叙事的尾声越来越向凌吉士的心灵驶去时，莎菲顿时悟到这仍然不是她要的真正的爱情。而在盛可以的笔下，一个少妇面对一位少男意乱情迷，她的欲望生动跳跃，她使出浑身解数，却无法进入少男“缺乏经验的世界”，经验的边界将他们分割开来，他们在不同的经验世界，他们的心灵无法共鸣。叙事的矛头始终对准的是少妇渴望引诱的心，“我”梦想的就是对面打手球的少男那青春的容颜和激情的肉身，心灵是盔甲包裹的事物，不必追究。时光在欲望的煎熬中飞快地流逝，短短的车程结束了，一段内心的迷乱仍在延绵喧嚣。两性的情爱关系和婚姻内部的夫妻关系一直是女作家们偏爱的题材，如须一瓜《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北京文学》2008年第2期）、金仁顺的《秋千椅》（《作家》2008年第7期）、方格子《像鞋一样的爱情》（《收获》2008年第3期）、张惠雯《末日的爱情》（《收获》2008年第1期）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抵达爱情的内部。
四 其他
长篇《推拿》（《人民文学》2008年第10期）自发表后好评如潮。六十年代出生的许多作家在成名之后就“触电”去了，而像毕飞宇这样一直坚持小说创作的并不太多，愿意将自己的目光投向残疾人尤其让人钦佩。以盲人为叙述对象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失明症漫记》（又译《盲目》），这个文本为盲人题材树立了高标。《推拿》则将叙事镜头直接对准当下都市消费现场——推拿房里一群按摩盲人的沉痛与热爱，挣扎与希望。盲人们除了承担失去光明的痛苦之外，还要承担流言和歧视，这种痛苦构筑了内心真正的盲区，不能触动的盲区。盲人们既要承受人的苦，也要担负起盲的难，他们在苦难中左冲右突。
盲人的世界里始终闪烁着健全人浩瀚的目光。这目光锐利，坚硬，无所不在，诡异而又妖魅。当盲人们浩浩荡荡地扑向健全人的社会的时候，他们脚下永远有两块石头，一块是自己的“心眼”，一块是别人的“眼睛”。他们只能摸着石头，步履维艰。
作者通过盲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探讨了人类生活世界的盲区以及人类固有的盲目所在，这种盲区和盲目并不是一双双眼睛就可以照亮的，需要心去感受去抚摩。对于失去颜色失去光亮的黑暗，爱是唯一的光。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只有爱才能照亮它，驱除它，温暖它。
阎连科的《风雅颂》（《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2期）发表后也非常引人注目，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而争鸣纠缠的焦点却是这个文本是否隐射当代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我觉得即便我们承认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们同时也尊重小说与作者个人体验的内在关系。拨开这热闹的一点来谈，过于倚重情欲的叙事支撑不起作者的宏大理想，在身体叙事日益敞开的今天，情欲对文明的反抗所起的革命性的作用日渐式微；几个单薄的丧失精神重量的知识分子与“风雅颂”这样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以及中原这样一个民族文化的地域源头并不匹配。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消费社会，市场的权力深深地宰制着书写行为，要全盘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清理中华文化的脉络，颠覆今天的知识谱系可能不是一本小说所能够肩起的任务。
盘点对文学而言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它隐含着潜意识中我们对文学进步的期待。如果我们知道文学像所有的创造一样指向永恒而不是简单地指向未来，我们就应该放弃这种行为。但是，如果没有如期而至的盘点，我们似乎就会在时间的密林中迷失。选刊、排行榜、年度选本以及笔者这种煞有介事的盘点不过是叙事之河上的小小涟漪，河流仍然按照既定的河道缓缓前行。
注释：
①［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张百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②［德］诺瓦利斯：《花粉》，《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