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对中国高等院校的摧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院校论文,中国论文,侵华日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军在整个侵华战争中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在其罄竹难书的罪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日军在侵华时期，不顾人道与国际公法，以轰炸、纵火、劫掠等野蛮手段，毁灭中国的各级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文教机关，屠杀迫害爱国师生，掠夺珍贵文教资料，以图摧垮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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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为日军摧残我国高校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日军摧残高校范围主要限于东北和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对高校进行了疯狂破坏和血腥镇压，封闭了东北大学等许多高校。并将高校纳入“伪满教育”体系。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事发生，上海的各大学多遭劫难。事后，上海大学联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于4月10日致教育部报告称：“自日军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有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仅供炊薪。”[1]具体情况为：同济大学房屋15栋多被炮弹及炸弹轰毁，而工厂及新落成的生理研究馆损失尤重；江湾的持志学院，其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部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及运动器具，概遭焚毁；上海法学院新建房屋为日军纵火焚烧，所有公私财产均付之一炬；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焚；中国公学所有校舍、校具、图书、仪器及教职员、学生之行箧、书籍等，均焚毁无余；复旦大学学生损失惨重，约有1000人行李被劫，书籍被焚，其后，日军长期侵占校舍，附中学生宿舍改作马厩[2]。
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被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厦大学、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等14校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总计7438187元[3]。
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陷落为日军摧残中国高校的第二个时期。此期，日军掀起了破坏高等院校的高潮。战前高等院校共108所，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被破坏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85%，其中25所因破坏严重而停办，财产损失达3360余万元[4]。
1937年7月8日清早，日军封闭了在北平海淀区的燕京大学（燕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迁到成都），校长司徒雷登及师生20多人相继被日本宾兵逮捕，校舍随即被日军占用[5]。
1937年7月29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小时，其轰炸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6]。两架日机飞到八里台南开大学上空投弹，“该校秀山堂及图书馆已成灰烬”。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7]。之后，日军又将军车开进学校，把未炸毁的楼房泼油纵火烧毁[8]。
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张治中率领第九集团军奋勇抵抗达三个月之久。1925年建立的光华大学渗淡经营的校舍及各种设备，在这次战役中被日本炮火全部焚毁[9]。校长张寿镛痛心地写道：“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10]
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八月十五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十九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二百五十公斤炸弹七枚；第三次为二十六日深夜，在实验学校投同样炸弹一枚，又附近教授住宅被毁者四所，校工死者五人。”[11]
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之事实声明》称：“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二十三处，……诚所谓中国三十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12]
1938年4月10日，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遭日机疯狂轰炸。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文云：“今日十四时半，敌机二十七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三十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13]湖南大学自治会4月12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称：在中国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忽有敌机二十七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火弹五十余枚、爆炸弹三十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总计此次损失，其价值当在三百万元以上。”[14]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失殆尽。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员工伤约40人[15]。
1938年秋至战争结束为日军推残我国高校之第三个时期。1938年秋天，日军大本营提出了以“挫败敌人进行战争意志为目的”的“空中进攻作战计划”，开始对重庆进行长达四年的轰炸。（1942年仅有日侦察机数次窜入重庆窥视，没有发生空袭。1943年8月23日，日机最后一次侵扰重庆，当即被击落2架。此后，日机再也不敢飞临重庆上空了。）这期间，西南地区的高校大都遭到日机摧残。
1939年2月5日，日机18架窜入广西宜山上空，向浙江大学扔下50—100公斤的炸弹。“（弹坑）约一丈五、六尺左右”。次日浙大校长竺可桢即谴责日军对中国教育机关的破坏，“谓以日本人之迭次摧残文化，浙大早应在被炸之列。如北方南开、昆明联大、南京中大、梧州西大、长沙之湖大、八步之同济皆一再被炸，而本校之独后，已属偶然之事。”[16]
1940年5月20日，日机袭南郑，在国立西北医学院上空投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17]。
1940年5月29日，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日机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70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18]；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也落弹数枚，凤凰山房屋几全部损失，防空壕则因而崩溃，死学生7人，伤数人[19]。
上述各校惨遭日机轰炸的当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即代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电美国，揭露日军暴行，内称：“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还，敌每日动辄以百余架以上之轰炸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他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使无辜男女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草此书时，敌机正在顶上盘旋，正未知暴行将续展至如何程度，辞简意切，盖敌欲摧残文化之蓄意，使我后死者刻骨铭心，恻怛无已也。”[20]又奉蒋介石之命，以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等名义，致电《纽约时报》主笔，“向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之贵国人士呼吁。”[21]
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对中国教育文化的破坏，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但日军并未因此稍有收敛，在重庆、复旦等大学被炸后，又有西北农学院、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相继遭到日机袭击[22]。
1940年7月4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再度惨遭浩劫。校院内共计落弹二百余枚，炸毁校舍达百余间。重大毁理学院、文学院、图书馆及宿舍房屋多栋；中大校舍亦有损塌。重大的全部损失，与5月29日该校第一次被炸相较，远在十倍以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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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中国高等院校的摧残，除直接造成的损失外，也间接地给中国高等院校带来了严重不良后果。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高等院校不论是私立还是国立，不论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还是外国教会办的，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1936年已达108所（不包括红色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次飞跃。但日军侵华战争打断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1937年高校降至91所，以后虽逐年增加到1944年的145所，但由于侵华战争破坏了我国高校发展的正常轨迹，高教事业没有得到健康地发展。许多高校只是为了适应抗战需要才成立，一俟战争结束便草草收场。同时，战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变革进一步深化，传统文化受到更深层次地批判，先进思想不断得到传播，国民迅速觉醒。然而，侵华战争使得我国以高等院校为中心的文化阵地受到严重摧残。可以说，这次文化浩劫让我国丧失了一次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契机。
二、严重影响了高等院校科研工作的进行。日军侵华，学者文人身遭国难，为救国奔走呼号已占去大半精力，已是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搞科学研究了。“七·七”事变前后，各高校忙于搬迁，奔波于途，不可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为避兵燹，中国东南部及华北的高等学校从1937年春就开始内迁，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流离转徙，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浙江大学先是迁天目山、建德，后又迁江西吉安，旋迁泰和，又迁广西宜山，1940年迁贵州青岩、遵义。稍后，农院及化学系迁湄潭[24]。北大、清华、南开于1937年9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次年4月又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痛南渡、辞宫阙。驻衡阳，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25]正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写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师一部于“七·七”事变后在西安组建西北临时大学，次年3月，以西安常受敌机侵扰，迁陕南城固、南郑、沔县等处，改称西北联合大学。“战前各校设置研究院或研究所者，计十二校，凡四十五学部。战事前两年，因学校迁移关系，大多研究院所曾一度停顿。一九三八年始逐渐恢复。”即使迁到后方的高校科研机关，也不断遭到日机袭击和骚扰，研究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如西南联合大学研究和教学用的各个实验室，均置有一个大汽油桶，当警报响时，研究人员立即将最重要的仪器放置其中，他们则疏散到附近山上，警报解除，再下山从汽油桶中取出仪器，将中断的研究继续下去[26]。同时，由于各校“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分随校舍毁于战火。”[27]如中法大学拥有一批在国内高校中有名的精良的教学设备及理化仪器、试剂，但却在迁往昆明途中损失三分之一[28]。北京大学只有物理系将一个得来极不容易的R·W·Wood生产的光栅及光学分析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镜等少数部件附带出[29]。那些未迁的高等院校，在敌伪的残酷统治下，更难进行科研工作了。如中国大学师生经常有人被敌宪兵队和伪警察局特务科所逮捕，尤其是蓝公武教授七进日本宪兵队，最后被敌人软禁于北平西郊，不让其任教达数年之久[30]。燕京大学著名教授张东荪等人被日军宪兵队长期关押，受尽折磨[31]。
三、日军侵华使中国高等院校在自身建设中步入了学科设置、科研方向不平衡的误区。内迁后的高等院校在不放弃原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纷纷调整研究重心，将主要精力放在应用科学的研究上。早在1938年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便指出：“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这就为战时科技工作定下了基调。于是各大专院校的理、工、农、医等学院及研究所纷纷结合战时实际需要，调整研究计划，如化学研究重心转向硝酸、纤维、木材、汽油、酒精、煤油、橡胶等方面的研究[32]。战时科研转向是特定时期的要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点却走入误区：太过分注重于应用科学，而忽略了纯粹理论的研究。内迁高校在大后方新设置的科研院系及招收研究生也多是有关应用科学的研究，如1942年，中央大学设立理、农、工、医四个研究所，中山大学设农、医两科研究所，齐鲁大学及江苏医学院设医科研究所等[33]。这样就造成了科学研究的不平衡，形成几乎向应用科学一边倒的现象，据1942年至1943年各大学招考新生的统计，“投考学生以经济学商科占最大多数，应用科学之各种工程次之，纯粹科学几有无人问津之感。”这种现象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高度关注，称之为“吾国科学眼前之重大危机”[34]。华罗庚在1940年3月致陈立夫函指出：“殆为抗建需要孔殷，故略偏应用及当务之急，用意至善。……建国虽经纬万端，但要言之，可分为治标、治本。治标，所赖应用科学是；治本，所赖纯粹科学是（只限于科学言）。治标宜迅赴时机，……治本宜效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之道，而早为之备。”谓加强纯粹科学研究，“将有助于廿年后之中国前途。”[35]然而由于抗战，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不可能齐头并进，不能不说这种不平衡是我国很长一段时间纯粹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注释：
[1][2][3]《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4][8][31]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第1066—1068页。
[5]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
[6]〔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第60、61页。
[7]《申报》1937年7月30日、8月1日载中央社、天津社讯。
[9]郭蕊：《与祖国共命运的光华大学》，《民国春秋》1989年第一期，第35页。
[10]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编·卷八·哀季弟自述》。
[11]《罗家伦为学校内迁事致教育部长王世杰函》，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12]高叔平：《蔡无培全集》第七卷，第191页。
[13][14][15]《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员等问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16]《竺可桢日记》Ⅰ，第307页。
[17][18][22]《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19]西南师大校史资料，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本院被炸后全院大事记》。
[20][21]《新华日报》1940年5月30日。
[23]《新华日报》1940年7月5日。
[24]《竺可桢日记》附《大事纪要》。
[25]冯友兰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26]李约瑟：《战时中国西部科学之发展》。
[27]《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二章。
[28]段家骥等：《中法大学在昆明》。
[29]吴大猷：《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3页。
[30]金继德：《沦陷时期的中国大学》。
[32][33][34]张瑾等：《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科技进步述略》，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35]《华罗庚关于重视纯粹科学研究问题与陈立夫来往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