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初期台湾教育重建与两岸教育交流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台湾论文,两岸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重建担负着铲除殖民教育制度、改造社会奴化心理、培养人才、促进两岸融合的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它比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重建更为艰巨和紧迫。海峡两岸源远流长的教育交流以台湾光复为契机迅速发展，为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重建，实现台湾文化教育制度祖国化，加快加深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台湾光复初期，大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大陆人才赴台从事教育工作，直接促进了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重建和发展，为台湾教育的“祖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的重建涉及方方面面，如教育行政机关的改组、教育体系的重构、教材的调整、教师的配备等，专业人才的紧缺是当时教育重建工作全面展开的最大制约。大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大陆人才赴台从事教育工作（或为教师，或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成为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最初的也是最为明显的表现特征。
台湾光复初期教育岗位的空缺十分严重，学校教师紧缺状况最为典型，这是日据时代在台湾实行“皇民化”教育造成的严重恶果。据1944年统计，当时台湾全省中等学校教员2033人，台籍教员仅100人，不及总数的0.5%；台湾全省国民学校（小学）教员15483人，台湾省籍教员仅7161人，仅占总数的46%；（注：《师范教育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63版第16页。）光复前在1841人的大学教职员工中，台湾省籍教职员仅有600人，而居教学位置的唯见一位教授和一位教员（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70页。）可谓是凤毛麟角。战后日籍教师大批遣返，为保证接收后台湾教育不致停顿，学校能如期正常开课，并改造日据时期遗留的文化教育制度，补充和培养师资等人才成为重建台湾教育新制度工作环节上的急中之急。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战后全国教育善后工作会议，为保证接管台湾教育的有序进行，针对教师严重紧缺的状况特别规定了“在内地举办志愿赴台湾任教的教师登记”（注：转引自《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98页。）。当时还在重庆办公的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立即着手分别向重庆和福建各地邀约了一部分教员去台湾（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95页。）。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后，一方面立即成立了教育甄选委员会，在台湾本省甄选、考选、训练教员，还设立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采用短期制培养方式力求尽快地就地补充和培养师资。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向大陆各省征选教员，以解师资紧缺的燃眉之急。10月下旬，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同时派员向福建、上海征选教员，并准台湾省立各中学以上学校及各县市向省外征选教员（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95页。），以加快征选工作的进行。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电函厦门市政府，委托在闽南招选240名师范毕业、年龄在26岁以上、能操国语及闽南语的语文课教员（注：《江声报》1946年2月12日。）。至1946年9月，计有小学教员600多人，中学教员400多人通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的征选赴台任教（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95页。），为台湾各级学校在新学年开始时能够正常运转，为实施教育部关于新学期一律采用国语教学的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师资队伍和管理人员。为继续缓解师资紧缺的情势，11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又在北平、上海分别设立了临时办事处，计划在3个月内征选两地400名中、小学教员赴台（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85页。）。在大批中、小学教师赴台的同时，大陆各省高校许多教师也赴台从教。一些颇负盛名的大陆作家、学者如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黎烈文等，也越过海峡，走上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的讲坛，为光复后的台湾教育重建，为传播祖国文化，发展台湾教育，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的重建还包括社会教育的重建。要实现台湾社会从日据时代“皇民化”到光复后“祖国化”的转变，语言文字的“祖国化”是核心问题。日据台湾期间，在各级学校强迫推行日语教学，禁止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社会教育体系、文化团体被责令以传习日语为主要任务，公教机关普遍通行的是日语，官厅文告用的是日文，这一切致使许多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一代台湾人对汉语言文字相当生疏，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实现语言文字的“祖国化”，才能改变台湾同胞对祖国语言文字生疏的现状，才能使台湾的年轻一代通过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根除殖民奴化教育造成的心理和严重社会后果。因此，在台湾省内普及国文、国语的社会教育，成为重建战后台湾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为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重要议题。许多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以推广国语、国文教育为使命，不辞劳苦，应邀赴台开展工作。如魏建功教授等三人调派赴台组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随后，重庆、上海等地多位语言文字专家应邀加盟。他们为台湾省籍人编订加注汉语拼音的国语教材，举办国语示范广播，举办各种国语培训班，并通过台湾省内各县市相继设立的“国语推行所”，将普及国文、国语的工作全面铺开。又如，应台湾省训练团电嘱，厦门市财政局局长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他们代征了多位“大学出身的、曾任高中国语教师能教注音符号及通闽南语者”（注：《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01页。）赴台担任省训练团国音国语教员。在先后开办的台湾公教人员和公职人员国语、国文教育训练班中，厦门大学得闽台一衣带水、语言相通之便，先后有郭一岑、陈景磐、虞愚等多位教育系和中文系的著名学者教授应邀赴台，或在暑期举办的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训练班讲课；或以国语、国文教育为主题，为民政、财政、交通、警务等系统的公职人员训练班开设专题讲座，为台湾社会国文、国语普及培养了基本群体。大陆众多的从事国语国文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教师赴台，促进台湾社会语言环境的形成，为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实现台湾社会“祖国化”奠定了基础。
祖国大陆大专院校毕业生纷纷到台湾工作，投身于战后台湾社会的重构与发展，是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又一突出表现特征。台湾光复初期，社会重建和教育制度改造的任务之繁重，对于投身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是严峻的考验，而岛内人才匮乏对于投身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又是创业的机遇。不少大学毕业生热切希望赴台工作。第一批赴台服务的是厦门大学的8位应届结业生。他们不待战后校址回迁厦门，就从闽西长汀出发，辗转经福州，于1945年9月抵达台湾（注：《闽台六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26页。）。之后，赴台服务的大学毕业生与日俱增，1945年至1948年自愿赴台工作的毕业生就达300多人（注：《闽台六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27页。）。1947年元月国立海疆学校离校的首届毕业生“计162人，多服务于台湾等地”（注：海疆学校简史（1947年4月），见《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杜1993年6月版第743页。）。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的许多毕业生也在战后台湾急需音乐教育人才的情况下应聘赴台湾中学或中等专科学校任校。一大批大专毕业生赴台，为台湾战后重建增添的不唯是知识，还有生机与活力。
台湾光复初期，大陆大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赴台服务，是海峡两岸教育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赴台从事教育工作的这批学人，无论在数量上或是知识结构方面，都是过去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大批专业人才赴台从事教育工作，使重建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工作得以全面展开，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台湾同胞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台湾社会国文国语环境明显改善。至1946年底，中小学教员比1994年增加约9000人；台湾中学生同比增加25000人；专科以上的学生同比增加2500人。不少台胞有机会参加中央政府在台湾举行的国文司法考试、文官考试、海军考试（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24页。）。大陆大批教师赴台发挥的骨干作用和重建台湾新教育制度的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二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青年学子纷纷进入祖国大陆高校学习，作为台湾教育重建的重要构成。它为加快加深台湾与大陆的融合，促进两岸教育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台湾学子到大陆各地求学历史久远。清初时期，台湾各府县的贡生，追寻着被选送京都国子监肄业的资格，他们的活动是与封建科考联系在一起的；日据台湾时期，台湾青年学生作为爱国志士潜返大陆升学，他们的活动与抗日复台斗争密不可分；台湾光复初期，更多的青年学子回返大陆易地求学，是以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重建以及加快台湾与大陆的融合为其深刻背景的。
日据台湾时期，台籍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受到殖民主义皇民化教育制度的极大限制。以台湾大学为例，光复前有在校学生1666名，其中台籍学生仅322名，所占比例不及20%，而日籍学生则多达1344名。（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71页。）日据时期，台湾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不到0.03%，而台湾的日本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却高达4.5%，后者超出前者150多倍（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58页。）。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光复初期，在统一的教育体制下，为台湾学子创造他们期盼已久的升学机会，不仅是战后台湾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台湾光复教育重建的需要，是两岸青年相互沟通促进两岸融合的需要。
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各省为“沟通文化，增进民族感情”，应鼓励和帮助台湾省人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大陆各省学习，遇有台籍学生前往该省肄习时“应比照边疆学生予以优待从宽取录”，“酌定优待办法”（注：厦门市教育局档案，见《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46页。）。为此，厦门大学新生院特提请校行政会议通过设立了台籍学生国语、国文补习班，首批参加学习者30余人。为便利台湾考生升学，1947年6月，福建协和大学首创在台湾设立“台湾考区”并降低录取分数标准，“俾使台省青年多获录取机会”（注：《江声报》1947年6月30日。）。与此同时，厦门大学提出了除招生考试外，“兼采成绩审查方式”（注：《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51页。）录取台湾考生的办法（即由台北高中毕业生升学指导委员会将台湾考生历年成绩及报考志愿报送台湾省教育厅，申请保送，然后再接受厦门大学对其进行国文、英文、数学三科甄别考试，成绩通过者即成为厦门大学正式新生）。这种有别于大陆考生的特殊招生方式，照顾了远隔大海、交通不便、以及学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台湾考生，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1947年至1948年有55名台湾高中毕业生经台湾省教育厅保养进入厦门大学学习（注：《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68页。）。
1946年6月25日在新创刊不久的台湾《新生报》头版头条刊载了台湾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考选升学内地大专以上公派生招生公告。公告在台湾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就有200人报名并参加台湾省教育厅举办的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考试，其中100人被录取。为了让录取的考生增加对祖国的认识，具备必要的国语基础，还对他们进行2-3个月的预备训练，训练期满，依照考生自愿分发大陆各校就学，并发给学费和膳食津贴。在台湾光复初期，通过考选先后有200多名台湾公派生分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暨南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学习。一位当时赴暨南大学学习的台湾公派生在船离码头前，以《临别告同胞书》抒发自己的深切感受，回归祖国的豪情和获得升学机会的喜悦溢于言表：“别了，可爱的同胞。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将带回更大的力量，建设新台湾，建设中国！”（注：《台声》1996年第12期第5页。）
历代台湾学子到大陆异地求学，他们接受中华文化教育，认同中华文化，他们是海峡两岸一家亲的有力见证，在台湾光复初期短短的三年间，众多的台湾学子纷纷进入大陆高校学习，他们又成为铲除殖民主义教育制度，重建台湾教育制度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直接促进了两岸教育的共同发展。
三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重建也是两岸教育共同发展的一个机遇，此间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既有祖国大陆中华文化向台湾传播的传统流向的重现，又有战后台湾科技文化向大陆辐射的新流向，显现了两岸交流拓展合作的发展趋势。
历史上，伴随着台湾的开发和发展，祖国大陆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人才流向台湾；台湾人到大陆参加科考，回祖籍修族谱，台湾的贡生、举人、进士分发到全国各地任官治事。这些构成了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传统内容和轨迹。台湾光复初期，传统的两岸教育交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台湾科技文化对大陆的辐射和向大陆的传播。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的科技文化以大陆教育界人士赴台学习为桥梁和媒介向大陆传播。台湾光复后，大陆赴台参观、学习的考察团体络绎不绝。以福建为例，粗略统计，战后特别是1947年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中，福建厦门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集美高级商科学校、国立海疆学校、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林森师范学校、龙溪师范学校、国立侨民第一师范学校等福建主要的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都组织了考察团赴台观摩学习。各类专业赴台考察团均由专业人员组成，考察目的明确。如福建农学院组成的农林考察团是由该院农艺、森林、园艺、病虫害、农业经济系推派五位教授组成，主要赴台进行农业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森林裁培和保护等调研。福建医学院派出多批讲师、助教到台湾大学医院进修，并组织毕业生赴台参观那里的医疗机构。应基隆港务局之激，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的33位学生由两名讲师带队，组团赴台进行基隆港测量工作。国立海疆学校赴台考察，重点则在于收集海疆资料等。众多理工类专业人员通过赴台参观考察，大大扩展了专业学科视野，掌握领先的学科信息，直接促进福建各类大中专院校理工科教材内容的进一步规范与更新，推动理工科研究水平的提高。一些富有新意的交流设想也在两岸教育界有识之士的交往中酝酿（1949年厦门大学校长赴台与台湾大学校长会商两校交换教授及合作事宜（注：《江声报》1946年8月17日。）。此计划后来由于时局变化两岸分离而没能实现）。
台湾省的医、理、工、农各类专科院校设备完善，技术领先，规模也较大，有专业教育资源的明显优势。鉴于福建培养医、理、工、农等专门人才的学校极少，为了培养专门人才，大陆有关教育部门积极筹划选送学生赴台湾升学或进修。1948年度福建省政府行政会议通过厦门市专项提案，借闽台一衣带水、语言相通之便，在闽南各公立、私立中学以考选方式选拔优秀毕业生，保送去台湾，经由台湾省教育厅以每科目50人的名额分配至各院校修读医、理、工、农等专业。省政府为保送赴台学生提供旅费和学膳费津贴，还建议台湾省教育厅给予赴台求学的闽籍学生以优惠。虽然，此一提案终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落实，但这项旨在“逐年保送闽南学子前往深造，既可补本省理工教育之不足，亦可为闽台文化之一助”（注：《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1页。）的教育交流提案，在及时满足两岸教育交流发展的内在需要，积极开拓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新途径方面却不失新意。
四
综上所述，在台湾光复初期短短的三、四年间，海峡两岸教育交流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台湾光复初期“接收工作以教育最为艰巨”（注：《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58页。），但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不仅为保证教育接收工作顺利完成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也为台湾教育重建并取得显著成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透过台湾教育重建的过程，透过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具体形式，不但可以看到带有近现代科学文化内容的两岸教育交流，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于强化民族和血缘的共通性，缩小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后在价值意识方面存在的差距，消除因分离而形成的某些隔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可以看到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直接促进了两岸教育的共同发展，海峡两岸教育交流在重现大陆中华文化向台湾传播的传统流向的同时，也显现了战后台湾科技文化向大陆辐射的新流向，展现了两岸教育文化相互交流的格局，以及交流拓展为合作的必然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