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发展中大国研究的历程、评估与展望*
俞燕芳**
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百年大变局的重要特征，当前主要的国际机制都有发展中大国的身影，全球治理也离不开发展中大国的积极参与。因此，探讨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及其在世界秩序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关于发展中大国研究的分析，试图总结其既有的成果与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作出展望，旨在倡议加强发展中大国研究。
发展中大国同时具备了发展中国家和大国的部分特征。国内外学术界对发展中大国的界定并没有统一标准。① 佟家栋认为发展中大国通常是指那些具备形成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市场规模，一定程度上可以独立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见佟家栋著：《发展中大国的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 页；欧阳峣以国家幅员、人口规模、资源藏量、国内市场四个指标对发展中大国进行界定。见欧阳峣、刘智勇、罗会华：“大国的经济特征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求索》，2009 年第9 期，第1页；安德鲁·库柏等人提出经济发展能够对地区产生示范和带动效应，承担国际责任，有效减缓国际冲突，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可称为发展中大国。见Andrew F.Cooper,Richard A.Higgott and Kim Richard Nossal,“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6,p.13. 发展中大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大规模国家”，因而应该拥有“发展”和“规模”双重涵义，并且是两者的结合体。根据以上含义，目前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大国有11 个，分别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阿根廷、沙特、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伊朗。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定量研究方面，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为主，将国内相关文献进行量化，通过对论文总数、引用率、C刊论文与核心论文所占比重等进行数据预分和数据分析，以期大致确定发展中大国研究现状和基本趋势。在定性研究方面，本文就国内发展中大国研究作出整体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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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选择上，本文以国内直接对发展中大国群体研究的成果为主。根据中国知网统计，以“发展中大国”为主题的中文期刊论文共155篇，相关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国际政治、国际法等。笔者在大致把握这155篇论文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使相关总结与展望能够更聚焦。本文将研究聚焦于国内，没有将外文文献纳入样本范畴，因为相关外文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研究和能源、医疗等领域，涉及国际关系的成果较少，而且相关文章包含俄文、德文、西文等多种语言，而笔者的语言能力相当有限。
一、研究历程
梳理国内关于发展中大国研究的文献，我们发现，“发展中大国”一词最早是关于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探讨。国内关于发展中大国的研究成果，散见于经济体制改革、贸易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等相关论述中。从1991年到2019 年3 月，中国知网上以“发展中大国”为主题的中文期刊共有155 篇，通过梳理这些文章，笔者认为学界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2000 年）。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旨在摸索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照搬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工业现代化；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工业化、进出口贸易和国家财政体制完善成为热点话题，对其他领域的关注较少。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对相关概念的核心要素基本形成共识，开始了国内发展中大国研究历程。
1158分段1#盘区三分层已经回采结束进路15条，其中大部分为一期进路，每条进路都是底板见灰后停止拉底的，局部分层之间夹矿量较少，表1为采矿四工区在1158分段1#盘区三分层回采进路的实际出矿量与设计出矿量的对比。
发展中大国最初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学者对发展中大国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进行研究，其中进出口贸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并由此引发了发展中大国贸易战略的探讨。也有学者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具有非常显著和特殊的表现形式。二元经济结构在地域上不仅表现为发展中大国内部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同时并存，而且呈现出一国范围内多层次梯度差异与各区域内部不平衡发展形式相互交织的复杂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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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2001—2007 年）。进入21 世纪，学界对于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有了更多关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国家发展战略。对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中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研究和大国的全球定位与身份构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平衡愈加凸显，从国别研究到区域研究成为此阶段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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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发展研究。与小国不同，发展中大国必须关注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为本国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中大国常常面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差异存在的普遍性；区域发展的时间继起与空间并存性；区域发展差异的多元性；区域发展常常出现的经济割据性。⑧ 廖丹青：“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性研究”，《经济学家》，1995年第7期，第34—42页。 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刘建国首先对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探讨：⑨ 刘建国：“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探讨”，《江淮论坛》，1991年第5期，第41—45、103页。 汤静波对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特点进行了探析，强调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具有非常显著和特殊的表现形式。⑩ 汤静波：“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初探”，《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第15—20页。 廖丹清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做了研究，指出发展中大国可采取的策略主要有区域平衡发展战备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备。⑪ 廖丹清：“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性研究”，《经济学家》，1995年第4期，第34—43页。 在全球层面，王志民认为，经济全球化给新兴发展中大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赶超机遇；⑫ 王志民：“经济全球化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88—91页。 江小涓提出，要以新的方式组合全球要素，更加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⑬ 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年第8期，第29页。
第三阶段（2008—2019 年）。这一时期，危机推动了对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同时，国际体系变革的要求使得国际合作和制度创新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作为发展中大国合作的重要模式，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研究文献也十分丰富。同时，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因此互利共赢成为新世纪以来对中国研究的重点。
第一，关于发展中大国经贸与发展模式研究。（1）工业现代化研究。工业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技术创新。刘力从动态利益的角度指出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大国的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① 刘力：“贸易的动态利益与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选择”，《国际贸易问题》，1997年第6期，第1—7页。 陈琦和欧阳峣对发展中大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发展中大国基本还是一种资金推动型的粗放式创新模式，因此转变创新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发展中大国要实现工业现代化不能忽视国内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欧阳峣、张杰飞、刘智勇等人提出了发展中大国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本增长的动因与优势。② 欧阳峣、张杰飞：“发展中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一个理论模型及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9 期，第4—16 页；欧阳峣、刘智勇：“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本综合优势与经济增长——基于异质性与适应性视角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1期，第26—35页。 夏再兴认为发展中大国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开发和积累人力资本，① 夏再兴：“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开发和积累人力资本——关于发展中大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途径问题的思考”，《教育与经济》，1997 年第2 期，第6—9 页。 为发展中大国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没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次危机使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认识到，仅仅经济指标的增长远远不够，国家必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掌握话语权。这一时期，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转型和国家形象成为重点研究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全球多边贸易面临保护主义的障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规则和治理体系与角色正在经受重大挑战，世界开始向东看，对中国在国际体系变革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学界有了更多探讨。
二、主要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发展中大国研究主要包括以下议题：发展中大国经贸与发展模式、发展中大国全球地位与国际作为、发展中大国合作机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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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出口贸易研究。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当以国内贸易为参照系考察对外贸易时，就会发现效果受国内贸易机会的限制，必须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才能求得发展，而大国纵向和横向增长更少地依赖于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相对重要性降低”。② 熊贤良：“大国对外贸易相对重要性的降低”，《财贸经济》，1995年第10期，第24页。 但是针对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根本目标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与出口同等重要。易先忠、张杨和阳志梅从进出口贸易结构方面分析了导致发展中大国外贸增长绩效产生差异的原因，提出要积极促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③ 易先忠、张杨、阳志梅：“发展中大国外贸增长的‘转移支付’效应”，《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6期，第47—56页。 刘力认为，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中，同小国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中大国必须摒弃内向型贸易战略，走开放型发展道路。④ 刘力：“试论国内市场与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国际经贸探索》，1996年第5期，第5—10页。 贸易是动态利益，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一种合适于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即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适度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⑤ 刘力：“试论国内市场与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国际经贸探索》，1996年第5期，第5页。
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中国学者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同时，相较当今中国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学界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1）对概念的核心要素基本形成共识。学界尽管对发展中大国并未有一致的界定，但共认发展中大国必须是在人口总数、国土面积、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占有优势。发展中大国兼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特征，因此不能仅用定量方式对发展中大国进行界定。国内学者引入国家利益、综合实力等因素对其进行分析，涉及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为进一步形成概念共识奠定基础。概念界定能够准确地区分不同的国家，发展中大国得以明确自身与发达大国的差距，制定适合本国的发展战略。
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几个发展中大国，探讨其国家战略设计，吸取他国发展经验以完善自身发展路径，通过制度改革培养国家竞争优势，并在大国相互竞争中深化合作。学者们认为，在全球秩序变革和重塑的过程中，影响国际体系的应该是发展中大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正如发达的西方小国并不定义国际体系，发展中小国就算在发展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也不会对国际体系产生根本性影响，而发展中大国能否给国际体系带来变化取决于它们在体系中的地位，这又是由它们的发展所决定的。
随着电梯门的开启，“清江市东方传媒有限公司”的巨幅挂牌映入眼帘。前台坐着一位时髦漂亮的小姐。看见殷明过来，脸上冷冰冰地没有任何表情。殷明拘谨地搓了搓手，小声说：“你好，我，是过来应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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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发展中大国除了通过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外，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也是重要组成部分。门洪华认为，伙伴关系战略是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丰富和补充，既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指导下的重要战略实践，同时又体现出中国国际合作的思想内涵。⑨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目前，中国已经与本文所列举的10个发展中大国全部建立了伙伴关系，在扩大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共赢。
欧阳峣从大国的形成机理出发分析了发展中大国的基本框架，认为大国综合优势的形成主要源于由“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差异性、多元结构和独立系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工优势、互补性优势、适应性优势和稳定性优势。② 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的提出及研究思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6期，第20—23页。 发展中大国由于人口、国土和经济能力或潜在能力满足多元差异和分工互补的要求，因而有着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成长潜力，因此相较其他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有更多优势，这也是发展中大国具备研究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中大国既面临发展的任务，也面临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因此制定恰当的国家战略对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尤为重要。董漫远从整体上分析了发展中大国的战略作用，认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其实现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有加强团结与合作的愿望和举措，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将日益增多，并将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发展。③ 董漫远：“发展中大国的战略作用”，《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第8—14、71页。 张帆通过对巴西国际战略的个案研究，提出权力关系、国内政治和精英观念可以解释国家战略，为发展中大国的对外关系研究提供一种认识视角。④ 张帆：“发展中大国国际战略初探：巴西个案”，《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第21—30、79页。
机会致病菌：正常情况下，大多数大肠杆菌是非常安分守己的，它们不但不会给动物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反而还能竞争性抵御致病菌的进攻，同时还能帮助合成维生素K2，与畜禽是互利共生的关系。只有在机体抵抗力降低等特殊情况下，这些平日里的 “良民”才会兴风作浪，移居到肠道意外的地方，造成相应部位的感染或全身播撒性感染。因此，大部分大肠杆菌通常被看做机会致病菌。
（2）基本确定发展中大国的研究路径。国内学界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外溢，从国内向国际突破，紧扣时代主题和历史变局，逐步对发展中大国进行理论化探索。随着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变化，它们在国际经济政治各区域发展中的地位迅速攀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发展中大国的过程中，考察不同要素对发展中大国增强综合国力、扩展国家利益、融入国际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和差异性，为国家政策制定的优先级提供指导。在新世纪，大国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传统大国和西方大国的范畴注入了新的内容，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关系、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逐渐被公认为是现代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顺应时代要求，是对百年变局的重要认识。
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变革是大国影响国际秩序的主要手段。除了G7外，近年来涌现的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对话论坛（IBSA）、G20、金砖五国峰会、G8+5进程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新崛起的重要力量。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的涌现，反映了全球权力转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发生的变化，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庞杂、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进行的制度创新，也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集团身份参与、改进全球治理的重要进程。① 韦宗友：“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105—116页。
（2）金砖合作机制。现有与金砖国家相关的中文专著涉及经济、政治领域，既关注单个国家的发展，也重视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既对国家提升自身实力提出要求，又对其改变现存秩序抱有期待。金砖国家机制性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它有能力缩小相互间的差异（如强调意识形态的“印度、巴西、南非俱乐部”已经逐步消退），也有能力形成更多的共同点。②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9—19页。 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仍受到结构性限制。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特征，无论是经济社会结构还是政府治理结构，都存在着结构质量和可持续能力问题。③ 黄仁伟：“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4—27页。
对于金砖国家来说，在国际体系中近似的国际身份、地位和利益诉求使其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立场、态度相同或相似；加之相互之间由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比较优势带来的巨大互补性，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体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④ 任巧、尹继武：“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2—128页。 沈铭辉认为，现阶段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深化发展的方向在于如何扩大相互贸易，以推动金砖国家间贸易发展，而贸易便利化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途径之一。⑤ 沈铭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探索——基于贸易便利化的合作前景”，《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0期，第28—35页。 李巍提出，金砖机制目前还正处于一个摸索期，它能否在G20 框架下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制度行为体来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取决于金砖成员国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否形成强大的利益交汇点。⑥ 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33—40页。 针对金砖机制发展面临的转型问题，朱杰进提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推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而非对抗发达国家或推翻全球治理体系。⑦ 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国际观察》，2014 年第3期，第59—73页。 在这一背景下，黄仁伟对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新兴大国崛起之间的互动性作出新的解读，认为金砖国家崛起面临新机遇。⑧ 黄仁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与金砖国家崛起的新机遇”，《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期，第54—70页。
第四，关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关系的研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一员，中国提出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因此，作为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的倡议者，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主席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了要求。
第二，关于发展中大国全球地位与国际作为研究问题。发展中大国有不同的阶段和组织框架。郭树勇从国家形象层面对发展中大国的成长进行说明，认为大国从成长周期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成长准备期、迅速崛起期、稳定成长期。中国、日本、俄罗斯属于第二个时期，巴西、印度等国则可能属于第一个时期。处于第二个成长期的国家，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国际社会因素，全面地发展自身潜力，尽快实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综合成长，努力使自身利益与国际利益接轨，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大国；处于第一个成长期的国家，就是充分正视自身的大国潜力与各种挑战，为未来的迅速崛起准备必要的经济与军事或者文化基础，努力寻求国际社会对历史性崛起的各种支持。① 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当代世界》，2005 年第6期，第50—54页。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对国际合作的一大贡献，是非西方国家对西方主导权的又一次冲击，正在累积成新的话语体系，使中国与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建立在互相尊重、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⑩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人民日报》，2014年7月15日。 2013 年，习近平主席详细论述了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⑪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主持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至此，中国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得到了确定。秦亚青认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既是我们针对当下世界形势提出的外交战略目标，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② 秦亚青：“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世界知识》，2019 年第1期，第55—57页；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4页。 合作共赢虽然包括但主要不体现在获取经济、安全等方面利益的合作共赢，而是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上的合作共赢。③ 刘建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89—202页。 门洪华提出，中国应着力构建一个与自身综合实力相适应、权力和责任基本对称、发展共同利益和促进本国利益相结合的战略框架，确立与其他国家实现在全球治理议程上的合作共赢目标。④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36—46页。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钱其琛代表中国正式提出中国要“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而早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中国已经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具体表现为提出新安全观、文明多样性等一系列新外交理念和开展对大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多边国际机制的外交实践。⑤ 李宝俊、徐正源：“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49—56页。 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并非多多益善。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也是发展中国家，基于此，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应坚持量力而行、权责平衡和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⑥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 中国应当继续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进而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通过不断增进的国际责任担当，扩大国际合作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国际秩序的合理变迁以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增进。⑦ 罗建波：“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身份定位与大国责任”，《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第28—45页。
三、研究现状评估
（3）经济转型探讨。后起国家和后起大国的经济转型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以恰当的产业发展选择为支点完成的，世界产业发展史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说。经济转型对后起者可能是一种改变自身境况，乃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机遇。⑥ 李毅：“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的中日比较——后起国家和大国视角”，《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6期，第97—113页。 陈文科认为，由于自身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限制，后危机时代乃至更长时期内，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经济转型至少要破解四大宏观难题：一是突破双重制约，即资源环境要素的内部制约与不规则全球化的外部制约；二是治理两类危机，即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三是加快两类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即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和淡水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四是兼治两种变形，即经济体制改革变形与经济发展方式变形。⑦ 陈文科：“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难点”，《江汉论坛》，2011年第3期，第5—15页。
这个洋娃娃头发是金黄色的，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圆圆的脸像红红的苹果，炯炯有神的眼睛下面镶嵌着一张樱桃小嘴。上身是一件粉红色的衣服，下面是白色的裙子，一双红舞鞋特别精致，看上去漂亮极了。
第三，关于发展中大国合作机制研究。（1）多边合作与非正式治理集团。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普遍注重国内经济发展并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再照搬西方模式，转而探寻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促动下，发展中大国的经济普遍实现了较快增长。经济格局的变化引起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推动着世界格局多极化、世界模式多元化、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多边化趋势快速发展。⑤ 尹承德：“新兴大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重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77—81页。 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大国有力冲击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世界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地缘政治中心加速东移。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使得全球多边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趋势，发展中大国的国际战略布局正在影响着国际形势的走向，全球秩序变革和重大问题的解决已经离不开这些国家。诚如黄仁伟所说：“G20、G8、‘金砖四国’三个平台并存，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竞争，反映着国际体系变化的趋势。这不是某一个大国的崛起或衰落，也不是某个大国集团对抗另一个大国集团的传统格局，而是新老大国相互交叉、若干个全球磋商机制并存的新体系。”⑥ 黄仁伟：“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7页。 杨洁勉提出，发展中大国建构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多元多体的国际体系。⑦ 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第6—12页。 在全球层面上，发展中大国主张国际体系的基础是主权国家、国际法和规则规范、多边主义，倡导的指导原则是公平、公正、合理，要求的重点是增加话语权和规制权。
（3）基本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态势。国内现有文献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呈现多学科交融的特点。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扮演着全球经济复苏引擎的作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以国际组织为平台开展多边合作。因此，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不仅包括市场制度、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等经济指标，还包括国家与国际法的互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等层面。在当今全球发展的语境下，发展中大国要进一步增强软实力、提升国际形象，就应当强调各领域建设的平衡，坚持多角度客观评价国家发展，坚持多学科交叉研究大国崛起，全面认识发展中大国。
研究的不足。（1）研究方法不平衡，集中于定量论述，对发展中大国的定性研究成果较少。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在从定性角度对发展中大国进行把握的文章较少，多数是从定量的角度对经济制度、资源、进出口贸易、市场潜力合作等进行分析，缺少对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机制建设、国际规范设置、国际形象提升等方面的探索。
（2）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理论化程度尚待提高。目前国内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更多是基于重大事件进行实证分析，缺乏对发展中大国崛起过程的历史性总结和对未来的理论推衍。大国崛起、国家兴衰在西方学界是一个经典的问题。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反思500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① 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译：《大国的兴衰》，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16页。 发展中大国有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总结，就难以为大国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导致理论与政策的脱节。
（3）研究议题不全面，尤其是在金砖国家的研究方面缺少对国际局势的准确把握。随着金砖国家的扩容，金砖国家的发展及合作机制等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总体来看国内对金砖国家研究的专著和文献并不算少，但既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类期刊上，研究的内容也多以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问题为主；从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砖国家给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和国际秩序变革所带来影响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四、发展中大国研究的未来走向
新时期大国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传统大国和西方大国的范畴注入了新的内容，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逐渐被公认为是现代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此，笔者认为发展中大国研究的未来应加强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世界转型对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影响。在21 世纪，全球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及生产、生活方式，以至国际格局和国家关系模式，人们有关战争与政治、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观念，都将发生转型式的新变化。② 林利民：“试评析21 世纪‘世界转型’与中国的新机遇”，《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8期，第89—98页。 世界转型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发展中大国的产业水平使其在世界格局中有着重要的产业影响力，几百年来由西方国家掌控世界工业和现代化进程的局面正在改变，发展中大国的产业影响力迅速提升，它们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共同推动全球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的变革。同时，信息革命使得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有了重要突破，全球化成果已经不再是发达经济体所独到和独享。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何借助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自身，并抓住机遇实现国家崛起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二，大国兴衰规律对发展中大国的启示。西方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都试图探求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原因、结果，以及既有霸权国为应对新兴国家崛起所采取的策略，形成了权力转移论、霸权周期理论、世界体系论、霸权稳定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文明冲突论、大国兴衰论等数种理论。③ 游博：“大国兴衰理论评述”，《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3—115页。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国的兴衰已经不能依靠殖民扩张，既有理论不能很好说明现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二战后国家发展，尤其是冷战后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它们建立了相应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提升群体性话语权，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从一极向多极变化是全球政治不可逆转的变化。因此，国内学界同样需要对发展中大国崛起的规律进行总结，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探寻发展中大国合作的新理论范式。冷战结束开启了从两极对抗走向多极互动体系的进程，世界转型表现在权力、问题、范式的转移，地区一体化、互利共赢成为潮流，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治理范式开放性引发讨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凸显。① 门洪华著：《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2页。 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一系列全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协调行动、加强合作。但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端于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之上，一开始就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主导，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内不可能彻底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因此，我们应努力探究发展中大国合作的新范式，以加强它们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维护国际利益，推动共赢，促进共同发展，改变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同时，我们还应努力在国际合作理论上打破西方理论主导的局面，创新国际合作理论。
第四，探寻中国引领发展中大国国际合作的途径，完善中国国际合作的战略设计。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地区与全球合作方兴未艾，中国崛起是世界最具影响的事件。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基于此，中国的全球战略定位进一步明确：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建设者、贡献者，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建设性参与者和积极引领者。③ 门洪华著：《中国对外开放战略（1978—201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 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的崛起大国，中国完善国家宏观战略设计，引领发展中大国合作。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和平思想，丰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容；坚持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结合，奉行正确义利观，突出强调发展共同利益，寻求共赢目标；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路线图；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倡议；明确提出为国际社会作出中国贡献的目标。④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我们希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被更多国家理解、借鉴，推动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以一种开创性的方式为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与国家间合作提供构想。
进入11月份，在京城地区，今年这个时间段的木材市场，并没有像天气那样迅速冷下去，而是在“金九银十”暖市的基础上平稳运行。据市场资深商家介绍，本期市场末期，销售速度才显示有所下降。
在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大国不仅履行“压舱石”的责任，以本国经济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致力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与发达大国共同协商，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从而成为国际关系的积极建设者。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一员，中国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发挥大国作用，同时推动机制改革或尝试塑造新的机制，用中国方式推动国际合作，并为其他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智慧。同时，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新的国际合作理论指导，以各国平等为基础，以共济、共利、共赢为原则，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分享和平发展红利。当前中国处在大国关系的调整期，我们应善于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的机遇，积极探索确立中国实现自身崛起、引领发展中大国合作的战略框架，为国家战略体系建构提供核心议题，树立牢固的国际基石。◎
* 本文系2018年同济大学“一带一路”智库研究专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研究”（22120180182）阶段性成果，并获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郭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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