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的嬗变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救亡论文,高潮论文,民族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抗战爆发前夜的历史进程中，因民族矛盾激化而轰然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数十年来已为人们一再记述和评说。但是，论及民族心理的发展与抗日救亡高潮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较鲜见。有鉴于此，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化步骤从未放松过，中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时起时落，为什么在1935年底会演化成这样一场规模空前且持续向前推进的抗日救亡高潮？民族心理的发展在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发展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发展对民族心理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问题，需要前后连贯起来，系统地加以考察和说明。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在日益严峻的挑战面前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是促成抗日救亡高潮兴起的重要原因。没有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抗日救亡高潮就不可能酝酿和兴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其侵华战略意图的最初一逞。然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中华民族在战争爆发后的短短一段时间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东北三省的沦陷，到被迫在上海签订城下三盟，丧权辱国的厄运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众的心理。爱国志士按捺不住心中的情绪：
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注：1932年1月30日吴晗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这其中，既有丧权失地的耻辱和苦痛，也有由日寇的暴行所激起的义愤和对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怨恨，等等。在当时，这不仅是一种个人心态的表露，也是整个民族心理的写照。在失败与挫折阴影的笼罩下，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气氛在全国形成了。
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该民族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更，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日寇的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激起了民族情感的熊熊烈火。“从这一个时刻起，几乎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象受雷击一般从惊恐中跃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注：《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第309页。）刺激了知识分子的东西，也同样刺激了其他各阶层人士。上海学生表示要“一致奋起”，“抵抗那不共戴天的日本帝国主义”；（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南京市民决心要“一致团结，誓死抗日，共赴国难”；东北义勇军表示要“以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注：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第3章，第3节，第2页。）就是素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的虞洽卿、陈光甫、杜月笙、黄金荣等社会闻人，也一反常态，要求抗日。从中不难窥见当时抗日救亡潮流那掀动人心的力量。这种社会心理形态，在一个日本军官的报告中也反衬出来。他说，中国国民之所以表现出顽强的斗志，是因为“‘观念’这东西，很明显地保有的原故。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在抗日的敌意上，旺盛地燃烧着。”（注：华振中、朱伯康：《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第624页。）尽管他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认识这个问题，但他毕竟道出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一旦被接踵而来的厄运所唤起，自然会演绎出共御外侮的历史场面。
要实现共御外侮，就必须停止内争。这也是由民族矛盾激化而萌生出的强烈意识。九一八后不久，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朱庆澜的通电，痛责国民党当局“忘复之危殆，仍箕豆之频煎，祸已迫于眉睫，哀莫大于心死，现在国人，能无惊觉？”“呼请各方当轴冷静思维：时至今日有何恩怨不可冰释？有何政见不可牺牲？”其忧国之血诚，于此可见一斑。上海停战后，《申报》上的一篇追掉殉国将士的文章也反映出人们的这种心理：
以此一战，而一部分军人乃亦从而憬然觉悟，表示不再参加内战；以此一战，而多数忧国之士乃亦怵于内战之决不容再有，从而发起废止内战之运动。故此战有若一声洪钟，敲破我民族二十年来酣于内战之心理，影响我民族之前途，至巨至深。（注：《申报》，1932年5月28日。）
停止内争与共御外侮，这两种心理要求，彼此牵连，相互烘托，从而形成了一场矛头指向日本的救亡图存运动。尽管这场运动由于政府当局实行高压政策，旋即又处于沉寂的状态，但是，抗日救亡的种子却已深深地埋入中国人的心中。
九一八事变仅过了一年多，日本按其既定的侵略步骤，开始染指华北。攻陷山海关，占领热河，突破长城各口，直至逼签《塘沽协定》，莫不体现出这种战略意图。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民众的抗日救亡情绪由此重新被激活起来。全国各界及海外华侨接连发出通电、宣言，呼吁抗日。社会舆论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停止“剿共”。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评称：“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主张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注：《益世报》，1933年4月17日。）就连向来主张中国“应该在不丧失领土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的丁文江，这时也要求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注：《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出版。）甚至一些地方军阀政客也指责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赞成抗日。这说明，在抗日的声浪中，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正在不断增强，这种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使得所得有那些民族良心尚未泯灭的人们都加入了救亡图存的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进步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把争取民主与自由权利这一理性成份，注入了民族心理，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此外，冯玉祥、方振武、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先后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高擎抗日反蒋的旗帜，也反映了人们救亡图存的心理要求。虽然上述活动与要求均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而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但同样都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使命感，并为尔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民族心理基础。
从1935年5月起，日本紧锣密鼓地加快了侵略华北的步伐。继胁迫国民党华北当局先后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又于11月间公开出台所谓“自治运动”。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唆使下，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需要，竟也酝酿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地恶化。平津一带尽管还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荷枪实弹、气焰万丈的日本军人和骄横不法的汉奸及日本浪人却已随处可见。国民党军政官员争相携带家属南下。故宫古物陆续南运。各大学当局准备南撤。教育界正准备上“最后的一课”。面对这种险恶的局势，北平的学生愤然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一个青年学生在一封信中，更是叙写了内心的不平：
我从南方到了华北还不久，但这环境给我极大的苦楚。我有时烦闷得像胸口塞了一块重铅，有时悲愤得血管像要爆裂，但悲愤有什么用呢？
敌人更聪明了，竟不血刃的得了华北二省。他们得寸进尺的野心，固不足异，但我们政府的含垢忍辱，何一至于此？政府当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要学生安心读书，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注：《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
“先生，我们能念书吗？”这是多么悲怆的问句！类似的疑问也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当时人们不都在担心着华北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东北吗？不都在担心着“不知道还有几天安静饭可以吃？会不会明后天便有一个‘亡国奴’的荣衔加到自己头上”吗？（注：《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不难看出，亡国之祸的阴影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是空前的。这种压力，对于富有感情的人来说是痛苦的，而对于历史来说则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压力越大，爆发力就越大，推动力就越强。
危如累卵的华北局势，促使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再度急剧上升。人们意识到，华北问题不只是局部问题，而且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大众生活》在时评中就写道：“倘若仍旧存着从前对于东北问题一样的态度，不坚决地看作这是整个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仅认为是华北的局部问题，那除非是听任华北做东北第二，全中国做华北第二，绝对得不到其他的结果。”（注：《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一贯唱不抵抗低调的胡适也慨然说：他“过去为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为一二八的上海协定辩护，为热河失陷后的塘沽协定辩护，现在却再不能为华北的自治政府辩护了。”（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相信“只有我们能守卫的力量是屈辱的止境。”（注：《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日出版。）青年学生更是激扬文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他们激昂高亢地唱起当时广为流行也被后人所熟知的救亡歌曲《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芬，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严峻的现实，一再告诉他们：除了抗争，没有别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激愤的民族心理的驱动下，北平的爱国学生终于率先走上街头，拉开了一二九运动的序幕，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应该指出的是，造成当时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急剧上升的，除了华北危机这一主要因素的刺激外，其它几种因素的刺激也不容忽视：首先，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等文件所提出的抗日主张，顺应了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情绪，从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感应，“强烈地触动着每个人的心弦”；（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页。）其次，“左联”、“社联”、“语联”等进步组织和《大众生活》、《读书生活》、《申报》、《大公报》等有影响的刊物的大力鼓动宣传，也有助于祛除人们苦闷焦灼的心理，振奋民族精神；第三，“阿比西尼亚以褊小之国而能动员民众抵抗意大利之侵略，使其强敌不得畅所欲为”，（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142页。）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认识与启示”，成为“促使人们警醒的榜样”；（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第四，黄河水患严重，而国民党政府竟视若无睹，激起无数青年学生的同情和义愤，从而把“天灾人祸”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及民族危机联系起来。
总之，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除了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这个背景外，还与民族心理的不断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大众生活》曾有一段颇有见地的概括：
久在高度压迫下的郁积苦闷悲痛愤怒的全国大众，对于民族解放的斗争情绪，好像久被抑制的火山已在这里迸裂喷发怒号一下。换句话说，这决不是仅仅北平一个地方，仅仅北平数千的热血青年对于国事的态度。这个运动实在是足以代表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注：《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
二
民族心理的发展，导致了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持续地向纵深发展。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发展，又促使民族心理进一步得到提高和升华。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学生闻风而起，“几天之内，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许多大城市，最后，甚至南京的青年团体纷纷起来响应。示威游行开始席卷全国。”（注：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学生的爱国行动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迅速扩大而成为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尽管他们的社会角色、地位不同，但“救亡图存”的共同意识沟通了彼此。为了“救亡图存”，他们都从与自己的角色、地位相应的角度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在工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各业工友与各界人民“不分帮派，不分政见，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一致团结，来援助学生救国运动”；（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1页。）在文化界，有二百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明确表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3页。）在华侨，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组织国防政府，积极抗日。否则，声罪致讨。”（注：转引自《一二九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许多爱国知名人士，在民族面临空前危难的时刻，不甘于容忍国民党当局的误国政策，纷纷表示支持学生运动。鲁讯先生以《“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热情赞扬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并寄予殷切的希望：“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注：《鲁讯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宋庆龄一向支持学生运动，北平学生一二九请愿游行后，又立即公开给予热情鼓励，并从上海寄去百余元以作救亡费用；国学大师、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致电北平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注：《申报》，1935年12月24日。）甚至连胡适也忍不住称赞：“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是天下皆知的壮举”。（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27页。）很显然，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理性”的宣传，而是非理性的民族情感。可以说，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并持续向前推进，正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空
前发展所使然。
恩格斯说：“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2页。）被压迫的民族不可侮，就是因为民族情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力量。民族心理学也认为，作为民族心理因素中的民族情感，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培植起来的特殊感情。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一旦遭到外敌的侵犯时，这种民族情感就会把本民族的力量极大地呼唤出来。民族危机愈是深重，这种呼唤能力就愈强。在民族情感的召唤下，整个民族中的各阶级、阶层、集团和绝大数个人，就会捐弃前嫌，为本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奋起抗争，甚至侨居国外的爱国之士也会闻风响应。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呈现出的全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壮阔场面，正是这种民族情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强烈喷发。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性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抗日救亡高潮兴起后虽屡遭国民党政府镇压却没有半途而废，除了民族情感外，民族性格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历经磨难而不灭，正是中华民族有着百折不挠、坚忍不屈的性格特征。在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这种民族性格不仅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得到发扬光大。北平学生一二九请愿游行的当天，就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但爱国学生不仅没有停止斗争，相反还酝酿更大规模的斗争。所以，参加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人数更多，斗争的姿态也更高，“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砂子，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尽管在与军警的激烈搏斗中又有近四百人受伤，二、三十人被捕，但学生们毫不气馁，重新筹划下一步的斗争。他们激昂地表示：
我们不敢相信在我们的斗争里马上能拯救中国，但是，我们却坚决相信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与坚忍不曲的气节，都是中国独立解放唯一的保证！（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这种民族性格在当时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的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救国会成立后，国民党当局曾威逼沈钧儒、章乃器等放弃其立场，解散该组织，但他们全然不惧，声称“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注：《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在狱中，他们决定，“倘若国民党当局硬要胁迫他们作脱离救国会的表示，或将他们分开羁押，他们就一致以绝食来抵抗。”（注：《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在法庭上，他们大义凛然，侃侃而谈，利用被审之机，申述抗日救国的主张。试想，没有这种百折不挠和坚忍不屈的民族性格，而仅凭一腔爱国热情，能把这场全国性的救亡高潮持续地往前推进向纵深发展吗？
民族心理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抗日救亡高潮持续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在抗日救亡高潮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心理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升华。
首先，随着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发展，民族的认同感得到强化，民族意识变得更加成熟。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人们自愿地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历史责任，这除了人们身上都维系着一根共同的血缘纽带外，更重要的是千百年的岁月形成了人们共同的心理状态。民族的危难增强了人们对自身归属的认同，从而使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突现于每个人的观念中。诚如《救亡情报》发刊辞中所言：“我们明白，社会层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赓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注：《救亡情报》第1期，1936年5月6日。）饶有意味的是，象阎锡山这样的旧军阀，在浓烈的民族情绪的感染下，也突然醒悟：“现在来谈救国，未免有点太迟了，可是迟了也要救，……尤其是因为迟了，更应当救。”（注：《阎伯川言论辑要》第8辑。）“应当有宁与敌人抵抗而死，也不作亡国奴的坚决认识。”（注：《阎伯川言论辑要》第11辑。）很显然，抗日救亡高潮中呈现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在责”，“忧国者不顾其身，爱国者不图其上”的人格精神，决不只是先觉之士的意识，而是全民族的普遍意识。这正是民族心理趋于成熟的突出标志。
其次，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发展同步，民族的自觉意识被充分唤起，建立“联合战线”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的入侵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然而民族“进一步的觉悟”也正开始于此，建立“联合战线”就是这种“觉悟”的结果。沙千里回忆道：
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始阶段，是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斗争也是分散的。虽然在一定的时候为了进行斗争，也有一些串连，但没有固定的形式把大家联系起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了更有力的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大家感到需要一个固定的形式把群众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注：《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所有投身救亡运动的人们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全国各界相继成立的救国会，就体现了人们的共同要求。而从分散的各界救国会到成立统一的全国救国会，更是人们的心理进一步提升的一种必然。正如章乃器所回忆：“人的情绪是活的。情绪本身的发展要上升，群众情绪的反映也要促使领导情绪的上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约是在1936年5月末成立的。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已经有了飞跃的升腾。”（注：《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历史赋予了人们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为最终形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心理基础。
第三，通过抗日救亡运动，也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要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必须把握和坚持正确的方向。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北平学生就已觉悟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决不是学生界所能负荷，学生只能作救国运动的前哨和先锋，必须转化学生界的救国运动为广大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注：转引自《一二九运动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受这种觉悟的启迪，他们先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而后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曾亲眼目睹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斯诺写道：
在这危急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而且，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注：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这不仅是一代先进青年的选择，也是当时一大批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许多爱国者，正是从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系列实践中感悟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方向。“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沈钧儒这句发自内心的话，表达了他们的共同信念。从这个信念出发，他们从民族主义者，进而成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心理的不断嬗变，对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持续深入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心理朝理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彼此影响，交互激荡的过程。两者都是在为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铺路。这一点，已为后来发展的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