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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前期，我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战。这场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尤其是当代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是解放以后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两种史学思潮的正面交锋，对之进行认真的清理，总结其中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是回顾历史，更将会有助于判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走向。
一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中国历史也和世界历史一样，遵循着统一的历史规律向前发展，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则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一定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面临的时代中心使命是进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以至武装斗争，以打垮旧社会的反动统治，所以他们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把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的人类文明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力求揭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斗争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提供历史的根据，以及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以阶级斗争观点为指导的历史研究，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从一个方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因此而获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崇敬。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也因这种历史性的贡献而被人们视为必须遵循的真理。经过解放初期的一系列学习运动，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知识界所接受。
历史研究中的这种服务于阶级斗争、革命战争时期需要的阶级斗争观点，确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学本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常常对此不得不加以突出，这就很难避免对历史产生片面性的认识。即使时过境迁，即人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阶级斗争、革命战争为主要任务的时期，一旦无条件地盲目地接受这种观点，便仍难避免过去历史视野的局限，而对历史产生片面性的认识。解放初期，当人们把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指导思想而接受下来时，便流行着“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好家伙，一句话，朝朝代代都坏蛋坐江山”的种种片面看法。这是因为阶级斗争观点已经作为一种思维定式而形成传统，而传统总是有惰性的。
完全突破这种思维定式是很困难的，但看到其不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能够渐渐体察到新时代需要的历史学家，在进入新中国时期后，终于看出了这种片面的历史认识之不可取。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在回顾他们解放前的历史著作时，非常坦诚地承认那里存在着“片面反封建”以及不顾实际历史条件的以古讽今等不足。他们把这些不足自我批评为非历史主义倾向。非历史主义不对，则意味着历史主义是正确的。在中国，最早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的，是瞿秋白，时在1924年，对此，知道的人恐怕很少。而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分珍贵的遗产”，则是很多具备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有根据的。解放初如艾思奇、黎澍等思想家、史学家都曾撰文，反对非历史主义，提倡历史主义。提出历史主义，便是要求我们应当珍视和更加全面地批判继承我们的历史遗产。在推翻旧社会的阶级斗争以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时期，人们更加重视的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这部分遗产。我们民族的另一部分遗产，则要到新的历史条件出现并为人们自觉地清醒地意识到时，才能更加正确地对待。解放初期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提倡历史主义，实际上是意味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全面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历史，以便批判继承那部分我们在革命时期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历史遗产，以为建设新的中国服务。如果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决策者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之后，能够清醒地转变到把建设新中国作为时代中心使命，则我们的历史研究也就有可能根据新的时代需要，沿着历史主义的思路继续前进，获得全面深入而更加健康的发展。
但假设不是历史。1957年反右派以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规定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号召兴无灭资，并说这种斗争将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在曲折地进行，而阶级斗争却又被错误地规定为时代的中心使命。政治思想领域这种对现实及其任务的错误认识和规定，必然要深深地影响到历史思维的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陈伯达提出社会历史科学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之一便是所谓“厚今薄古”，并由此而掀起一场所谓史学革命。这种厚今薄古主张的内容极为混乱，其中最“革命”的一种理解，是把“今”说成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把“古”说成是剥削阶级的历史。厚古薄今便是“厚剥削阶级，薄劳动人民，歌颂剥削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倾向；厚今薄古则是“薄统治阶级历史，厚人民群众的历史”，代表无产阶级方向。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被人为地规定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厚今薄古则被认为是兴无灭资的史学革命的“纲”。按照这个纲领，就是“要写劳动人民的历史”，而把剥削阶级的各种历史活动，“以及传统视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王朝的名称只是作为经年的符号，其始末概不加以叙述”。类似荒唐甚至更离奇的主张还有很多。这样就把解放初期已经开始受到批评的“片面反封建”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更加发展到了极端。所谓史学革命对阶级斗争观点的理解和运用，已经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这场史学革命既严重地违背了建设时期的精神和需要，也给史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危害。
从1959年下半年到60年代初，郭晓棠、翦伯赞、吴晗等一批史学家，为着抵制和批评史学革命对阶级斗争观点的错误理解和运用，重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他们明确提出历史科学在运用阶级观点时，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用翦伯赞的话说便是：“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1]。双方的分歧还具体地体现在农民战争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等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历史主义的提倡者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片面理解和运用的阶级观点（实际是阶级斗争观点），并且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这样两个不同的理论范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往下发展，很自然地便要辩明两者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了。以上的简述便是1963年开始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的渊源和背景。
二
从1963年展开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是以林甘泉在《新建设》是年第5期上发表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开始的。此文批评提倡历史主义的学者单独提出历史主义，是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代表了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文章认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宁可在《历史研究》同年第4期发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林甘泉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视为“完全一致”，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原则和方法，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与阶级观点是两个有区别的不同的概念，二者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林甘泉发表《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宁可的一些提法，并承认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看作完全一致的是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同意这两个概念有区别，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观，阶级观点则是其基本核心。宁可又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批评林甘泉文章主旨仍在否定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并申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涵义的理解。在林甘泉、宁可开展争论的同时，全国有许多学者纷纷撰文，申述己见，参加讨论。两年间发表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文达30多篇，全国还有许多地区就这个问题组织过专题讨论。这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以及历史主义的涵义而展开。众说纷纭。基本观点相同的学者内部，也存在歧见。对于这场讨论的具体情况，以及所涉问题的各派各家的见解，拙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已经作过较为详细的梳理，这里不再全面展开，只想就其中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及其实质，重新发表一些看法。
突出阶级观点实际是阶级斗争观点[2]的论者，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把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非常敏感的。既然现实社会的中心使命是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他们在回顾和研究历史时，必然突出其中的阶级斗争，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以为现实所号召进行的阶级斗争提供历史的阶级斗争根据。就史学而言，对于1958年史学革命中那种过于机械、片面、简单地套用以至歪曲阶级斗争观点从而达到荒唐可笑地步的搞法，应当客观地说，他们中的有些人也看出这是错误的，这样搞不行。但他们决不同意坚持历史主义的学者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只有阶级观点，而缺少历史主义，他们认为这正是没有学好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缘故。那么，应当怎样才能算是真正学好和掌握好阶级观点呢？按理，自然应该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涵义下一番功夫进行深入的探讨。因为只有准确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涵义，才有可能真正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它。但在争论中，如此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人中，却没有任何一个来论究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真正涵义。回过头来看，这似乎有些奇怪。然奇怪中也自有其因由在。现在来推测其理由，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中有人会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是既定的理论前提，根本无须再加论究；另一种可能则是，他们也并不打算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真正弄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涵和外延，对于贯彻他们的理论倾向未必有利。阶级斗争观点就是他们的一切。这种含义不确、浑浑沌沌的阶级（斗争）观点，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可以藉此把一切自认有利的东西统统硬装进这种阶级斗争观点的框框之内。把阶级斗争观点说成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那么唯物史观中的一切内容当然就都从属于服务于阶级斗争观点了。当有人一再提出历史主义时，在他们看来，其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概念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们不便也无法公开反对；其二，历史主义中的某些内容对于他们的阶级斗争观点是有利的。他们说，文明史中的全部内容都是阶级斗争，但他们总不能把这种阶级斗争说成是不变不动的。如果不借助于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怎么会变成农民与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又怎么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呢。他们认为历史主义的发展观有助于他们把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都说成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把历史主义拿过来，纳入阶级斗争观点的框框内，说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溶为一体”的。林甘泉是一位真诚的学者。他当时自然是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他看出史学革命中那些搞法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的，应当批评。他力求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立场上，把历史主义纳入阶级观点之内，提出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当有人批评他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看作完全一致，没有区别，既是一样涵义，又如何谈得上“统一”呢？林甘泉也察觉自己的见解欠妥，经过苦苦思索，把历史主义看作实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而阶级观点是其基本核心，这样二者也就有所区别了。这种探索，依然旨在否定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并不正确。但林甘泉确是在学术理论的范围内真诚地探索着的。而林甘泉已察觉欠妥、打算放弃的“完全一致”论，却被关锋、林聿时、林杰、戚本禹坚持下来，并作了更加充分而极端的发展，视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观点“溶为一体”，更加完全一致。他们论述的主旨，就在于竭力否定历史主义作为历史研究原则和方法的独立存在价值。他们指斥在阶级观点以外，单独提出历史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割裂、怀疑、动摇，以至背叛。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察觉到，在阶级斗争观点之外单独提出历史主义，并且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下去，不仅会同他们所理解的阶级斗争观点结合历史实际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异而且很有可能会越出阶级斗争的范围，涉及到更多的历史内容。为此他们设置了一条防线，指责在阶级观点以外单独提出历史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3]。他们竭力把人们的历史视野局限于阶级斗争范围，不得越雷池一步。
关锋、戚本禹等在60年代中竭力强调突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研究历史的人大体都知道，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即“观古所以知今”。而对现实的认识反过来又会要求历史学为现实面临的任务提供历史的根据和智慧。当时突出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观点所起的作用，首先在于阻止人们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历史。他们限制人们只能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而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这样，人们也就很难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由过去的革命战争时代，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以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和状况，以及其所面临的客观的时代中心使命究竟是什么。另外，他们打着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适应了（其中关锋、戚本禹等是迎合了）现实社会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趋严重的极左政治倾向，要求历史学为根本不适合当时中国社会客观需要的阶级斗争服务，用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为现实中的这种阶级斗争提供历史的注解。他们是以学术作政治投机，对现实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倾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时，他们对于现实中的这种阶级斗争的矛头所向，恐怕也不十分清楚。由他们参与鼓噪的政治大批判，矛头主要指向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倾向的代表。到戚本禹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时，这种斗争矛头就渐趋明确了。因为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兴起，明确地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戚本禹等人要求历史学所服务的“革命”，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逐渐概括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场从根本上革文化命的政治风暴，终于将历史学逼上了绝境。当历史学家连研究、写作、发表著作的权利均被剥夺时，历史学终于走向虚无，成为荒漠一片。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过分突出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观点的主张，既严重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时代精神和需要，又严重限制、阻碍和破坏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这种观点只能作为一种消极的、错误的、恶劣的史学理论主张而被记录进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中。
当时提倡历史主义的一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带有更多的悲剧色彩。他们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趋严峻的极左政治氛围中，在阶级观点之外，力求为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争取独立存在的地位，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表现出了相当可贵的理论勇气。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主张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积极的。
他们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其理论意图实际上是要求对过去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他们所揭示的历史主义的内涵，主要在于应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要求把历史研究的对象放到它所存在的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从时代的历史的具体条件出发，对之进行具体的客观的分析。这种主张的理论价值，不仅表现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抵制了突出阶级斗争论者对农民、农民领袖和农民起义及其主张、作用的过分拔高，并对此作了较为接近历史客观的评述；更主要的还表现在要求对历史上的剥削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作出较为客观的研究和评述。他们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上的统治剥削阶级，对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条件来说，曾经是合理的，正当的。因此，不能像阶级斗争突出论者那样，“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而应当对统治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予以如实的客观评价。这些史学理论主张，实际上透露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实对历史学的客观需要的意向。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已经成了新社会的支配力量时，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安定，进而建设新的社会。在这样的时期，他们能从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尤其是他们进行的阶级斗争史中，所能吸取的历史智慧，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并没有（至少是基本上没有）管理和建设社会的历史经验。这样的历史经验，只能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及其所订各种制度中去批判地吸取。从革命战争时期的片面反封建，到历史主义提倡者要求对历史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主要是对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活动及其作用作出客观研究和评价，体现了历史学的适合时代要求的进步。
很可惜，历史主义的提倡者虽然透露出了这种意向，却并没有能使历史学真正满足新时代的需求。除了政治原因，也同它的理论主张的不彻底、软弱以至浅薄紧相关连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包括活动在文革以前时期目前仍健在的当代人，但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分析还是必要的。历史主义的提倡者，按其理论意向，要求对过去中国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从发展的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但他们却接受了两条极大地限制他们思路发展并使之根本达不到其理论意向的错误的理论前提。其一，他们和阶级斗争观点突出论者一样，承认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的提倡者对这里的阶级观点，实际上也是看作阶级斗争观点的[4]。既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依然要接受阶级斗争观点并把它作为思想指导原则的唯物史观的核心，那么在观察和理解现实社会时，也便只能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断。从而在理论上也只能将自己一再强调的历史主义不得不从属于并终归统一于作为唯物史观核心的阶级斗争观点之中去。宁可《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必须贯穿着历史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又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同阶级观点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又说阶级观点必然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精神，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于贯穿了阶级的内容，便反映了这种心态。从这些论述看，历史主义提倡者对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的看法，与阶级斗争突出论者的看法，已经很难有多少区别了。其二，更为局限历史主义提倡者视野的是，他们和阶级斗争观点突出论者一样，也承认人类文明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关锋、林聿时说，阶级社会过程的“实在内容便是阶级斗争”[5]。林杰说：“文明社会的历史，每一瞬间都存在着阶级斗争”，“没有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对此，历史主义的提倡者也是接受的，既然从纵向看，全部文明史由阶级斗争贯穿；从横向看，文明社会的各个方面内容都只有阶级斗争，以至每一瞬间都存在阶级斗争，那么，历史主义提倡者所说的对中国文明史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最多也就只能是对文明史中的阶级斗争内容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按照这种历史主义要求，他们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较之阶级斗争突出论者，能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其研究成果委实较为客观公允。而对剥削统治阶级历史作用的研究，由于他们也只能从阶级斗争一个角度去考察，所得成绩就极为有限了，而且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在这方面，他们提出的最著名研究成果，当属让步政策论了。阶级斗争突出论者强调，在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历史主义提倡者为了强调剥削统治阶级也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他们又只能从阶级斗争角度观察问题，于是把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后，新王朝所采取的一系列安定社会、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种种经济政治措施，概括为让步政策。由于这种让步政策，经济获得一定发展，随之文化也有所繁荣，从而肯定了新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定进步作用。如果只从一个阶级斗争角度看问题，阶级之间不是进攻，便是让步。倘若把新王朝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前一个王朝末期过分超重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情况相比较，说是对农民阶级让步，似乎还勉强说得过去。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推断，而并无实际历史意义。因为前一个王朝正因其末期过分腐败而为农民起义所推翻，农民在战争时期，或者从属于短期农民政权，或者一度过着近乎无政府的生活。而新王朝采取的种种经济政治措施，无非将农民重新束缚到土地上，过着受地主剥削的生活。相对于农民在战争时期的状况，而把新王朝采取的诸种政策都称之为对农民阶级的让步，实际上也是难以说通的。所以当突出阶级斗争论者用反攻倒算论来批判让步政策论时，让步政策论者便难以招架了。反攻倒算当然不对，而只从一个阶级斗争角度看问题，让步政策论者也实在是很难将问题讲清楚的。实际上，农民战争过后，新王朝实现了阶级统一。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阶级统一活动，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评述新王朝统治阶级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助于生产发展的阶级统一的政策的积极作用，便言之成马克思主义之理了。而当时的历史主义提倡者由于眼睛被阶级斗争观点墨镜紧紧罩住，理论洞察力是很难深入及此的。
在60年代那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被政治大批判和文化革命扼杀，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还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一派便已在理论上渐据上风了。这显然也与当时历史主义理论的不彻底性相关。既然承认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既然承认人类文明史的全部内容都是阶级斗争，那也就是说，历史科学研究的内容便只能是阶级斗争。那么，历史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一个原则和方法，便只能以阶级斗争作为实质和基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包括、被融入作为唯物史观核心的阶级斗争观点中去。只要承认上述两个理论前提，突出阶级斗争观点派的理论，反而显得更加彻底。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征服人。所以还在1964年，便有文章以总结性的口气说，我们研究中外历史，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历史主义”已经成为阶级（斗争）观点的定语，自然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而在当时，这种看法是被人们相当普遍地接受下来的。本来在当时起着一定积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却惨败于起着消极作用的被过分突出的阶级斗争观点。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真正总结出其中深刻的经验教训，走出峡谷，便只能首先重新审视那被各派共同承认的两个根本理论前提。
三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从60年代的那场论战中获得哪些启示，以及如何获得这些启示呢？有些问题上节已经谈到，另外需要谈的内容当然还有不少。这里我想集中谈一下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当时各派都遵循的那两个根本理论前提，这是同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甚至是生命攸关的。
第一，关于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
50年代，我国史学界的唯物史观可归结为二点：一是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即阶级斗争观点；二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归纳当然未必确切。上述提法是一位河南历史学家在1961年最先提出来的，尔后一度基本上得到我国史学界的公认。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种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的著作中，都没有任何根据。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过的，也不一定就都错。因此要判断一个理论论断的是非，就必须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包括理论自身的实际。为此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弄清唯物史观的基本涵义，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观点究竟是什么关系，从而究明上述论断的是非。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涵义，这里当然只能作出极为扼要的提示，限于本文篇幅而无法加以发挥。我在通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理论的著作后，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经过贯通领会，获得如下的结果。作为历史研究引线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涵义，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被人们研究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因此人们研究社会历史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运用一定的认识工具，使自己的主观逐渐逼近客观历史，进而揭示其内在联系，以求获取科学的历史真理。其二，关于历史客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唯物史观认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便是历史的客体。马克思发现，生产力的发展构成历史的现实基础，而生产力只能在人们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进行。因此，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进程。而社会、国家、政治、精神领域也不是消极的，它们之间都发生相互作用，并且都对物质生产领域产生反作用。整个历史客体发展的进程，都是在经济必然性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以往人们对唯物史观内容的概述常常到此为止，而恩格斯还提出，这里并非像人们简单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在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同样，社会、政治、精神领域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经济的反作用，也都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唯物史观的涵义还必须包括对历史主体即人的理解。其三，关于历史主体即人。人当然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为着征服自然和生存的需要，人又不能不结成各种各样的群体。在原始社会有部落、氏族和家庭。进入文明史后，又分成各种民族、阶级、阶层和各种集团。以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为主体，则在其以外的包括历史环境、其它人和群体的一切，都是客体。相对于历史环境而言，历史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在这个层次上，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由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就文明史层次而言，由于马克思发现生产力是历史的现实基础，也就由此而同时发现人民群众以外的各个阶级、集团、人物也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层次和不同角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并因参与历史创造的具体角度不同而起着积极的或消极的不同的作用。其四，唯物史观认为，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人们的实践。[7]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唯物史观还认为，生产力是历史的现实基础，因此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历史前进的最高标准和指示器。这样，人们各种实践活动的性质都将由对生产力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而定。凡是直接地或归根结底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便是历史发展的消极力量以至反动力；凡是直接地或归根结底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便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再细一层，对于阶级社会历史而言，凡是直接地或归根结底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集团、人物的实践，是文明历史发展的反动力；凡是直接地或归根结底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集团、人物的实践，乃是文明历史前进的动力。再往下细一层，追问文明史中究竟哪些实践活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我们才看到主要有：1.生产实践。2.自然科学和技术实践。3.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和管理实践。4.革命的阶级斗争。当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二者发生尖锐矛盾的历史时期，被压迫阶级发动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打击或摧毁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归根到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故属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阶级斗争还有各种形式，这里不及备述。5.进步的剥削阶级、集团为建立适应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经济政治实践，以及统治阶级、集团按照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方向改革、调整原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经济政治实践。第4第5两项都属于阶级观点的范围，前者体现阶级之间的斗争，主要由被压迫阶级发动的。后者体现阶级之间的统一，主要由统治阶级进行的。只要归根结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便都属于历史前进的动力。6.意识形态精神文化领域那些有益于社会进步并经过若干中介归根结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的或文艺的创作实践，则属于各该领域历史前进的动力。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涵义，当然还可以深入研究。比如，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借助于辩证法，也包括历史主义，并与之有机结合。但历史主义是否包括在唯物史观原理之内，便可以进一步研究。对此不再展开了。
上面占用相当篇幅概述了唯物史观四个方面的基本涵义，读者从中可以较为清楚地判明，阶级斗争观点究竟是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我在80年代曾经提出，阶级斗争观点不仅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而且不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范围，它是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文明史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而得出的较唯物史观原理抽象程度低一层次的较为具体的历史理论之一。这样的看法当然是有根据的。比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各列一节，分别论述的。可见列宁并没有将阶级斗争观点包括在唯物史观原理之内。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则将阶级斗争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围，也没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内。后来我在重读李大钊的著作时，发现我在80年代得出的这种看法，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早在1919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他说：“与其说他（指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可见，当人们把唯物史观看成是由一系列抽象程度极高的基本原理构成时，阶级斗争观点并不包括在唯物史观原理之内。如同我在上面概述的唯物史观基本涵义中，前三个部分理论自身，并不涉及阶级斗争观点。只有在第四部分，深入到较低的理论层次中，才有可能出现阶级斗争观点。在这一部分中，当我们把唯物史观原理规定到适用于整个人类的第一个层次，即凡是直接或归根结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前进动力时，显然不包括阶级斗争观点。当我们把唯物史观原理规定到适用于整个阶级社会史的第二个层次，即凡是直接或归根结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集团、人物的实践活动是文明历史前进动力时，从普遍性上看，也仍然不涉及阶级斗争观点。只是再往下到第三个层次，具体指出阶级社会哪些实践活动是历史前进动力时，才出现阶级斗争观点。即使在这个层次，阶级斗争也不是唯一的历史前进动力，还有生产实践、科学技术实践、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阶级统一的种种实践活动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阶级斗争观点是否属于唯物史观原理，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人们把唯物史观原理规定到只包括那些抽象程度很高的原理，阶级斗争观点就不属于唯物史观原理，当然更不成其为唯物史观的核心。如果有人把唯物史观的内容规定得更为细微具体，从而把阶级斗争观点也纳入唯物史观内容之中，即使这样，阶级斗争观点也决不可能成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而只是它的较为具体的原理之一。
阶级斗争观点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实际已如上所述，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阶级斗争观点曾经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也是事实。这种情况的出现，自有其历史理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实践性，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处于被统治地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大众把推翻旧社会反动统治的阶级斗争作为面临的中心任务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阶级斗争观点遂受到特别重视，便是很自然的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过：“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8]。列宁、毛泽东也都讲过许多特别重视阶级斗争的言论，无须多加征引。如果在那个时代，有人说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我们可以作如下评价：尽管在理论上不确切，但在实际历史进程中曾起过进步作用。而到6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是我们客观面临的时代中心任务。在这样的时候，还说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所起的实际作用上，都是根本错误的。
近些年我还听到过一些青年史学朋友这样的见解：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写成的，是阶级斗争史学、甚至是农民战争史学。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搞建设，阶级斗争观点已经过时了，唯物史观也就过时了，不能再指导当前的历史研究。这种见解，不能认为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正确总结，更是没有真正掌握唯物史观的实质。这种看法，在认识上实际和过去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人类似，都是把阶级斗争观点和唯物史观混为一谈。所不同的是，过去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人，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以阶级斗争观点支配一切。今天有些史学朋友，则因突出阶级斗争观点不妥，而把唯物史观也抛在一边。实际上，阶级斗争观点和唯物史观并非一回事，前面的叙述已经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了。随着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时代任务的变化，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观点在主要方面已失去作用（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用），这是时代发展之使然，但唯物史观却并非因此而失去生命力。如同马克思所说，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原理具有很高的抽象性，它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任何具体结论。因此，如果它不同历史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便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而它又正因为具有这种很高而且正确的抽象性，所以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质，能和各种历史和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从而产生巨大的威力。这里的关键在于根据实际条件准确地把握它并且善于正确地运用它。在面临阶级斗争确实是中心任务的革命年代，前辈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巧妙地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结果创造出了一个新中国。当代面临的中心任务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要我们善于准确地掌握和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它就一定会同当代的社会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在神州大地上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对于生活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历史学家，研究兴趣和课题选择与革命年代的史学家自会有所不同。而具有开放性的可以和各种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仍然可以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起着指南和引线的作用。即以我在前面略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涵义，是否会对我们当代的历史研究有所启示呢？我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第二，关于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
这个论断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60年代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中，阶级斗争观点突出论者对此作了淋漓尽致而且极端的发挥，说文明史的每一瞬间都存在阶级斗争。历史主义提倡者也因接受这一见解而极大地限制了自己的历史视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初提出这个论断时[9]，是有其历史理由的。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把握了现实及其面临的任务，反过来又会要求历史研究为解决面临的现实任务提供历史的根据。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在现实中面临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阶级斗争以推翻旧社会。马、恩在为共产党起草宣言时，为解决现实阶级斗争任务寻找历史根据和智慧，特别突出历史内容中的阶级斗争，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马、恩在这里论述的不是全部历史内容，而是抽取出了对解决现实任务有启发作用的一部分历史内容。在作出这个论断以前二年，马、恩在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专门探究历史时，指出历史的要素包括生产力发展、家庭和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发展，所述历史内容便宽阔得多。应当说，这里才比较全面地代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内容的看法。60年代的阶级斗争突出论者仅仅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论断而不及其余，而且就对这一个论断也没有深入体察，便硬说文明史的全部内容都是阶级斗争。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极不可取的研究方法。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的内容，还有多种提法，这里不及备举。因此，要解决历史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不能仅仅求助于书本，更加需要求助于历史事实自身。
1978年秋天，我应邀到合肥参加安徽大学20周年校庆，在安徽省史学会组织的一次学术活动上，作了《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的发言[10]，提出“判断历史科学论断的标准，就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文中认为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斗争、科技发展，就不是阶级斗争。还有一些社会现象，如语言，它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此外如哲学中的逻辑形式、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及其发展，显然也是阶级观点不能包括得了的，等等。事实是铁的。历史事实自身证明，历史的内容并非仅仅只有阶级斗争。从1979年展开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中，许多学者都论述了历史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决不是一个阶级斗争所能包括得了的。60年代将全部文明史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看法，现在已经基本上为人们放弃了。
还剩下一个问题，就人们社会阶级关系的纵向发展看，是不是只有阶级斗争？显然也不是。我在1981年发表的《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动力》一文中提出：“私有制社会的对抗阶级间除了斗争，也还有统一”，“对抗阶级之间的又斗争又统一，推动着文明历史的前进”[11]。并且强调现在应当把阶级统一历史的研究，提到应有的位置上。近些年来，随着对现实社会体悟的加深，回过头去看历史，我终于见到，每一次大的阶级斗争过后，不仅实现了阶级统一；革命过后，接着便是社会建设的过程。因此，从社会阶级关系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论断，今天应当加以修订和补充。历史事实说明，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上升循环的历史，是革命和建设上升循环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上升循环的历史。60年代，我们已经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突出论者硬把全部文明史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要求人们只能研究阶级斗争，完全违背了时代的精神和需要。当时历史主义的提倡者们希望能够对中国文明史，主要是封建社会史，尤其是对统治阶级历史作出全面的分析研究，以从中吸取为现实需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由于他们理论的不彻底性，仍为文明史只是阶级斗争发展所限制，终于没有能达到所希求的目的。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不仅有阶级斗争，而且有着更为广阔的内容，并且获得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的上升循环过程，是革命和建设上升循环的看法后，历史学家的研究，从横向看，无疑能够极大地扩展我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从纵向看，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历史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但我们更应将历史研究的重心投入到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中，以满足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需要。20世纪只剩下几年了。在世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通过对以往史学的回顾，终于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社会统一史和社会建设中，以充分实现它的现实时代使命，并从而按照这个方向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我深深寄望于比我更年轻一代的史学家的。至于我们这一代，当然应当在承上启下的历史环节中，起到我们对史学发展应有的作用。
1996年11月24—28日初稿，29日至12月1日修改誊毕。
注释：
[1]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6期。
[2] 阶级观点的内容远比阶级斗争观点宽阔，它至少还应当包括阶级统一。而阶级统一是决不在他们的历史视野之中的。所以，他们讲的阶级观点实际是指阶级斗争观点，这是符合他们论述之原意的。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抓住他们一系列论述的主旨。
[3] 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4] 本来这个命题是一位河南历史学家在1961年最初提出来的，原来的命题便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光明日报》1961年4月26日）。历史主义的提倡者从来没有对此提出过异议，或许他们对此并没有进行过认真推敲。但从他们的论述看，实际上把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混为一义。因此他们承认的阶级观点实际就是阶级斗争观点。
[5] 关锋、林聿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光明日报》1963年12月10日。
[6] 林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文汇报》1963年10月24日。
[7]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对这里的革命实践不应作过于狭窄的理解。在马克思的时代强调革命实践，自有其合理性。实际上，这里的实践还应包括建设的实践和各种实践活动。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是，迄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恩格斯吸取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成果，将这个论断修改变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即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修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极为尊重历史事实的。只要他们发现新的历史事实，一定会继续修改这个论断。
[10] 这篇发言稿写于1978年夏天。在安徽省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是秋天。当时，《安徽大学学报》尚未复刊。直到《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正式复刊时，发表了此文。
[11] 《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WW施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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