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培养定位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科生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型大学的社会定位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来看，不管是在大众化、还是在普及化阶段，研究型大学始终肩负着培养精英人才的使命。研究型大学在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它培养的是全社会最紧缺最急需的高层次研究型和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它研究和提供的是支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尖端技术。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研究型大学处于轴心的地位，它领导着社会潮流，指引着科学发展的方向。
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传统的工业化社会，而是后工业社会，人文、知识、科技和信息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动力作用，这些对国家的发展和强大越来越重要。在后工业社会，研究型大学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超过其它任何组织。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于世，各国政府不得不集合其全部智慧和研究力量以确保其国家的安全，研究型大学在实现国家安全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型大学不仅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提供能充分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各种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研究型大学汇集了全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能够满足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大需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强国的军事科学技术多数是在研究型大学研发完成的。原子弹的研究是与美国加州大学的贡献分不开的。麻省理工学院1950年研制出了用于潜艇的自封式导航系统，1956年研制出了阿特拉斯兰洲际导弹、大力神洲际导弹、北极星潜对地导弹的导航系统，1961年研制出了阿波罗指挥和登月舱的导航系统。[1]
在政治方面，研究型大学所提供的创造性思想对本国政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型大学学科众多，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所，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协助政府解决各类复杂性的社会问题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多数著名大学的知名教授常常充当政府在某个方面的特别顾问，参与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研究型大学的智力优势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智力支持。剑桥大学在经济学方面、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对英美两国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在人才的供给、思想供给还是技术供给方面，都为全社会各类经济组织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型产业，比如由斯坦福大学与工业结盟而建成的“硅谷”、工业区等。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发现，在1998年财政年度中，基于大学研究创造的新产品至少有385种，并成立364家新公司，涉及金额达335亿美元以及工作岗位23万个[2]。在麻萨诸塞州，沿着128号公路排开的研究公司，从麻省理工一直绵延至哈佛，形成了世界上第二大微电子中心。据波士顿银行1997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共有1065个与麻省理工学院有关的公司总部入驻麻省，它们共聘用12.5万员工，为该州经济作出了10%的贡献。美国马里兰大学校长C·D·牟德(C·D·Mote)认为，[3]研究型大学以三种方式推动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一是创立了理工科方面的基础研究成果；第二是培养了可以支撑知识工业的劳动力；第三是培植了对新工业至关重要的企业文化。总之，不容置疑的是，研究型大学在当代知识经济中起着核心的动力作用。
二、研究型大学的资源禀赋
一所大学能做什么，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对人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完全取决于该所大学拥有的资源特点。与其他类型的大学相比较，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在资源、师资队伍、教学研究条件、学科水平、办学思想和办学传统等方面都有特别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确定了它的行业定位，包括人才培养类的型定位。
研究型大学学科相对齐全，优势学科举世（或举国）闻名，学科的总体力量和综合化特点突出，拥有全国乃至世界高水平的实验室、一流的师资队伍，在广泛的学科领域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为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研究型大学通常还拥有深厚的人文资源。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和展示世界各地的早期艺术品，其中包括哥伦布以前时期远东地区的手工制品、欧洲及美洲的油画和雕塑，重要的书籍、图纸和照片；20世纪以来的雕塑作品则在校园各处展示。该校艺术系的教授们所收集和编辑的《早期基督教艺术索引》，包含有公元1400年以前所有的基督教艺术作品，并含有20万张艺术照片和50万张卡片，整套的复制品不仅供应给美国各大学，连凡蒂冈教廷也买去一套。剑桥大学有著名的菲茨威廉图书馆，收藏着价值连城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各种文物珍品，以及许多中世纪和近代作家的手稿、欧洲著名画家的作品等。耶鲁大学的各展览馆和博物馆与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密切配合，展品经常更换，每年由该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协助筹办25次展览，有的系将参观展览作为规定的补充教学内容。[4]通过这一途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对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文化及文明作出了贡献，而且对学生进行了文化熏陶和爱国主义教育。
许多著名研究型大学十分重视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而且把这种合作与交流视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1998～1999学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外国留学生来自102个国家，外国留学生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的比例分别为8%和35%，这个比例多年来一直名列美国一流大学之首。1996年在牛津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占研究生的比例在40%以上，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在20%以上。1998年剑桥大学的全体学生中有15%是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一直是研究型大学首选的办学方针，这不止是因为它面向世界，扩大了生源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国际化本身给研究型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不仅扩大了大学的服务范围，而且带来了多元文化的学术研究气氛，带来了思想方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的研究与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府因其历史悠久而积蓄起子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良的办学传统和优秀的办学思想，比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多元文化、批判探索式学习、导师制、教学自由与选课自由以及富有弹性而又不失其原则的大学组织制度，实际运行中富有较高灵活性而又不失其权威的管理体制等等。这些优秀的办学思想和办学传统是研究型大学引以为骄傲并且是其他大学无法“克隆”的独特资源。
三、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的思考
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冲突，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冲突一直是困扰二十世纪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而社会分工与职业变换则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最大地满足社会公众及国家对高等教育所怀有的殷切期望，始终是高校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终极关怀。
超越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应当成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方针。我国研究型大学肩负着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高层次研究和管理人才的重任。研究型大学培养全社会精英人才的思想即使是处在市场化就业机制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也不应该动摇。这是研究型大学的资源禀赋和轴心地位所决定的。
最近几年，扩招和就业机制市场化，研究型大学也相应地承担了一些压力，对英才教育的方针有所动摇，转而实施通识教育的方针。这种情况可能是短时的，不会太久。毕竟国家需要研究型人才；不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企业也需要高层次人才，包括研究人才在内。培养社会英才是研究型大学独特的社会使命，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无法取代的社会责任。大众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学都培养社会通用人才，都得采取通识教育方针。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有层次的，研究型大学的市场定位应当是满足社会对高层次的人才需求。
就研究型大学本身的能力来讲，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研究型大学把自己定位在培养社会通用人才上的话，这反而是个问题。因为那样势必导致名校资源的浪费或使用不当。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对研究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很快会接近发达国家著名大学的比例，目前，世界一流大学的这一比例都超过了1:1。
问题是在本科人才培养上是否也应当采用专业教育和精英教育的方针？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是研究生的主要生源，另一方面，部分本科生出于自己的个人意愿，不想以研究为业，为了满足他们的择业需要，部分研究型大学实施了通才教育的方针。[6]近几年，研究型大学也在本科生招生规模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样就相应地增大了毕业生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在就业和兼顾研究生生源两者之间很难抉择。与此同时，许多学校（包括部分研究型大学在内）修改了自己的人才培养方针，选择了“厚基础、淡专业、宽适应”的方针；相应地在课程设置方面，加强了通用能力的基础课程，增设了选修课，淡化了专业课。这一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增强学生就业的适应能力。部分高校通过增加课程来强化学生就业的适应能力，恨不得把学生未来工作中所需的全部知识一股脑儿地灌输给学生，结果是学生学得的知识支离破碎，仿佛什么都是一片一片的，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说当前人才培养方针的修改是矫正受前苏联影响的专业教育方针，那完全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是为了增强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那就很值得深入地进行讨论。
撇开所有的高校不论，仅就研究型大学而言，该如何面对学生的职业需求？学生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社会分工与职业变动的不确定性。在后工业社会里，没有人可以学一技以保终生无忧，只有终身学习才能应付职业变动的挑战。按此认识，不可不要专业教育，也不可不要通识教育，不可不要自由教育，也不可不要职业教育。我们认为，恰当的处理方式是，超越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争，在学术能力与职业素质、精英与平民、研究与做事之间取得平衡。
高等教育的性质原本就是探讨“高深学问”的，以“闲逸好奇”的精神追求知识、探索真理始终是大学的精神追求。自由教育的理念植根于大学的传统，放弃自由教育势必放弃大学的传统，甚至就是放弃大学本身。自由教育是以理智认知能力达到最高境界作为教育目的的，据此，理论教育成为自由教育的核心。培养探索真理、认知事物的能力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至少研究型大学不能置之度外，不管是研究生教育还是本科生教育都不可缺少。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中常常用“全面发展”这一术语来替代“自由教育”的理念，因为总有些人惧怕“自由”这个术语。但“全面发展”却淹没了大学教育的这一基本责任，也许是因为要培养学生“探索真理、认知事物的能力”，势必要给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一旦大学获得学术自由，那些惧怕自由的人会担心大学游离于他们的控制之外，社会有可能发生“地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学就只能培养只会干活不会思考，只会做事没有思想的“奴隶”。会做事的人可能有技术创新的本事，但不会有思想创新的能力。如果研究型大学沦落至如此地步，则中华民族危矣！
从提高心智能力的角度看，自由教育是同学术能力、研究能力和社会精英相联系的。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培养方案也少不了这三者，与学生职业追求的愿望也并非冲突。第一，就那些毕业后准备继续就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讲，研究本身就是他的职业追求；第二，就那些毕业后不打算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讲，深厚的学术能力和扎实的研究功底，使其日后的工作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据我们走访的企业家讲，名校毕业生前两年似乎不如一般大学的毕业生，但两三年之后，他们的潜力就可以充分地显现出来，这是自由教育的理智力量。第三，美国博耶本科教育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是，研究型大学重视了研究生的教育，而忽视了本科教育，将本科教育降低到单纯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的地步，这与本科生的学费付出极不相称。因此，博耶本科教育委员会提出，研究型大学要充分重视本科教育，使本科生同样充分享受研究型大学优秀的教育资源，使其学术水平达到“顶峰”体验。[7]现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普遍设立了各式各样的“本科生科研计划”，其目的之一就是提升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从“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包括学生的职业追求，并无矛盾之处。在我国，真正冲突的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实业界的分裂，集中表现为大学运行与社会运行相互分离、相互封闭，大学教师不了解社会和实业界，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学生闭门修行，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互脱节，以致学生毕业后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适应工作的要求。正是这一缺陷，部分研究人员作出了错误的总结，将其原因归于大学实施的学术教育和专业教育。
约翰·S·布鲁贝克提到的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冲突的三个方面——理智的与经验的、人文的与科学的、科学的与技术的，这三个方面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职业性是同工作的特殊情景相联系的，“情况越是特殊，知识就越是经验性的，知识越是经验性的，教育就越是不自由的”。[8]但实际上理智训练和知识的经验内容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当代世界一流大学创造了基于问题的学习，探索了研究式学习、理论修养与实验室的动手能力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并在名校的“本科生科研计划”中，学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工作经验，理智也因此有了长足的进步。传统的人文教育注重理智成分，而今则更多的是重视情感价值判断的培养，带有更多经验的色彩，不仅如此，科学与人文相互交融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教学组织过程的共同特点。从科学理论到技术实践之间的确有一段距离，但研究型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可以实施理工结合的教学方针，科学与技术的分离并非不可解决。当然，教学的组织过程是关键。
自由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是以培养学生达到较高的智力水平，增强学生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能力为其目的；不同的是，通识教育是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为满足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要求而提出的教育理念。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适合于古典时期，而通识教育则是以适应当代平民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提出的。支持实施通识教育方针的理论根据有四点：[9]其一，社会职业变动的不确定性使得受教育者和高等教育机构都感到无所适从，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人们想出了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子；其二，“能力迁移”说，即假定一个人一旦获得某种心智训练，就可以适应于一个相当广泛的职业领域；其三，大学的服务功能说，该学说称大学应广泛地服务于社会，满足人们求职和社会认知的普遍需要，以便大学获得更多的赞助、更多的金钱；其四，约翰·S·布鲁贝克曾提到过的“反主流文化”，[10]这种情况正在中国涌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上大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专业化的成功来获得生活保障，而今只有那些农民子弟和城市中下层子弟上大学是为获得生活保障，那些比较富有家庭的独生子女大学毕业后并不急于找工作，他们上大学有着自己特有的心理需求，他们迫切需要认识社会，认知自我，需要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布鲁贝克提到过的“存在主义主观学派”和“存在主义行动主义学派”都在中国开始涌现。前者表现为大学生心理疾病普遍有所上升，精神上的迷惘、失落屡见不鲜；后者带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寻求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理智贡献，也总算是一种忧国忧民的自我实现的追求。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表明传统社会所奉行的英雄主义和单一文化的失落，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各个阶层、每个个人正在寻求自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社会的多样化应该视为民族繁荣昌盛的象征，而不是某些人眼中的人性之堕落。
通识教育的这四点根据都遇到了强有力的批评。适应职业变动的要求并不构成实施通识教育的充分根据。因为终身学习系统可以为人们的职业变动提供充分的服务。对“能力迁移”说的有力反驳是，“无知必无能”，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不可能充分胜任一个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职业要求。大学的服务功能更不是实施通识教育的充分根据，因为人们对科学真理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知，其服务价值远远超过科技本身和大学对社区服务的即时价值，更何况研究型大学探索高深学问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用。至于提高知识的社会功用，正是学术研究、探索真理、正确引导人们对个人和社会认知的具体体现。这恰好是研究型大学反对实施通识教育的充分根据。
支持专业教育的依据是学科的分化与社会分工这一基本社会事实。真正反对专业教育的理论根据是人们职业的变动，但终身教育体系的社会存在又给反驳这一论据提供了充分理由。古典时期那种一次学习包管终生的社会现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我国，人们真正反对的不是专业教育，而是由前苏联沿袭而来的“狭窄”的专业教育，这种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博士，体现出的是“挖坑”式的教育，学科的综合性不足，受教育者知识面越来越窄。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应当是这样一种关系：专业教育一定要体现学术研究的特色，而学术研究却不一定是某一专业的研究，它可能是学科综合研究的集成，却并非属于特定专业。学术研究即使是综合的，但它也一定是在相关或一定的专业领域内进行。而学术研究却同职业成就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在当今这样一个分工精细的社会，没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功底，要想在职业上作出杰出的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我们所要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研究型大学在满足本科人才的职业方面要求时，也必须体现出研究型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优势，正如博耶本科教育委员会所强调的那样，使其本科生充分享受到本学科领域前沿研究中的“顶峰”体验。
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定位是体现学科分化与学科间相互综合的专业教育。这种教育是建立在超越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的学术化教育。研究型大学实施这一方针充分体现的是它在现代大学体系中的“金字塔”地位，在社会结构中体现出它的轴心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研究型大学的资产专用性质。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对本科生教学计划所做的改革基本上反映出这一特点，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耶鲁大学等等世界一流大学，其本科教育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我们相信，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在经历扩招和就业政策的市场化改革的阵痛与困惑后，其本科教育学术研究与职业化的冲突这一问题迟早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