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研究对象及档案学研究对象认识的演变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对象论文,学科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学科研究对象概说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该门学科“观察与思考的客体”[1]，也是该门学科所有行动的目标。就学科发展的意义来说，研究对象是确定一门学科研究边界的基础，是构成一门学科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定。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准确地确定学科的研究对象对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首先，明确而特有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保持其在学术之林的独立性的前提，是其独立存在的基本条件。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对一门学科而言，就意味着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学科之林中没有该门学科独特的、排他的研究范围，没有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地，这也意味着该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必将陷入茫无目标的境地。如果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一直处于模糊不清、众说纷纭的离散状态，那么该门学科的独立性必然会受到质疑。纵观那些已经独立并获得认可的学科，诸如物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均有明确且独特的研究对象。 其次，独有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基本理论形成和理论体系建构的前提。一门学科基本理论的形成是主体对特定对象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获得认知的过程，因此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基本理论形成的前提，是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同时，学科理论体系的进步与发展也依赖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认识和剖析。独有研究对象的确定，如同主体对学科理论体系进行建构的“一面镜子”，如果对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获得清晰的认识，那么理论研究就失去了标准，这样既可能导致学科理论研究误入许多“盲区”，也可能导致研究的“越界”和“游离”，最终难以形成“聚焦性”的研究，这将会阻碍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最终必然将阻碍学科的发展。 再次，明确而独有的研究对象规定着一门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该门学科的性质。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一门学科研究的边界形成的基础，是根据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所确立的研究范围，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研究内容，就会形成相应的知识和概念体系。学科的性质也正是基于学科复杂的研究内容在学科之林所属的范畴、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而确定的。因此，“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对其研究对象的形态、性质、规律进行准确的描述和深刻地揭示才能了解学科的特质”，[2]才能清晰地确定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准确地确定学科的性质，合理地构建并发展学科的理论体系。 2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的几个基本问题 黑格尔曾经说过：“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3]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对学科客体思考和认知的结果，它可能是人，可能是物，也可能是从研究客体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或范畴。在确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时，通常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2.1 学科研究对象不同于研究客体 如前文所述，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主体对客体思考和认知的结果，并非客体本身。学科的研究客体存在于学科研究的现实领域，而研究对象则是主体利用不同的思维方法，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客体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是对复杂研究客体内在本质整体抽象和概括的结果。因此，研究对象是主体从客体表象中抽象出来的总体概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研究对象的准确判定是属于“认识论层次”的问题，与属于现实领域的研究客体并不相同。 2.2 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学科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每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科学之林中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研究主体正是根据其研究对象来划定自己的研究边界、圈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学科的研究范围，它是“包括对象领域中所反映的全部事物”，[4]研究内容则是在研究范围内所确定的反映学科各种因素的总和。研究内容和范围是基于对象的内容与范围，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就无所谓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 2.3 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学科的核心概念 学科研究对象是对学科研究客体进行抽象和概括而得到的总体概念，是对学科范围内所有研究内容的反映。学科的核心概念则是一门学科所有概念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最关键的概念，是建设理论逻辑框架、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般来说，学科的核心概念存在于对客体的抽象概念中，存在于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中，是学科研究对象中最基本、最关键的因素。 总而言之，只有在确定独有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一门学科才能在科学之林里确定其基本研究范畴，找准自己的学科定位，获得长久的发展。那些研究对象模糊的学科，在当今社会学科发展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的浪潮中，必将会迷失甚至被吞并。[5] 3 档案学研究对象认识的演变与分析 自学科诞生至今，我国档案学界对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两次飞跃，参与研究的众多学者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笔者对所获得的资料分析总结如下： 3.1 问题的提出与矛盾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档案学建立之初，就有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发问并作思考。1957年程桂芬提出“档案文件和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以及全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6]就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在《关于档案学问题》一文中，他从分析档案和档案工作诞生与发展的历史开始，论述了档案学实际上是“研究档案文件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后的整个活动的客观过程”，[7]进而认为档案学研究的内容应当包含“文书学”。之后，蒋有恺对程桂芬提出的观点表示质疑，认为程桂芬的观点试图“以档案学全部内容代替档案学的对象”，[8]并提出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应是该领域“现象的全部内容”，应该是对“支配档案工作全部过程——从个别档案文件系统成具有真正科学含义的‘档案’”[9]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并否认“文书学”作为档案学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我国档案学界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分化。 3.2 第一次飞跃——从“实践”到“实践和规律” 经过文革的沉寂，1978年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开始走上了更为科学的发展道路。吴宝康老先生在总结了之前三十年的经验与成果之后，提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一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及其规律”。[10]1986年吴老在其著作《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中，把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表述为：“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领域内有关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提供利用的客观规律以及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规律。”[11]可以看出，吴老的观点是对程、蒋二人观点的糅和。既包含了程桂芬提出的“档案工作发展历史”的内容，又对其“全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进行了“领域内”的取舍，同时也突出了蒋有恺注重“特点和规律”的思想。然而在后来的实际研究工作中，许多学者却在引用吴老的这一观点时因为各种原因产生了一些误读，最终形成了档案学研究对象是“档案和档案工作”一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种以讹传讹的错误做法至今不但没有消弭，反而竟能愈演愈烈以致成为了一种“风俗”，令人不能不为之一叹。于是“档案和档案工作”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成为一时被广为传播并普遍接受的观点。对于“文件”和“文书学”问题，虽然吴老也曾就此问题发表文章表明自己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就认为文书学应属于档案学，是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经过一段时间搁置以后的再思考，仍然认为“我国档案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研究文书工作，历来是把它看为属于档案工作范围的”，理所当然也应该将“文书学作为属于档案学的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来对待。12]但是，对于“文件现象”和“文书学”的归属问题仍然存有争议，没有形成普遍共识，因此也导致了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在对待“文件”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3.3 第二次飞跃——从“实践和规律”到“现象与本质” 20世纪90年代，陈永生教授提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文书学的研究对象是文书现象及其本质规律，二者可谓泾渭分明”，[13]便是对以吴老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关于档案学研究对象以及“文书学”归属问题认识的反驳。某种角度来说这一观点正是代表着反对将“文件”和“文书学”纳入档案学研究范围和学科领域的思考。虽然后来这一观点被冯惠玲、张辑哲采纳并写入了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的教材《档案学概论》中，成为档案学大学教育中的普及性知识，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然而实际上，因为电子文件和大量新型载体文件的出现并被广泛地应用，档案实践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给档案学基本理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国内档案学界对国外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如前端控制、文档一体化、文件连续体理论等)的引入，这些都使得学者们一直没有放弃将“文件现象”纳入档案学研究的对象，将“文书学”研究的内容吸收到档案学研究的范围之中的探索。例如，张昌山、王茂跃、吴品才等学者试图用“大文件”的概念将传统意义上的“文件”和“档案”包含其中；胡鸿杰教授按照管理活动的内容统筹思考“文件”与“档案”二者的基本关系，将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置于社会管理活动的大系统中去考察，把“文件”和“档案”统一在“管理活动实际”的维度里，从学科理论建设辩证思维的角度认为应该以“文件”作为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虽然在表述档案学研究对象时，仍然使用“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说法，但是按照逻辑起点的规定性来看，这实际上已经将“文件”纳入了档案学研究的对象领域；[14]徐拥军在档案学研究对象及文书学与档案学关系的反思以及对比中西方档案学研究的异同时就认为，中国档案学应该借鉴西方档案学对研究对象的取舍，抛开旧有的对档案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局限性，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扩大至‘文件现象’和‘档案现象’，将文件学(文书学)纳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15]钟其炎按照这个研究思路，大胆地尝试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文件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罗富敬则试图用“大档案”思想将“部分对档案工作有用的文件纳入档案学研究范围”。[16] 3.4 正在面临的“转型”问题——来自IRM的挑战与机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政府部门文书管理及工商企业管理兴起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概念——“信息资源管理”(以下简称IRM)。如果从更广意义和更高层次的“信息”和“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词几乎完全可以包涵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意义，这里的人类社会生活既包含社会存在，也包含社会意识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所以常常有人感叹人类生活在一个“信息的世界”里，同时也意识到了信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人类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是一种原始的方式，那么在普遍信息意识诞生之后，人类显然面临着一种紧迫的“管理”需求，即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方法来对这个世界的信息进行科学的管理以有效地利用。当然，这一切改变的根源仍然要归因于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所带来的信息记录、传播和保存方式的改变。正如同文字、纸张、印刷术及影像技术的发明一样，计算机和数位化存储技术的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如何，这一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档案学、图书馆学及情报学三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其所强调的“系统”、“整合”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引发的学科互涉，将三门学科的研究引向了“共同体”的方向。因此，档图情三界一些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从“资源说”、“记忆论”的角度，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累记忆的长期保存”；[17]或者从档案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三者之间联系的角度，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情报学研究对象是“基于信息组织的信息开发”，而档案学研究对象则是“面向信息利用的信息保存”。[18]这种从整体和顶层的角度将档图情三者系统整合的观点，从某种角度来看正与胡鸿杰教授所持“宏观管理维度”的观点不谋而合。二者都是从社会活动实际和系统整体的角度出发，寻找各知识单元间客观存在的基本关系，所不同的是后者以协调并理顺这种关系为基础，统一配置各知识单元的统辖范围，而胡鸿杰教授则转向了比“信息资源管理”更高一层的“管理”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在笔者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中，从信息资源的角度确定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并不多，这种从IRM共同体角度系统地划分学科研究对象的思考，在档案学领域的共鸣之声也很少，目前我国档案学界基本上仍然沿用陈永生教授的说法。 任何一种认知都是经过从感性到理性的螺旋式进化过程，在认识的道路上完成对具体的感性认识的抽象和理性的扬弃。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最开始立足于档案、档案工作历史与实践，发展到“实践、历史和规律”，再到“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学界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规律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广大档案学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理解与认识逐步由局部到整体、由片面到全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客观认知与发展过程，对档案学研究对象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研究和理解逐步走向深入。 当然，就理论研究成果来说，图书馆学的发展要比档案学成熟，近二十年来情报学的发展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二者大有联合之势，并试图把档案学拽入其中，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与这两门学科的发展相比，档案学似乎一直处于“孤独”的状态。孤独的档案学仿佛一直生存在漩涡里，不知道该把自己的根扎在哪里。就档案学本领域目前的研究情况和档案实践领域的发展来看，出于对学科独立性以及未来生存空间的考虑，档案学也试图融入IRM或者更高层次的学术共同体之中。笔者以为，在对学科研究对象已经有了一定理解的情况下，具体采用什么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针对当下理论和实践的情况，合理地圈定自身研究的范围。换言之，重要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做。 4 结语 在目前基本取得共识的档案学研究对象中，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由档案这一客观物质存在引发的众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称为档案现象；另一层则是这些档案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本质与规律。档案现象是档案学研究主体最基本的认识与研究对象，而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则是更高层次、更为抽象的学科研究对象。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现象是事物呈现出来的各种表现与特征，是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基本途径。档案现象是人们了解档案这一事物本质与规律的主要通道，也是不同研究主体认识和获取档案及其知识的基本途径。因为人类对事物本身(或本质)不可能有任何把握，所以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类理性的唯一对象，换言之，人类能够而且必须研究的只有现象而已。辩证唯物主义也认为，要想获得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与认知，必然要经过对与机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政府部门文书管理及工商企业管理兴起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概念——“信息资源管理”(以下简称IRM)。如果从更广意义和更高层次的“信息”和“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词几乎完全可以包涵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意义，这里的人类社会生活既包含社会存在，也包含社会意识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所以常常有人感叹人类生活在一个“信息的世界”里，同时也意识到了信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人类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是一种原始的方式，那么在普遍信息意识诞生之后，人类显然面临着一种紧迫的“管理”需求，即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方法来对这个世界的信息进行科学的管理以有效地利用。当然，这一切改变的根源仍然要归因于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所带来的信息记录、传播和保存方式的改变。正如同文字、纸张、印刷术及影像技术的发明一样，计算机和数位化存储技术的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如何，这一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档案学、图书馆学及情报学等三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其所强调的“系统”、“整合”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引发的学科互涉，将三门学科的研究引向了“共同体”的方向。因此，档图情三界一些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从“资源说”、“记忆论”的角度，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累记忆的长期保存”；[17]或者从档案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三者之间联系的角度，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情报学研究对象是“基于信息组织的信息开发”，而档案学研究对象则是“面向信息利用的信息保存”。[18]这种从整体和顶层的角度将档图情三者系统整合的观点，从某种角度来看正与胡鸿杰教授所持“宏观管理维度”的观点不谋而合。二者都是从社会活动实际和系统整体的角度出发，寻找各知识单元间客观存在的基本关系，所不同的是后者以协调并理顺这种关系为基础，统一配置各知识单元的统辖范围，而胡鸿杰教授则转向了比“信息资源管理”更高一层的“管理”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在笔者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中，从信息资源的角度确定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并不多，这种从IRM共同体角度系统地划分学科研究对象的思考，在档案学领域的共鸣之声也很少，目前我国档案学界基本上仍然沿用陈永生教授的说法。 任何一种认知都是经过从感性到理性的螺旋式进化过程，在认识的道路上完成对具体的感性认识的抽象和理性的扬弃。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最开始立足于档案、档案工作历史与实践，发展到“实践、历史和规律”，再到“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学界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规律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广大档案学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理解与认识逐步由局部到整体、由片面到全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客观认知与发展过程，对档案学研究对象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研究和理解逐步走向深入。 当然，就理论研究成果来说，图书馆学的发展要比档案学成熟，近二十年来情报学的发展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二者大有联合之势，并试图把档案学拽入其中，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与这两门学科的发展相比，档案学似乎一直处于“孤独”的状态。孤独的档案学仿佛一直生存在漩涡里，不知道该把自己的根扎在哪里。就档案学本领域目前的研究情况和档案实践领域的发展来看，出于对学科独立性以及未来生存空间的考虑，档案学也试图融入IRM或者更高层次的学术共同体之中。笔者以为，在对学科研究对象已经有了一定理解的情况下，具体采用什么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针对当下理论和实践的情况，合理地圈定自身研究的范围。换言之，重要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做。 4 结语 在目前基本取得共识的档案学研究对象中，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由档案这一客观物质存在引发的众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称为档案现象；另一层则是这些档案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本质与规律。档案现象是档案学研究主体最基本的认识与研究对象，而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则是更高层次、更为抽象的学科研究对象。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现象是事物呈现出来的各种表现与特征，是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基本途径。档案现象是人们了解档案这一事物本质与规律的主要通道，也是不同研究主体认识和获取档案及其知识的基本途径。因为人类对事物本身(或本质)不可能有任何把握，所以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类理性的唯一对象，换言之，人类能够而且必须研究的只有现象而已。辩证唯物主义也认为，要想获得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与认知，必然要经过对事物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的正确判断或选择。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档案现象是形成档案学概念体系，构建档案学理论结构的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档案学理论正是在对这一最基本研究对象的认识与分析过程中，逐步建立、健全并不断发展完善的。 由此可见，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只是某一种简单的客体存在物，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必然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也从某种角度折射出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复杂且丰富多样的科学对象领域寻找切合学科自身实际的研究对象并非易事，但是，档案学基本研究对象的确定不仅能为档案学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确定合理的范围，还能为档案学的学科建构与研究凝聚力量，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建设的实践价值与社会意义。 在信息化战略背景之下，社会生活实际对档案学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记录和载体形式的变革急需传统管理方式的转变，社会档案意识的发展需要更多理论知识的引导，许多新的档案现象的发生与存在使得我国档案学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档案学发展至今，其中所包含的知识元素已经基本具备了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所认为的科学理论的结构，具有相应的理论内核和理论保护带，我们要对学科的发展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目空一切，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应该随着社会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调整。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笔者以为，在认定档案学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4.1 注意既有理论体系和社会生活实际的协调发展 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定既是对原有理论中核心概念的继承，又是对原有学科研究范围的拓展。因此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发展，既要保持既有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与完整性，又要结合社会实际生活中新观念、新事物出现的特征，不能顾此失彼。 4.2 注意学科间沟际的变化 既要保持学科间融洽的关系，更要保持学科自身的独立性，不能盲目自卑亦不能盲目自大。尽管图书馆学界一度曾经试图用“文献”理论把档案学和情报学都吸纳其中，但事实证明，这一理论并不能把档案学彻底地融合，反而促使档案学进一步认清了自己。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层次的综合性学科，档案学的独立性毋庸置疑，但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理论的出现，亦需要档案学从更高的层次上寻找发展的出路。 4.3 注意学术的国际融合 建国后我国档案学的学科建构模式基本上是对西方模式的移植，许多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都是从欧美国家直接引入的。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保持本国的特色，寻求中国本体实际在西方模式中的突破与发展，将是未来我国档案学发展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