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及其对“四个自信”科学性理据的彰显 〔*〕
肖士英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决定”机理问题是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学界既有研究仍未能揭示其“决定”机理本然形态。基于其“决定”的不同属性而生成的“决定”机理本然形态，由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多元要素互动性、社会结构性、自然与自由因果性、社会实践性、实践情境性、社会形态非线性实践提升性等七层级决定力量，在逐层深化提升拓展的连续性与超越性关系中，结合为有机整体系统而构成。如此“决定”机理，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而言，既使其得以实现历史决定论革命性变革的逻辑得以澄明，也使其科学性得以系统性绽现，从而使对其的种种指责陷于无效；既使其内蕴的实践价值得以凸显，也使得学界迄今未竟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个自信”科学性根本有效的学理性确证，获得了得以严密证成的根本理论资源，从而为“四个自信”普遍有效地转化为基本社会信念、打破外部文明模式霸权、更为卓越地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模式提供了根本理论基础。
〔关键词〕 决定机理；基础性决定；层级；实践情境性；“四个自信”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断定历史的存在和运动，是被其约束力量限制与被限制、引起与被引起的过程及其结果的学说”〔1〕，其得以与其他历史决定论区别开来，从而得以实现历史决定论革命性变革的内核，其科学性得以充分绽现，从而得以有效抵御关于其种种指责的关键、其丰富实践意蕴得以有效开发的基础，无不在于其关于各种力量决定历史的基本机理的诠释。然而，学界迄今对作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核心内容的“决定”机理的既有阐发，多有误解且不充分，从而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而言，既抑制了其科学性的绽现，也堵塞了其支撑和引导历史进步机能的释放，进而也遮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科学性、历史合法性和现实正当性得以根本有效确证的切当理据，相应地也构成了“四个自信”作为基本社会信念而普遍有效生成的理论障碍。这表明，揭示该“决定”机理本然形态，既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打破外部文明模式霸权、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模式当下实践的迫切期待。
一、学界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 “决定”机理探索的状况
学界迄今论述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其一，单一因素性的“决定”机理。拉法格判定，“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工具,为的是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2〕该观点把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仅理解为单一经济力量决定历史的过程，从而把该“决定”机理简单化了。其二，总体因素性的“决定”机理。卢卡奇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3〕该论述主张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由总体性力量构成，但未解释总体性力量如何决定历史，且如他后来所言，“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4〕了。其三，经济主导的多元要素性的“决定”机理。路易·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认为，“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5〕他还指出：“矛盾的多元决定并非由于出现了似乎是离奇古怪的历史形势(例如在德国)才出现，它具有普遍性；……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6〕该观点主张的这种经济因素主导下的多元因素性决定机理，尽管深化了卢卡奇上述认识，但未解释在经济因素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前提下，多元因素决定历史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得其主张的上述“决定”机理难以具有基于学理的科学性。其四，功能支配性的“决定”机理。G.A.科亨指出：“马克思的核心解释是功能解释”：“被解释的东西的特征是由它对解释它的东西的作用决定的。这样解释马克思的一个理由是:如果解释性关系的方向就像他规定的那样,那么对这种关系性质的最好的说明就是: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解释。因为生产关系极大地影响着生产力，上层建筑有力地制约着基础。”〔7〕用这种功能解释的逻辑诠释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决定”机理，尽管未必歪曲了该机理，但并未完整揭示该机理。其五，“三阶”性的“决定”机理。有论者把该“决定”机理概括为由“‘总体决定—交互决定—最终决定’”构成的“所谓‘三阶决定论’”：“第一阶”即“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由‘总体决定’的”；“第二阶”即“当我们从不同历史阶段的‘截面’上去观察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时,就会发现,在每个不同的‘截面’上,都显现出不同要素之间的、活生生的‘交互决定’”；“第三阶”即“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乃是经济因素。”〔8〕该观点有其科学性，也有如下局限性：1.未揭示经济因素作为最终决定因素是还原论的还是非还原论的，从而因为这种含混性而难以揭示该“决定”机理的实质。2.由于“整体决定”内蕴“交互决定”，“交互决定”也可能是“整体决定”，它们不必然构成两个不同的“阶”，故上述三阶区分欠妥。3.未揭示该决定机理进一步内容。
既有研究上述缺陷, 使得进一步探索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无法回避。
二、作为“决定”机理判定依据的马克思 历史决定论“决定”的基本涵义 〔9〕
文献显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概念，主要有如下基本涵义：
(一)“决定”即某前件对其他后件的限定。马克思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10〕该论述揭示的“人们”选择的“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的属性，“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决定”，具有一事物限定另一事物的最一般、最抽象的涵义。
(二)“决定”即一社会变量生成另一社会变量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可见，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即前者孕育生成后者。这意味着所谓“决定”即某社会力量生成另一社会力量的过程。
(三)“决定”即社会要素间相互作用。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3〕该论述肯定了不同社会要素相互都决定着对方，而一种要素对其他要素的决定，并不排斥和否定其他要素相向决定的可能性。可见，此所谓“决定”即“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四)“决定”即前件对后件施予终极基础性限定，和前件对后件施予非终极基础性限定的对偶过程。上对偶方涵义的例证如：“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而“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又依赖于“物质生活的生产”〔15〕，这就是说，“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前件“决定”“全部人类历史”这一后件生成的可能性，从而该论述中“决定”的涵义即前件作为终极前提性基础性力量，对后件存在可能性的支配限定。下对偶方涵义的例证如：“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6〕既然“上层建筑”这种从属于社会存在的力量也限定社会形态，可见，该语境中“决定”的涵义，也呈现为前件对后件施予非终极基础性限定的过程。不难看出，“决定”上述两种涵义，呈对偶性关系。
(五)“决定”即作为客观规律的前件支配后件，与作为价值变量的前件使后件价值化的对偶过程。上对偶方涵义如：“这种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决定的” 。〔17〕该论述表明，“农业劳动等”对“这种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的决定关系是客观规律，从而该语境中，“决定”具有作为客观规律的前件支配后件的涵义。下对偶方涵义如：“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8〕“上层建筑”的功能主要在于规定社会价值秩序。这意味着所谓“决定”作为价值变量的前件，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后件赋予特定价值属性的过程。显然，“决定”上述两种涵义具有对偶性。
(六)“决定”即前件对后件绝对主导性约束，与前件对后件相对主导性约束的对偶过程。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19〕显然，该论述中的“决定”即前件对后件绝对主导性的约束的过程。马克思还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20〕这就是说，历史的可能性与趋势为绝对主导性力量决定，但其具体实现形式则为特定环境这种相对主导性力量直接决定，从而“决定”的涵义即前件对后件相对主导性约束。显然，前件对后件绝对主导性约束，与前件对后件相对主导性约束，呈现为“决定”两种对偶涵义。
(3)从气囊、气阀、压缩空气着手，保证气囊同步举升。①重新购置气囊，对破旧、损坏的气囊进行更换，保证四个气囊工作性能一致。②对脱模机两端气阀(如图3所示)进行定期检查，保证两端气阀进气、放气同步，使模具两端顶升同步，发现问题及时更换、维修。③针对广东地区空气潮湿问题，在空压机出口处增加空气干燥机(如图4所示)，避免潮湿空气堵塞气阀造成脱模时气囊放气不同步。
(七)“决定”即物质前提限定实践活动，与依赖物质前提的实践活动相向作用而生成历史的一体性过程。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此论述判定，生产活动或物质生产生成社会结构和国家，而物质生产的本质是实践，可见此处所谓“决定”即实践生成社会历史的过程。此论述判定作为实践的物质生产受物质“界限、前提和条件”限定，可见此处所谓“决定”即物质前提限定实践活动的过程。这两方面相结合，就使得此所谓“决定”，即物质前提限定实践活动，与依赖物质前提的实践活动相向作用而生成社会历史的一体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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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力量基本构成
“决定”上述涵义，使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中决定历史的主要力量，依次呈现为如下形态：
(四)自然与自由因果性决定层级对科学性理据的彰显。从该决定层级前述属性来看，一个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只有同时统一于决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法则与人文价值性法则的要求，才能具有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基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客观要求而“形成”，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50〕为根本价值目标，显然根本地统一于决定历史的前述二重法则内在要求，从而当然具有科学性。可见，该决定层级使“四个自信”又一科学性理据得以绽现。
(二)多元要素互动性的决定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作为历史的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力量，其赋予历史得以可能的这一根本属性，也使得其他多元力量决定历史成为可能。基于此，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24〕不过，除上层建筑力量外，多元决定力量进而呈现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25〕。因此，基于前一决定力量而生成的决定历史的继起性力量，就呈现为多元要素互动性的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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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与自由因果性的决定力量。康德区分出的“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性”,与“作为自由的因果性”〔27〕，被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视为决定历史的前述力量的两种基本类型。二者通过前者规定后者、后者基于此又运用前者来实现其特定价值目的的形式来决定历史。这集中体现于马克思如下论述中：〔28〕1.经济基础受自然因果性规律支配的变革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2.经济基础、进而上层建筑的变革，是人基于其自由因果性力量的驱动，用“意识形态的形式”价值秩序性力量来认识并克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而实现的；3.人们克服这种冲突的过程的实质，既是人们顺应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变革的自然因果性要求的过程，也是人们借此实现其价值目标的自由因果性决定历史的过程；4.历史正是通过这两种力量的共同决定，而不断更替其基本社会形态的。上述诸点显示，这两种力量是贯穿于前述诸种决定力量中、继前述诸种决定力量而起的更深层的决定力量。
〔37〕〔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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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31〕如此论述无非是说，实践的不同情境，是实践结果的直接决定力量。因此，情境性实践较之于实践是历史更为直接具体和更高层级的决定力量。这就是说，前述各层级决定力量对历史的不同决定作用，都要被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所中介，呈现为情境化的作用状态，从而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也就因此而呈现为历史直接现实的运行与存在状态的相对主导性决定力量。各种决定力量这种情境化的决定作用，作为绝对主导性与相对主导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客观规律与自由意志、普遍性与特殊性等决定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就呈现为作为综合性统一体的历史运行趋势的生成。波普尔认为“在社会变化中，趋势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32〕，但否定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揭示的历史规律，〔33〕显然是未看到历史趋势是诸规律互动的结果而做出的误判。基于上述分析，可判定，情境性是社会实践性决定力量存在和运行的具体形式，因而较之于社会实践性决定力量，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是决定历史的更直接更具体更深刻的现实力量。
(七)社会形态非线性实践提升性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会驱动社会形态由低向高循序递升。〔34〕而实现生产力发展并直接现实地决定社会形态沿此方向运动的根本力量，自然是前述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尽管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内在于该力量的前述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力量，会驱动社会形态由低向高提升，但由于该力量中由实践情境生成的非确定性相对主导性决定力量的介入，该由低向高提升过程势必呈现出非线性特征。显然，内在于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中的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就使得该决定力量进一步深化为社会形态非线性提升的实践性决定力量。由于社会形态非线性提升过程，是历史存在和运行由潜在向现实转化的完成形态，从而是其存在和运行的最高现实形式，故其上述直接决定力量，也就呈现为具体性直接现实性程度最高的决定力量。
四、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
机理即“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35〕。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的内容，除“决定”力量前述基本构成这一层级外，还包括如下两层级：
(一)各“决定”力量决定历史的功能层级
1.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力量前述属性，使其决定功能呈现为：使历史得以可能；使各种力量对历史的决定得以可能；使历史一切内在要求的满足成为可能。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赋予了以利益为取向的行为者模式优先性”，从而具有“功利主义倾向”〔36〕的观点，显然是对问题的曲解。2.多元要素互动性决定力量前述属性，使其决定功能呈现为：使历史为多元性力量支撑和约束；使历史因交织着复杂多样的矛盾而既内蕴生机，也处于不确定性状态；使历史始终作为复杂整体而存在。“这种整体的统一体是由构成这个复杂统一体的可称为层次和要素的东西——特殊的相对自主的东西构成的,它根据具体的规定互相联结,最后由经济层次和要素确定。”〔37〕3.社会结构性决定力量前述属性，使其对决定功能呈现为：规定历史构成要素在历史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限定历史存在、运行的秩序、界限与框架，塑造历史的整体性；放大和提升要素对历史的影响力，“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38〕这意味着结构化的要素能更深刻影响历史。4.自然与自由因果性的决定力量前述属性，使其决定历史的功能呈现为：使前述力量以服从客观法则、满足自由因果性要求的形式决定历史；使历史呈现为自然因果性与自由因果性决定力量互动状况的函数。5.社会实践性决定力量前述属性，使其决定功能呈现为：直接现实地塑造历史，把其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直接现实地整合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力量，实现历史由实然向应然的转化。6.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前述属性，使其决定功能呈现为：使前述力量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只能情境性地释放；使历史的存在运行情境化。7.社会历史形态非线性实践提升性决定力量前述属性，使其决定功能呈现为：使历史沿由低级向高级方向运行；使历史以非线性形式沿前述方向运行；决定历史上述方向运行的代价。不过，该决定力量如此功能并没有理由使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被海德格尔指责为 “进步强制”。该强制引起“生产强制”“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其结果是“对自然界的迫使越严重,人自身遭受的迫使也就严重”〔39〕。这是因为马克思把前述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力量的本质，论述为历史得以可能的终极性物质前提，而这样的前提，逻辑地包含着对人、进而对历史的存在得以可能的自然家园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这样的生产就并非是完全剥夺自然的过程，而同时也是守护自然的过程。因此，社会形态非线性实践提升性决定力量，尽管具有不断驱动生产力发展以实现人和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属性，从而尽管具有所谓“进步强制”要求，却无其上述风险。这就使得海德格尔上述指责陷于无效。
(二)各“决定”力量间的关系形态层级
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力量前述属性和功能，使其作为首层决定力量，构成继起决定力量的基础，使继起决定力量的生成及对历史的决定成为可能。就此而言，继起性决定力量对其有根本依赖性。
多元要素互动性的决定力量，呈现为基于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力量生成的首层继起性即第二层级决定力量。它尽管根本地依赖于首层决定力量，但后者对整体历史前述决定作用却要通过它来传递和实现，从而它就呈现为后者对历史的决定作用的中介，就此而言，后者对它也具有依赖性。
社会结构性决定力量作为第二层级决定力量的直接继起形态，“它就在各要素之中,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了变动,都会引发所有其他要素的变化”。〔40〕因此，它依赖于第二层级决定力量，构成决定力量的第三层级。不过，由于它构成第二层级决定力量存在于其中的框架，从而也限定第二层级决定力量。它对第二层级决定力量既具有连续性贯通性，又具有断裂性超越性的上述关系，使得它把前述各层级力量对历史的决定作用提升到高一层级。
(六)实践情境性决定层级对其科学性理据的开显。该决定层级前述属性决定了一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只有满足实践情境性要求才能具有科学性。“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属性，正是其统一于实践情境性决定层级要求的根本标志，从而就具有科学性。因此，那些从所谓“普世价值”抽象理念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责难，不过是“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能达到的”〔52〕。就此而言，“四个自信”有着难以为任何对抗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内在要求的片面逻辑所颠覆的科学性的。
(三)社会结构性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把这种社会结构性决定力量阐发为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构成的动态社会结构性决定力量。〔26〕该力量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在于：整合决定历史的要素性力量，使其作为一个结构性整体决定历史；限定多元要素性力量决定历史的方式、限度和框架；通过其周期性矛盾运动实现历史演进。
社会实践性决定力量作为内蕴，并把前述各层级力量“决定”历史的效能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是一种对前述第四层级决定力量既有继起性又有超越性的更深层级的决定力量，即第五层级的决定力量。它既使得前述各层级力量对历史的“决定”得以延续，也得以提升。
实践情境性决定力量内蕴和依赖前述各层级决定力量而生成，也把前述各层级力量“决定”格局由前情境性的抽象形态提升到了情境性的具体化形态，从而呈现为继前一决定层级而起的第六层级的决定力量。它使得前述各层级力量对历史的决定既得以延续，也得以深化，从而使得一种实践过程“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2〕的可能性被摧毁。
社会形态非线性实践提升性决定力量，继前一决定层级而起，生成了各层级力量“决定”历史的最终结果即社会形态的非线性递升，从而使得前述力量层级决定历史活动的一个周期得以完成和下一个周期得以开启。可见，该层级决定力量是继前一层级而起的决定力量的最后层级，是各层级决定力量渐次逻辑绽现的最终完成。
整合关于“决定”机理由以构成的上述三个层级内容的分析，可作如下结论：
1.该“决定”机理中“物质生活的生产”尽管居于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力量地位，但它并不排斥其他力量对历史的作用。这样，责难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是“纯经济的历史观，一切皆属命定必然，个人的地位也全抹杀了”〔43〕的观点就难以成立。相应地，卢卡奇等抽象地主张“总体性”决定的观点、阿尔都塞未阐明其可能性的经济因素主导的“多元决定”观点的局限性也就得以凸显。2.该机理中“决定”力量的构成，并非只呈现为前述论者主张的不同层级纵向力量构成的“阶”，而且还呈现为同一层级不同环节横向力量的组合体，且纵向构成并非只是前述论者主张的“三阶”，而是前述“七阶”。3.该机理中各“决定”力量的关系，并非只是科亨主张的功能性关系。功能解释终究是一种因果解释。科亨功能解释理论只能说明解释项要求被解释项处于何种状态，不能说明被解释项何以存在。例如，生产力只能说明生产关系应处于何种状态，不能说明生产关系何以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它们都生成于生产活动，都需通过生产活动来解释。故“决定”机理中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力量并非科亨所谓生产力，而是马克思揭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正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内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决定它们处于何种关系状态，更决定着历史存在的可能性，从而构成“决定”机理中的始源性基础性决定过程。这表明，科亨功能解释理论非但未有效揭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反而因把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关系构成的次生性从属性决定过程，误作其始源性基础性决定过程，而把“决定”机理浅表化、枝节化了。4.就该决定机理直接现实性的存在与作用形式而言，它是一种实践性形态和高度的决定机理，而学界既有认识则把其理解为前实践性或非实践性的决定机理，从而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的根本实践属性。5.就该决定机理的涵容性、整合性而言，它是一种内蕴物质性与精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情境性、要素性与结构性、静态性与动态性、潜在性与现实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多重决定力量和决定过程的综合性、有机性决定机理。这就使得波普尔通过所谓“历史假说向来不是全称命题，而只是关于每个个别事件或一些这样事件的单称命题”〔44〕，而判定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45〕的指责则陷于无效。6.该决定机理决定历史的方式，涵盖各层级决定效能前后相继相互贯通的方式、各层级决定效能逐层深化提升逐环节衍生扩展的方式、各上下层级决定力量间以相互限定相互内在相互通过对方来实现其决定作用等方式，从而其决定历史的方式本质上是综合性的。7.该决定机理中，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力量对其他力量决定历史效能的包容性支撑性、社会形态非线性实践提升性决定力量的出场和在场，使得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与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前实践的历史决定论根本区别了开来，从而实现了历史决定论的双重革命性变革，使其达到了迄今仍未被超越的科学性高度。
五、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对 “四个自信”科学性理据的彰显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个自信”〔46〕的科学性已被强有力实践确证。如何在学理层面透彻地确证这种科学性，是既有研究未竟的工作。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前述“决定”机理，是整个社会历史过程得以存在运行所服从的根本机理。“四个自信”的对象作为社会历史内容，都内在于该“决定”机理作用范围。因此，该机理各构成层级为透彻确证“四个自信”的科学性，提供了具有根本契合性的学理依据。
(一)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决定层级对其科学性的确证。该层级前述性质彰示，任何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只有统一于生产力发展要求，才可能具有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47〕，从而就把经济建设置于其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地位上了，这使得其有着以该决定层级内在要求为根据的科学性，相应地“四个自信”也就因此而具有了科学性。
以20%甲醇为溶剂，将500 μg/mL的苦杏仁苷标准储备液分别稀释成0.5、1、5、10、20、50、100、200、300 μg/mL标准溶液，进样量10 μL，以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作图，得回归方程y=9.9868x-1.6653，R2=0.9999（n=3）。说明在0.50～300 μg/mL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二)多元要素互动性决定层级对其科学性的确证。该层级前述属性决定了，任何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只有充分开发该决定层级内蕴资源清醒应对其挑战，才可能具有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构成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48〕覆盖了社会历史一切构成要素，保障了该事业自觉开发运用构成社会历史的一切要素并清醒回应其挑战，从而该事业的存在发展就因此而具有了内在活力，以该事业为对象的“四个自信”，也就有了科学性依据。
(三)社会结构性决定层级对其科学性理据的彰显。该决定层级前述属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只有统一于其内在结构性综合要求，才可能具有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于中国社会结构限定的基本秩序，并响应其内在结构性要求，取得了独创性的被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就，而“中国模式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49〕。由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本来就是其决定历史的基本力量相互关系的结构化形态，所以，中国模式的上述成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效满足了中国社会结构关于社会各要素以结构性秩序形式，实现社会综合进步的要求，从而关于该事业的“四个自信”也就得以具有科学性。
(一)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2〕，它是“历史过程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23〕。可见，物质生活的生产始终是历史得以可能的终极基础性绝对主导性的决定力量。
(五)社会实践性决定层级对科学性理据的绽现。该决定层级前述属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只能通过自身实践探索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曲折实践探索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51〕，从而就具有科学性，相应地，“四个自信”的科学性也就因此得以进一步确证。
自然与自由因果性的决定力量，把前述各层级决定力量“决定”效能的性质，绽现为自然与自由因果性的“决定”效能，从而既内蕴、依赖于前述各层级决定力量而存在，又限定前述各层决定力量存在的性质、秩序、方向、目标和状态，使后者也对其具有依赖性。这两方面相结合，使得该层级决定力量呈现为继前述决定层级而起的更深入的决定力量的第四层级。该层级决定力量在使得“决定”得以持续和深化的同时，也彰显出波普尔通过所谓“个人在当前它所描述为势不可挡的和恶魔般的经济力量面前，所处的孤立无援状态”〔41〕的论述，来把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丑化为机械决定论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
(七)社会历史形态非线性实践提升性决定层级对其科学性的确证。该层级前述属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否具有保障该民族国家文明水平提升的功能，是其科学性的基本评价标准。“不遇到任何困难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存在的。”〔5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曲折进程中获得了被称为“奇迹”的发展，从而使“四个自信”的科学性得到确证。
划分耕地级别的方法有三种，即采用相同间距划分级别的等间距法、选择数轴上定级指数点数稀少处作为级别界限的数轴法、选择频率曲线间断出与空值作为级别界限的总分频率曲线法。结合金安区实际情况，采用“总分频率曲线法”来划分金安区定级范围内的耕地质量级别[14]。根据定级指数计算公式，显示出的定级指数频数分布如图2所示。
如前述，该“决定”机理前述各层级，通过前述相互关系，聚合成“决定”机理的有机整体。就此而言，“决定”机理各层级确证了“四个自信”的科学性，也就意味着该机理的整体相应地确证了其科学性。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是一切历史过程必然服从的总体性、根本性、普遍有效性机理。该机理是对“四个自信”科学性的绽现、确证与辩护，这种绽现、确证与辩护，在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蕴远大发展前景的同时，也使得“四个自信”赢得人们更为坚定的认同和信守，从而上升为社会基本信念成为可能。而这必将转化为打破外部文明模式霸权、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模式更为蓬勃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通过自建门户网站推广。使用这种方式可以方便网民快速了解景区概况和动态信息，丰富的景区介绍和信息的及时更新可以提升景区形象，但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和技术支持。
注释：
〔1〕肖士英：《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内在融贯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05页。
〔2〕〔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7页。
〔3〕〔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6、15页。
〔5〕〔6〕〔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1、103页。
(3)缺乏专业的救援队伍和设备。救援的官兵多为临时受命的战士，缺乏地震救灾专业培训。由于交通中断，大型专业化救援设备不能进入，应急救援基本靠人力。
〔7〕 G.A.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8,p.278.
〔8〕俞吾金：《功能解释理论的背景、宗旨和局限》，《复旦学报》2008年第4期。
〔9〕肖士英：《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语义解析》，《学术界》2017年第5期。
〔10〕〔14〕〔15〕〔17〕〔21〕〔22〕〔29〕〔30〕〔42〕〔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10、10、11、14-15、23、88、18、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12〕〔19〕〔26〕〔28〕〔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24、32-33、32-33、32-33页。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基于其“决定”属性而生成，故其“决定”概念上述涵义，就构成理解其“决定”机理的基本依据。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16〕〔18〕〔23〕〔2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701、695、695、695页。
〔20〕〔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643、342页。
⑲ ㉕ Bargen， Mediation im Verwaltungsprozess， DVBI．2004，S．472．
〔27〕〔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第102页。
〔32〕〔3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1、93页。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23 页。
〔36〕〔德〕霍耐特：《社会哲学传统的轨迹：马克思、索莱尔和萨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4年第1期 。
如果肿瘤体积较大,不能完全切除,应尽可能多切除肿瘤组织,以减少功能组织,有利于术后实施放射治疗。使用较大剂量的131I-间碘苄胍(MIBG)进行内照射治疗,可使激素分泌量较少,肿瘤体积缩小,症状得以缓解,但其长期效果不够理想。
5.2.3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相继成立了大荔新法核桃专业合作社、大荔绿达核桃专业合作社等6个核桃专业合作社，使产销一体化模式逐步形成，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五)社会实践性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9〕他还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0〕该论述既然判定，“解放”作为改造历史的过程及结果，是由实践决定的，那就意味着决定历史的前述各种力量，并不能直接现实地决定历史，而只能内蕴于实践并通过实践来决定历史。这表明，与前述各层级决定力量相比，社会实践是内蕴前述各决定力量的更高层级的决定历史的力量。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
〔39〕〔法〕F.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按照词频分析及三峡地区实地调研，经筛选后，本文选择的39个景区节点为：成都锦里、九寨-黄龙、武汉东湖、重庆红岩、重庆夜景、解放碑、重庆三峡博物馆、武当山、大足石刻、恩施大峡谷、昭君故里、神女峰景区、宁厂古镇、神农架、大九湖、西陵峡风景区、三游洞、张飞庙、武隆一日游、名山、雪玉洞、涪陵新城、石宝寨、白帝城、万州新港、小寨天坑、小三峡、小小三峡、大昌古镇、神女溪、神农溪、当阳大峡谷、红池坝、葛洲坝、三峡大坝景区、清江画廊景区、三峡人家景区、三峡大瀑布景区、长寿古镇。
〔40〕Claude Lévi-Strauss: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Plon, 1958, p.306.
〔41〕〔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43〕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8页。
〔44〕〔45〕〔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85、1页。
〔4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47〕《中国共产党章程》，http://www.12371.cn/2017/10/28/。
例如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教师会联系生活从实际分东西入手：（1）2个西瓜平均分给2个下朋友，每个分几个？（2）1个西瓜平均分给2个小朋友，每个分几个？“半个”，还能用我们学习的整数表示吗？这时新问题和原有认知发生了冲突，教师应适时激趣，请同学们小组合作动动脑筋，想个办法表示出半个，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形式各异的半个呈现在眼前：
〔48〕〔50〕〔5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
〔49〕〔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52〕〔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45页。
〔53〕〔德〕埃贡·克伦茨：《发展社会主义无法绕开中国经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肖士英，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多重内涵及其统一性研究”(项目号：18BZX002)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8.005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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