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近代论文,文化与论文,意识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谓“市民意识”？
现在都讲“市民素质”，但比较规范的说法应该是“市民意识”。倘有一个人随地吐痰，最好不要说他“素质不够”，好象他是人群里的次品，这不平等。可以说他缺少“市民意识”，不懂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市民共同体中，要成为其中一员来保护环境。另外，“市民意识”是一个可以在中外历史上展的话题，值得讨论。
什么是“市民意识”？ 市民意识来源于“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西方概念。近年来多有谈论， 但它倒不是一个新进“后学”（什么“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等）中的论调。它是道道地地的“前学”。是研究前工业，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学说理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十八世纪产生的”。历来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欧洲十三世纪的城市时都用了“市民”这概念。
西方的学者普遍的认为，现代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在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城市中产生的。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因为农奴进入城市以后，就可以自由地走动、结婚、学手艺、做生意。这就是“自由”的起源。城市里的事，国王不管，也不让领主和主教去管。市民们组织了“市政府”（Consuls），商量办事。 这就是“民主”和“自治”的起源。现在留学生去美国，住满一定年份才能申请绿卡，但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美国人。这制度也是起源于十二世纪欧洲城市。当时国王规定，农奴在城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就算“市民”，而孩子生下来就是“市民”。所以那时就有男子“偷渡”城堡，女子到城里去分娩的现象，由于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奴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两者非常地对立。当然，后来商业和工业的税收大增，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国王们也被迫支持市民。城市压倒农村，市民生活、市民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
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和“市民意识”？历史学家用西欧的经验看中国历史。中国的城市大，起源早，但没有发展起“民主”、“自由”、“自治”和“法制”的体制。欧洲“市民意识”中的突出的政治权利观念，在中国城市市民中肯定没有。六大古都：西安、北京、南京、洛阳、开封、杭州都是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都是官本位，不是民本位。宫城、皇城占去泰半。中国的城市制度发育不良。欧洲城市后来有自己的法庭、军队和警察，领主不得入内，就是国王也非请莫入。中国的城市历来还是皇家官府的天下。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也就没有充分完整的市民意识。举白居易的《卖炭翁》的例子。长安城“市南门外”的卖炭翁，他的身份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个体劳动，没有组织，做生意没有权利，受“宫市”欺压。被打了一顿，被抢了一阵，只能自认晦气。中国传统确实如此，士农工商之中，官僚、士大夫比较有自我的权利意识，所谓“士大夫意识”。他们会在朝廷与太监、外戚和宠臣抗争。工匠、商人却没有办法用社会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生计，也没有“市民意识”。生活在京城里，该称得上“大市民了”，但是古代皇城根下的臣民是从不管皇上的事的。中国中世纪的大事，有多少工商人士参与过？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代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兴起了一大批小集镇，出现了一大批“小市民”。小市民在政治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大作为，但在生活享受上相当会讲究。听书、喝酒、品茶、下棋、孵浴堂、抽大烟。他们比农民的活动范围大，闲暇时间多。因为地方上的事务被官府士绅垄断了，他们就专心吃喝玩乐，手段精致。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艺能》，有一段说的是士大夫玩不过小市民。扬州士林中有范西平、施本庵，围棋下得好，号称“大国手”。有一天，“西平游览社，寓僧寺。有担草者来，范与羿数局，皆不能胜。”这样的美谈，在江南流传很广。老百姓会玩，富裕起来的城镇小市民沉浸在享受主义文化中。《金瓶梅》、《九尾龟》、《海上花列传》里，充满了这种醉生梦死的城镇繁华。中国大众文化的起源大约在此，因为看这些小说时感到奇妙的是，潘金莲喜欢的菜谱今天还用，牌九今天还推。更奇妙的是现代作家模仿当时的笔法，写《废都》生活，居然和当时相差无几。宋明清确实是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在此之上是没有生成类似西方的“市民意识”。市民未参与市政生活，没有充分权利，自然就萎琐得很。
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士大夫们也加入了。因为多有一些权和钱，士大夫把小市民生活方式又提高了一步，吃花酒、捧戏子，兴诗会、讲学雅集，玩一些才子佳人的游戏，有时加上一些政治上的激情。这就是明代文人的积习。冯梦龙的《三言》小说描写的就是这时代这地区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讲的是在京读书的李甲和红妓杜氏的故事，主题围绕着金钱和感情及等第展开，开的是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先河。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与之如出一辙，是浓重而典型的小市民趣味和生活态度。冯梦龙的另一篇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带有一点政治色彩，写的是“忠臣义士”反权臣严嵩专断朝政的真人真事。这样的小说结构，很有点像清末上海报章上连载的谴责小说，带有士大夫的政治义愤和时事责任。在冯梦龙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小市民意识”和“士大夫意识”在互相结合。“士大夫意识”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权利感、责任感，多少传染一点给“小市民意识”。从历史上看，明末江南的小城镇里，“市民意识”比较健康。在生活和政治两方面都比较开展。
冯梦龙《三言》中的政治态度，和顾炎武《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表现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表现出明末士人的刚直，使清末文字中的谴责讽喻、含沙射影显得玩世不恭。清末的大学问家，扬州学派的守门人刘师培说：“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他讲的是对的，明末许多人为信念奋斗，清末人就比较“流质多变”。刘师培自己不久就离开革命派，先投了端方，后又投了袁世凯、阎锡山。为什么明末士大夫比清末士人多有气节？这是比较明末和清末社会之后，经常会发问的。在这方面，张溥的著名散文《五人墓碑记》，是一个解释。他是太仓人，徐光启的学生，“复社”的创始人。碑文记录了1627年，苏州市民为了周顺昌无辜被宦党陷害致死案，起而暴动。颜佩韦等五人以“吴民之乱”罪被斩首，悬在城门。这“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知诗书之训”，是一般市民。但却“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张溥为之感动，发动复社社员为之修墓。文学史上称冯梦龙等人的作品是“市民文学”，思想史上称这是“启蒙运动”。他们确实是反映了明末江南市民社会繁荣后冒出头来的“市民意识”，反映了士大夫和小市民的结合。明末的小市民社会市民的关系比较密切，小市民社会热心支持本地士大夫的东林党运动。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民众还是与士大夫站在一起。小市民在明末起到了大作用。
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认为：从明代开始，中国也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运动。从“市民意识”成熟过程来看，江南的市镇虽然不像欧洲中世纪城市那样独立，但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组成了城镇民间社会。一个十七世纪的苏州人或扬州人完全可以不出城市自在地生活。有时候，城市商业社会的力量相当的强大，比如说，扬州的盐商能够邀请康熙、乾隆皇帝在下江南时，驻跸扬州。日常里，他们供养读书人为他们扬名。财富转移到城市，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艺术家也多出在市井里巷，光扬州就出现了经学上的“扬州学派”和画坛上的“扬州八怪”。它们中的成员大多是城市平民阶层出身。
市民社会和市民意识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活动。它把超然的文化活动落实为一种具体的生产活动，使文化人的身上出现了工匠式的职业属性。在欧洲，城市商业和市民社会的繁荣，使文化世俗化。许多文化人失去了宫廷教师、沙龙讲客的地位，变为街头艺人、社会活动家。明清时代，中国的“中世纪”学术也出现了世俗化。明清文人也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文人一样，充满痛苦地进入了商业过程。郑板桥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宇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何？”和前代相比，明清文化有市井气，作品不避俗字俗句俗笔，不似汉晋隋唐文人那般的豪门贵族气概。但因为熟悉民间疾苦，懂得世态炎凉，成了他们的长处。也因为生活面的扩大，他们的作品显得有生气，不做作。“扬州八怪”的画确实不是拿来“闲情寄兴”、“自娱娱人”的，而是拿来卖钱的。郑板桥的字画有风格，有气质，但也是按幅标价的。
“市民社会”天生有“恶俗”的一面，因为要卖，就不免粗制滥造，哗众取宠。有些祝寿图、春宫画是很恶俗的。但是艺术终究是有自己标准的，市民社会同时地产生着抵制“恶俗”的能力。郑板桥看到扬州城里学者围着商人转，很不高兴，说：“学者当自树其帜。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躞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这是板桥先生在与“恶俗”抗言。他认为：在商言商，在学言学，商业和学术应各有标准，不能瞎搅马克思讲“市民社会”的首要条件是“分工”。按照分工的原则，按照职业的道德，知识分子应把知识劳动做得最好，就像一个鞋匠要把鞋做得最好一样。板桥先生已经懂得这一点了。
西化的“市民意识”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句话是错的。中国的好东西多着呢，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就是看着中国的好东西多，怂恿着英国政府来打开大门的。但是单就“市民意识”来讲，西欧的“市民意识”确实要比中国的完整些，这是应该重视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城市的主人。殖民时代，他们在别国的城市也当起了主人。上海在1843年向西方开埠后，他们先后建立起了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后来与英租界并为公共租界），成立了“工部局”、“公董局”（市政府）、“会审公堂”（法院）、“商团”（民兵）、“巡捕房”（警察局）、“救火会”（消防队）等自治组织。注意，这些机构都不像后来那样，是靠国家预算维持的，而是完全按欧洲自治城市传统，靠纳税人的税收直接计算的。纳税人交一块钱，知道几分钱修马路，几分钱请了“红头阿三”，几分钱给了工部局交响乐队。明年是不是盖大楼，要由纳税人会议议决。
三十年代，中国政府酝酿收回租界。租界政府为自己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国际调查。一位从南非来的，熟悉殖民地问题的费唐律师的报告说，上海是一个市民自治的城市。 承认租界已是“国中之国”（petitEtat dans，L'Etat），确实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 城外的行政和宗教权力难以进入。上海租界里搬来的是欧洲的市民自治，养成的也是欧洲的市民意识。《土地章程》是租界的基本法，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自治”（Seif-government）、“法治”（Rule oflaw）、 “安全”（Security）、“自由”（Freedom）， 这就是西方市民意识的基本内含。
“近水楼台先得月”，上海人“得风气之先”，看到西方“市民社会”的运转，也知道西方“市民意识”的强悍。从小刀会到“四一二”，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和上海商团，就是没有一次让中国军队进入租界。租界里华人多洋人少，可是却是洋人说了算。大班大亨侨民们无疑是侵犯华人权利的，租界华人一直要求参加政府，有“华人参加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不出公董不纳税”（Notaxation without represernt-artion）。华人的总商会领导了抗税活动，要求与洋人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和今天的香港同胞们一样，上海华人是爱国和反对列强压迫的，但他们也确实体会到，如果这一套市民制度、市民意识被华人来掌握，将会使上海更好。在上海通俗文学作品中，对西方人有反感，对西方制度却未有轻慢。葛元煦《沪游杂记》，收“工部局”诗，赞说：“衔挂司空饰美称（“工部”是中国六部之一的官名，古代称“司空”，管工程，又称“司工”），度支心计擅才能。众擎易举浑闲事，散罢金钱百废兴。”
欧洲人带来了市民社会的制度和意识，但上海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华人，他们是上海文化的主体。可以大致地说，旧上海市面上流行的是“西方的制度，中国的文化”，拿西方旅游者的话来讲是：“表面上的西方化，内里的中国精神”（Chinese spirit inside with westernizedout looking）。如果说外滩象征外侨的权力， 霞飞路象征他们生活的话，余下的大小马路基本都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人中，来自江浙皖江南小城镇的移民又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带进上海的是如上曾姑妄言之的“小市民意识”、“士大夫意识”。集中表现在文人成堆的四马路，福州路，和华人聚居的虹口、闸北、南市。在上海，充满了江南城市的市民意识。比如说上海的居民一直是很注重同乡和帮口关系的。来上海找工作寻同乡会，做生意去会馆公所，死了无人收尸有善堂，这都是些很起作用的组织。至今上海人还区分宁波人、苏北人、苏州人。过去有研究说，这些组织像欧洲中世纪城市中的“基尔特”（行会Trust）， 确实，这都是从江南城市和运河码头帮口上带过来的。
中西合璧，土洋结合，使得上海的市民文化、市民意识庞杂纷乱得很。上海人到底是雅是俗、是传统是摩登，是东方是西洋，总让人觉得吃不准，难以交往。上海人不被传统的中西社会喜欢。长期以来，租界洋人不喜欢中国人。比如说，因为嫌上海华人公共意识不够，在公园里赤膊睡觉，“市民素质”有待提高，工部局在外滩公园告示牌上规定过“……华人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内……。”上海人不被西方人引为同类也罢，总不至于与狗为伍吧。上海人对此是耿耿于怀的。从1870年代起，闹了半个多世纪，西人控制的工部局才在“五卅”以后开放公园，接纳中国人当工部局董事。
内地人也不喜欢上海人，觉得上海人仗洋人的威风。一次，李鸿章夸奖李平书（上海人，后来是辛亥上海光复领袖），说：“君为上海人，有异于西人？”冷静想起来，上海人在表现自我意识的时候，有不少身兼中西所长的优点，但也有很多人取了中西所短，使他越发的猥琐。现在上海人在内地，别人说：“你是从上海来的吗？怎么不像上海人？”同样是一句表扬的话。这几年中央电视台春节小品里讲上海话的角色都是不土不洋，不伦不类的。上海人在很多场合尴尬得很。
在文学史上，上海文人也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那就是在三十年代被批评为“海派”。过去写过一些旨在澄清“海派”问题的文字，我还是以为，沈从文等人批评的“海派”，其实只是某些上海文学青年恶俗，何足以一概论。上海是中国近代文学中心，上海的文坛怎可能是哪派一统天下。虽说三十年代受鲁迅支持的“革命文学”比较强大，但同时期鸳鸯蝴蝶派有大量的读者，《现代》杂志探索的“现代派文学”十分新锐，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启蒙文学”还在表现，连北平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也在上海出版。其它各种各样的文学团体不知凡几，像辛亥前后显赫过的“南社”旧文人也还在很热闹地“雅集”赋诗。这么庞杂的文学界，怎能概称“海派”呢？
但是我们如果把“海派”看作是上海人的一种市民生活方式，透露了上海文化人身上的一种市民意识，那倒是可以谈谈的。
“海派”文化中的“市民意识”
“海派”开始是一个骂人的词。曾经考证过，用“海”字来骂人，是北京人开始的，说某人“海”得很，是说这人不守规矩。“海侃”是乱吹牛，“跑海”是无章法。上海土话里，有一句“海宛得勿得了”，好象也是这个“海”字。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字中，说“海上”之事，如“海上蓬莱”、“海市蜃褛”总是有虚无飘渺，荒诞不经的意思。所以说，人们开始把同治年间的上海画坛称为“海上画派”，简称“海派”，不是恭维像赵之谦、任伯年、虚谷这一批人。其中含有贵族士大夫缙绅阶层对市民社会的偏见。
“海上画派”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上海城市高速发展，中西文化急剧交往的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租界市政府成倍地扩充，大量的房产投资，需要绘画布置。同时涌进上海的移民大多是来自江南，躲避太平军战乱的小城镇居民。他们带进上海的是江南的市民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明清的文人画最不擅长人物画，而上海的老鸨们最要春宫美女图来装饰“书寓”、“长三”、“堂子”；上海的买办们也最要订老人像，长寿图，放在厅堂里，表示福禄寿禧。为了迎合这市场需求，画师们借鉴西洋的技法，画人物画，使中国画创新。现在放在上海博物馆里的都是“海上画派”大师们的精华，当时大多数媚俗作品，偶尔在旧报上能见到，确实“恶俗”。但是也正是这“海上画派”使中国画的人物技法成熟起来。“海上画派”艺术上直接师承“扬州八怪”，在意识上也是充满江南的市民意识。由此可说，“海派”在它获得称号之日起，就是典型的中西近代城市社会的混合产物。
当二十世纪上海成为中国新文化中心以后，许多全国性的文化文艺活动在这里举行。上海只是一个发布场所，发布一些总论中国之命运，分论乡愁乡情的文字信息。像萧军、萧红、巴金、郭沫若等流亡寓居上海的作家，一点也不表现上海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性格，因而也没有表现相应的市民意识。但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上海报章文学确实是表现上海的市民意识的。被中国文学史和上海文学史承认的上海报章文学有两三种，一是“清末谴责小说”，二是“鸳鸯蝴蝶派”，还可以算二、三十年代比较时兴的大小报刊副刊上的散文随笔。前面已经提到，“谴责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与明末“市民小说”或“市井文学”有亲缘关系，联系两者的纽带就是清末上海和明末江南市镇有一脉相承的“市民意识”。
“谴责小说”的作者都是来自江南，或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文人。鲁迅列举的两位代表人物，李伯元是江苏武进人。在上海办过《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著名作品是《官场现形记》。另一位吴趼人虽是广东佛山人，但是长期生活在上海，办报办学。主要作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谴责小说的上海文人，大多持立宪派的立场抨击清末时政，发出救国救民的警报。就像明末江南文人持东林党的立场抨击宦党，警报东北边患一样。他们的作品具有浓烈的政治意识，但立足不在发表政治主张，而是迎合市民的政治热情。能不能连载下去，有没有更多的读者，是他们始终关心的。因此创作动机中包含有商业性。在文学上他们采用的影射、摆噱头、通俗文字、时事口号加香艳遭遇等手法，也可以看出是中国传统市民文学的做法，和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相似。
“谴责小说”的市民性， 可以从吴趼人的一则故事中得到印证。 1910年，吴接受了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楚九的三百大洋，作780 字短文《还我魂灵记》，加上自己的头像，为无害无益的营养液“艾罗补脑汁”作广告。上海市民觉得他们捧起来的名人不该做这样的广告来骗他们，从此吴的小说一蹶不振。真是“成也市民，败也市民”。市民社会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市民社会也有一定之规，即使是媚俗的作者，如果与之处得不好，也会失败。另外，市民趣味的局限性常常限制了创作自由。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等人的作品不能改变玩世不恭、人身攻击的创作态度，就是上海的市民喜欢看他们的这类文字，像看表演一样。
清末旧小说的作者已经开始学习《圣经》文学，这是传教士多年传教的成果。经林纾、梁启超的提倡，他们也开始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学用西欧文学手法。所有“海派”文艺的共同特点是江南市民传统与西方市民传统的融和。在承接明清市民传统，借鉴西方市民意识方面，清末文人团体“南社”最为典型。
南社，成立于1909年底辛亥革命前夕。它仿照明末无锡东林聚会的做法，在苏州虎丘“雅集”。他们还仿照当年“东林点将录”的做法，把社员分封为108将：托塔天王蔡元培，呼保义柳亚子， ……用诗酒高会，纵论天下的方式谈论政治，一派江南名士风度。南社成员以寄居上海的吴江、吴县、金山籍人为多数，是从江南小城镇来到十里洋场的一群人。南社成员并不是很土的，他们大多生活在上海租界，潜移默化地受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是废除科举制以后的第一代新派知识分子。南社在组织形式上仿照了西侨的俱乐部制。会员制，交会费，新社员须经介绍方能入会，会务由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处理。这很像上海外滩的英国总会。南社是一个松散的文人团体，汉学大师黄侃，鸳鸯蝴蝶派作者包天笑、陈蝶仙、周瘦鹃，党魁政客宋教仁，艺术家李叔同、苏曼殊……都是社员。当时柳亚子得意地说：“请看近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其实，这种程度的广泛包容，只说明南社是个非文学的联谊团体。他们在文学主张上，没有新文化运动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样纯粹。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一是他们“咸与维新”，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另外就是他们都是上海市民文化中人。他们把江南人的吃喝玩乐，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混合起来。把西方城市市民的市政厅、咖啡政治和江南城镇市民的茶馆店、诗会政治结合起来，玩的是市民政治。
上海文人的政治意识表现了优裕而平庸的城市生活特点。和内地社会冲突相比，上海的政治比较平缓，厌恶流血，反对暴力。上海的平民政治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像明末江南文人和当地的市镇居民一起反对宦党，组织“反税监运动”一样，上海文人也经常站在商人一边，一会儿“抵制美货”，一会儿“抵制日货”，一会儿又联合各马路商界，抵制来自北京、南京的中央经济政策。戊戌以后，上海时兴文人办报，汪康年、梁启超、章太炎、于佑任……办起了《时务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等一批又一批的政论报纸，“纸上谈兵”，文人相帮上海市民谈政治。辛亥上海光复，是上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但是基本没有流血。报纸上喊叫得凶，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场场面滑稽而已。正是在这方面，上海人现出近代市民社会政治的特点，现出舆论发达、信息集中的城市社会处理政治冲突的能力。上海文人谈论政治的这种方式，很有点像法国巴黎人。
市民意识的文化价值
前面已说过，“市民意识”问题不是现在时髦着的后工业时代的“后问题”，而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前问题”。讨论它有什么“先进”意义？然而，按照历史学界不是少数人的理解，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因为民主过于充分、信息过于发达，产品过于丰富之后发生的。我们看到并享受着中国社会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在物质消费方面我们正迅速追赶着发达社会。但是检查一下我们在许多方面的意识，还是相对近代和新颖的，也有相当原始和混乱的。对这种状况，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权威部门对市民的道德问题比较忧虑，想要提高市民素质，在着力加强管理，加大宣传力度，而老百姓却经常认为自己与城市事务关系不大，权利不多，因而不愿多承担义务。又比如说，上海的不少市民和文人，对过去和现在大上海的地位比较自豪。而外地的中国人对此不解，感到莫名其妙。这都说明，讨论“市民意识”问题，虽然不那么“超前先进”，但有现实意义。
检查上海人的意识，其中有来自江南和全国的小市民意识，士大夫意识和农民意识，也有从上海租界里学来的西方市民意识。不是说中国传统的市民意识一无价值，西方的近代市民意识十全十美。现在的历史学已经不是上一世纪的观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已经退潮。即使讲市民意识也不是只欧洲一家，中国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市民意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市民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上海市民意识是经过中西汇合形成的，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它有优劣长短，但它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们既要面对思想的现实，面对历史的现实，也要面对未来，当然这也应该是一种现实的未来。在未来社会中，“市民意识”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市民社会是对传统社会的消解因素，还是对未来社会的阻碍因素？这些问题是更多人愿意关心的。现在的文学艺术中，反映城市生活和城市意识的渐渐多了起来。如果说十多年前开始的对黄土地和中国传统村镇生活的反映，是农村改革以后人心浮动的结果，那么今天人们对城市问题的关心，显然也是这几年城市化加速，城市人心也开始浮动的结果。“市民意识”问题在文艺界很鲜明地提出来，但它却是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上的老课题。按照他们一般的见解，“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政治民主、人性的解放、思想自由、学术繁荣，都有赖市民社会的壮大和市民意识的完善。
上海近几十年市民社会的经历，以及上海目前市民社会处于怎样的状况，不是这一篇文章能够谈清楚的，所以略而不讲。但是根据近年来经济生活的民间化，城市文化的多样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市民社会可能会重新浮现出中国历史。那时候，我们才可能不再常常回首上海的过去，而生活在充实的当代市民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