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内在逻辑_共产主义论文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内在逻辑_共产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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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主题,其共产主义思想是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寻求人的解放过程中形成的。拒斥教条式的抽象观念是马克思一贯的思想特质,他曾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可见马克思一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潮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但马克思一生都在探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对人本身的关怀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索贯穿着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追寻导引马克思接触共产主义思潮并形成对未来世界科学判断的共产主义理论。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点——探求人生价值

       对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关怀是年轻的马克思所憧憬的价值追求,也是作为一个伟人的博大共产主义情怀在人生早期的体现。他认为选择意味着自由,选择什么的职业不应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还要从社会发展出发,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才能实现自由。所以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立下豪言壮语,“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②这一样的理想抱负也是后来马克思为什么从学法律改学哲学的原因之一。

       在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之差异》中,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观点,即片面强调必然性的宿命论产生怀疑,反而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观点,即承认偶然性的存在比较感兴趣。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观点体现出人能够挣脱必然性的束缚,获得自由,这样把原子的偏离引用到人类社会领域,预示着人类可以摆脱命运的束缚实现自由的精神。这为马克思反对当局的专制统治,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奋斗奠定了哲学基础。随后在1842年,马克思进入《莱茵报》编辑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受黑格尔持续影响,体现了对理性国家的信仰。他看来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合乎人性的国家,国家又是人类自由精神的表达,“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在每个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③第一次较为明晰地提出了有关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实现每个人自由是国家的目的,也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国家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时的马克思用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思想表明自己的社会理想,国家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提出——“实现人的解放”

       马克思用理性国家的尺度去观察社会现实时,发现情形并非如此。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揭示出普鲁士德国其实是站在有产阶级的立场上剥夺穷人的利益和自由,并没有按照国家的内在本质去实现人的自由。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④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感到如果只站在理性的立场上批判各种现实问题,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能实现人的自由,要批判现实必须深入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

       马克思在1843年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⑤并批判了黑格尔所表达的国家是“自在自为的理念”的观点,及关于家庭、市民社会不过是实现“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的观点,同时在批判黑格尔具有泛逻辑神秘主义色彩的国家观点基础上,马克思正确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并认识到,仅仅进行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能导致人类的真正解放,要解放全人类就必须找到能负担起革命任务的革命阶级进行“武器的批判”。在该时期另一部重要文献《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区别在于消灭私有制,指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⑥犹太人解放的问题只有在自由公民消灭了世俗桎梏,从金钱世界获得解放时,才能彻底克服宗教的狭隘性。并对人本质的现实性解放进行思考,“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⑦进而马克思表达了未来社会的人的解放是人对社会关系的占有:“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⑧

       这个阶段,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探索的过程中还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提法。但马克思有为人类谋幸福、实现人类的解放的政治信念,这与共产主义原则是一致的。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接受绝不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反对“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⑨而是经过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树立坚定信条。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扬弃异化劳动”

       1844年,在欧洲工人运动日益高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影响以及自身对于黑格尔哲学怀疑反思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入到经济事实领域进行探讨,展开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并作了内容丰富的笔记,这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哲学检视,第一次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形态进行思辨展望,模塑了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在《手稿》中并不是开篇就论证“共产主义”,而是用了巨大的篇幅在谈另外一个似乎不相干问题——“异化”。《手稿》中写道:“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⑩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当作前提的东西进行质疑、分析,深刻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即劳动产品与劳动相异化,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事实上,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真正找到了刻画共产主义的密钥,即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恰恰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只有消灭了私有制,人的“自我异化”才得以“扬弃”,人的本质才得以“复归”,“共产主义新人”才得以显现,人类社会历史之谜才能得以解答。

       那么如何才能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呢?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规划,就是要“重建个人所有制”。(11)这种所有制区分于私有制,是对异化劳动的克服,是私有财产扬弃的具体形式,是个人所有和社会所有的统一,是保留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费资料个人所有的制度,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强调,“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中介的人道主义。”(12)《手稿》的有关论述表明马克思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概念,在这时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四、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视野

       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发展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一新高度。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第一次系统阐明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性质。《形态》不再从“类”、“类本质”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考察问题。指出人不可能仅仅在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中得到解放,而是在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现实的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等将共同促成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事业视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是人的解放这个现有的前提,单个人的活动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世界交往的加强大大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个人由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变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3)共产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交往普遍扩大,同时无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上。

       1848年《共产党宣言》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宣言,这时马克思已经站在历史必然性的角度看待资产阶级的产生和灭亡。“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4)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阶级差别逐渐消失,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手里,公共权力失去压迫性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将建立以自由个人的联合为基础的“真实的共同体”,它能够保障人的才能和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不是对未来世界的凭空遐想,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批判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完善和成熟——侧重实证的研究

       随着实践在历史中的发展,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于实证研究,从抽象的原则规定到具体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以商品为细胞、以资本为纽带,针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进行系统批判。

       1857爆发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预示着无产阶级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按照人类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境遇,把除原始社会以外的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形态”,并对“三大社会形态”作了经典的分析。论述了“物化”理论——是指人的活动及价值必须转化为货币,即通过物的形式才能证明自己的社会性存在;指明人对物的依赖背后是人对人的依赖,物化的消除必须对物化背后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和生存条件的消除;还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资本本身的限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接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中把资本主义的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等,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资本家购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远远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表面上平等交换背后的不平等性,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

       马克思于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为同当时拉萨尔的机会主义作斗争,告诫德国的工人领袖们不要幻想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提出要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要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马克思明确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指出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特征,在产品分配方面还有明显的不平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到了“高级阶段”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才能解决,那时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这些思想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工人运动的现实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到187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经常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指称他们所创立的理论。1883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全面叙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并用“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16)作为结尾。从此,“科学社会主义”一词作为“共产主义”同义语,用来专指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六、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动态成型之路的逻辑轨迹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经历了一个鲜明动态的演变历程,始终贯穿着清晰的逻辑线索。在对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全景的动态扫描之后,更需进一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把握其内在逻辑:

       1.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哲学逻辑”与“科学逻辑”颉颃消长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的关注,最初以“社会化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取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及个人,又将人的“劳动实践”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外化,从而以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哲学展望的形式完成了社会形态辩证法的基本构建,指明共产主义是辩证法合乎逻辑必然的归宿。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反对仅从抽象的理论和哲学原则来阐述共产主义,“我不主张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17)

       在《手稿》中,马克思力图将充满思辨的“异化问题”与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指出必须从现实的异化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带有浓厚的哲学人道主义色彩。《手稿》以现实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作为切入点,突出显现马克思行文的科学逻辑;从人道主义的哲学原则出发来论证共产主义之必然性,突出显现的是马克思行文的哲学逻辑。此时,哲学逻辑处于显性地位,而科学逻辑处于隐性地位,二者并行不悖。但此时马克思的历史观还是以人的先验类本质为依据的,虽然他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论证了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出路,但还或多或少带着费尔巴哈浓厚的异化史观的人本主义色彩,这种从原则出发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难免缺乏历史客观性依据。

       因此,为了克服思辩推理的“悬浮”弊端,马克思在《形态》中,运用实践哲学进一步全面分析历史生成,并基于此将物质生产实践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最终形成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及发展进行科学解释与说明的“物质生产实践”,由此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建构起来。至此开始,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直至《哥达纲领批判》及之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更具体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特别是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提到“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消除异化劳动,这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客观必然依据和内在逻辑关联。当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渗透着一贯的“哲学逻辑”的理解,“自由领域,只是在由必然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也就是只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8)但纵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脉络,在《形态》之后的成熟完善期,马克思行文的科学逻辑处于显性地位,而作为终极目的的人道主义的哲学逻辑意蕴则处于隐性地位。

       2.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还有一条重要的逻辑主线,嵌套在上述第一条主线当中,即从“人化自然”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同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就需要有一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的生态革命,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生态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19)在该条逻辑主线上,自然性和超自然性已经在人与人的世界中融合为一,世界自有人出现以后不可能再被简单的割裂无人的纯自然和脱离自然的纯意识。

       马克思第一步确立了在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整体的生态自然观;第二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自然性破坏和干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第三步是走向生产者联合的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归于社会,人的社会属性决定和主导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所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真正实现就只能寄希望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改变。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关论述,实质上蕴涵着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未来社会取向。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仅从物种关系方面,而且从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中提升出来,成为自然界真正的主人。

       3.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内契交融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目的,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途径和保障。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深入经济社会事实寻找人的自由解放的途径,从而提出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等做具体研究,总结出了“五形态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0),体现了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构出发,以考察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不同特点的客观描述逻辑。在“五形态”论基础上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货币章”完整提出“三形态”论。马克思以人的主体性为线索,以人的解放和自由的程度作为根据,清晰描述了人的发展轨迹,系统论述了人的发展的三种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1)

       “三形态”和“五形态”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需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重建个人所有制中才能实现。这是马克思之所以从两个线索来论述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石,共产主义是为了人的解放,但人的解放要扎根于社会发展的经济事实,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自其产生以来一直在推动世界各国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大大吸收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内容,才避免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须臾离不开共产主义的指导,我们要以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现阶段我国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只有对共产主义理论有全面深入的领会,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为前提,正确运用共产主义原理,才能避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定可赢得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注释:

       ①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2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⑥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6页。

       ⑦(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89、284页。

       ⑩(12)(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88、83页。

       (11)(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10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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