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芙美子的中国东北情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情缘论文,林芙美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5)10-0046-06 林芙美子(1903-1951)是日本昭和时期著名的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自传体小说《放浪记》，长篇小说《风琴与鱼镇》《晚菊》《浮云》等。《放浪记》以林芙美子自身的放浪经历为原型，塑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贫穷、饥饿、痛苦中苦苦挣扎的日本年轻女性形象。作品一经发表立即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合计销售达50余万册，由此奠定了林芙美子畅销作家的地位。书中“花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充满苦难”的词句深入人心，直至今天仍能赢得广泛的共鸣。而“我命中注定是个流浪者，我没有故乡。……因此，旅行就是故乡”的宣言也成为后人持续研究林芙美子的人生及作品的重要依据。近年来，日本方面以竹本千万吉的《人间·林芙美子》(1985年)、川本三郎的《林芙美子的昭和》(2003年)、高山京子的《林芙美子及其时代》(2010年)等论著为代表，大多数研究着眼于林芙美子传奇的人生经历，具体记录了其私生子的出身、漂泊的幼年时代、放浪的青少年时期以及作家的创作生涯等，归纳了部分代表作品的主要内容，同时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而国内方面，如王劲松的《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以林芙美子〈运命之旅〉为例》(2008年)、金山的《从〈浮云〉看林芙美子的爱情观》(2010年)等论文则侧重于从战争观、女性观等方面分析作家作品，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和依据。然而，目前针对林芙美子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缘研究尚无先例。因此，本文旨在以林芙美子的中国东北之旅为线索，研究林芙美子与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奉天(沈阳)、大连等北方主要城市的关联，分析其热衷中国东北之旅的原因，剖析其心中的东北印象。由于林芙美子是以个人身份，即作为一名普通的外国游客前往我国东北地区观光，因此她更能代表当时的日本普通民众，比起夏目漱石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1]106，她的观点显得更为公正和客观。林芙美子从“平民的角度”[1]106欣赏了中国东北地区美好的自然风光，体验了当地淳朴的风土人情，并将这些真实的经历和情感如实记录在她的中国游记中。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林芙美子的中国观，更能管窥当时的日本普通民众是如何认识中国和中国人的。 二、五次东北之旅 林芙美子一生酷爱旅行，只要条件允许就会义无反顾地奔赴旅程。关于旅行她如是说：“一想到旅行，金钱啦、房子啦、名誉啦，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连爱情也可以抛掉。”[2]328远到欧洲的巴黎、柏林，近到日本国内的京都、大阪，都是林芙美子的“穷游”目的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林芙美子47年的短暂人生中曾8次到访中国，其中5次踏上了东北这片沃土。其作品中关于哈尔滨、奉天(沈阳)、大连等东北主要城市的描写及相关旅行游记众多，如《愉快的地図——一个人的大陸之旅》《西伯利亚的三等列车》等。这些作品毫无例外地忠实记录了林芙美子的旅途见闻，描写了中国美好的自然风光，反映了旧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面貌，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喜爱之情。 1930年6月，因《放浪记》的热卖林芙美子得到一笔可观的印税。11月，她带着这笔钱奔赴中国内陆，游览了大连、锦州、哈尔滨、沈阳、青岛、上海、杭州等许多地方。这份愉快的见闻被收录在《愉快的地図——一个人的大陸之旅》等文章中。 1931年，随着《风琴与鱼镇》《清贫书》等的相继发表，林芙美子作为畅销作家的地位越发巩固。11月，28岁的林芙美子又一次踏上中国东北三省的土地。这一次她乘坐火车经由西伯利亚前往欧洲，并在巴黎停留了半年。这次旅行给林芙美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回国后创作了《西伯利亚的三等列车》《巴黎的“胡同”》等著名游记。 自1936年1月开始，小说《闪电》连续6个月在《文艺》杂志上连载。同年10月，林芙美子再次来到中国东北三省、山海关及北京等地采风，并同出游东北三省素描的丈夫林绿敏汇合后一同返回日本。《北京纪行》《白河旅愁》等游记记录了其在北京、天津等地的见闻和感触。 1940年1月—2月，林芙美子不顾中日间胶着的战况，再次只身一人来到中国东北三省旅行。这次，她主要游览了牡丹江、佳木斯、绥芬河等地，创作了游记“《满洲——冬天的满洲旅行》”等，描绘了隆冬季节北方地区的别样美景。 1941年9月，小说《雨》《川歌》等获得连载，林芙美子因参加“‘满洲国’境慰问”而最后一次到访中国东北三省，这次旅行归来后的作品不多。 纵观这5次旅行，不难发现：前三次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而后两次则处于中国战场战事最为激烈的阶段。不同时期林芙美子的见闻和感悟也不尽相同。1930年-1936年间的林芙美子正值事业黄金期，作为家喻户晓的人气作家约稿不断、收入也较为可观。带着自己辛苦赚来的稿费林芙美子相继进行了三次中国采风之旅。异国的旅途经历及各种见闻给林芙美子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每次回国后她总能创作出更多佳作。而1940年和1941年的两次旅行则不得不说是在中日战事极其险恶的情况下的冒险之旅，旅行的目的也变得不再单纯，“不管她本人怎么想，其结果都是政治性的”[2]326-327。通过作品中大量关于中国东北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家情感上的这种变化，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作家眼中的东北印象、中国印象。 三、林芙美子的东北印象 林芙美子是日本文坛上著名的多产作家，除诗歌和小说脍炙人口外，旅行游记也是其经常写作的一种体裁。这些游记作品中曾多次提及中国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大多描写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淳朴民风，表达了作家对中国东北地区及东北人民的热爱之情。 关于哈尔滨，林芙美子在游记《哈尔滨散步》中如是说：“哈尔滨！到令人怀念的哈尔滨了！(中略)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喀嗒喀嗒地兜风。行走在柏油路上的马车的古朴、赶车人红衬衫外面套着的黑色坎肩、白马等，都让我深深感到春天果然最适合乘马车。多么古老的街道啊！天空也很美，中央寺院的圆屋顶，香烟盒上漂亮的广告画，中国餐馆的屋檐下像粉扑儿一样的红房间发出吱吱声，向晨风中掸着灰尘。”[2]38 继《放浪记》的热卖，由“改造社”于1930年11月发行的《续放浪记》的销售形势也相当喜人，在那一两年间两册书的合计销量达到65万余册。从此，林芙美子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有了很大的“余裕”。此前的她整日忙于生计，做过女工、当过女仆、干过产院的女助手、甚至酒吧的女招待……可是即使干上一天也只能得到勉强够一天生活的收入。尽管她自幼向往外面的世界，但由于经济上的拮据这一夙愿始终没有达成。因此在得到书的版税后，林芙美子立即奔赴中国内陆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旅行。在东北的这片沃土上，她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广袤土地和美好风景、呼吸到了最清新的空气、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淳朴善良。这颠覆了她此前对于生活的所有诠释，她仿佛获得了重生，全身被注入了全新的血液，文学创作也有了新鲜的元素加入。 关于奉天，相比哈尔滨的广袤美丽奉天(沈阳)最吸引林芙美子的则是她厚重的历史感，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朴实亲切。“北陵真是个美丽的地方。黄瓦红墙的建筑物很稀奇，里面的陵寝里有清太宗文皇帝的寝园。我一个人咯噔咯噔地走在石豹、石狮、石马、骆驼、大象之间，四周安静得能听见心脏砰砰地跳。”[2]52初见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的邻国——中国的皇帝陵寝，林芙美子即被她气派的建筑、精美的雕刻和肃穆的氛围所折服，心中顿生敬畏之情。林芙美子自幼喜爱读书，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知识，对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寝自然有所了解，然而当她亲眼见到之时还是不禁为它的庄严肃穆而感慨。另一方面，古老的奉天城里住着的老百姓淳朴善良，热情好客，他们的朴实给予了林芙美子这个独在异乡的旅人巨大的关爱和勇气：“城里杂乱无章的寺庙旁有一个卖奇怪冰淇淋的老爷爷。我看到马车夫看上去好像很热就说了好几次‘稍微慢点’，让他把车停了下来，请他吃了个冰淇淋。他问我为什么不吃，于是我伸出舌头做出恶心的样子。他摩挲着肚子皱皱眉头，表示很担心我。(我想)即使人种不同，也会有这样善良的人情在。我想多给这位马车夫一些钱了。”[2]51 正如《穿着木屐走巴黎》的编者立松和平所说：“林芙美子的心底有一种极大的乐观主义，她认为人类即便语言、相貌、食物不同，归根结底都是同质的”[2]324。这位奉天马车夫朴素的行为更加坚定了林芙美子的信念，使她相信人性本善，因此有更大的勇气不断奔赴新的旅程。奉天人的朴实善良打动了她，让她感到无比温暖，也更加喜爱奉天这座老城了。 关于大连，作为中国北方最早的对外开放的门户，自古以来就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经历了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大连至今仍保留着多处当时的战争遗迹。或许为了缅怀先人，或许为了回顾历史，可以说无论政治人物、文人墨客还是普通民众，绝大多数日本人到访大连都一定会去参观这些遗迹。然而，林芙美子则不然，“本来想看一下日俄战争的遗迹的，但生性胆小的我不太喜欢战争，所以故意连旅顺的二○三高地也没有看。”[2]53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林芙美子对于战争的最初态度——不太喜欢，甚至有些害怕、反感。“作家林芙美子彻底地站在自己也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的立场上”[3]，她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决定了她的平民情怀。这是她发自内心的、最朴素、最本真的想法。战争只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让他们原本窘迫的生活雪上加霜。因此，当时的林芙美子对战争十分厌恶和恐惧。 另外，对于林芙美子而言大连着实是个特别的存在。这里几乎是她每次中国铁道之旅的始发站，而非终点站，所以林芙美子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心思在大连观光，她的内心更加向往的是中国内陆广袤无垠的土地。加之第一次来到大连时在码头遭遇了大雨，使得林芙美子更无心欣赏此地的风光了，甚至想干脆买张三等船票返回日本罢了，因此她的游记作品中关于大连的描写并不多。然而在她寄给丈夫林绿敏的明信片上却赫然写道：“大连真是个美丽的好地方，我正乘着白马车喀嗒喀嗒地行走在红色与绿色的街道、种着槐花街树的马路上”[4]。短短几行字把大连的美丽风情及作家陶醉于美景之中的喜悦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此外，在林芙美子的很多其它作品中也多次提及大连这座城市，如小说《晚菊》在讲述主人公阿欣身世的时候，曾说阿欣小时候作为相泽家的养女被收养，而她的养父相泽久次郎就是远在中国的大连工作。空间距离近、海陆交通便利、日本人较多等原因应该是林芙美子选择此地的主要原因，而林芙美子对这座海滨城市的情有独钟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中国东北三省主要城市以外，林芙美子还游览过许多中国城市，如台湾、上海、杭州、青岛、北京、天津等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四、热衷东北之旅的缘由 “作为影响行动的具体因素，理由同时涉及内在与外在、现实与可能等不同的方面，并与个体的意欲、理性的认知相关联，后者进一步赋予行动以自觉、自愿等形态。在个体意欲、理性认知与内在动机的互动中，理由在行动中的意义得到了更内在的体现。”[5]林芙美子一生曾先后5次到访中国东北三省，她如此热衷中国东北旅行一定有其特定的理由。以下，就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分析促使她完成这一行动的具体缘由。 客观方面，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海陆交通十分便利。日本到大连最早的船运航线是1905年由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开通的神户到大连的航线，1912年日本旅游局成立后，这条旅游线路一时成为当时的时尚。室生犀星、小林秀雄等许多知名人士都曾踏上这条航线。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大连这座城市给日本作家们带来了许多新鲜感和创作灵感。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客观上也成为“满洲”旅行的重要推动者，大连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满铁”遗迹。“二十年代日本掀起了“满洲”旅行热，成为‘观光乐土’的“满洲”直到1945年一直是日本海外旅行的最大承载地”[6]。热爱旅行的林芙美子怎能错过这样的流行线路？因此她的首选行程即是先乘船由神户港前往大连，后换乘南满铁路奔赴中国内陆观光采风。 此外，1911年中朝两国间鸭绿江大桥的建成，开辟了由日本去往欧洲的新线路，即经由朝鲜乘坐满铁进入中国内陆，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俄国或欧洲其它国家。实际上，1931年林芙美子二度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即“西伯利亚铁道之旅”)的目的就是为了借道前往欧洲的巴黎。这样做不但方便快捷而且价格相当实惠。据悉，当时由神户港前往大连的船票售价仅为19日元。再加上中国低廉的物价，这对于手头并不宽裕的林芙美子来说无疑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总之，由于受到当时地理、交通、物价等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的铁道之旅都是林芙美子的不二选择。 主观方面，《放浪记》的开头林芙美子写道“我命中注定是个流浪者，我没有故乡”。林芙美子7岁那年被生父逐出家门，从此跟随母亲和养父过着走街串巷的货郎生活，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生活十分艰辛。因此对于林芙美子而言，其实故乡算哪儿都行，在痛苦与快乐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就是故乡。生活的磨炼使林芙美子具备了一颗坚强的漂泊放浪的心，没有对故乡或他人的依恋，只有对异乡的好奇与憧憬。因此她比一般人少了许多羁绊、多了几分自由，她可以更轻松地踏上未知的旅途，更彻底地享受旅行带来的快感。除上文提到的8次中国之行以外，林芙美子还曾到访过朝鲜、越南、德国以及日本国内如大阪、京都、伊豆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每次旅行归来林芙美子总能带着满满的收获、以更饱满的热情回归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 此外，旅行可以说是林芙美子一直以来的梦想，“学生时代的芙美子喜欢呆呆地望着地图，也喜欢学习英语。也许是因为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离开日本到国外转转吧”[7]。这是林芙美子进行海外旅行的最初动力。可是迫于经济上的种种压力，这一夙愿终于在她27岁那年才得以实现。而这次中国之行，林芙美子一去就是2个多月。她坐着火车一路北上，几乎游遍了整个东北。这不仅大大刺激了她的创作灵感，更使她喜欢上了中国东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因此义无反顾地先后5次到访此地。 五、林芙美子的“中国观” 夏目漱石曾在他的“满洲”游记《满韩处处》中将豆油厂里扛麻袋的中国工人说成是“苦力”，并在文中突出描写了他们的肮脏和臭味。文章处处显露出发达国家知识分子的优越性，“体现了当时受到欧美歧视的日本知识分子阶层对待中国人的歧视意识”[8]，因而遭到不少文学评论家的批评。而林芙美子则不然，她以平民身份到访中国内陆地区，近距离地欣赏了当地美丽的自然风光，感受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体验到中国人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好客，也深深体会到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无尽苦难与伤害。因此，她“既不像持有东方情节的芥川龙之介那样对落后的中国感到厌恶，也不像夏目漱石那样持有来中国视察的发达国家国民的优越感，(她)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外国游客用心感知异国的氛围和语言，鉴赏中国”[1]108，她的感受更能代表日本普通民众的心声。 关于中国，“土地广袤”“风景秀美”是林芙美子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她的游记作品中尽是此类溢美之词。例如，在《哈尔滨散步》中林芙美子毫不掩饰自己对哈尔滨的喜爱：“听说哈尔滨夏天比较好，现在看来冬天也相当不错。松花江的宽广沿岸有许多看水的人十分热闹，有摩托艇比赛的日子街上女人们的话题像烟花一样四处传播。带有大舞台的快艇俱乐部非常气派。也许我来得正是时候。(中略)“满洲”真是个好地方。”[2]42，53从中可以看出林芙美子对中国东北地区秀美的大好河山的无限眷恋之情。而纵观林芙美子的游记作品，此类表达比比皆是，此处不再赘述。 除此之外，在林芙美子的心中中国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度，她对中国文化、文学无比憧憬，对中国的文人亦十分敬仰。据悉，林芙美子与大文豪鲁迅、周作人兄弟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他们之间建立起了超越国家界线的非凡友谊。即使在二战期间中日战况胶着的年代，他们之间的往来也不曾中断。据悉，林芙美子曾于1929年、1932年两度奔赴上海会见鲁迅，还曾收到先生赠送的书法作品，并将其装裱为精美的书轴悬挂在主客卧室中间的墙壁上供访客瞻仰。1935年7月，林芙美子于《文学界》发表的《日记》中记录了她当时拜访鲁迅先生的场景。1937年7月鲁迅逝世后，林芙美子又发表了《追忆鲁迅》一文，文章“充分地表达了林芙美子对鲁迅先生作品如饥似渴的喜爱之情；将鲁迅的存在称为‘是我们的幸福，是我们无尚的荣誉’这一句话，也足以证明林芙美子对鲁迅先生无比的爱戴及敬仰之情。”[9]《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等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林芙美子都十分欣赏和喜爱，也成为她在文学创作方面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在鲁迅先生辞世后，林芙美子与周作人先生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此外，林芙美子自幼喜爱读书，父母外出卖货的时候她就一个坐在榻榻米上看书打发时间。特别是在女校读书期间，由于周遭同学多是富家千金，家境贫寒、性格内向的芙美子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因此整日躲在图书室里看书。她既读通俗小说也读纯文学，既看国内作品也看国外名著，既读散文也读诗歌……四年间，林芙美子遍览古今中外的名作，对中国文化、文学更是既崇拜又向往。因此，当条件允许时她的第一个出游目的地就选在了中国。 关于中国人民，在林芙美子的中国游记中，起初的几次中国之行，特别是前三次东北三省之旅中遇见的中国人皆以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正面形象登场(如前文所述)。然而随着中日战事的不断胶着，林芙美子的个人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看待中国人的眼光也变得不再友好。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林芙美子的丈夫林绿敏应召入伍。12月南京陷落，林芙美子作为每日新闻的特派员第一时间赶到了中国战场，向日本国内发回最新战况报道，以鼓舞国内民众的战争热情。《战线》和《北岸部队》便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文中不乏对军国主义侵略恶行的开脱及对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她极力把残酷的战争加以诗化和美化，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作所为统一起来。”[10]林芙美子对中国人民的印象在战争前后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她和当时绝大多数的日本作家一样选择了屈服”[11]。因此，我们说林芙美子的中国观具有明显的暧昧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而作为底层百姓中的一员，林芙美子也代表了大多数的日本普通民众，他们从个人情感上对中国的风景、历史、文化、文学，以及中国人民是持有好感的，然而由于国际背景及某些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有时又显得有些是非不明、甚至显露出暧昧的敌意，可见其屈从于国家机器的事实。 由于个人愿望及受当时交通、经济等客观条件所限，林芙美子一生共到访中国东北三省5次。旅途中，她见到了中国的广袤无垠，领略了东北地区的美丽风光，感受到了东北人民的热情淳朴，也体会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感。哈尔滨、奉天、大连等东北主要城市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随着战事的不断深化，林芙美子的东北印象及中国印象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强大的国家机关面前林芙美子选择了屈服，她的中国观带有明显的暧昧性。 而对于林芙美子个人来说，这些旅行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旅行为林芙美子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每次旅途归来她总以更为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新的写作活动中去，而作品也更为多元化、国际化；旅行使林芙美子切身体验了各地的风俗、领略了各国的美景，因而在写作时能够做到信手拈来、运筹帷幄。如《浮云》的舞台之所以设定在越南的大叻恰恰是因为林芙美子曾于1942年10月在此地停留过，当地的美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最适合作为男女主人公邂逅的地方。而女主人公雪子死去的地方选在日本南端的屋久岛，也是因为芙美子曾在此地游览过，她认为淫雨霏霏、四周环树的小岛最适合作为雪子的终结之地。总之，旅行对于林芙美子的文学创作和个人成长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中国东北三省之旅更是其中一笔珍贵财富。 注：本文中引用的所有日文原著均由作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