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算与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民国中期中国农民的调查数据_水稻品种论文

民国中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卜凯的中国农家调查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农家论文,民国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4)03-0059-08

      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自古至今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庞大的剩余率是阻碍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相关研究领域学者对农村人口及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做了大量研究，但数值相差甚远。钟甫宁①将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字不一致”。农村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既包括农业劳动力，也包括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与地域相联系；后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与职业相关。两者的一致程度主要取决于划分市镇的标准和农村非农化的程度。对于民国中期，中国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刚刚起步，农村非农化程度较低，农村劳动力几乎可认同为农业劳动力。因此，用1929-1933年卜凯调查的农村劳动力数据来估算民国中期的农业劳动力是可行的。

      现有文献资料显示，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受到数据限制，多数仅凭经验估计，多为大概或粗略的数值。张丽②采用满铁三村的调查数据，假设“田地里的劳动完全由男子承担，女子劳动只是负责养蚕和家务”，并按照“稻八桑二”的经验值，估计无锡农村的男性剩余劳动力为65%。韩稼夫③基于经验统计“满洲西部兴安岭一带，每年适于耕稼时期不过百日，华北平原作物生产时期不过二百日，四川盆地为三百五十日”，估计得出“全国十五岁至四十五岁之农民因农闲而损失之工作机会，几等于五千五百万人之完全失业”。薛暮桥④也根据对无锡农村的调查指出“贫农平均每年做农业工作148日，中农152日，富农181日，参加农业工作的壮丁，平均每人每年有半年以上的空闲时间”。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不同农户对参加农业劳作的男、女性劳动力分配不同，并且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不同作物在不同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同，因此经验估计可能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

      周中建⑤最早打破这种估计方法，他从农户户均人数及劳动力入手，从农业劳动力的耕作能力和主要农作物亩需工量两个角度对苏南农业劳动力的供需状况进行理论估算，并与当时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对照，得出苏南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潜在性剩余率在40%左右、季节性剩余率在70%以上的结论。周的研究是在假设“农村劳动力只从事种植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率不变”，“农村劳动力的净流出率为零”等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但其并未对这些假设的设立可行性进行说明。另外，周仅对苏南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进行估算，但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的结论。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全国不同种植类型地区的比较，才能准确衡量当时我国不同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状况，从而为相关后续研究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性数据。

      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借助留存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卜凯农家调查资料，采用古典经济学的估算方法，围绕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供需状况，对民国中期我国水稻和小麦两大地带六大农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全面估算。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劳动力剩余受区域间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农法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区域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估算方法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古典经济学估算法。按照古典经济学原理，土地和资本是相对稀缺的，而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按照此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最早提出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如果从传统部门中抽出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没有降低农业总产量，那么这部分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力，即边际生产力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⑥。有两种测算方式：一种是狭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与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耕作方法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量之差”；另一种是广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与采用较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条件下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之差”。相比之下，影响广义剩余劳动力可变因素太多，对了解现实剩余劳动力意义不大。

      二是新古典经济学估算法。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是，刘易斯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是不存在的⑦，但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剩余劳动力是可能存在的⑧。一般的测算方法是整个经济系统收益最大化(即资源达到最佳配置)时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去农业中实际存在的劳动力数量，即为剩余劳动力数量。这种测算方法单纯从市场角度考察劳动力的配置，与农业技术水平及农民的耕种情况没有直接关系。在20世纪初期，由于我国农产品商品经济刚刚起步，市场能力尚不足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新古典经济学估算法不适用于对当时剩余劳动力进行估算。

      三是标准结构比较估算法。该种方法是将多个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人均GDP水平相对应的各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设立为国际标准，再用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总数与相同GDP水平上的国际标准进行比较，算出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这种方法测算出来的也是狭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的GDP数据缺乏系统的统计，标准结构比较估算法在当时失去意义。

      通过比较三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方法，本文将以古典经济学原理为基础，采用古典经济学狭义剩余劳动力测算方法，借助卜凯的中国农家调查数据，对当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全面估算。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一是以“统计表手稿”形式留存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卜凯“1929-1933年的中国农家调查数据”。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⑨记载，这些调查数据涉及22省168地区16786农场。但是至今为止，由于保存时间较长以及早期保存技术的不完善，部分手稿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及遗失，造成现有的农家调查信息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二是卜凯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后文简称《统计资料》)⑩，该统计资料的大部分数据是以地区为单位对前述的中国农家调查数据的加总、取平均值及简单的指数统计，两者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本文对比《统计资料》，对信息缺失较少的农家调查数据进行相应的校对及修复，对农家信息遗漏较多的地区给予统一剔除处理，最后获得本研究所需要的有效数据，涵盖了19省72地区7278农场。

      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中根据各调查地区不同的气候、土壤及水利特征，将全国划分为八大农区，分别为春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四川水稻区、水稻两获区和西南水稻区。根据对有效数据的筛选，本文将分别从春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和西南水稻区六大农区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展开探讨，其中前三个农区为小麦地带，后三个农区为水稻地带。四川水稻区及水稻两获区由于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本文暂不讨论。

      (二)研究方法

      根据古典经济学狭义剩余劳动力估算方法，结合数据资料，本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公式设定如下：

      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拥有量-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拥有量)×100%

      此处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本文以样本县内农村劳动力拥有量作为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那么必须假设样本县内的农村劳动力净流入量为零。民国中期，农村劳动力主要以种植业生产为主，农闲时兼以副业。由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劳动力基本在村内或邻村间流动，一个县内的劳动力净流入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本文所指的农业为“小农业”，即种植业，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仅从种植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来考虑。据卜凯《统计资料》1929-1933年对全国22省167地区16 575田场的调查数据显示，“每田场之生产家畜单位为0.37”(11)。畜牧业生产的规模极小，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亦可忽略。因此，本文设立的这两个前提假设基本与现实情况相符。

      本文中的农业劳动力拥有量采用农业劳动力数量乘以单位劳动力的年工作日来表示，农业劳动力数量将按照卜凯《中国农家经济》(12)中对等成人劳动力的折算标准统一折算，而单位劳动力的年工作日，本文参照周中建(13)对劳动时间的界定，设定为每单位劳动力300个劳动日；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卜凯在《统计资料》中对每个地区每种作物单位面积的需工量有详细的记载，因此，本文采用“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作物种植面积×作物单位面积需工量”来表示，各种作物种植面积在卜凯农家调查统计表中有详细登记。

      四、估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数据及方法估算，民国中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结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显示，小麦地带农业劳动力剩余率为79.43%，剩余率在均值以上的地区达60%以上，水稻地带农业剩余劳动力普遍较高。冬麦小米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最高为80.63%，其次依次为冬麦高粱区78.87%和春麦区77.71%。各农区内地区间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春麦区陕西定边的剩余率最高为85.87%，山西宁武最低为66.58%；冬麦小米区山西晋城的剩余率最高为88.97%，河北阜平最低为62.69%；冬麦高粱区安徽阜阳的剩余率最高为88.47%，山东福山最低为55.00%。

      

      如表2所示，水稻地带农业劳动力剩余率为69.22%，低于小麦地带。其中扬子水稻小麦区和水稻茶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相对较高分别为70.64%和70.39%，西南水稻区的剩余率相对较低为66.63%。水稻地带各农区内的劳动力剩余率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水稻茶区福建南平的剩余率最高为88.10%，浙江汤溪的剩余率最低为37.45%；西南水稻区云南蒙自的剩余率最高为88.58%，云南宜良的剩余率最低为34.03%；扬子水稻小麦区江苏无锡的剩余率最高为87.21%，浙江余姚的剩余率最低为32.35%。

      综合表1和表2数据，民国中期我国农村存在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小麦地带各农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普遍高于水稻地带。

      在传统农业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多少与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禀赋(特别是耕地面积)、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农法相关。本文将从农户的耕地面积与租赁比例、农作物种植结构及生产方式等方面探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区域差异的要因。

      1.耕地资源禀赋及租赁比例直接影响了不同区域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在传统农业中，由于其他产业不能吸收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只有通过与耕地的结合才能实现收入来满足家庭效用。而中国人多地少，农村经济存在“内卷化”，农户的生活水平徘徊在生存边缘。(14)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转换成收入，直至能够维持家庭的生产生活。因此耕地资源拥有量越多的农户，生存压力越小，投入的劳动越少，农户闲暇时间越多；反之，耕地面积越小的农户，家庭生存压力越大，即使劳动的边际报酬极低，农户也会增加劳动投入，农户闲暇的时间越少。另外，耕地租赁比例是农户生存压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民国中期，土地的集中度较高，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70%-80%(15)。农户多数以半自耕农和佃农的形式存在，很大程度受到地主封建地租的剥削。耕地租赁比例越高的农户，受到地主的剥削越多，生存压力越大，需要转换成收入的劳动越多，剩余劳动力将越少；反之，越多。

      

      从表3数据来看，小麦地带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大于水稻地带，水稻地带农户的耕地租赁比例大于小麦地带。由于小麦地带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较多，农户的生活压力较小，农户增加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较少，劳动力剩余率相对较高。相反，水稻地带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小，农户的生活压力相对较大，而高达45%左右的耕地租赁将要求缴付更多的租金，这将进一步加剧水稻地带农户的生存压力。此时，只要投入劳动能够增加产品或收入，农户将继续投入劳动而放弃闲暇。因此，水稻地带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少于小麦地带。

      2.种植业结构直接影响了不同区域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农业劳动力需求等于作物单位面积的需工量与作物种植面积的乘积。卜凯《统计资料》中对各个地区各类作物单位面积的需工量有详细的统计。不同种类作物的需工量不同，尤其是经济作物的需工量大于粮食作物。如每公顷棉花和花生的需工量分别为248.0天和212.7天，而每公顷水稻和小麦的需工量分别为185.4天和95.4天。(16)区域间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越高的区域，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越多，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越低；相反，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越低的区域，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越少，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相对越高。作物复种指数亦是影响劳动力需求总量的重要因素。作物复种指数越高，即作物的种植面积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越多，农业劳动力剩余率越低；反之，复种指数越低，农业劳动力剩余率越高。

      

      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水稻地带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及作物的复种指数均高于小麦地带。由于水稻地带的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较高，单位作物面积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多，同时作物的复种指数较高，作物的种植面积较大，故水稻地带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较多，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较低；而小麦地带的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较低，作物的复种指数也较低，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较少，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相对较高。此外，水稻地带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单位面积的需工量比小麦地带的主要粮食作物——小麦高出近1倍。因此作物品种也是影响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要因素。

      3.农作物生产方式影响了不同区域农户的劳动力分配。农作物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与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民国中期，农作物的生产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劳动过程中常以役畜替代部分劳动力。当农户拥有的役畜数量较多时，在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较大，劳动力剩余较多；而当农户的役畜拥有量较少时，在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力的替代较少，劳动力剩余也较少。另外，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生产环节对劳动力需求也不同，其中灌溉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多。灌溉面积比例越大，农户对劳动的时间分配越多，劳动力剩余越少；灌溉面积比例越小，农户对劳动的时间分配相对越少，劳动力剩余相对越多。

      

      表5数据显示，除西南水稻区外，小麦地带的户均役畜拥有量大于水稻地带。小麦地带大量役畜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是导致劳动力剩余率高于水稻地带的因素之一。西南水稻区户均役畜拥有量异常偏高为2.00，但西南水稻区(指贵州和云南)地处高原山区，农田以梯田为主，受地形的影响役畜主要充当交通工具，在农田生产中投入较少，农业劳动力的投入量依然较大，劳动力的剩余率较低。此外，水稻地带的作物灌溉面积比例远大于小麦地带，“水稻地带最为盛行，其作物面积之灌溉者，逾三分之二；小麦地带之灌溉面积，则散于各处。”(17)因此水稻地带农户对劳动的分配时间较多，劳动力剩余相对较少。

      本文借助卜凯的农家调查数据，采用古典经济学估算方法，对民国中期我国水稻和小麦地带六大农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农法等对劳动力剩余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水稻地带及小麦地带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分别为69%与79%，两区域存在一定差异。除了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人多地少等因素外，小麦地带的单位作物需工量小、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低、作物复种指数低、灌溉面积少、役畜饲养量较多是影响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以上研究表明，民国中期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该部分剩余劳动力并不是以单位人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这与农业生产特有的生产特征相关。农业生产不像工业，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均衡生产，农业的生产期间与劳动时间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农作物的播种、施肥、灌溉、中耕和收获等不同环节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完成，而在这些环节之间，劳动力或多或少会出现闲置。因此，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浪费，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形成了农民的贫穷，但由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特征及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我国农村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根据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特征构建农村劳动力市场是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途径之一。

      ①钟甫宁：《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9期。

      ②张丽：《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③韩稼夫：《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33页。

      ④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大众书店(大连)，1946年，第110页。

      ⑤(13)周中建：《近代苏南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初探(1912-1937)》，《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⑥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⑦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⑧W.Jorgenson,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19,no.3,pp.288-312.

      ⑨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出版，1936年。

      ⑩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11)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1页。

      (1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14)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政策法规：《中国农村40年》，《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第107页。

      (16)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4-316页。

      (17)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出版，1936年，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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